年代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将距今约37,000年之后视为列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开端。现代人在许多地区活动，制作打制石器，猎取鹿、野猪等动物，并随季节资源移动。岩宿遗址的发现，推翻了此前“日本没有旧石器时代”的说法。北海道白泷、长野与伊豆诸岛的黑曜石，显示人们远距离获取、交换石材；来自岛屿的材料也说明他们具备一定渡海能力。这些旅程需要掌握地形、海岸、天气与资源，并不轻松。

南北地区的气候、动物与工具传统差异很大，旧石器时代生活远不止猎取猛犸象。冲绳人骨也提示，人们可能通过不止一条路线进入列岛。约16,000年前开始出现陶器；约12,000年前，气候转暖、海平面上升，推动现代列岛海岸线形成。森林扩张与沿海资源改变，为后来的绳文生活提供新条件。这些变化改变了群体适应的环境，并非一批人口突然取代另一批。

今天列岛人口的形成，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定居、绳文社会，以及后来多次迁入和混合。岩宿博物馆、白泷遗址和冲绳县立博物馆展示的石器与人骨，反映人们适应环境、寻找资源、发展技术和跨越险海的经历，不能证明单一族群起源。考古在没有文字证言的情况下，重建不同人群如何在气候与海洋反复改变的环境中生活。

绳文时代通常从距今约16,000年的最早陶器出现，算到水稻农业逐渐传入列岛西部；各地结束时间不一。“绳文”得名于陶器表面的绳纹，但这一万多年的历史包含许多地区社会，它们不断适应不同环境与变化，并非始终相同的一种文化。

气候转暖后，落叶林、常绿林与漫长海岸提供坚果、鱼、贝类、鹿、野猪等资源。人们结合狩猎、采集、捕鱼和部分有用植物的管理，使用弓、磨制石器、鱼钩、网坠和独木舟。竖穴住宅、储藏坑、墓地和贝冢显示，一些群体长期维持聚落；季节出行、婚姻网络与交换仍很重要。新潟玉石、北海道与长野黑曜石，以及沿海贝饰远距离流通，展示了列岛广泛的交往网络。

栗树、漆树等植物的利用，显示绳文群体会选择、培育和管理资源。土偶、石棒、环状列石、特殊墓葬和拔牙习俗，提示仪式活动及群体认同；其含义主要由考古推断，仍不确定，也不能组合成一种固定的“绳文宗教”。年龄、技能、家族归属与仪式职责可能影响社会生活，但现有证据未显示与后世国家相似的稳定统治阶层。

环境变化与地方回应十分复杂，不能用温暖带来繁荣、寒冷导致衰落一概解释。人们随条件变化调整饮食、迁徙和定居方式。北海道后来发展出续绳文传统，琉球列岛则有自己的文化序列。绳文社会结合定居与流动、地方知识与远距离交换，在没有城市和中央国家的情况下持续重组生活。长期维持群体的同时，人们也不断移动、交换、试验和适应。

弥生中期起，排列成行的瓮棺和北部墓丘，显示生者、死者与聚落空间之间有组织的关系。部分墓葬出土铜剑、玻璃管玉等物，提示身份差异扩大，以及保存祖先记忆的努力。后期遗存包括大型防御壕沟、被解释为瞭望塔的结构，以及北内郭和南内郭。这些材料提示，吉野里可能是一个地区“国”的重要中心，协调防御、会议、仪式、储藏和政治活动。这里的“国”指超出普通家户或村落的政治组织，并非现代主权国家。

今天考古公园中的高床建筑、塔楼与活动场景，是依据柱洞、民族志比较和学术解释重构的，并非原建筑完整保存；其中仍有假设成分。吉野里也常被联系到中国《魏志·倭人传》所述邪马台国，但遗址未出土标明“邪马台”的铭文，不能据此确定这一有争议的政治中心位于此处。

壕沟区分内外，粮仓显示剩余物资的管理，墓地体现祖先与等级，武器和防御设施反映冲突可能，外来器物则留下交换路线。吉野里让弥生社会日益复杂的过程，成为可以步行观察的空间。村落联盟、仪式权威、农业生产、防御需求与物资交换逐渐结合，形成地区政治中心。沿不同阶段的壕沟与墓葬，可以看到小聚落如何历经数百年发展为中心，又随周边政治网络改变而衰退。

《汉书·地理志》是了解最早倭人文字记载的重要入口。它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其代表定期前来献贡或到郡中谒见。这些“国”更可能是围绕领袖、聚落和交换网络形成的政治群体，并非现代主权国家。“百余”也可能是中国史家的概括，而非准确普查。

《汉书》由班固等人在东汉编写，其中部分信息被认为涉及更早的西汉。它通过帝国郡县、使者、边境交通和多层传闻形成外部视角，并非列岛居民自己的记录。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设乐浪等郡，朝鲜半岛北部成为列岛群体接触汉帝国的重要节点。列岛领袖经半岛路线取得铜镜、铁器、钱币和贵重礼物；谒见官员或献贡，可能带来头衔、物质奖赏与贸易机会。

公元57年“汉委奴国王”金印的记载，出自后来的《后汉书》，印本身发现于福冈志贺岛。它与《汉书》百余政治群体的记述不是同一事件。公元107年倭王帅升等人遣使、献上被奴役人口，也见于后来的史书。结合材料，可见众多小群体逐渐走向较大政治联盟；献人作为贡物，则揭示外交中把人当作政治资源的残酷一面。

中国正史按自身分类人群、安排世界秩序的方式使用“倭”等称呼，未必是列岛每个群体的自称。《汉书》让列岛进入可与考古比较的文字记录，提供海上路线、政治分立、朝贡与交换的线索。材料也受观察者、信息传递层次和相关利益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多未进入文献。文字记载增加了一种证据，仍留下自己的空白。

不同地区领袖采用相似墓形、铜镜与仪式，提示以大和为中心的政治网络成长；共享形式可表达参与联盟，同时保留地方权力，并不足以证明四世纪已有能号令整个列岛的统一国家。埴轮从简单圆筒发展为房屋、人物、动物、武器等造型，划定仪式空间，也留下衣着、建筑、装备和身份理想的证据。随葬品中，甲胄、马具与多种金属物逐渐加入或取代铜镜、珠玉与兵器，反映战争、身份和大陆联系的变化。

五至六世纪朝鲜半岛的政治变化，加剧了技术、人口与制度的跨海流动。迁入者参与制陶、冶铁、养马、土木工程和文字使用。须惠器、横穴式石室等发展，来自流动群体与地方支持者的互动；知识在新环境中应用时也发生改变，并非单向输入后保持不变。

大阪附近的百舌鸟、古市古坟群，呈现巨型王陵与周围较小陪冢组成的等级格局。许多指定为皇陵的古坟由宫内厅管理，不能全面发掘，墓主人认定须保持谨慎。六世纪起，各地逐渐停止营建前方后圆坟；王族墓葬转向方形、圆形和八角形，佛寺成为展示权力的新场所。死亡仪式把地方领袖、技术网络、组织劳力与成长中的王权中心联系起来，墓的大小不能直接等同国家强弱。

《宋书》记载五世纪倭王赞、珍、济、兴、武多次遣使，后世称“倭五王”。他们向刘宋朝廷请求或接受安东将军、倭国王等头衔，以及声称涉及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等地军事权力的名号。中国皇帝的承认，可加强统治者在朝鲜半岛周边外交，以及列岛内部成长中的政治网络里的地位。

478年，倭王武上表，描述祖先翻山渡海、征服东西各地、准备海外战役，又称父兄去世使计划中断，并请求宋朝确认更高的军事名号。这份以倭王名义陈述的表文十分重要，同时是为争取官阶而彰显功业的外交文书，其征服主张不能直接当作实际控制范围的客观地图。

学者提出过把倭五王与后世日本史书中统治者对应的不同说法。武常被联系到雄略天皇，但这些对应均未确定。埼玉稻荷山古坟铁剑与熊本江田船山古坟铁刀的铭文，包含通常释读为“获加多支卤”的王名，可能与雄略有关。两地相距遥远，又共享侍奉大王的文字表达，提示五世纪后期王权网络扩大。铭文也记谱系与官职，说明文字已开始在列岛保存身份和记忆，不仅用于对华外交。

这些活动发生于高句丽、百济、新罗和加罗的竞争之中。战争、联盟、移民、工匠与物资跨海往来；当时的名号不能证明日本统治整个朝鲜半岛，现代边界也不适用于这一时期。成长中的大和朝廷参与东亚外交秩序，学习如何自称、请求承认，并把海外授予的权威用于国内统治。它为何仍重视遥远皇帝的头衔，是其中尚待解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