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宽政改革

松平定信生于1759年，卒于1829年，出生地江户即今天东京。父亲田安宗武是将军德川吉宗之子。将军统领德川武家政府，宗武则擅长诗文、学问。定信早年师从家中的学者大塚孝绥，学习讨论行为、义务和治国的中国经典；后来以日文、中文写作，也承接了这段学习经历。

白河藩救荒开始时，藩主松平定邦已经患病。1783年，粮食短缺波及城下町，袭击财产的事件反映出困境。定信向藩在越后的领地调粮，那里受灾较轻，今属新潟县。一个藩的领地可能分散在不同地方，因此能够利用别处的收成；但粮食运回白河，须经过其他家族治理的土地，取得粮源后还要解决运输。

歉收、饥荒、骚乱接连发生，田沼意次时期的政治也受到批评。松平定信因在白河藩主持救荒而有声望，随后进入幕府老中会议。他希望重建储备、削减支出，并以节俭体现政治的道德要求。

定信把幕府中央的节俭要求与农村、城市措施联系起来，既约束资源使用，也管束人的行为。改革涉及债务、农村人口、城市救济和家臣行为。幕府支持建立粮仓、筹集应急资金，试图让流入城市的人返回农村，并干预直属家臣的债务。同时，出版管制收紧，朱子学成为幕府学问所推崇的正统学问。这些措施对农民、城镇居民、出版者和幕府家臣的影响各不相同。

定信于1793年离职。一些制度保留下来，部分财政状况在短期内有所改善，但改革未能扭转市场、债务和城市文化的长期变化。救济与强制相结合，使改革触及不少领域，也限制了成效。

1. 定信的家世与白河藩的责任

松平定信生于1759年，卒于1829年，出生地江户即今天东京。父亲田安宗武是将军德川吉宗之子。将军统领德川武家政府，宗武则擅长诗文、学问。定信早年师从家中的学者大塚孝绥，学习讨论行为、义务和治国的中国经典；后来以日文、中文写作，也承接了这段学习经历。

据参考资料记述，定信早年曾写作，为自己的行为订立准则，此后一生写过政论、随笔、诗作及考证古物的著述，也学习武艺。这些学习与训练为武家成员承担责任作准备，他的行为会关系到家中依附者与领地。政论中包括阐述治国原则的《国本论》。

1774年，定信成为松平定邦的养子，继承东北地区白河藩的资格由此确立；白河今属福岛县。这次转入定邦家，为他成为藩主开辟了道路，也改变了他在德川继承关系中的位置。定信后来回忆，田沼意次的影响使自己偏离了可能继承将军职位的道路。这一说法出自后来反对田沼政治的定信。可以确定的是，他被收为养子，并于1783年继承白河藩，随即承担领地治理的责任。

白河藩的石高为十一万石。“石”是传统稻米计量单位，石高用来表示领地资源的估算规模；实际能够动用多少粮食，还取决于收成、运输和采购。定邦患病、天明饥荒袭来时，定信在正式继位前就开始主持救济。他最初是为即将继承的藩主家处理危机。

2. 白河救荒：粮源、运输与恢复

白河藩救荒开始时，藩主松平定邦已经患病。1783年，粮食短缺波及城下町，袭击财产的事件反映出困境。定信向藩在越后的领地调粮，那里受灾较轻，今属新潟县。一个藩的领地可能分散在不同地方，因此能够利用别处的收成；但粮食运回白河，须经过其他家族治理的土地，取得粮源后还要解决运输。

会津位于供粮领地与白河之间。定信协商取得会津的运输配合，并安排采购稻米及其他谷物。救荒既使用本藩资源，也依靠外部交易：各地政府须达成协议，还要有能力购买、运送粮食，才能把远处的粮源送到灾民可以领取的地方。

家臣劝定邦退位，定信于1783年成为藩主。解决眼前粮食采购之后，他着手恢复领地资源，削减藩主家的支出，储备粮食，鼓励生产，并设法恢复人口。定信的藩政禁止杀婴，后来又有补助抚养子女的措施。政府把家庭存续与耕地恢复联系起来，希望领地既能养活居民，也能承担藩主家的义务。

救荒成为定信在其他藩主中获得声望、后来受任于江户的重要依据。白河市的现代介绍保留了“无人因饥荒死亡”的说法，也称当地灾害损失比其他藩小得多。是否确实没有一人饿死，仅凭粮食采购的经过还无法确定；已有记述则说明，定信面对短缺时安排采购、协商运输，并节制开支。中央政府后来面对饥饿与城市骚乱，这段经历使他被认为有处理危机的实际能力。

3. 天明危机之后的幕府改革

天明饥荒和城市骚乱，使政府能否维持威信与粮食供应、物价紧密相连。1786年，将军德川家治去世，老中田沼意次失去将军的支持；田沼下台，饥荒与城市中的不信任却仍未消退。1787年江户发生袭击事件，显示官府仍无法把粮价维持在居民能够承受的水平，也难以维持秩序。新的执政者接手的正是这些难题。

定信是吉宗的后裔，能够借助吉宗的声望；白河救荒又表明他有应对短缺的治理经验。两者共同使他成为中央执政的人选。他从白河进入老中会议，开始推行改革。田沼下台后，批评奢侈、治理松弛的改革主张获得了机会；但应对危机仍需要粮食储备、资金和行政能力。

定信以节俭体现政治的道德要求，着手重建储备、减少开支。他把幕府中央的节制要求与农村、城市措施联系起来，约束资源使用和人的行为。改革涉及债务、农村人口、城市救济和家臣行为：幕府支持建立粮仓、筹集应急资金，试图让流入城市的人返回农村，并干预直属家臣的债务。

出版管制也随之收紧，朱子学成为幕府学问所推崇的正统学问。这套政策对农民、城镇居民、出版者和幕府家臣的影响各不相同。

4. 1793年离职与改革的遗产

改革加强了部分储备，留下制度上的先例，一些财政状况也在短期内改善。然而，政治冲突与改造商业社会的困难，压缩了定信的活动余地。1793年他离职，集中推行改革的阶段结束，原有目标尚未实现，市场、债务和城市文化的长期变化也未被扭转。

部分制度在定信离职后仍然延续。救济与强制并行，既扩大了改革触及的范围，也造成限制：切实的救济措施之外，出版者、债务往来各方与迁移人口承担了新的负担。定信的节俭名声，只能说明这套政策的一部分。

后来的政府把宽政视为幕府的重要改革时期之一，实际执行却未必像这一统称所呈现的那样一致。幕府把财政政策、救济、出版审查与学问上的正统要求结合起来，以道德要求、行政整顿和社会管制应对经济危机，宣示统治秩序的恢复。这场治理试验所做的事，已超出回到旧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