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定义一种文化？

提起《神奈川冲浪里》，人们记住的是北斋。但这张版画也有出版商：西村屋与八的商号在1830年代初，将它作为《富岳三十六景》的一幅发行。画稿须经过刻版、印刷，才能制成多张印本，由商号送到第一批买者面前。^[01]

出版商的存在，使问题从艺术家如何构思，延伸到作品如何让人接触、购得并认出来。谁安排制作？谁预期它能卖出去？那些没有艺术家的才华、也没有出版商资本的人，又怎样参与了它的成功？

在德川时代，这尤其值得追问。正式政治秩序由武家主导，今天让我们认识当时文化的一些作品，却出自戏院、出版店和读者圈子，而非统治者委托。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的人，如何影响社会观看什么、描绘什么、记住什么？他们通过别种关系形成文化影响；这些关系带来机会，也有不平等与限制。

官员可以许可一项活动、限制它，或使经营者难以为继。戏院经营者还得考虑，有没有足够多人想来看戏；商业出版商也需要愿意取得书籍的读者。经营同时面对官方与顾客，两种关系各有作用。

江户、京都、大坂的发展，使作者、演员、工匠和顾客得以持续接触。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歌舞伎与其他文学艺术活动一道，在这个城市世界中成长。观众包括商人、工匠、受雇者与仆役，不限于有权势的支持者。^[02]

这些人的钱财、闲暇和接触机会不同，但需要观众的经营者，必须在意统治精英之外的人。一个顾客对大领主或许无足轻重，一群反复来看戏的顾客，却可能决定剧团能否继续。观众的选择，关系到别人想继续从事的工作。

这种影响不一定表现为发号施令，也可以是持续支持，让演出得以一再举行。可是，喜欢故事的人未必能聘演员、安排场地、支付下一次制作费用。需要有人把分散的兴趣组织成可以实行的事业。因此，连接人才、实际工作和潜在观众的中间人，同样重要。

木版画首先要完成买者看不到的工作：画稿转成雕刻的版木，纸张逐次印上不同颜色时，各色区域须准确套合。刻版与印刷本身就是技艺。在商业行业中，出版商协调制作，也可能提出题材。^[03]

版木备好之后，可以印出多张。每多印一张仍须花费材料与人工，但不必重做整个准备过程。只要卖得足够多，许多次购买就能支撑一项制作，不必依靠一人委托的独件作品。

纸张、印工与滞销库存仍然有成本，复制也不表示人人买得起。豪华绘本与较朴素的单张版画，可能使用相关技术，却面对不同顾客。出版商可以预判兴趣，安排生产，再承担能否找到足够买者的风险；买者无需事先共同筹款。

这既让顾客产生影响，也让出版商有选择权。买者挑选之前，已经有人决定提供什么图样、制作多精细、经哪些店铺出售。需求经过出版商的判断，才传到作坊。一张纸、一个图像、一个艺术家名字的背后，有许多关于劳动、费用与未知销路的决定。

北斋构思波浪的能力，与印工把它呈现出来的能力，是不同的成就。只看艺术家，会漏掉作品如何得以发行；只看商号，又解释不了人们为何想要这一幅，而非另一幅。

1786年刊行的《绘本江户雀》，将歌麿的图画与狂歌配在一起。狂歌借古典诗歌的语言和惯例作诙谐表达，出版商是蔦屋重三郎。大英博物馆馆员根据序文认为，蔦屋策划了这项制作，请歌麿描绘江户各处，随后似乎又征集诗歌配图。^[04]

这个次序表明，出版商可能先确立内容，再召集参与者共同制作。题材的选择本身就在表达理解，选谁来写、谁来画，又会改变结果。图与诗可以彼此说明、相互抵牾，也可能使读者注意到单看一方不易发现的事。

蔦屋的人脉也是创作资源：他认识画家与诗人，懂得如何把他们的作品组合起来。组织工作由此进入书的内容。但现有证据显示的是协调，并不意味着所有构思都出自他。歌麿的技艺自有来历，诗人也各有特点；不同能力汇合，才成就了一本任何一人独做都会有所不同的书。

能够促成一个项目，也就能够不做另一个。市场兴盛没有取消选择，只是把部分选择移到店铺、作坊与私人联系之中。书到柜台之前，公众面前的选项已经被塑造。

歌舞伎的一场戏，可以推进剧情，也可以让观众欣赏某位演员独到的表现。角色按演员的特点写成，日常生活中不大可信的片刻，在舞台上却可能正是观众期待的乐趣。^[05]

19世纪一部戏的著名“五盗”会面场景就是例子。这出戏在英文中常称《五盗》。被追捕的罪犯大张旗鼓地出场，以伞展示身份，竞相夸说自己的事迹。若为逃避追捕，这样做很荒诞；若为让五位演员各展身手，这正是精彩场面。^[05]

观众享受这一幕，因为懂得演出提供的是哪种乐趣。悬念、对演员的喜爱、服装的吸引力和技法的欣赏，可以同时存在。演出可能教观众享受新东西；观众的反应，也可能让剧团有理由继续发展某类场景。观众未必亲自写戏，却能使某种场景值得创作。

版画把这种关系延伸到剧场之外。写乐1794年的一幅设计，由蔦屋出版，描绘第四代松本幸四郎扮演特定角色。图像呈现的不只是剧中人物，还包括这位演员本人的身份。^[06]

通常，演员与观众必须同时在场；画像却使演员声望得以随纸张流传。图与演出是不同体验，又能赋予彼此意义。版画买者可能在意演员，印出的图像又可维持对角色的兴趣。戏剧、版画与出版彼此相连，观众也能认出这些联系。

江户时代的书籍通过书商、租书店和私下交换流传。绘本题材包括小说、诗歌、旅行、博物知识、实用指导和设计。读者可以借此欣赏故事、想象地方，也可以学到有用的知识。^[07]

借阅与分享，使书接触到第一位买者之外的人，每个人取得它的费用也未必相同。作品影响多少人，与新书卖出多少本是不同尺度。所有权说明了一部分接触机会，使用却还有其他途径。

插图可以帮人理解场景，也可能要求读者熟悉演员、诗歌、地方或视觉笑话。图文页面容纳着不同知识，不能把看文字与看图简单分成有学问与没学问的两群人。

“普通读者”内部也有差别：识读能力、钱财、时间，以及离流通渠道的远近，都影响能读到什么。富裕城市家庭，与工时很长却没多少余钱的人，面对的选择不同。活跃的书业并非人人都能接触书的证据。

即便如此，超出私人藏书者的流传范围，仍使一本书能够在人们之间带来话题；他们未曾委托创作，也不会见到作者。借出、搬运、推荐和提供阅读机会，这些较少受注意的工作，让读者也参与作品在世间的流动。

北斋也为小得多的圈子作画。大英博物馆一幅定年1797—1798年的版画，画女子与男孩赏樱，配有诙谐诗歌。馆藏目录将诗与一个诗社联系起来，推测作品由该社委托。这类私下委托的摺物，常用于新年交换，不面向一般店铺顾客销售。^[08]

接受作品的人也参与促成它。他们提供制作场合、收件人圈子，以及与画家图像同印的文字。作品接收者与内容贡献者的区分，因而不再清楚。

这与出版商预期许多陌生买者的方式不同。一个小群体可以支持只在自身关系中才有意义的作品；典故或笑话恰恰因圈内共享的知识而有价值。但加入圈子、掌握典故、参与活动都需要某种资源，这也可能排除他人。宫廷之外的文化参与，仍有不平等。

大市场可以支持反复制作，小圈子则可能提供创作特别作品的理由。规模本身不决定哪一方更有创造力，要看制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允许他们尝试什么。

政治身份也无法整齐划分文化活动。蔦屋的文学交往包括武士出身的作者，如大田南亩。与统治秩序有关的人，也参与通常被称为“町人文化”的诗歌与出版生活。^[09] 正式身份与文化活动有许多交叠。

歌舞伎早期演出与阿国及其他女子有关。官方先限制女子剧团，随后限制年轻男子演出，这些禁令参与塑造了后来由成年男性演员主导的传统。^[10] 观众的需求未能让所有表演者继续登台。

表演者在变动的条件中想出应对办法，但这份创造力没有消除被排斥者的损失，也不能据此认定限制本身有益。

出版同样受到干预。宽政改革期间的1791年，山东京传与出版商蔦屋因三部描写游廓的书受罚。蔦屋损失财产，京传被判戴镣禁闭。帮助书籍获得成功的人，也成为官方惩戒的对象。^[09]

读者可以想读一本书，却未必能够保护制作者。一本书可能同时有销路、又有政治风险。出版商把创作者与买者连接起来，也承担经济损失和官方追责的双重压力。选题时，还须判断商号及合作者能承担多少风险。

剧场内部也有差别。早期歌舞伎戏院中，低处、无遮蔽的观众区域，与能更好避风雨的预留席位分开。^[11] 多种身份的人同场看戏，并不意味着坐在同等位置。

一个女子的形象可以广受喜爱，制作和出售图像却由别人掌握；演员可以备受赞赏，却没有支持演出的资助者那样的地位。作为演出卖点不可缺少，与掌管支撑演出的安排，是不同的事。观众确有文化上的影响，却没有获得所有形式的权力。

通过戏院、出版商号、借阅网络或组织好的圈子，艺术家得以接触反复看演出、读作品的观众与读者；统治精英之外的人，也由此影响制作。购买支持剧团，热情让演员声望传出舞台，诗歌与委托则可能进入作品本身。这些方式不同，却都能把分散的兴趣变成实际支持。

支持还须组织。召集作者的出版商、能吸引满场观众的演员、维持作品流传的人，使潜在可能成为别人能接触的事物。影响力不仅归出钱最多者，也归能联络必要的人，并使他们共同工作的组织者。

这些条件不保证杰作。流行作品可能很快被遗忘，有抱负的作品可能找不到足够支持，小圈子既可能养育出色艺术，也可能只是互相吹捧。商业制作带来机会和压力，无法最终裁定艺术价值。

个人能力仍然重要。北斋画中形态的独特组合，无法用参与者名单穷尽解释。另一位得到类似作坊与商号支持的画家，未必能画出同一个图像。制作条件解释作品如何进入世界，而作品本身还有独到成就。理解其历史，须兼顾成就，以及让它在作者之外产生影响的那些关系。

统治者规定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许多条件，但官职名单无法告诉我们：哪个演员吸引了观众，哪张图有人想留下，哪本书使读者想象未曾去过的地方。要理解这些，须追踪具体作品的制作、交换与使用。

《神奈川冲浪里》的中心仍是北斋，他身旁还有出版商与作坊，再往外是多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买下一张、拿给别人看，或在舍弃其他东西时把它保留下来。他们意图不同，贡献也不相等，却使图像在完成后继续流传。文化既来自统治者与杰出艺术家，也形成于作品进入别人生活的种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