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类怜悯令与元禄政治

德川纲吉于1646年生于江户，即今天东京，是在位将军德川家光的第四子。母亲桂昌院以侧室身份进入家光家中。1651年家光去世，在世的长子家纲继任将军，统领武家政府。纲吉作为德川家的年幼成员，获授土地和家臣，有了区别于将军本家的独立家业。

纲吉成为将军时，幕府中已有权势甚重的世代家臣。酒井忠清在家纲时期担任大老；纲吉将他免职，把支持自己继位的老中堀田正俊提升为大老，让可信任的顾问进入执政核心。他也处理了高田藩未决的家内争端，撤销松平家的藩主地位；高田今属新潟县。这说明即使与德川家有关联的显赫支系，也可能因将军的裁决失去领地。

后来统称“生类怜悯令”的措施，起初涉及动物的待遇，以及遗弃儿童、病人和牲畜的问题。纲吉执政期间不断发布、修改指令，各地负责执行，逐渐形成这一系列措施；当时没有一部以这个统称命名的单一法令。

幕府在二十多年里颁布了许多命令，所管对象和执行方式随时间改变。地方社会须识别违令行为、提供照料，官员建立设施与办事程序。官员、村落首领和城市街区必须上报、收容或运送指令所保护的人与动物。江户的犬只管理尤其引人注目，中野建有大型犬舍。执行命令需要劳力和费用，留存的个案也成为后世批评的依据，将整套政策讲成“犬公方”任意统治的故事。仁爱的原则因此成为地方必须承担的工作。

纲吉去世后，大部分指令废止。这段历史仍与近世治安管理、救济及动物保护的发展有关。怜悯被落实为强制性的行政工作，各方承担的负担不均，结果也未必确定。

1. 从馆林藩主到将军

德川纲吉于1646年生于江户，即今天东京，是在位将军德川家光的第四子。母亲桂昌院以侧室身份进入家光家中。1651年家光去世，在世的长子家纲继任将军，统领武家政府。纲吉作为德川家的年幼成员，获授土地和家臣，有了区别于将军本家的独立家业。

1661年，纲吉的领地扩大到石高二十五万石，他成为馆林藩主，馆林今属群马县。石高是按稻米收益估算领地规模的数额。他的家中有自己的仆役、官员和领地收入。1664年，他娶京都公卿鹰司家的信子为妻，将德川这一支武家与地位显赫的公卿家联系起来。这些都是他成为将军以前已具备的身份与家业。

1680年，家纲病重，没有儿子继承本家，纲吉被收为继承人。家纲去世后，纲吉于同年受任将军。收养维持了被认可的家系传承，也使另一支家中的人员进入中央任职。曾在馆林服侍纲吉的人随之而来，柳泽吉保也在其中。他们的前途，开始取决于新将军与历代服侍前任将军的官员如何相处。继位改变了统治者，也改变了哪些人能接近他。

2. 整顿官员与讲学治国

纲吉成为将军时，幕府中已有权势甚重的世代家臣。酒井忠清在家纲时期担任大老；纲吉将他免职，把支持自己继位的老中堀田正俊提升为大老，让可信任的顾问进入执政核心。他也处理了高田藩未决的家内争端，撤销松平家的藩主地位；高田今属新潟县。这说明即使与德川家有关联的显赫支系，也可能因将军的裁决失去领地。

各藩藩主在将军权威之下治理自己的领地，地方官员则管理幕府直辖地。纲吉早期的整顿同时涉及两者：他惩处治理不善的藩主，也处分怠职或在收入事务上失职的地方官员，又任命查核账目的人员，审查财政工作。领地收入须由负责征收、报告的人送达幕府，加强监督既能保护收入，也使原有官员面临被免职的可能。

1684年，堀田正俊在江户城遇刺身亡，将军身边的人员随之改变。牧野成贞、继而柳泽吉保成为重要近侍。1688年吉保出任侧用人，直接居中处理将军事务；此后多次晋升，地位高于许多常任幕府重臣。官阶与某一高职相当，仍须与实际受任该职区分。能直接接近将军，使这些人获得很大影响力，得以传达将军意志；他们的升迁也与将军本人紧密相连。

纲吉的政治以学问、礼仪和仁爱树立统治的道德形象。1690—1693年，他向各藩藩主和直属家臣讲授儒家经典《四书》。现存讲义采用中国学者朱熹的注解，由幕府学者林家添加训读标记，书本开本较小，听讲者可以随身携带。1693—1700年，纲吉又多次讲授《周易》，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统计为二百四十次。讲学在将军与任职家臣的交往中，持续占有时间。

3. 保护生命如何成为地方事务

保护生命的指令出现在这套更广泛的政治之中。后来人们常只记得犬只，早期措施却涉及被遗弃的儿童、病人，以及马和其他牲畜、动物的待遇。纲吉执政期间不断发布、修改指令，各地负责执行，逐渐形成后来统称“生类怜悯令”的措施；当时没有一部以这个统称命名的单一法令。

二十多年间，所管对象和执行方式不断改变。地方社会须识别违令行为、提供照料，官员则建立设施与办事程序。官员、村落首领和城市街区，必须上报、收容或运送指令所保护的人与动物。仁爱的原则由此成为地方必须承担的工作。

江户的犬只管理尤其引人注目，中野建有大型犬舍。执行命令需要劳力和费用，这些负担由平民和官员承担。伦理要求通过强制措施落实，各方承担的负担不均，实际结果也未必确定。

4. 废止政策与“犬公方”的后世形象

纲吉执政末期，犬舍和惩罚已成为这些政策的显著象征。1709年他去世后，继任政府迅速撤销大部分措施，显示这套制度紧紧依赖将军本人的权威。

留存的执法个案成为后来批评的依据，把整套政策讲成“犬公方”任意统治的故事。这一形象保存了民众的不满，却把二十多年的政策变化压成一则道德故事，淡化了救济、动物待遇与治安管理的其他内容。

生类怜悯令把上报、照料的义务扩展到家庭、街区和村落。国家要求人们实践怜悯，也让他们承担执行的劳力与费用。这段历史与近世治安管理、救济和动物保护的发展相连，实际的保护措施、强制手段与负担，难以用“仁政进步”或“荒谬暴政”一语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