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止利佛师与法隆寺释迦三尊像

止利佛师活跃于七世纪初，生卒年不详。他的氏名“鞍作”与制鞍工匠有关，传世谱系将他的家族与大陆移民、早期佛教联系起来。其完整学艺经历尚不清楚，但这些记载显示，他所在的群体能够把工艺、材料和宗教知识用于新式造像。

605年，推古朝廷委托制作大型铜佛像和绣佛像，厩户皇子、苏我马子等人一同发愿，由止利负责制作。《日本书纪》记佛像于606年完成，止利获赐冠位和田地。朝廷既支持宗教事业，也以身份和资源奖赏参与者。

622年，厩户皇子及家人患病，随后去世。法隆寺铭文记述，他们原先发愿制作一尊等身释迦像，祈求康复；亲人亡故后，造像转为纪念。释迦牟尼居中，两侧各有一位侍者。光背上记有止利之名和623年的年代，作品归属比仅凭风格判断的佛像更明确。

铸造这样一组大型三尊像并为其鎏金，需要发愿者筹措材料，也需要多名工匠协作，止利是其中具名负责的人。面向正前方的对称布局、大眼、含蓄微笑和规整衣纹，后来被归为“止利式”的特征。相近作品可能出自同一工坊，也可能属于使用类似造型的更大群体，个人制作归属仍未一一确定。

1. 佛教造像需要怎样的工艺

七世纪初，支持佛教的朝廷和家族开始委托制作新的礼拜用物，在列岛可借鉴的先例还很少。造佛像需要形象范本、金属或木材、工具、熔炉及表面处理技术，还要有能够配合工作的工匠。僧人、经书带来教义，信众礼拜时也需要具体的佛像。

止利的氏名和家族记载，让人得以了解这些工匠的一部分来历。“鞍作”指制鞍者，工作涉及木材、金属配件、漆、皮革和织物。人物辞书将其父祖与移民群体及早期佛教联系起来，对家族的确切原乡则有不同说法。止利所在的群体掌握大陆传来的工艺，也参与佛教造像。

推古朝廷能够召集发愿者，大量筹措材料。605年，天皇、厩户皇子、苏我马子等朝廷人物共同发愿制作大型铜佛像和绣佛像，指定止利负责。宗教愿望落实为造像，需要有人提供资源，也需要有人组织制作。

2. 从朝廷大佛到纪念三尊像

《日本书纪》记这批佛像于606年完成，还讲述止利设法把大型铜像搬过门口的故事。这则记载赞扬了他的巧思，但所述细节不足以还原具体搬运方法。书中也记有天皇称许、授予冠位和赏赐田地的经过，朝廷用冠位、土地奖赏工匠，如同奖赏为其服务的臣下。

这尊铜像传统上被认为是飞鸟寺大佛。现存像经过火灾、修补和部件更换，各部分是否仍为最初制作，须分别看待。法隆寺三尊像的情况不同，其光背铭文直接记下制作者和年代。

法隆寺造像始于厩户皇子一家遭遇的疾病。铭文记他们在622年患病，发愿制作释迦牟尼像，所塑的是历史上的佛陀，祈求康复与觉悟。家人相继去世，使造像目的发生变化。623年完成时，它已成为纪念亡者的佛像。

三尊像以铜铸成并施以鎏金，还配有刻铭的华丽光背。完成整组造像，需要多人共同制作。发愿者确定宗教目的，通晓相关知识的人协助拟定文字，工匠则准备模型、铸模、铜料并处理表面。铭文记下止利作为负责人，也留下了这项多人合作的造像事业。

3. 佛像与光背铭文

释迦坐于两名侍者之间，三尊像共用一面光背。法隆寺和奈良国立博物馆将其定为623年止利制作的金铜三尊像。面向正前方的布局、整齐衣纹和含蓄表情，使礼拜者面对一组稳定、庄严的佛像；这些造型特征并不足以认定它是厩户皇子的真实肖像。

光背铭文记述了发愿者一家的患病、亡故，以及为他们祈愿、纪念的经过，也引出铭文年代的争论。

**历史争议：铭文是否为后来添加？**

大山诚一认为光背铭文成文于较晚时期，东野治之则对此提出异议。他指出，光背制造时已为刻铭预留一块平整表面，该处还有鎏金痕迹。因此，他认为铭文与三尊像约在623年同时完成，而非后人重新撰写皇子生平时添加。

当时的纪念铭与后来的叙述，作为史料的意义有所不同。铭文年代和撰文者身份也是两件事：止利被记为造像者，铭文每一行由谁拟定，仍未明确。

三尊像成为法隆寺长久礼拜、纪念的对象。实物和铭文还留下了发愿者与工匠协作的记录，补充了编年史所述的经过。

4. 止利式与造像工坊

早期日本佛教艺术中，能够明确具名的制作者很少，止利是其中之一。后来的美术史将正面、对称的布局，规整衣纹和含蓄面容归为“止利式”。这个名称用于比较一类视觉特征，相近作品的具体作者仍各有待确定。

工匠使用输入的金属、工坊掌握的技艺，为寺院发愿者制作佛像，并获得冠位、田地。朝廷出资制作礼拜用物，奖赏参与工匠，对佛教的支持因而落实在材料与劳动上。

623年三尊像兼有实物、铭文、年代、制作者和造像目的，呈现了佛教造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603年冠位十二阶、604年十七条训示、607—608年遣隋使分别涉及朝廷组织、政治训诫和外交；止利的造像则使发愿者的支持与丧亲者的纪念，经由工匠制作成为长存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