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家康获授神号与入祀日光

家康1616年在骏府去世，遗体先葬于骏河的久能山，骏河约为今静冈一带。葬礼、神号涉及不同权威，吉田神道的神职人员梵舜参与最初仪式安排。崇传支持“明神”尊号，天台僧天海则主张“权现”，将神理解为佛或佛教圣者的化身。

秀忠采纳权现形式，政府申请朝廷批准，再从朝廷提出的神号中选定“东照大权现”。僧侣建议、将军决定、朝廷程序，各有作用；崇传参与建议，最终决定仍由秀忠作出。建设、仪式安排同时进行，1617年家康入祀日光，德川家在已有山岳信仰、寺院的地方建立主要祭祀中心。久能山仍供奉家康，同年稍后举行正式神社仪式。

秀忠政府提供支持，僧侣提供仪式先例，朝廷批准名号，为纪念家康建立了持久场所。今日华丽的日光建筑群，则主要形成于家光1634—1636年的重建，应与1617年最初入祀区分。

1. 神号决定与早期政务中的学者

家康1616年在骏府去世，葬于久能山，此后需要决定供奉他的神号和仪式形式。崇传支持“明神”，天海支持与天台佛教相连的“权现”。秀忠选择申请权现神号，再从朝廷提出的名称中选定“东照大权现”。

在此之前，学者已参与德川政务。1607年，林罗山在今静冈的骏府，与朝鲜王国使团成员接触；这里是家康退居的据点。日本、朝鲜学者口语不同，却可以用文言汉文笔谈，交换问题、诗句。

这次来访发生在秀吉侵朝战争1598年结束以后，使团既答复日本外交书信，也接回战争中被带到日本的人。朝鲜称之为回答兼刷还使；后来常用“通信使”将它与一系列使团并称，各时期外交条件却有变化。

遣返俘虏是战后安排的一部分，学者间进行文学交流时，战争造成的后果仍未完全解决。立命馆大学亚洲、日本研究所的一份研究综述记述，六千余人通过使团、自行设法等不同渠道返回，另有人留在日本。

位于日本、朝鲜之间的对马，是不可或缺的中介。统治当地的宗家依靠对朝贸易，维持幕府一时无法替代的关系。使者经历官方指示、地方协商等环节，才与罗山这样的学者会面；他的工作属于这套外交过程。

共同的书面文化也使分歧表达得更精确。称号、历史典故，涉及哪位统治者地位更高，朝鲜代表也有自己的外交地位要维护。罗山早年的接触，开启了后来更重要的一类文书工作；1630年代，幕府开始审查经对马传递的文书。

崇传则奉家康命令，拟定与传统纪年1613年相关的禁教宣言，再以秀忠名义颁布。家康决定、僧侣撰文、将军下令，是不同环节。宣言将日本说成以神灵崇拜、儒学、佛教立国，指责基督教扰乱应有秩序。这是政府排斥基督教的理由，也让宗教谴责成为官员可以据以行动的文书。

2. 明神、权现与日光入祀

家康1616年去世，遗体最初葬于骏河久能山，即今静冈一带。1617年，德川家在日光建立主要祭祀中心，当地已有山岳信仰、寺院。久能山仍然供奉家康，同年稍后举行正式神社仪式。

葬礼、神号由不同方面参与。吉田神道神职人员梵舜参与最初仪式安排；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叙述，则记录崇传、天海对神号的分歧。明神指尊贵的神灵，权现将神理解为佛或佛教圣者的化身。秀忠决定采用后者，朝廷提出备选名称，政府选定“东照大权现”。

据传，天海的理由之一与政治有关：秀吉获明神称号供奉，丰臣家却仍灭亡。公文书馆以1789年出版的天海传记说明此说，距决定已过去很久；它保留后人如何传述理由，其中内容无法作为1616年会谈的逐字记录。

一些简化叙述，将罗山放进儒学、神道败给佛教的争论中。上述公文书馆叙述确定的主张者，是崇传、天海。罗山研究仪式、神圣传统，与当时思想环境有关，他在这次决定中具体如何参与，材料却未说明。

家康祭祀最终以佛教化身解释为中心，罗山也继续在同一政府担任学者。天海的寺院组织、罗山的教学与文书工作，为行政提供不同能力，两者可以并存；每次共事背后是否都有私人竞争，仍无法确定。

秀忠政府支持，僧侣提供仪式先例，朝廷批准神号，共同建立纪念家康的持久场所。今天熟悉的华丽日光建筑群，主要形成于家光1634—1636年的大规模重建，须与最初入祀区分。

3. 道德学说、地位与寺院任命

藤原惺窝1619年去世。按石田一良对罗山思想的叙述，罗山在此后才更明确地宣示接受朱熹的理气学说。他曾广泛阅读不同学派，后来作出选择，师承之内仍有取舍。

“理”解释事物、关系的条理，“气”说明具体形态。道德修养要求人们学习，在日常关系中修正行为；君主、父亲有权威，也有义务。罗山认为，在其位却不尽职责会损害秩序，礼则以反复、可见的形式，训练人如何处在这些关系之中。

这些思想为德川统治提供军事胜利之外的道德语言，既可以为等级辩护，也给行使权力却行为失当的人设下评判标准。批评能否安全说出，仍取决于权势；臣民、统治者的地位依旧不平等。罗山在为不平等提供伦理解释时，也强调上位者的行为。

1629年，罗山获授民部卿法印，以道春之名任职。法印是高级僧侣称号，政府用长期授予有学问僧侣的名位，承认这位儒者。他批评佛教教义，也接受了这一公开地位。

历史分歧：罗山是否确立了德川唯一的思想体系？

林家学塾起初仍是家族机构，很久以后才由政府直接管理。罗山也未亲自设计覆盖全体居民的统一“四民制度”；常见的武士、农民、工匠、商人排列，未包括其他身份及不同辖区的差异。较有把握的贡献，是他在受支持的学者家族中，持续教授道德义务、等级关系的语言。

后水尾天皇1626年授崇传圆照本光国师称号，国师是给予杰出僧侣的荣誉，朝廷认可对服务武家政府的人仍有意义。翌年，崇传、高级官员土井利胜质疑大德寺、妙心寺的僧侣入寺、晋升安排。朝廷向这些京都禅寺发出许可，认可任命，并准许僧侣穿紫衣，紫衣代表较高宗教地位；质疑则以1613、1615年规则为依据。

1628年，泽庵宗彭等僧人向幕府京都高级官员板仓重宗呈交抗议。抵抗继续，1629年幕府将抗议僧侣流放东北，崇传主张严惩。规则、异议、协商、处罚接连发生，紫衣所标示的宗教地位，牵涉谁有权任命、谁能要求服从。流放也让具体的反对者离开原有寺院群体。

4. 学术家族与佛教机构的延续

罗山让古典学问成为长期服务德川政务的工作。他教学、办理文书，为管束武家、与朝鲜使者沟通、整理家族历史提供语言、先例。他维护等级，为统治提供道德解释；编纂著作也保存早先记录，并按获胜统治家的利益组织材料。

林家将藏书、仪式和教学结合起来，也世代保持与统治者的联系。后人、支持者使这一基础逐渐变成更直接的官方机构：1790年推行偏重朱熹学说的限制，1797年由幕府直接管理。罗山建立了学术服务、传承，他本人却未将全社会的一切归于一种无争议的教义。

天海则帮助组织佛教机构、仪式，德川家借此表现统治权威。他用天台学说解释家康身后祭祀，结合宗教学问、幕府资源、朝廷认可。日光的家康祭祀，将继任统治者与这位创始人相连；宽永寺则在今东京的江户旁边，建立东方的重要天台据点。

在日本印行完整佛教大藏经，也是持久成果。这项事业依靠传承的中文经书、熟练印刷，以及天海身后继续提供的支持。他为天台宗争得重要地位，其他佛教机构仍承担丧葬、祈祷事务。寺院、仪式、图书让宗教学问得以通过组织持续传承，作用延续到个人与统治者的关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