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二次蒙古侵日与1281年战役的失败

忽必烈于1281年再次进攻日本。此前1274年的进攻失败，元朝又在1279年征服南宋。这次东路军从高丽出发，规模更大的江南军则从中国沿海庆元、即今宁波附近出发。各军由不同将领统率，参与者包括蒙古、中国和高丽人。

北条时宗的政权在1274年之后组织博多湾防御，1276年修建石墙，沿海服役持续进行。东路军进攻对马、壹岐后，于六月到达博多。守军在海岸抵抗，来袭军队还从志贺岛等岛上据点作战。日本武士乘船攻击敌舰。

东路军向壹岐退去，等待江南舰队。七月，两军在平户、高岛周围集结。迟迟未能取得稳固本土基地，大量军队只得依赖船只与锚地。按日本历法，七月末，一场猛烈风暴袭击舰队。

船只被毁或吹散，战斗却仍在继续。元朝记载说，将领乘尚可使用的船离开，留下士兵。日本军队在高岛攻击滞留的幸存者，记载中有杀戮及奴役。军队总数、伤亡数字仍不确定。

远征失败后，海岸警备没有停止。武士还须通过见证人、申诉和政权裁定，使服役得到认可。竹崎季长的绘卷记下先前成功请赏的经历，也记述1281年为继续参战寻找见证人的请求。1282年建立的圆觉寺，作为佛教机构纪念战争死者。高岛船只遗存则与文字、绘卷一起，保存舰队损失的证据。

1. 两次进攻之间的七年

1274年，元朝统率的军队曾抵达九州北部，随后撤离。外交要求仍然持续，日本政权继续拒绝臣服。1275年，镰仓处死杜世忠等元朝使者；1279年，另一批使者又在博多被杀。《元史》在再次备战的叙述中，记下收到杜世忠死讯。这些是拒绝中的具体行动，至于是否所有外交途径都已关闭，记载尚不足以确定。

忽必烈在1279年征服南宋，获得更多军队、海上资源与远征基地。1281年的计划分为两路：东路军从高丽出发，江南军从中国沿海的庆元出发。时间表、统率各自不同，两军必须协调。《元史》还记述高级将领更替，包括Alaqan患病、被替换。军队由不同地区的人员组成，并非全是渡海的蒙古骑兵。

远征的准备也面向较长久的占领，船上带着农具、稻种与日用器具。军队首先须取得安全的岸上基地，这些物资才能派上用场。

日本一方，时宗向九州武士分派沿海防御。1276年沿博多湾修建的石墙，阻碍从岸边进入，也给守军提供抵抗登陆的位置。负责海岸区段的地方、武士家庭，各自承担服役。防御还需要人员、船只、粮食和持续警备；不同海岸的筑防程度不一，石墙也未阻止每一次登陆。这些准备有助于解释，来袭军队为何后来长时间从船上、岛上作战。

修建工事还须准备材料、运输和给养。西新发掘显示，当地先在海岸沙土上铺黏土，再砌石。肥后武士负责生松原区段的建造与警备，周边经济须支持这些工程、驻军。西新地基说明一种当地施工方法，未必适用于全部石墙。

2. 两支舰队与漫长的近海作战

东路军五月进攻对马、壹岐，六月到达博多。海岸抵抗使他们难以在本土建立持久据点；他们也在志贺岛等岛屿交战，在那里立足、与船只保持联系。

日本武士乘船接近、攻击敌舰。季长绘卷说，他于六月初八在生松原与菊池武房相见，请武房见证自己的服役。参战与请赏由此联系起来：功劳需要有人能够证明。要乘船作战，还须找到船只、得到其他参与者的帮助。

江南军接近时，东路军退向壹岐，舰队随后在平户、高岛附近集结。《元史》记载，一艘日本船漂到元朝领土，船员提供的情况，促成利用平户的建议。远征中的计划有所改变，并非始终沿着固定路线、驶向同一登陆点。

军队在岛屿与沿海之间行动，船只用于运输、栖身，登岸队伍则在岸上作战。菊池市的战役介绍提到，志贺岛的东路军出现疾病。退往壹岐改变了眼前的战斗地点，却未解决补给与会合问题。会合地改变、出发延迟、统率将领损失，都是具体障碍。至于某支军队的动机、忠诚，不能仅从蒙古、高丽、原南宋人员的差异确定。

按日本历法，猛烈风暴发生在七月末，相关日期又涉及随后的闰七月；元朝记载使用另一套历法。双方记载中的月份不能直接当作现代公历七、八月，逐日经过须据历法区别。

风暴袭击时，各军位置、船只状态有所不同。锚地无法提供稳固陆上基地的保护；运载士兵、物资的船，也担负退路。船只损失后，能否逃离便取决于剩余船只及掌船将领的决定。此前的战斗没有击沉全舰队，却使侵略军未能及时获得所需的稳固本土据点；随后风暴摧毁了他们的海上行动能力。

3. 风暴之后仍有战斗

舰队遭到惨重损失，船只被吹散、沉没或损坏，远征未能在日本建立持久统治。幸存的士兵、水手，仍须寻找交通工具、给养和逃离办法。

《元史》记述，高级将领乘可用船离开，军队留在高岛。幸存者推举新首领，试图取得木材返航，随后遭到日本军队攻击，发生杀戮与奴役。记载中惊人的人数，并非经过清点的名册，但它保留了风暴之后被遗弃、暴力继续的经过。日本一方的证言，也把高岛交战放在风暴之后。此前抵抗、协调困难、长时间依赖舰船和风暴，分别在不同阶段影响远征。

沿海居民已遭攻击，参战军队也在战斗、船难中损失人员。日本守军承担动员和警备的费用，又没有征服所得的敌国领地，可以广泛分赏。服役需要核实、评价，季长在第一次战役后成功请赏，说明战争期间确实有赏赐，只是可用资源有限。

留下的石墙仍须修缮，第三次进攻也可能发生。《元史》记下1283年再招兵、造船的计划；此后仍考虑进攻日本，但其他战役也争夺帝国的注意力。对九州家庭而言，舰队消失，没有立即让人员、资源免除防御义务。

寺社也因祈护仪式请赏。1293年一份申诉草稿说，通过肥后国司在生松原安置熊野神明，海岸警备武士穿军装参加仪式。这是将神明与防御相联系的请赏主张，非独立证实的神力作用。1290年，伏见天皇与侍从为石清水八幡宫抄经，题记祈求连外来袭扰的消息也不要听到。仪式文书记下胜利，也保存仍然存在的担忧。

4. 海防的负担与后世纪念

1281年之后，时宗继续沿海准备；元朝又考虑远征，最终才放弃再战计划。持续的防御职责支持政权的统率权，也要求投入费用。确认既有权利、授予职务，可以酬答武士的服役，却不能无限产生新领地。各个家庭承受的负担不同，与继承、债务、地方争执一同影响后来御家人的财务，战争本身不足以解释所有不满，或将1333年镰仓覆亡视作必然。

1282年，时宗供养建立圆觉寺，中国僧人无学祖元担任开山。寺院传统将创寺目的与悼念双方死者相联系，是战争后的一项具体机构建设。13世纪后期的《蒙古袭来绘词》主要部分，则记录季长在两场战役中的服役。它以参战者为中心，又有散失、重排，因此现存细节未必全部保持现场见证的原貌。神圣保护的解释也进入战争的宗教记忆。

高岛海底的锚、船木、货物、13世纪陶瓷，保存锚地与沉船的痕迹，发掘将战役与海底实物联系起来；军队总数和后世记载的每项决定，仍须另有材料支持。其中一方用元朝八思巴字刻成的军用官印，与船只、中国陶瓷、武器一同留下来。舰队依靠帝国官署、高丽人力及原南宋地区的海上资源，它的毁灭因此也处在相互联系的东亚历史中。

后来，蒙古侵日又成为公共纪念的题材。明治时期，画家矢田一嘯为筹款制作大型战斗画，与Yuchi Takeo推动在福冈建龟山上皇雕像的活动相联系。1910年，战斗场景在东公园展出；相邻的海战全景馆于1911年改为蒙古侵日题材。绘画、展览、纪念碑将中世纪战争呈现给近代观众，选取的英雄、保护意象属于后来的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