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萨摩侵琉球与尚宁被俘

岛津希望利用琉球王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要求琉球承认新建立的德川秩序。琉球没有派出岛津要求的使团，岛津家久便取得入侵许可，于1609年任命桦山久高和平田增宗率领远征。

舰船在山川集结。留存的战役航行记录记载，舰队经过口永良部岛抵达大岛各港，再经德之岛驶向冲绳北部。行军途中有等待风向、折返港口和改换锚地的经历。军队尚未到达都城地区，便已在奄美作战；随后从陆海两路进攻首里，击败王国的抵抗，将尚宁带往萨摩。

1610年，家久将被俘的国王带到骏府，拜见已经退位的家康，再到江户拜见秀忠。献礼与岛津功劳得到认可，使这场征服纳入德川政权的统辖。尚宁于1611年归国，曾同遭拘押的随行人员也与他一道返回。

战后安排保留了首里的王府，但将其置于萨摩控制之下。萨摩推行土地丈量，要求琉球按年缴纳款项，1611年颁布十五条禁令，并持续要求官员赴萨摩充当人质。领地清单将喜界、大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和与论五岛排除在王国保有的领土之外。

琉球通过王府和使臣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关系。萨摩利用这条渠道开展贸易，同时向琉球施加义务。征服既限制了王国的自主行动，也改变了北方诸岛的治理。后来明治政府废除琉球王国，是另一件事。

1. 贸易、承认要求与出兵许可

琉球王国通过朝贡与贸易，同中国及更广阔的海上网络往来。岛津领地位于日本南端，看重琉球的这些联系。能否利用琉球与中国通商，是岛津向王国施压的重要利益所在。

岛津在要求琉球派遣使团、表示承认时，也提出自己过去曾拥有管辖权。德川政权建立后，岛津要求国王承认新的统治者。后来的日本记载以琉球没有派出这支使团，为军事行动辩护。

家久取得德川许可，派桦山久高和平田增宗领军，岛津的要求由此变为对一个独立王国的远征。琉球国王与中国的关系，仍使王府掌握着入侵者希望控制的渠道。

王府后来编纂的史书将交涉失败归咎于一名国王顾问，并以归顺的措辞叙述投降。这种解释写于征服之后，当时王府已受制约。它记录了王府如何叙述自己的失败；日本方面的记载则维护岛津的主张。

派出承认德川的使团，可以形成政治上的先例，即使并不伴随领土转让。萨摩以自己的要求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真正决定集结舰队、并在新的日本政权内取得出兵许可的，是家久。琉球已有的王府、使臣和贸易安排，提供了岛津自身所不具备的通商渠道。征服之后，岛津选择在支配下保留这些制度；战前是否已拟妥完整方案，现有材料尚无法确定。

2. 岛屿港口、抵抗与国王被俘

1609年，远征舰船在山川集结。战役航行记录记下出发前等待顺风、随后停靠口永良部岛的经过。舰队一程一程地航行、下锚，并非一口气渡海抵达目的地。

在大岛，舰船先后移动至深江浦、大和滨和西古见。舰队曾试图从西古见出航，风力不济，又折返港内。到了德之岛，船只从秋德出发后遇上无风，转而进入龟津，随后再向南驶过冲永良部岛，前往冲绳北部近海的古宇利。

日本方面的记载写到了奄美的抵抗与杀戮。舰队先进入这些有人居住、与琉球王府相联系的岛屿，再接近首里。当地社区最先遭遇远征军，战后的领土安排又将几座北方岛屿交由岛津直接治理。

入侵者从陆海两路逼近都城。王国军队进行抵抗，岛津军最终获胜，首里投降。桦山和平田结束战役时，国王已落入胜者手中。

1609年，尚宁及随行官员被带往萨摩，统治者与朝廷高官因此离开王国。曾担任国王茶师的喜安随行，后来在叙述入侵与拘押经历时，记录了这段旅程。

被俘一行的旅途并未止于萨摩。1610年，家久带国王前往骏府拜见家康，再到江户拜见秀忠。日本记载列出了献礼、觐见和岛津获得的荣誉。德川的统治中心由此见到了被俘的国王，并知悉这场征服。

岛上居民也曾组织防御。大岛手花部的居民在岸边设置障碍抵抗；德之岛居民反对日军登陆，但面对的是日军火器，包括来自远征舰船的火力。岛民已有武装防御的经验，但双方军事实力悬殊，这些防御最终未能阻止日军的集中进攻。

战役记录中的杀戮与王室一行被带走，表明了征服直接造成的人身损失，但未提供所有受影响社区的完整统计。岛民遭遇舰船和武装登陆，也失去原有的管辖安排；首里的国王与高官则被押离。材料较容易留下领袖和随从的姓名，普通家庭的经历记录较少。具体伤亡总数，以及各地农民遭征发、逃难的完整情况，现有来源尚无法确定。

1609年北返萨摩的途中，舰队航行记录与喜安的记述列出了不同的停靠地和抵达日期。因此，一艘船的行程不能直接当作全体被俘者的共同日程。两种记载都记录了征服与押送，各自的具体路程仍须分别看待。

3. 归国、领土损失与持续的义务

1611年，国王回到琉球，首里重新有了统治者，王室制度也继续存在，但岛津仍掌握战后安排的决定权。喜安的记述记录了返航，将它与此前拘押、获释的经历连在一起。

王府在1611年记下的领地清单，没有包括喜界、大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和与论五岛。这些岛屿此前属于王国的管辖范围；转归岛津后，其治理方式与仍由国王保有的领土不同。

王府史书记录了土地丈量、划界，以及向萨摩按年缴纳的款项。征服由此变成持续的财政义务。十五条禁令和目录中著录为1611年的誓约文，都是战后安排的文书。

此后，琉球官员被派往萨摩居住，充当人质；有人生病或任期结束，则由他人接替。王府清单保留了各人的姓名和历次派遣。国王归国之后，萨摩继续对琉球的收入提出要求，官员及其家庭也须持续承担人质派遣的负担。

尚宁前往骏府与江户时，仍在家久的拘押之下，分别被带去见退位的家康与在任将军秀忠，两人都不是天皇。这些会面存在明确的上下关系，并非自由、平等的统治者之间的互访。日本记载将献礼和岛津获赏列为替德川效力的证明；国王后来归国，这一等级关系仍然存在。誓约文与禁令使战后安排形成正式规定，丈量、缴款和轮换人质则让它持续运作。

人质清单还记下了这种压力如何波及家庭。摩文仁安恒生病后，他的儿子留在萨摩代替他。某个官员归国或换人，并不终止派遣人质的义务。首里的王府得以延续，但财政收入和官员能否自由调配，都受到这些强加义务的制约。

4. 对华关系与诸岛的不平等统治

王府继续向中国派遣使臣。王府史书记载了入侵之后的一次使团，以及后来经萨摩呈报的情况。日本汇编也保留了借琉球联系、恢复或扩大对明朝贸易的请求。

琉球使臣与王府须应对双方不对等的要求。中国继续承认琉球王统，萨摩则主张支配王府，并利用这条贸易渠道获利。对外关系延续的同时，王国受到新的财政与政治限制。

北方岛屿因领土分割而处于另一种治理之下。王府记下了它们过去与王国的联系，也指出岛民的外貌和服饰仍有相似之处。国王获授的领地不再包括这些岛屿，一条早已有社会联系的岛链，就此分属不同管辖。

叙述入侵的记录，写作时间与立场各不相同。喜安的记述包含被俘一行的见闻，但成书于事后，今天留存的也是后来的抄本。王府史书与日本汇编则各自从所属制度的立场解释征服。这些材料共同记录了武力、拘押和强加的统治，其中的讲话与辩解须依各自来源另作判断。

行政调整使北方诸岛的分离落实到了当地。在大岛，旧有的间切仍然存在，但被分成更小的行政单位，地方职务也作了调整。岛津的直接监督之下，部分旧制度仍得以延续。岛屿间的社会往来与外交联系，也没有改变国王领地清单所记录的管辖权损失。

王府史书记下了一项建议：继续向中国派遣使团，因为琉球从属于萨摩的情况一旦公开，可能妨碍朝贡。日本汇编则记录了通过国王提出的通商请求。同一批使臣须面对双方要求；这些记载没有确定中国是否接受了每一项日方提议，也无法确定中国对征服究竟知道多少。

十九世纪，另一连串事件再次改变了这一安排。明治政府于1872年设置琉球藩，1879年强行设置冲绳县，终结了王国制度。1609年的征服之后，王国是在受制约的状态下继续存在，北方诸岛则受另一种控制；明治时期的吞并属于后来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