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信长拥足利义昭进入京都

1565年，足利义昭的哥哥、将军义辉被杀，义昭逃离禁闭，寻找能够护送他进入京都的地方势力。信长已征服美浓，有了经近江向京都推进的据点。义昭有资格继承将军之位，信长的军队则能够打通道路，两人由此结盟。

1568年，信长击败六角氏在箕作的防御，观音寺城守军撤走后占领该城。他随后护送义昭进入京都，迫使其他地方对手臣服。义昭于当年秋天获任将军，在本圀寺设立居所。1569年初，这处居所遭袭，显示新政权仍面对武力反对。

信长帮助稳固义昭的地位，颁布侍从出入、请愿及财产诉求等方面的规章。1570年的协议规定，义昭致信地方领主时须与信长商议，信长可以附上书信。将军的任官、通信与织田军的武力执行共同构成了这一政权。义昭继续与地方家族交涉，信长则反对超出约定程序的自主行动。

1573年，分歧演变为公开战争。最初和解后，义昭在宇治川边的槙岛设防。信长军渡河，于旧历七月迫使他投降。义昭离开京都，前往河内，后来迁到毛利领地的鞆。京都的将军政权结束了，他仍争取复归，直到1588年最终隐退。信长保有京都控制权，却未就任将军。

1. 寻找入京的护送者

1565年义辉遇害后，足利家不同支系竞相寻找军事支持。弟弟义昭在随从帮助下逃离奈良，细川藤孝参与救援，和田惟政在近江接纳了他。义昭后来赴越前寻求朝仓氏帮助，最后才转向信长。将军家血统使他能够主张继位，却没有给他一条安全的入京道路。

义昭向各地领主求助，终于获得信长的承诺。信长于1567年征服美浓，能够沿京都东面的道路调集兵力。筹备义昭返回京都，需要派遣使者、安排住宿，并与义昭家臣团达成协议。

六角氏控制近江南部的重要据点，信长要求他们配合通行。六角氏拒绝后，护送义昭入京便须先击败他们的防御。

义昭就任将军，既需要织田军，也需要朝廷认可。获任的将军能够通过既有官署任官和发出命令，信长则能在中央地区用军队执行裁决。义昭的任官与通信为信长的军事介入赋予将军政权的正式名义；信长的军队则利用足利家血统与官署要求各方服从。

关于明智光秀在足利与织田两方最初交涉中的具体作用，各种记述并不一致。后来的文书明确记下了他参与这一政权的事务。

2. 入京、规章与决裂

1568年旧历九月，织田军攻打箕作城。六角氏撤出观音寺城，信长随即占领。在护送义昭经近江前进之前，他接受其他对手的臣服，并收取人质。

军队进入京都地区后，继续攻打与三好氏有关的据点。义昭于当年秋天获任将军，在本圀寺设立居所。1569年初，三好一方袭击本圀寺，被守军及盟友援军击退。

信长支持修建防御更好的居所。1569年的《殿中御掟》规定侍从出入，要求请愿者经过指定官员，禁止随意侵占已有寺院和领主的产业。请愿者须找负责案件的官员，不能绕过他们私下申诉；出入规则又区分将军的常侍人员与因特定事务受召的人。补充条款保护已有神社、寺院及领主财产。恢复政权既要安置将军，也要处理财产争议和办事程序。

1569年，义昭曾在毛利与大友、上杉与武田之间调解，通信因而成为实际权力的一部分。1570年的五条协议要求他致信地方领主时先与信长商议，允许信长附函；另一条规定，将军缺少领地时，可以从织田领地中赏赐有功者。将军的决定由此与信长的资源连接起来。文本将光秀列为收文者之一，具体记下了他的参与，但没有解决他早期居间斡旋的全部细节。

义昭自主行动，信长不断抗议，两人关系恶化。1572年的谏书批评通信、赏赐和对家臣的待遇。书中的指责代表信长对合作者提出的申诉，并非对每一项争执的中立记述。

1573年，义昭公开抵抗，朝廷调解的最初和解未能维持。《信长公记》记载，旧历四月对峙期间，信长军焚烧京都周边，随后烧及上京，再达成和解。都城居民也遭到军事胁迫。

义昭后来迁到槙岛。旧历七月，信长军分两路渡过宇治川，攻破外围城郭，迫使阵地投降。《信长公记》记述了这些战事，同时赞扬信长，将决裂归咎于义昭，其焚毁责任判断带有这一立场。

3. 义昭被逐与京都治理

义昭交出年幼的儿子作为人质，在护送下前往河内若江。信长将部下安置在攻占的阵地，并留官员治理京都。将军家臣团已无法在京都原来的居所运作。

义昭辗转其他避难地，于1576年抵达毛利领地的鞆。他向武家通信，争取返回京都。被逐减损了他眼前的资源，但对信长的敌手而言，义昭仍代表着足利家，能够提供政治名义。

通常以1573年为室町幕府结束之年，指的是它失去京都政权。义昭继续主张将军权力，直到1588年隐退。两条时间线不同，也说明为何常见的时代分界之后，他仍在通信和行动。

信长控制京都，却未成为将军。他依靠军队、领地分配、朝廷关系和行政官员。朝廷仍授予官位，地方领主也保有织田控制范围以外的据点。

战后，京都的损毁还须由行政处理。《信长公记》记载，对上京焚毁中受损的街区免除地租及其他费用，村井贞胜留在京都负责政务。书中所谓立即重建，尚不足以确定每个家庭都已恢复。军事获胜之后，城市居民的生活及税收也成为掌控京都者的责任。

信长于1582年去世后，义昭再次向地方家族求援，要求返回。他借足利名义，随军事关系的变化继续争取支持，但这些行动没有恢复京都的将军政权。1588年，他最终返回并隐退，那是后来个人生涯的结局。

4. 官署与地方事务中的权力

1569—1570年的文书显示，提供军事支持者如何参与政权的办事程序。谁能接近将军、请愿如何处理、怎样与地方领主通信、如何分配赏赐，都受到规章约束。这些决定逐步改变权力关系，随后合作才破裂为战争。

京都街区和宗教机构同时与恢复后的将军家臣团及织田指挥体系中的官员打交道。市档案馆保存了与明智光秀、村井贞胜城市行政有关的文书，为中央政权变化留下了地方层面的记录。

义昭被逐后，通信帮助联结反织田势力。迁居毛利领地使这位前将军参与向日本西部延伸的冲突。即使他不再掌控京都，取得足利名义的认可仍有用处。

中央政权逐渐围绕信长的军事网络与朝廷关系集中，维持这种地位仍须持续作战和处理政务。1568年的拥立、1573年的放逐，先后改变了谁能在京都运作这些机构。

市档案馆在馒头屋町文书中列出光秀与村井的联署信，以及买卖米粮规则的抄本。这些记录将织田方面官员与京都一个具体街区的事务联系起来。展览说明可以支持城市行政的重要性，却未提供每项市场规则的完整措辞或实际执行情况。

护送、任官、居所规章、外交限制及武力放逐，先后改变了两人的关系。将军仍能够调解、任官、争取支持，提供保护的信长则掌握更强的军队。1573年后，信长仍需要官员、朝廷关系、税收和征战，地方领主也保有自身武装。光秀在这些机构间的工作呈现了他1582年之前的仕历；他后来袭击信长的动机，不能从这些早期行政活动中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