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岛原、天草起义与原城围攻

1637年，饥荒加重了岛原、天草居民承受的苛税与基督教迫害。松仓、寺泽两家统治下，征收与宗教调查深入那些长期信奉基督教的社区。起义直接由何事引发，各种记述不同，但两方面的压力都影响了它的扩展。

起义者进攻岛原、富冈两城，后来会合于已经废弃的原城。持械村民与妇女、儿童、老人一起据守。年轻的天草四郎成为领袖及宗教象征，他的个人生平仍有许多不清楚之处；城内众人的处境、参与方式也不同。

幕府派板仓重昌统军，他在一次失败的攻城中战死。松平信纲接掌指挥，维持封锁。荷兰人提供军事援助，包括“赖普”号的舰炮射击，但并不指挥围城军队。挖地道攻击原城也遭抵抗，食物渐缺，守城能力随之衰弱。

原城1638年陷落，城内大多数人被杀，包括非战斗人员。出土弹丸、基督教信仰用具与人骨，留下了围城不同方面的实物证据。松仓胜家被夺去领地、斩首，寺泽家失去天草。原城的防御设施被拆毁、掩埋。

宗教调查加紧，1639年葡萄牙船被禁止来航；这属于此前已在发展的海上限制政策，荷兰贸易仍继续。起义造成大规模杀戮，也改变地方统治。书信、幸存者供述、考古及后世故事各有局限，围城一方留下的文献，远多于城内被毁灭的人们。

1. 税收、歉收与基督教社区

早先领主统治时，岛原、天草已有大量基督教徒。有马家支持岛原南部的传教，小西家的家臣与信奉基督教的村民，也在天草各地保持联系。领主更替后，这些关系在新统治者之下仍然存在。

松仓家修建岛原城，要求领地缴纳重税、提供劳役。1630年代连续歉收，村庄能拿出的物资减少，官员却仍征收赋税，并执行禁教令。宗教调查用暴力迫使居民放弃信仰；1637年的饥荒又使危机恶化。居民既失去生计，也因信仰受罚，实施这些强制措施的是同一地方政府。

起义最初由何事引发，记述不一：有的强调宗教活动受到暴力压制，有的强调向无力缴纳的人征税。起义扩展到岛原南部，并渡海到天草，寺泽家在那里也施加沉重义务。参与情况不同，藩方记录还记述有人受起义者胁迫加入。

新领主统治的居民，原先与有马、小西两家已有联系。务农家庭也可能保有旧家臣关系、基督教信仰，“武士”“农民”“基督教徒”几种身份并不截然分开。修城、缴税向同一批村庄索取资源，歉收使他们更难满足要求，宗教压力又威胁着维持信仰的人际关系。

早期记述称，最终聚集原城的有数万人，但没有一致的总数，也未统一区分持械者与随行者。城内包括许多家庭，有些加入有组织的抵抗，有些在压力下卷入。税负、禁教迫害共同作用，形成了这些不同的参与处境。

2. 攻城、聚集原城与封锁

起义者进逼岛原城，在天草围攻富冈城，两处都未成为持久据点。天草各组人马渡海到原城，与岛原一方会合。

原城原为有马家的城池，此时已不再是领主驻地。台地、临海侧面、西部湿地与遗存防御设施，使它适于据守。村民带着家属进入，持械者的阵地与家庭避难处同在城内。

天草四郎被推为领袖，有经验的村民、旧家臣在他周围参与组织，各村人马在防御设施内编组。现存记述对这种组织的交代，比对四郎本人如何指挥每次行动更具体。

幕府统帅板仓重昌到来后，曾写信给龟井兹政，报告进攻原城的准备。兹政当时警戒松江城交接，接收战事消息，并未加入围城军队。后来一次进攻失败，重昌战死。

松平信纲继续围城，截断供应。荷兰商人通过“赖普”号提供舰炮支持，指挥者考克巴克在原城最终陷落前已回平户。挖掘专家试图掘地道入城，守军迎着地道开挖，并用烟、污物阻止进入。

食物短缺逐渐削弱抵抗，封锁之后才进行最后进攻。围城诸侯的通信也记下争取战功的要求：细川忠利要求在前线的儿子光尚，立下超出一般水准的战功。各家奉中央指挥作战，仍各自寻求认可。

考古发现城内成排的小型半地下建筑，排列规则。发掘人员推测，住在其中的可能是按村庄分组的家庭，烧毁的地面、陶瓷、人骨一同出土。这些遗迹显示城内有组织地安排住处，居民是否持械、是否自愿入城，则不能逐一确定。避难所除了防线还需要给养，封锁使它即使仍能防守，也难以继续维持。

围城军由各藩兵力组成。板仓的攻城失败后，信纲持续限制人员、物资出入，地道与荷兰舰炮是配合周围军队的额外攻击手段。饥饿加剧，继续留在原城越来越难。关于接洽投降的记述，也未留下城内所有人共同、自愿作出同一选择的证据。

3. 原城陷落与领地易主

1638年原城陷落，大多数城内居民死去。杀戮涉及妇女、儿童、老人及持械守军。记述中的总数不一，居民与死者的确切人数仍无法确定。

幕府惩罚先前的地方统治者：松仓胜家失去领地，被斩首，高力忠房成为岛原领主；寺泽坚高失去天草。起义据点毁灭后，地方统治随之改变。

原城防御设施被有计划地拆毁、掩埋，后来的发掘发现遭破坏的入口、石砌结构，还有弹丸、信仰用具与人骨。军事据点的毁坏，同时掩埋了今天研究所依据的许多实物。

细川家的通信留下关于谁先入城、怎样奖赏家臣的争论，记录的是胜利军队。山田右卫门作的幸存供述，则提供城内人的说法；他解释自己如何行动、如何活下来，相关内容尤其需要谨慎看待。

惩罚胜家、转交领地，处理的是地方统治问题。幕府撤换了其施政已成为危机一部分的大名，原城被毁灭的家庭却未因此重建，受地方统治压迫的居民也未取得新政府的控制权。领主受罚发生在大规模杀戮之后，围城军对杀戮的责任仍在。

战后的文字记录很不均衡：获胜家族可以在信中争论战功、奖赏，原城居民留下记述的却很少。信仰用具说明城内有基督教活动，每个人的动机未能由此确定；人骨与被毁建筑留下了大规模毁灭和暴力的痕迹，许多个人的姓名、选择却无从了解。原城抵抗被摧毁后，周边地区仍有人信奉基督教。

4. 宗教管制、海上政策与纪念

起义后，幕府再次下令加强宗教调查。此前已经有信仰管制，镇压又增加了紧迫感。寺院出具证明，确认各户归属于哪座佛寺，宗教调查通过村官、居民记录进行；实行踏绘的地区，还要求居民踩踏基督教图像，公开测试信仰。这些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办法，逐步发展，并非原城陷落后一道命令同时创立。

1639年，葡萄牙船被禁止来航。此前对日本人出海、对外贸易已有规定，起义又加重了官方对葡萄牙与基督教联系的怀疑。荷兰贸易仍获准进行，商馆1641年迁到出岛。

纪念也留下不同判断。铃木重成1648年的纪念碑用敌视基督教徒的文字，将四郎描写为误导民众的人。后来原城的收骨、祭奠，则以其他地方方式对待死者。关于起义的评价，未因纪念而统一。

现存记录包括当时书信、藩方备忘、后来的编纂及含虚构情节的军记，考古又补充了文字分类未涉及的器物、结构。地方强制、有组织抵抗及灾难性的镇压，都有这些材料支持，但原城许多居民的经历已经无法恢复。

邻近大村藩后来的行政，展示了几种措施如何配合。1650年代另外发现基督教徒后，该藩1658年设立宗教调查官，收取户组联合署名的誓约、寺院证明，与村长编制的人口册核对，并进行踏绘。这是较晚的地方实施办法，使寺院、户组、村庄记录人员都有责任查出违禁信仰；并非1638年所有村庄已经统一实行的程序。

有些社区表面遵守规定的宗教归属，仍暗中维持信仰。禁教期间秘密信奉的人，常称“潜伏基督教徒”。禁令解除后，有些回到天主教会，有些继续长期缺乏正常天主教联系时发展出来的仪式；这些后来延续的传统，常称“隐匿基督教徒”。各地历史、称谓不同，较广泛的信仰史也包括这些分化，并非原城某一不变社群、同一套做法一路延续。

禁止葡萄牙船，是逐步发展的海上准入政策中的一项。官方虽将基督教联系视为安全威胁，葡萄牙商人与原城居民却是不同群体。荷兰商馆继续存在，后来迁至出岛，镇压与获准贸易同时进行。地方统治、宗教身份管理、外国人准入，是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措施收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