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向近代

外国军舰来到江户湾

1853年，美国海军军官佩里率军舰来到江户湾，要求日本与美国建立往来。当时治理日本的是设在江户的德川幕府。幕府此前已允许中国和荷兰商人在长崎进行受到严格限制的贸易，日本并非与海外完全隔绝。佩里的舰队以武力为后盾，迫使幕府面对新的问题：对外关系的条件还能由日本自行决定吗？

1854年的日美协议开放下田、函馆两个港口，供美国船只取得补给。到1858年的通商条约，开放范围进一步扩大，外国人也取得了特权。其中的领事裁判权，允许外国国民由本国官员审判，而不由日本法院审判。两次协议的内容不同，开放补给港之后，才有更广泛的通商安排。

对外压力进入国内政治

不平等的条约条件使幕府受到批评。反对者质疑它能否保护国家，以及它是否仍有资格代表日本作出重大决定。

京都的天皇与朝廷、各地的藩，也被卷入权威之争。有人以天皇的名义反对幕府，但反对幕府的人，对新的政府该怎样组成、应当怎样与外国交往，并没有一致的答案。外国压力加剧了国内政治的争执，后来的政权更替仍要经过各方的行动与竞争。

还政之后仍有战争

1867年，德川将军把政治权力交还天皇，治理日本的安排却尚未定下来。1868年初，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治联盟宣布建立天皇政府。幕府一方及其他反对力量继续抵抗，戊辰战争从1868年打到1869年。

新政府既要在战争中击败对手，也要组织能办事的机构。明治天皇为政府提供了统治权威，政策的讨论和执行则有朝廷人物、原来各藩的领导者及官员参与。许多命令以天皇名义发布，具体事务并非全部由天皇本人决定。

政府组织此后还经历多次调整。1885年建立内阁，取代此前的议政制度，是这段调整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东京沿用了一座旧城

1868年，江户改名东京，意思是“东边的京城”。1869年，天皇移居东京。京都是旧朝廷所在的城市，新政府则在东面的东京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

东京已有城堡、人口、交通通信和行政所需的条件。新政府接手这座城市，在原有基础上开展治理；全国性的国家机构，也要由人一项项组织起来。

地方官由谁任命？

德川时代，各藩由领主管理。1869年，藩主将土地和人口交还天皇，起初仍被任命为原来辖区的地方长官。1871年，政府废除藩，撤去这些长官，改由中央任命府县官员。地方治理由世袭领主转向中央任命的官员，府县边界此后还不断调整，并未立即成为今天的四十七个都道府县。

国家开始统一登记人口

1871年的户籍法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地方人员负责收集和填写资料。1872年，全国进行户籍编制。居民须向地方办事人员提供姓名、家庭关系等信息，政府也借此更系统地掌握人口。

对一个家庭来说，新政府变得可见，可能就从这样一次登记开始。地方人员登记姓名和家庭关系，使居民被纳入全国性的行政制度。

地税为何需要现金？

1873年的地税改革，以评定的土地价值为依据，由土地证书的持有人负责用现金纳税。税额不再随当年实际收成一起增减，政府因此有了较可预期的收入。

农户面对的困难却可能增加。歉收时，收成少了，仍须设法筹到纳税的钱。税收制度改变的不只是缴纳形式，也包括政府与家庭各自承担怎样的风险。

学校扩展得并不一样快

明治以前，日本已有各种学校。藩校曾培养多代武士，一些旧学校的教师和毕业生也参与了新教育制度的建设。1872年，政府提出面向全国男孩和女孩的学校计划，但校舍、教师和经费都要落实，入学机会逐步扩大。

文部科学省列出的学校参与比例显示，1873年男孩为39.9%，女孩为15.1%；1879年分别为58.2%和22.6%。两个年份里，女孩的比例都明显较低。这些数字说明学校参与情况，不能直接当作每天到校、识字或毕业的比例。后来的统计方法有所变化，不能将这些数字与其他年份的数据不加说明地串成长期变化曲线。

谁会离家当兵？

1873年的征兵制度要求二十岁男性接受检查和选拔，军人身份从此不再限于世袭的武士阶层。制度初期仍有许多免役规定，一些学生、户主和缴纳代役费用的人可以免服兵役。

被选中的青年会离家服役数年。家里原由他承担的劳动，可能得由别人接手，也可能只能放下。国家建立军队所需的人力，与家庭日常生产所需的人力，就这样发生了联系。

生丝把乡村接到海外

从1860年代起，生丝出口把乡村的蚕茧生产、缫丝作坊和工厂，与外国买家连在一起。女工的技术在其中十分重要。受雇劳动带来工资和学习机会，也可能使她们远离家庭，并让每天的工作服从雇主的安排。

一束生丝背后，有养蚕、加热蚕茧、缫丝和整理丝束等劳动。商品运向港口的同时，这些工作机会也进入了家庭对未来生活的考虑。

议会出现了，权力仍有边界

1889年颁布的宪法将主权置于天皇，并设立帝国议会。议会于1890年开始开会，参与制定法律和批准预算。

帝国议会分为两院：众议院由选举产生，贵族院成员则来自具有特权的群体及受任命者。大臣也并非简单地由赢得选举的政党选出。选举产生的一院进入了国家政治，但它处在一个同时包含天皇、大臣和贵族院的制度之内。

第一次选举，谁有资格投票？

1890年7月1日，日本举行第一次众议院选举，选出三百个议席。选民须是年满二十五岁的男性，而且缴纳至少十五日元的直接国税。

符合资格的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女性和大多数男性都没有选票。这里的百分之一以包括未成年人的总人口为分母，指投票资格，不是实际投票率，也不是成年男性中的比例。

政治活动也在议会之外

议会建立以前，请愿、政治团体和公开讨论已经推动着设立国会的要求。自由民权运动参与了这一过程。

宪法承认言论、出版和请愿，但这些权利受法律限制，政治活动仍可能受到压制。争取到议会这一讨论场所，与取得选举权，是两种不同的进展；当时的人们也没有获得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

战争与殖民扩张

日本国家力量的增长也用于对外战争。1894—1895年与清朝的战争、1904—1905年与俄国的战争，改变了日本在东亚的地位。

1895年，台湾开始受到日本殖民统治；1905年，俄国把萨哈林岛北纬五十度以南的部分割让给日本。日本还逐步侵夺朝鲜的独立，1905年控制朝鲜的对外关系，1910年吞并朝鲜。这些地方原已有居民，日本统治到来，改变了他们受到何种权力管辖。

台湾与朝鲜经历了不同过程

清朝在1894—1895年战争后的协议中割让台湾，日本军队随后在岛上建立殖民统治，并遇到武装抵抗。条约上的割让，并没有使当地人和平接受新的统治。

朝鲜则在1905年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当地政府仍然存在，但对外关系被日本控制；1910年的吞并，又使日本直接声称拥有这片领土的主权。两种安排不同，却都涉及朝鲜自主权的丧失。

从台湾看同一段历史

日本殖民政府要控制台湾的土地和人口，对台湾人与日本移民采取差别待遇。运输或贸易的变化，无法单独概括这样的统治关系。

从东京看，对外扩张可以表现为日本国力增强；从台湾看，征服、抵抗、强制与不平等待遇同样构成这段历史。国家取得更多权力，与受统治者取得自主权，并不是一回事。

上学需要付出什么？

早期学校建设的许多费用由地方和家庭承担，人们对这些负担的抵触，也是学校扩展困难的原因之一。到1900年，公立小学原则上免收学费，更多家庭才较容易承担孩子上学的费用。

学费之外还有别的条件：地方需要校舍和设备，家庭需要腾出孩子的时间。1891年的《学校设备标准》列出地图、地球仪、黑板等所需器材，告诉我们当时怎样规定学校设备，却不能证明每所学校都已配齐。设有学校、付得起学费、能够让孩子离开家中劳动，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在富冈，女工也学习技术

政府设立的富冈制丝厂于1872年开始运作，招募来自日本各地的女性学习机器缫丝。设厂的目的之一，是让受训工人回到家乡，把所学技术传给其他人。

女工既是劳动者，也是学习者，并可能成为别处的技术传授者。技术随着人流动，工场也承担了课堂的作用。不过，富冈是一个特定的示范机构，其安排不能代表所有工厂。学习机会与严格的雇佣管理，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份工作里。

把几项要求放回一个家庭

以一个农家为例，就能把前面几种制度联系起来：缴地税需要现金；孩子去上学，家里少了一份可用的时间；青年若被选中服兵役，原有的劳动又须重新安排。外出做工可以补贴开支，也会让一名家庭成员离家。

这是连接制度的假设例子，不是某个真实家庭的传记，也不表示每家都同时经历了这四件事。钱和时间各有用途，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受到新制度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商品与技术向不同地方流动

再看生丝这条线：乡村的蚕茧进入工厂，生丝运往港口；受过训练的工人则可能回到家乡，传播技术。工厂送出的既有商品，也有能够由人带走的知识。富冈的示范培训提供了这种联系的一个例子。

再看地方办事机构：户籍、纳税和征兵，把家庭接到治理范围更广的国家。学校、工场和行政机构有时互相支持，有时也提出互相冲突的要求。新制度在决定、劳动和争执中逐步建成。

明治时代的终点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到这时，幕府和藩已退出治理，府县、全国性机构和帝国议会组成了新的政治安排。学校和工业劳动进入了更多人的生活，日本也建立了海外殖民统治。

国家力量扩大，参与机会、生活负担与待遇却仍不平等。1912年的制度留下了后来可能发展的条件和矛盾，此后的历史仍有多种可能。

记住三种联系

户籍使政府能够登记家庭，家庭也须提供信息。学校和工场让人学习知识、取得技术，学习又需要时间，并可能发生在雇主的纪律之下。对外扩张使日本国家取得更大的权力，受到殖民统治的人则失去了独立。

沿着其中一条联系往回看，就会遇见具体的人、行动和负担：谁学习，谁劳动，谁治理，谁支付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