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海上往来

海的两岸在哪里？

九州位于日本主要岛链西南部。朝鲜半岛在九州北部的西北方向，与之隔海相望；中国海岸则在日本以西，隔着东海。地理位置使往来成为可能，能否启航、能否抵达，还取决于天气、航海知识和政治许可。

1323年，一艘商船从中国的宁波出发，目的地是九州北部的博多。船最终沉没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新安附近。出发港、预定目的地与沉船地点，构成了这次航行的三个不同位置。

货物怎样上船？

船上的货物要有人筹集，采购需要资金，航行则需要船员和船只。沉船中发现的木签，把部分货物与日本寺院联系起来。这些寺院参与了贸易的实际安排，货物的移动也有商人、出资者和船上劳动者的工作在背后。

木签上的寺院名称仍有解释范围：它能帮助辨认部分货物的联系，无法由此确定船上每个人的身份、国籍，或把整艘船的目的归为一项宗教活动。

抵达以后还有什么工作？

带来一只碗，可以让买家使用它，却未必教会买家怎样烧瓷。带来一本书，还需要有人能够阅读和理解。一个掌握技术的人到了新地方，也要找到材料和工作场所，才能把所学用起来。

接下来的故事，从这些抵达之后的工作展开：种田、制陶、求学、抄写和交易。有些人共用一条航路，渡海的理由和抵达后的活动却不同。

稻种之外，先要安排水和土地

弥生时代早期，水稻种植通过与朝鲜半岛的联系传到九州北部，随后在不同地区扩展。今天福冈附近的板付遗址，出土了早期稻田的遗迹，包括水渠、田埂和调节水流的设施。

稻作需要把土地改成能够引水、存水的田地，也需要组织劳动、维护田埂。外来的知识在当地的土壤与水源条件下，成为人们共同完成的工作。这样的变化在各地有先后，并未同时遍及整个列岛。

陶器可以运来，技术还得掌握

第五世纪，与朝鲜半岛密切相关的制陶技术来到日本，用来烧制坚硬的灰色须惠器。成品可以装船运走，制作过程却需要从处理黏土、成形，一直做到控制窑内的温度与气氛。

陶工带着实践经验渡海，日本建立的作坊则使用当地材料，发展自己的生产。坡地窑中，低处燃烧的木柴产生热量，热气经过放有陶器的窑室，在高处排出；封闭开口、限制空气等操作，也需要掌握时机。看过一件成品，离能够烧成它仍有许多步骤。

一只约公元500年的高足杯

一只约公元500年在日本制作的须惠器杯，杯身立在高足上，足部有镂空孔洞，杯口原来配有盖子。它的形制与朝鲜半岛所制杯器相似，让我们看见两地相关的制陶传统。

这是一件可以仔细观察的实物。形制相近，有助于比较工艺和作坊实践；至于是谁制作了这只杯、制作者属于哪个族群，以及周围居民的祖源，器物外形本身无法给出答案。

空海借使团的船去求法

804年，僧人空海随日本派往唐朝的官方使团渡海。使团代表日本政府，他本人则去寻求宗教教导。到唐朝都城长安后，空海向老师学习，收集经籍和仪式用品，806年返回日本。

官方出使为个人求学提供了旅行机会，带回什么知识，则与学习者的问题、师承和选择有关。一个使团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工作和目的。

鉴真的教导留在寺院里

佛教起源于印度，随后传播到许多地方。中国僧人鉴真来到日本时，带来的是这一宗教传统中的具体教导：戒律训练，以及使人正式进入僧团的授戒。

鉴真于753年抵达日本，次年来到奈良。759年建立的唐招提寺，为这些教导提供了持续传授的场所。从登陆、到奈良教学，再到建立寺院，这次渡海的影响由人的行程延续为制度和实践。

经书需要有人保存、抄写和校读

八世纪奈良写经机构留下的记录，让我们看见佛教经书背后的组织劳动。纸、墨、毛笔和熟练的人手，将文字复制成另一份可以使用的经卷。抄写还要配合仔细阅读和检查，纸张则须接合、卷起，便于处理与保存。

僧人的教导之外，另有这些劳动者让知识得以留存。一本书渡海到达以后，它在日本的使用和延续才刚开始。

一艘沉船能告诉我们多少？

博多位于九州北部，新安沉船则发现于朝鲜半岛西南海岸。沉船证据指向1323年从宁波出发、前往博多的一次贸易航行。船没有完成原定旅程，却为研究这次交易留下了货物与木签。

元代记录中，宁波称庆元。地图上的宁波、博多和新安，分别标示出发地、目标与沉没位置；船实际怎样航行，仍需另外的证据。这一艘船提供的是某次往来的线索，不足以代表全部中世纪贸易。

青瓷从窑场走向买家

沉船货物中有中国龙泉生产的青釉瓷器。碗和其他器皿可以在远离窑场的地方，用于饮食、茶事或仪式。

从制作到使用之间，买家要购买，商人要安排货物，包装、运输都需要劳动和费用。部分货物与寺院有关，宗教机构也参与了商业活动。一只摆在桌上的碗，是这一连串安排的可见结果。

本篇配图采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只十三世纪晚期龙泉碗，用来比较材料和形制。这只馆藏碗并非新安沉船出土物；沉船中发现龙泉瓷器，是另一项有证据支持的事实。

对马的船坞为何需要潮水？

1663年，对马岛的御船江建成五座船坞。涨潮时，船只可以进出船坞；退潮后，船身落在露出的地面上，便于修理。

治理对马的宗氏领主，享有与独立的朝鲜王国贸易的特权；往来港口包括朝鲜的釜山。维持这样的往来，需要地方统治者的安排，也需要能够使用的船只。船坞维修是这段关系中的一项实际工作，各港口并不都照同样的规则运行。

船只带来了入侵军队

1274年和1281年，以蒙古人为统治核心的元朝两度进攻九州北部。两次入侵之间，防守者在1276年以后沿博多湾多处修筑石墙，以阻挡登陆力量。

筑墙需要石料、填土和劳力，防御还要不断维护。同样面对海面，迎接商船的港口与准备抵抗入侵的社区，各有不同的紧迫工作。

朝鲜居民的家园成为战场

1592年，丰臣秀吉从日本派军入侵朝鲜，1597年又发动第二次入侵。朝鲜军队抵抗，明朝出兵援助，战争在1598年结束。

对生活在朝鲜的人来说，这些年意味着毁坏、流离失所，以及军队对食物和劳力的索取。战场上原有房屋、田地和生计。讲述秀吉的战争，也需要把这些居民所承受的损失放在中心。

陶工带来的技艺，也有被迫离乡的经历

入侵期间，朝鲜陶工被强行带到日本。他们的知识促进了日本新的陶器生产，其中包括九州的作坊。

后来的陶器可能因美而受到赞赏，制作者被迫离乡的事实仍须保留。技术上的贡献与遭受的强制，可以同时属于一个人的经历。讨论跨海技艺时，旅程的方向之外，还要问当事人能否选择启程或拒绝。

出国、贸易和宗教各有规定

德川政府在1630年代加强对海外往来的管制，禁止日本人出国或从海外返回，也严厉限制基督教活动。1641年，荷兰商人被迁到长崎的出岛，在这一封闭贸易场所内受到监督。

受到管制的贸易仍然继续。人能否渡海、货物能否交易、宗教能否传播，分别受到不同规定约束。常说的“锁国”，需要放到这些具体的地点和活动中理解。

医生怎样把荷兰书变成《解体新书》？

1771年，日本医生将一本荷兰文解剖书与解剖现场所见相比较。书里的图像使他们相信，这本书值得翻译。经过数年的合作，他们为陌生的解剖学概念寻找日语表达，成果于1774年在江户出版，题为《解体新书》。

书籍通过受到限制的渠道进入日本，要使书中的知识可用，还须结合观察、讨论和耐心的翻译工作。译者解决的问题，也远超把一套词换成另一套词。

配图展示的是1774年印本的一组手和前臂图页，不是1771年解剖现场的图像。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指出，成书中的手足插图还与比德卢1690年的著作有关，不能把全部图像都归给同一个底本作者。

长崎之外，还有对马的外交往来

长崎受到监督的贸易包括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荷商所在的出岛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不等于全港，也不包含所有对外联系。

对马承担了另一种关系。1607年至1811年间，朝鲜外交使团在宗氏管理的安排下经由对马往来。1811年最后一次使团就在对马与日本接待者会面，没有继续前往江户。

贸易与外交经过不同的地方和机构，各有许可与限制。把这些关系分别看清，才能知道管制之下仍有哪些人、物品和知识在移动。

佩里改变了往来的条件

1853年，美国海军军官佩里率军舰来到日本，提出带有武力威胁的要求。当时日本已有对外往来，新来的舰队要求改变外国人进入日本的条件。

1854年的协议允许美国船只在指定港口取得补给和援助。1858年的通商条约进一步允许贸易，并给予美国人领事裁判权，使他们受本国官员的法院管辖。从补给到通商和司法特权，协议涉及的范围扩大了。

岩仓使节团带回了什么？

1871年，新的明治政府派岩仓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这次出访持续到1873年，兼办外交与制度考察，并留下详细记录。留学生与使团同行，观察、翻译和学习都需要具体安排和持续劳动。

资料带回日本后，采用哪些外国做法，还要经过选择和争论。海外见闻为国内讨论提供了材料，观察到一种制度并不等于立即把它建立在日本。

学习别人，与统治别人

日本也把扩大的海外力量用于殖民统治。1895年，在与清朝的战争之后，台湾从清朝统治转入日本殖民统治；1910年，日本强行吞并朝鲜，朝鲜失去主权。当地居民面对殖民权力，抵抗则遇到殖民武力。

到1912年，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既包括向他人学习，也包括统治他人。考察者取得知识，与受统治者失去自主权，涉及不同的行动和处境，须分别解释。

谁支持旅程，谁能选择？

把稻田与经卷、商船上的碗与被带走的陶工放在一起，可以看见跨海移动背后的不同安排。求学需要老师、读者和支持者；贸易需要采购、运输、付款和劳动；强迫迁移则取决于谁有权力迫使别人离开。

这些关系也可能交织在同一次往来之中。海路相同，所承载的制度与人的选择却未必相同。看清谁组织、谁受益、谁能拒绝，比笼统地说日本“与外界交流”更能解释实际发生的事。

三次往来，各有自己的年代

804—806年，空海借官方使团的机会求学，并带着所学返回。1323年，商船试图把货物从宁波运到博多，结果沉在新安附近。1663年，对马建成船坞，为与朝鲜享有特权的贸易关系维修船只。

三个例子分别涉及求学、运输尝试和维护。它们属于不同时代的具体安排，不能画成一张始终不变的航路网，也不构成必然通向近代扩张的阶梯。

从一个物件继续追问

须惠器杯的形制能用于工艺比较，不能直接读出制作者的祖源。青瓷碗能让我们观察材料和形状，若要说明某只碗的旅程，还须找到那件实物的证据。医学书让我们看见印刷后的页面，观察和翻译的过程则要从其他历史材料中追寻。

港口也一样：谁控制进入，谁处理货物，谁驾驶船只？当一段旅程受到赞美时，参与者是否都有权选择？这些问题把寺院、作坊和条约接到实际工作，以及两岸的人所受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