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读
1. 弱小家族的继承人
德川家康后来创立的武家政府统治日本两个半世纪以上；他起初却只是弱小家族的继承人。1543年，松平竹千代出生于冈崎城，成年后才改名家康。冈崎位于三河，即今天爱知县东部一带。父亲松平广忠的家族夹在西面的织田家与东面的今川家之间，广忠须依靠今川的支持来保住家业。祖父清康1535年被自己的家臣杀死后，松平各支的联系也不稳固。[I08, I09, I10]
竹千代的母亲阿大，是邻近刈谷领主水野忠政的女儿。1544年，她与广忠分离、返回娘家，孩子留在冈崎。水野家逐渐接近织田家，是这次分离的重要政治背景，但不足以说明夫妻之间全部的经过。[I11, I12]
1547年，广忠打算把儿子送往今川家作人质，竹千代却先落入织田家手中。具体转折并不完全清楚。人质可能受到教育和一定的礼遇，仍是强者用来迫使其家族服从的人；竹千代尚不能决定自己的去处。[I14, I10]
2. 在今川家长大
1549年，广忠去世，竹千代随后转到今川家。他在名义上继承松平家，冈崎城却由今川方面实际控制。原有家臣与家族联系没有消失，将来能否重新独立，要看这些联系与外部局势怎样变化。[I14, I16]
竹千代在今川的中心骏府，也就是今天静冈市一带长大，接触武家礼仪、军事和政务。太原雪斋教导他的说法流传很广，但没有完整材料可以复原具体课程。1555年，他举行成年仪式，取名元信，后来改为元康；与今川家有亲缘联系的筑山殿成婚，也把他进一步纳入今川的家族安排。[I14, I10]
到1550年代末，元康已带领松平军为今川作战。1560年，今川义元在桶狭间被织田信长击杀，元康当时并不在主要交战地点。保护者突然死亡，给他带来了回到冈崎的机会。[I15, I21]
3. 回到冈崎，重建统治
今川军撤离冈崎后，元康进入祖传的城池，又逐步争取当地武士和寺院，攻打仍属今川的据点。1560年旧历七月初九，他向法藏寺颁下木制禁制，规定担任地方军事官职的守护不得入寺干预，禁止砍伐竹木、驻军与杀生，并要求来者下马。这是重建秩序的具体行动；禁令本身并不能证明士兵处处遵守。[I15, I17]
1563年改名家康前后，他与三河的佛教净土真宗寺院及支持者发生战争，史称三河一向一揆。一些家臣也站到对面，包括后来重新受重用的本多正信。开战经过有不同记载：滨田浩一郎比较的《三河物语》记本证寺捕人，《松平记》则记上宫寺取粮；冈崎市的历史指南也提醒读者，起事时间与地点的说法并不一致。[I05, I06, I18]
家康以作战、赦免和收回寺院自主权逐步恢复控制，不能把家臣后来表现的忠诚倒推到这时。1567年初，他获得朝廷认可，改用德川姓，并取得相应位阶。家谱上的源氏出身有政治作用，其每一环却不能仅凭这次认可得到证实。[I19, I20, I10]
4. 信长的盟友与远江的领主
通常以1562年作为家康与信长结成清洲同盟的年份，具体订约仪式没有合作本身那样清楚。两人各有军队和领地：信长希望东面安定，以便向美浓、京都发展；家康则借合作摆脱今川。信长女儿德姬与家康长子信康成婚，又把两家的下一代联系起来。[I21, I22]
1568年，家康向远江进军，武田信玄则从甲斐南下攻入骏河，两者都针对今川义元的继承人氏真，却会因边界与地方归属发生摩擦。1569年挂川城的和解使氏真得以存活，今川的独立统治则告终。取得领地后，家康还须接管城池、道路与地方家族原有的关系。[I24, I25, I27]
1570年，他把主要据点迁到浜松，更接近争夺中的边界，也参加信长对浅井、朝仓的姉川之战。信长越来越强，两人的关系渐趋不平等；家康仍须为自己的领地承担风险。1573年初，武田军给他造成了一次重败。[I21, I26]
5. 三方原败战与后来的传说
武田信玄向远江推进时，军队比家康的部队更强，作战经验与补给也较充足。1573年初，家康在浜松附近的三方原出战，军队溃败，多名家臣死亡，他退回浜松。为什么不避开决战，不能用一个确定的动机解释；保住领地、维持盟友信任与冒险交战之间，本就存在困难的取舍。[I21, I26, I18]
信玄随后攻下野田城，却在1573年病死。家康的存续既靠城池、盟友与原有力量，也受这个无法由他控制的变化影响。武田家由胜赖继承，冲突还会继续。[I21, I26]
有一幅十七世纪的家康皱眉坐姿画像，后来常被说成他为牢记惨败而命人绘制的“颦像”。原史彦2016年的研究指出，这种联系缺乏相应文献依据；浜松市博物馆也采用了重新考察的解释。画像与后来的故事可以说明家康形象如何形成，不能据此确定败战后他的表情或自我告诫。[I28, I29]
6. 长篠获胜，家内生变
1575年，武田胜赖围攻三河东部的长篠城，守将奥平信昌向家康求援。信长与家康的援军在设乐原击败武田军，栅栏、火枪与各部协作发挥了作用。常见的“三千支枪、三列轮流射击”说法，枪数和具体阵形仍有争议；东京大学的联合研究与2025年《历史街道》的专题都保留了这场讨论。[I30, I31, I32]
胜利也包括奥平守军坚持，以及酒井忠次分兵攻击鸢巢山一带武田围城阵地。鸟居强右卫门送信、被捕处死的事迹后来成为忠勇故事，其中细节不能都当作现场记录。此战没有立即结束武田家的统治。[I32, I21]
家康家内则在1579年发生惨事：筑山殿被杀，长子信康在二俣被迫自尽。传统解释强调德姬告状与信长的命令，柴裕之重视家康所在的浜松与信康所在的冈崎之间的家内矛盾，本乡和人又对父子深刻对立的说法提出疑问。死事确定，因由与责任分配仍有争论；无论采用哪种解释，家康的统治安排都没有保住妻子与继承人。1582年，织田主导的进攻终于使武田家覆灭，家康获授骏河。[I22, I33, I34, I35, I36, I21]
7. 从堺逃回三河
1582年，家康在访问信长后带少数随行人员来到堺，远离本部军队。信长的部将明智光秀突然在京都发动本能寺之变，信长死亡，道路和关卡的控制也变得不明。家康首先须设法活着回到三河。[I38, I18]
他经伊贺方向穿越山区，到伊势后乘船返回。这就是著名的伊贺越。服部半藏熟悉伊贺关系，但逃行也靠其他当地向导与武士协助；随身财物、私人联系，都比远方的领地更能在当下发挥作用。具体路线有不同记载，不能复原成一份确定的行程表。[I37, I38]
曾属武田、后来投向织田与家康的穴山梅雪在这场混乱中被杀，经过也有争议。家康回到三河时，秀吉已经抢先击败光秀。他重新掌握城池、军队与通信，接着争夺武田旧领。[I38, I39]
8. 争夺武田旧领
武田家覆灭后，甲斐、信浓的织田统治尚未稳固，信长死亡又使各地重新争夺。这场天正壬午之乱中，家康从三河、骏河向内陆发展，东面的北条家与北方的上杉家也介入。争夺的是城池、道路、土地权利和地方武士的服从，远不止一场会战。[I39, I41, I42]
家康通过军事压力、地方中间人及确认原有土地，争取地方势力支持。旧武田家臣熟悉当地税务和道路，也须考虑家族安全、领地与生存，并非天然转而忠于他。家臣井伊直政的赤备部队以红色装备为标识，吸收了旧武田的人力与传统，但不是把原来的武田军整体换一个统帅。[I21, I39]
1582年，家康与北条氏直和议，取得甲斐及信浓的大部分控制权，双方又以婚姻加强联系。真田昌幸后来变换盟友、在上田抵抗，说明控制仍会受到挑战。战后还须处理彼此冲突的土地请求、收税与军役；家康的实力扩大了，也要面对正在取得全国优势的秀吉。[I21, I41, I42]
9. 与秀吉交战，向秀吉臣服
秀吉原是信长的部将，讨伐光秀后逐渐压倒其他继承势力。1584年，信长之子信雄请求家康帮助抵抗秀吉。家康在长久手击破一支向三河进军的部队，池田恒兴、森长可战死，秀吉的侄子秀次受挫；秀吉的主力与其他资源并未随之消失。[I40, I21]
小牧一带的长期对峙还考验粮食、城防与各家立场。信雄单独与秀吉讲和后，家康继续抵抗的政治依据减弱。1585年，家康的重要家臣石川数正又投向秀吉，熟悉德川外交与内部安排的人离开，使家康不得不调整用人和防备。[I40, I21]
秀吉也须付出代价争取臣服：妹妹朝日与家康成婚，母亲大政所来到德川一方，作为家康赴会期间的安全保证。1586年，家康在大阪公开臣服，保留领地与军队，成为秀吉统治下实力很强的大名。长久手的胜利有助于他争取条件，却没有使他取得全国主导权。[I40, I10]
10. 离开旧领，迁往关东
1590年，家康参加秀吉对后北条家的小田原战役。战后，他奉命离开东海五国的旧领，迁往关东，也就是今天东京及其周边的日本东部区域。新领的石高更大，但石高是以稻米表示的土地收益评估，不等于已经收进仓库的收入；家臣、家属、城池驻防、土地请求与税务，都须重新安排。[I10, I21, I44]
家康选择江户作为重要据点。这里已有太田道灌在1456—1457年间营建的城池，也有聚落、水路和海湾交通，并非一片无人居住的芦苇地。低湿地与洪水同样需要处理，后来的都市规模不能归为1590年一次建设的成果。[I43, I45]
德川官员把家臣安置到新领的城池，调查土地、重新确认旧有请求并组织运输。当地居民提供信息与劳力，也承担新政府的要求；迁来的武家家庭则须与原有居民重新建立关系。[I10, I21, I45]
秀吉为什么这样迁封，研究者有不同侧重：既可削弱家康在祖传领地的根基，也可利用他治理东部、处理北方的不安。竹井英文、本多隆成的研究提供了相应解释，不能据此独断秀吉的私人动机。家康还经营小田原、川越等据点，并往返秀吉的政治中心，逐步把纸面领地变成实际收入与服从。[I44, I45]
11. 侵朝战争与幼嗣政府
1592年，秀吉出兵朝鲜，试图使朝鲜服从并借道进攻明朝。家康前往九州的肥前名护屋大本营，主要军队没有渡海。这减少了他相对于参战大名的损耗，却不能证明他原则上反对战争；他仍为秀吉的政权服务。肥前名护屋与尾张的名古屋是两个地方。[I46, I47, I50, I51]
朝鲜军队、李舜臣率领的水军、百姓与僧侣的抵抗，以及明军的介入，使战争长期化。1597年再次出兵后，杀戮、掳人和征发继续造成破坏。1598年秀吉去世，日军撤离；家康等重臣参与撤军安排。家康远离关东期间，留守人员仍须维持当地统治。[I48, I50, I51]
秀吉1593年得子秀赖，1595年又毁灭原继承人秀次及其家族，最后留下幼童继承。家康是五大老之一，与处理政务的五奉行等共同承诺维护秀赖。大名仍各有领地、军队，家康的规模与资历使他尤其有影响；誓约需要有人协调执行，其他重臣也关注他扩大的联盟。撤军能合作，并不表示以后的继承也已稳定。[I48, I52]
12. 丰臣政权内的关原之战
1599年前田利家去世后，家康失去一位重要的制衡者。他推动大名间的婚姻和联盟，也被指违反秀吉留下的安排。1600年，他以追问上杉景胜的军备和服从为由东行；石田三成等人在西面组织反对力量。常被引用的直江状有不同传本，不能把所有措辞都当作未经变化的原信。[I49, I52]
双方都有人声称保护秀赖。大名毛利辉元、将领大谷吉继在西军一方，曾因秀吉而兴起的福岛正则却支持家康。大阪对大名家属的控制、细川伽罗奢之死、家臣鸟居元忠在伏见的防守，都显出战争对家族与驻军的代价。交战也遍及东北、北陆、九州等地；家康之子秀忠的部队受阻于上田，没有赶上关原会战。[I49, I52]
关原的胜负取决于地形、交战部队及各将领是否投入战斗。小早川秀秋转向家康、攻击大谷吉继，对结果有重要作用；“家康开炮才逼他倒戈”的戏剧性场面缺少同样可靠的依据。家康获胜后，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被处死，大名领地重新分配；秀赖仍留在大阪。德川的优势是在战后处置中进一步建立的。[I49, I21]
13. 取得将军名号，安排继承
家康把没收的领地分给亲族、旧臣及战时盟友，尤其重视江户周边、道路与战略城池。领主变了，村民通常仍在原地，迁来迁去的是武士、官员与征税者。“亲藩、谱代、外样”这些后来熟悉的分类，也不能当作1600年立即定型的制度。[I10, I21]
1603年，朝廷任命家康为征夷大将军，以领导武家领主的传统官职，给军事优势以公开认可。他的武家政府后来称德川幕府或江户幕府。德川家关于源氏血统的主张有助于取得名位，但不是完整家谱的证明。大名是拥有领地、家臣与部队的武家领主，政府仍须依靠他们在各地治理与调动资源。伏见、京都、大阪与江户都有政治作用。[I10, I21]
秀赖保有大阪城、财富和丰臣名号，仍非普通私人。1603年，家康的孙女千姬与他成婚；1605年，家康又让儿子秀忠继任将军，亲自保证继承顺利。父亲退职后仍有土地、声望与决策权，德川的传承已获安排，与丰臣家的关系却未解决。[I54, I53]
14. 大阪战事与统治规章
1607年，家康以骏府为主要据点，秀忠在江户掌政。一封涉及家康之子忠吉旧臣小笠原吉次调动的亲笔信，留下父子继续商议人事的具体证据。对外，他利用威廉·亚当斯等人与荷兰、英国联系，也逐步限制传教活动；贸易与宗教政策会变化，不能概括成一贯拒绝所有外国联系。[I53, I13]
秀赖成年后，1611年在二条城会见家康，仍未消除大阪的军事与继承问题。1614年，方广寺钟上的“国家安康”被德川方面指为拆开家康姓名的不敬之语，金地院崇传参与指控，片桐且元调停失败。大阪聚集的浪人各有求职、生存或效忠的考虑，争执也发生在这座武装城堡与成人继承人的背景之下。[I57, I58, I59]
冬季战争中，大阪坚守，德川使用火炮，居民也受征发、火灾与逃难之苦。阿茶局、淀殿之妹常高院参与议和。有关和约范围及执行是否违约，各种记述有异。中村博司依据《大阪冬阵记》说明，和约允许拆除二丸、三丸的防御，三丸由德川拆除，二丸原由丰臣承担；德川后来无视丰臣方面的抗议，也拆除了二丸。拆除的范围已有约定，施工由谁承担却发生了冲突。[I04, I59]
1615年夏季再战，真田信繁等人的反攻仍使家康陷入危险，最后大阪城陷落。秀赖、淀殿死亡，秀赖之子国松被捕处死，千姬逃出。秀忠随后颁布由崇传起草的《武家诸法度》，约束大名修城、婚姻等活动；另有针对朝廷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同年，崇传、林罗山等人组织刊印《大藏一览集》，约十万枚铜活字印成125部，分送寺院，统治也通过文书、规章与文化事业继续建立。[I56, I59, I55]
15. 去世之后：祭祀与历史形象
1616年，家康患病死于骏府，临终获太政大臣名号。有关猎鹰、食用油炸鲷鱼的记述，不足以确定现代医学意义的死因。他晚年组织刊印中国治国文献摘编《群书治要》，工作由匠人、僧侣、崇传与林罗山等继续，不能视为他亲手完成的著作。[I66, I61]
家康先葬久能山，1617年被奉为东照大权现，日光成为祭祀中心。遗骨是否、怎样迁到日光，仍有争论；奉祀的迁移不能自动证明实物迁葬。天海、崇传等参与安排，江户增上寺、三河大树寺又各有德川家丧葬或祖先祭祀的作用。今天日光的主要建筑群，多与孙子家光1636年的重建有关。[I62, I64, I65, I67]
德川时代，各地东照宫把家康与领主、地方社会联系起来。1867—1868年幕府覆灭后，他又受到僭夺皇权的批评，地方祭祀并未随之消失。长期和平由后继者继续维持。到1912年前后，教育与通俗读物常用“三位统一者”的性格对比来解释历史，把家康写成耐心等待的人，但三人没有共同制定一份能够预见结局的计划；“人生如负重远行”等名句的作者和措辞也需要考察。他确实建立了可以传承的政权，这一结果却同时依靠他人的协作、局势变化，以及由他作出的暴力决定。[I63, I67, I10]
详读
1. 弱小家族的继承人
松平广忠要守住冈崎，必须找一个能够保护他的强邻。他的儿子竹千代1543年出生时，松平家并没有稳固的地位。冈崎位于三河，约当今天爱知县东部；东面是控制骏河、远江的今川家，西面则有织田家。京都保留天皇与朝廷，各地争夺土地、城池和盟友的武家，却没有共同服从一个能够有效发号施令的政府。[I08, I10]
松平家自身也有过剧烈变化。竹千代的祖父清康1535年被家臣杀死，原有扩张遭到打断。各支松平家各有地盘与主张，未必都愿意服从冈崎的本家。广忠的安全不仅取决于挡住外来的军队，也取决于能否让附近的亲族与武士继续支持自己。[I09, I10]
广忠与阿大的婚姻连接了另一个邻近家族。阿大是刈谷领主水野忠政的女儿，水野家的立场会影响松平家的处境。1544年，两人分离，阿大返回刈谷，孩子留在冈崎。水野家转向织田，构成了重要政治背景；这一背景却不足以还原夫妻商议的全部经过，也不能证明某种具体的私人情感。[I11, I12]
对于广忠而言，寻求今川家保护意味着接受较强者的条件。1547年，他打算把竹千代送往今川家，作为自己履行约定的保证。孩子却先落入织田家手中。后来虽有多种记述试图解释这一转折，具体经过仍不完全确定。[I14, I10]
武家的人质未必被关在牢里。他可以有照顾、教育和与身份相称的待遇，但掌握他的人也就掌握了一种向家族施压的手段。是否送行、由谁接收、将来怎样婚配，都由成人决定。竹千代还没有机会独自作出选择，已经被卷入父亲要维持的联盟。[I14, I10]
后来德川家的成功，使这段经历容易被写成耐心与忍耐的开端。可是从1540年代看，一个弱家继承人的处境同样可能以家业消失而结束。竹千代能否重返冈崎、继续松平家的统治，当时仍没有保证。[I10, I21]
2. 在今川家长大
竹千代在织田家约两年后，于1549年转到今川家的控制之下。这一年父亲广忠死亡。孩子继承了松平家的名义，冈崎城却由今川的官员实际掌握；继承人生活的地点与他名下领地的治理，已经分开。[I14, I16]
今川的中心骏府，在今天静冈市一带。这里不只是强邻的军营，也是安排礼仪、婚姻、政务与地方统治的中心。竹千代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有机会接受武艺、文书和礼仪教育，也能观察一个比松平家更有资源的政府怎样运作。关于太原雪斋教导他的传统说法，可以说明后人重视这种政治教育；具体读了哪些书、怎样安排课程，材料不足以复原。[I14, I10]
1555年，他举行成年仪式，取名松平元信。“元”字来自今川义元，公开表示两家的主从关系。后来改为元康，仍是同一个人。这些相继使用的名号，保留松平继承人的身份，也把他纳入今川的从属关系。[I14, I21]
他的妻子与今川家有亲缘联系，后来称筑山殿。两人的子女也在这一关系中出生。婚姻把继承、母族与保护者连接起来，元康的成年生活也就成为今川政治安排的一部分。[I14, I22]
到1550年代末，元康已经带领松平部队，为今川的目标作战。他仍保有祖传家臣的关系，只是这些人此时也在今川的军事安排下行动。独立所需的人力没有完全消失，能否使用它，却受到较强领主的约束。[I15, I10]
1560年，今川义元在出征中被织田信长击杀，后来称桶狭间之战。元康当时在其他地点执行今川方面的任务，并未指挥主要会战。义元的死亡突然改变了命令与保护的来源，冈崎的控制也随之松动。元康回到家族旧城，接下来仍须证明自己能实际统治。[I15, I21]
3. 回到冈崎，重建统治
今川方面撤出冈崎，使元康有机会进入祖传的城池，却没有把整个三河一并交到他手里。地方武士、松平各支、寺院和村落各有旧关系；另一些城池仍依附今川。元康须争取、威逼或击败这些力量，才可能从返回冈崎发展到掌握三河。[I15, I10]
法藏寺保存的一块木制禁制，留下了这段重建工作的具体痕迹。1560年旧历七月初九，元康下令禁止守护入寺干预事务，禁止砍伐竹木、驻军和杀生，并规定下马。这类规定关系到部队怎样经过寺院、占用哪些资源，以及谁能够在当地发号施令。[I17]
寺院的土地和司法权利原已存在，元康要使寺院接受自己的保护，也须回应这些权利。禁制说明他试图约束手下军人，同时向地方社会申明权威；木牌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每次行军都按规定执行。命令能否落实，还要看他对具体人员的控制。[I17, I10]
1563年，他改名家康。这时最严重的抵抗，来自三河净土真宗寺院及其支持者，后来称三河一向一揆。寺院联系信众和地方武士，部分家康家臣也参加抵抗。本多正信后来成为德川的重要谋臣，却曾在这一时期站到家康的对面；后来形成的君臣关系还须重新建立。[I05, I06, I18]
一揆起事的不同记述
开战的第一步，各书并不一致。滨田浩一郎比较《三河物语》与《松平记》：前者写官员进入本证寺捉拿嫌疑人，后者写进入上宫寺取粮。冈崎市的历史指南也保留起事日期、地点不同的提醒。两种叙述都涉及外部权力侵入寺院享有的特权，但不能把两件事接成一个已经证实的连续场景。[I05, I06]
家康既靠战斗恢复控制，也通过赦免重新接纳旧臣。一部分家臣回到他身边，寺院原有自主权则受到限制。这里没有一支自始忠诚、只等待主君号召的“三河武士”：土地、宗教和家内服从会把同一批人拉向不同方向，家康必须逐次处理。[I05, I18, I10]
1567年初，他得到朝廷认可，改用德川姓并取得相应位阶。这对应日本旧历永禄九年十二月，已落在公历的下一年。姓氏与谱系有助于取得公开身份，源氏出身的主张却不能仅凭朝廷认可便证明所有世代。家康此时扩大了权力，仍需要信长这个外部盟友。[I19, I20]
4. 信长的盟友与远江的领主
家康与信长的合作通常追溯到1562年的清洲同盟。重建三河与争取西面的盟友，在同一时期进行。具体仪式、日期与完整条约，没有双方此后反复合作那样清楚；合作对两家各有用处，则可以从行动看出。[I21, I10]
信长要向美浓和京都发展，希望东面不会遭家康攻击；家康要从今川的控制中独立，也需要西面的安全。两人各自拥有军队、领地与家臣，并非信长给普通部将分派任务。但随着信长取得更大实力，合作逐渐不平等，家康的选择也受全国局势限制。[I10, I21]
信长的女儿德姬与家康长子信康成婚，进一步连接两家的继承人。盟约因此不只体现在联合出兵，也深入家内关系。若下一代发生冲突，政治争执同样可能通过这些婚姻传回家族。[I22, I21]
1568年，家康攻入远江，目标是今川义元的继承人氏真。北面的武田信玄同时向骏河进军；甲斐在内陆，骏河、远江沿海，两军各自推进，地方武士的归属与边界却会发生争议。共同削弱今川，并不保证战后能和平分地。[I24, I25, I27]
1569年，挂川城的和解结束了氏真的独立统治，氏真本人仍然存活。家康取得远江以后，须接管城池与交通，安置原来的地方势力，把今川时期的义务与关系重新纳入自己的政府。[I24, I27]
1570年，家康以浜松为主要据点。与冈崎相比，这里接近新领与武田威胁，便于控制远江，也更暴露在边境战事之下。同年，他在姉川帮助信长对付浅井、朝仓，带着自己的军队参加本土以外的作战。[I21, I26]
这类行动使家康留在重要的联盟中，却不能替他消除东方的危险。他在远江统治时间尚短，信玄的军队则有更多经验和资源。东方的军事压力随后加剧，1573年初，信玄在三方原击溃德川军。[I26, I21]
5. 三方原败战与后来的传说
家康治理远江，必须控制道路、城池和当地武士，而这些关系还没有经历数代积累。武田信玄向西推进时，带来较强的军队，以及支撑行军和攻城的经验。家康即使留在浜松城内，敌军经过领地也会损害他的权威与资源；主动出战，却又意味着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I21, I26]
1573年初，他选择在浜松附近的三方原高地交战。为什么作此决定，不能从结果倒推出一个唯一答案。后人讨论的理由包括保卫远江、维持盟友对他的信任，以及放任敌军通过的代价；这些解释说明了出战与避战各有的风险，家康本人如何权衡，材料却没有留下确定答案。[I21, I18]
战斗中，德川军溃败，多名家臣死亡，家康退回浜松。幸存的城池、剩余兵力与信长的合作，使他的统治没有随一场败战消失。但战争的下一步并不由他决定：信玄随后攻下野田城，1573年又因病死亡，武田家由胜赖继承。[I21, I26]
信玄的死亡对家康有利，却不是家康耐心或谋略造成的。幸存的驻军和家臣得以重整，恢复却不等于远江已经稳固；新领的治理和对武田的防备仍须继续。[I21, I26]
画像能够证明什么
后来，一幅皱眉坐姿的家康画像被称为三方原败战后的“颦像”：故事说家康让人画下受挫的模样，以便提醒自己。这个故事把一次失败变成开国者的自我教育，因而十分适合后来的传记叙述。[I28, I29]
原史彦2016年的研究重新检视画像与相关材料，指出画像和三方原败战之间缺少所需的文献联系，常见解释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浜松市博物馆的展示资料也采用了这种重新考察。博物馆据此把画像本身与后来附加的败战故事分开介绍。[I28, I29]
这幅十七世纪画像本身及其流传史仍有价值，但不能用它复原家康刚退回浜松时的表情，也不能把委托绘画、自我告诫当作确证行为。接下来，家康须面对信玄之子胜赖；两军1575年在长篠再次交锋。[I28, I29, I32]
6. 长篠获胜，家内生变
1575年，武田胜赖围攻三河东部的长篠城。城由奥平信昌守卫，属于家康一方；城若陷落，会改变当地的道路与军队通行条件。守军须坚持到援军抵达，才能保住这个阻挡武田行动的位置。[I32, I30]
鸟居强右卫门突破包围送信、返回后被捕处死的事迹，后来在文字与图像中广泛流传，成为为守军带回希望的忠勇故事。后世描述不断增加细节，不能把所有台词、动作和处刑图像都当作当时现场留下的记录。奥平的守军继续抵抗，援军才有机会改变围城局势。[I32]
信长与家康的部队来到设乐原，利用栅栏、火枪与部队配置迎战。火枪重要，阵地同样重要；家康一方对当地的了解和行动，也不只是等待信长带来一种新武器。酒井忠次另率部队攻击鸢巢山一带武田的围城阵地，守城、援军会战与侧面进攻共同作用。[I30, I31, I32]
枪数与轮射仍有争论
常见叙述以“三千支火枪、三列轮流射击”解释胜利。有研究者接受这一重建，也有人比较不同年代的记载，对枪数、排列和轮射方式提出异议。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参与的联合研究把这些列为主要议题，2025年《历史街道》的多位史家专题也继续讨论。枪械在战斗中的作用，并不自动证明一个具体场面。[I30, I31]
这场胜利使长篠获救，武田军遭到重大损失，却没有在1575年结束武田家。胜赖又维持了七年统治。[I32, I21]
在两次战争之间，德川家内发生了1579年的惨事。家康的妻子筑山殿被杀，长子信康离开冈崎，最后在二俣被迫自尽，按现代年龄约二十岁。父亲以浜松为主要据点，儿子在冈崎，德姬又把这一家内关系与信长家连接起来。[I22, I33]
信康之死的解释并未定论
传统叙述强调德姬的指控与信长要求处分的命令；柴裕之则重视冈崎与浜松之间的家内矛盾。本乡和人介绍这一解释后，又以家康后来对信康女儿等人的安排，质疑把父子关系写成深刻对立是否充分。几种说法并存，不能把其中一种标为已经统一的学界结论。[I22, I34, I35]
死亡本身比完整的原因链更确定。保留争议，并不等于免除家康在统治和家族处置中的责任：他的权力安排未能保住妻子与原继承人。继承顺序、母族关系和家臣所依附的人随之改变，家族内部同样可能因政治要求而遭到暴力。[I22, I34, I35]
1582年，织田主导的进攻最终摧毁武田政权，家康获授骏河，也就是童年居住的今川中心所在之地。同年信长遇害，德川家又须面对保护者突然消失的局面。[I36, I21, I38]
7. 从堺逃回三河
1582年武田覆灭后，家康访问信长，随后带着少数随行者来到堺。本部军队与他相距甚远。明智光秀原是信长的部将，却突然在京都发动本能寺之变，杀死自己的主君；刚建立的胜利秩序因此发生逆转。[I38, I21]
这时家康不能仅凭领主名位召来一支随时可用的军队。道路由谁控制、关卡会听从谁的命令，都变得不清楚；旅途中求援，还可能使当地人承担政治风险。他首先需要回到海岸和自己的领地，再恢复指挥。[I38, I18]
逃行经伊贺山区，再到伊势乘船返回三河，后来称伊贺越。伊贺的地方社会此前经历过织田的武力打击，来者的身份不会自动保证安全。不同记述中的线路与停留地点有差异，实际停留和通行经过不能完全确定。[I37, I38]
服部半藏熟悉伊贺的人际联系，在传统叙述中十分突出；同行者还须借助其他向导、当地武士和接应人员。土地收入在远方，随身能拿出的财物、过去建立的联系，才可能在眼前换来通行与帮助。山路和最后的船只，仍各有阻断的可能。[I37, I38]
穴山梅雪也处在这场突变中。他原属武田，后来投向织田与家康，却在逃离混乱时被杀。他的死有不同说法。曾有的地位与新近归附，都没有在这场混乱中为他提供足够保护。[I38, I39]
家康回到三河后，秀吉已经击败光秀，抢先取得讨伐信长仇敌的功劳。家康可以重新动用城池、士兵与通信，却来不及成为这一行动的主导者。他把力量转向武田旧领，在新一轮地方争夺中扩张。[I38, I39]
8. 争夺武田旧领
武田家的领地刚由织田方面接收，各地驻军、城主与新的土地安排尚不稳固，信长的死亡便使这些命令失去依靠。甲斐、信浓原有的地方家族，也有理由重新选择保护者。家康从三河、骏河向内陆推进，北条家从关东介入，上杉家则在北方争夺位置。[I39, I41, I42]
天正壬午之乱的争夺在多处城池和地方势力之间展开。军队需要城池落脚、道路通行和粮食供给，地方势力既可能加入，也可能阻挡；某个家族选择哪一方，会使邻近城池的处境改变。行军与谈判往往相互决定。[I39, I42]
家康的重要办法是确认原有土地，向地方武士保证新统治者会尊重他们的权利，争取熟悉地区的人加入；这些人又帮助把保护承诺落实。对旧武田家臣来说，家族能否继续生活、土地会否遭人夺取、哪个保护者最可能胜出，以及复仇的愿望，都影响选择。效力于家康未必意味着原来已经对德川怀有忠诚。[I10, I39]
旧武田的人力与军事经验进入新军队。井伊直政的赤备部队借用了部分人员与传统，红色装备后来成为显著标识；这不是原武田军队整体改旗后仍按原制度运作。新的统帅、土地分配与军役，须重新结合。[I21, I39]
1582年，家康与北条氏直经过军事与补给方面的压力后达成和议，家康控制甲斐及信浓的大片地区，北条取得其他安排，两家又以婚姻加强联系。真田昌幸后来转变立场、在上田抵抗，说明和议没有让每个地方家族都永久接受德川的命令。[I21, I41, I42]
军队离开之后，还会有更难处理的冲突：两个家族可能声称拥有同一块地，给其中一个确认文书，就可能使另一个失去收益。收税、征兵与地方保护，都需要新领主作出可以执行的裁决。这段经验会在家康下一次迁封时再次有用，但他此时还须面对正在取得全国优势的秀吉。[I10, I41, I42]
9. 与秀吉交战，向秀吉臣服
秀吉原在信长手下掌握军队，1582年讨伐光秀后，又在继承争夺中压倒其他将领。他后来取得丰臣姓，家康则仍有自己的领地与部队。1584年，信长的儿子信雄反对秀吉、请求家康相助，为德川出兵提供了织田家内部的政治理由。[I40, I21]
长久手之战发生在双方长期对峙之中。家康取得敌军向三河进军的情报，迅速集中力量打击一支分出的部队。池田恒兴、森长可战死，秀吉的侄子秀次受挫。这是重要的战术胜利，秀吉本人所率主力与其他地区的人力、粮食，却没有被一并消灭。[I40, I21]
小牧一带的城防和阵地继续牵制双方。谁能获得补给、谁的盟友会改变立场，同样影响战争。家康能够在合适地点集中精锐，秀吉则有更大范围的资源，能够补充损失、扩大政治压力。长久手一战没有消除两人能够调用的资源之间的差距。[I40, I10]
信雄后来单独与秀吉讲和，使家康继续以支持织田继承人为由作战的基础减弱。1585年，石川数正又离开德川、投向秀吉。他是处理外交与家内事务的重要人物，了解人员和防务安排；家康须重新安排人员和防务。但德川后来吸收的武田制度，不能全部归因于这一次离反。[I40, I21]
双方的和解仍须解决安全问题。秀吉若强行夺取家康的全部领地，要付出军事代价；家康若赴大阪表示服从，也需要相信自己能够回来。秀吉的妹妹朝日与家康成婚，原有婚姻因此被改变，母亲大政所则来到德川方面，成为家康赴会的保证。[I40, I10]
这些妇女的居留和婚姻具有实际风险。亲族担保能使破约付出代价，并不只是宴会礼仪中的友好表示。家康则以公开臣服承认秀吉的上位，1586年的大阪仪式让这一关系为其他大名所见。[I40, I10]
家康保有领地、军队和德川家的身份，在丰臣政权下仍是强有力的大名。长久手之胜有助于争取条件，不能使他继续像一个与秀吉平起平坐的全国领袖行动。1590年，服从的代价又表现在一项更大的命令上：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旧领。[I40, I21]
10. 离开旧领，迁往关东
1590年，秀吉讨伐后北条家，家康参与对小田原的进攻。后北条独立势力覆灭后，秀吉命他从东海五国迁往关东。新领的土地收益评估更大，地图上也更宽，但家康要离开祖传三河，以及后来取得、已经建立人员关系的远江、骏河、甲斐、信浓等旧领。[I10, I21, I44]
石高把土地潜在收益折为稻米数量，便于比较领地，也有助于规定军事负担；它不等于迁封之日即可收到的税粮。新地方的田地、村落与原领主留下的文书，都需要调查。哪个家族拥有土地，谁须交税或出劳力，原有土地权利主张由谁处理，不能只靠宣布领地归属便全部解决。[I10, I44]
迁移也发生在家庭之中。家臣携带家属、随从和财物离开熟悉的住处，一部分亲友或依附关系仍留在原地。旧领的寺院、债权人、坟墓和道路，将不再处于原来的统治安排下。对德川家臣而言，迁封既是新机会，也是旧关系的断裂。[I10, I45]
家康把江户作为重要据点，但这里不是等待英雄到来的一片空地。太田道灌已经在1456—1457年间建城，附近存在聚落、港湾和水路。低湿土地与洪水需要整治，运输条件也有潜力。后来宏大的江户城和都市，是多个阶段、后继者继续施工的结果。[I43, I45]
迁封是牵制，还是委以治理
秀吉为什么把家康放到关东，常有两种侧重。离开祖传领地能够削弱根深蒂固的关系，也使强大领主远离原来经营的地区；另一方面，后北条覆灭后的东部需要治理，北方局势也有不安，家康可以承担整理新领与控制东部的任务。[I44, I45]
竹井英文2014年的研究讨论迁封的政治背景，本多隆成的解释又重视江户及东部治理的条件。两种考虑可以同时存在，不能仅以新领更大便排除牵制，也不能凭迁走旧领便断言秀吉只为削弱家康。研究提出的是从政治关系和行动推论的解释，并非秀吉私人想法的完整记录。[I44, I45]
家康在新领内经营的不只江户。小田原、川越等城池需要适当人员驻守，地方力量也须重新获得保障。他还要来到秀吉的政治中心，继续履行大名的义务，关东建设与丰臣方面的军役、政务因此同时进行。[I10, I45]
调查土地与安置人员，又要依靠地方指引、证言和实际测量。向寺院重新确认权利、提供保护，也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的服从。领地的收益逐步被收取，军役逐步能够调动，迁封才从一项地图上的授予变成德川的新力量。[I10, I45]
11. 侵朝战争与幼嗣政府
1592年，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希望朝鲜服从，再以其领土作为进攻明朝的通路。九州的肥前名护屋成为出兵大本营，家康也到这里驻留。当地遗址包括分给他的营地。这里位于九州海岸，与本州尾张的名古屋是两个地方。[I46, I47, I50, I51]
家康的主要军队没有渡海，在军事损耗上因而相对有利。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明战后各家实力的变化，却不能证明他已在原则上反对秀吉的战争。他仍服从丰臣政权的安排、在大本营活动，是参与该政权的重臣。[I48, I50]
朝鲜政权和军队没有接受秀吉的要求。李舜臣等人率水军打击日本海上运输，明朝出兵，地方百姓与僧侣也组织抵抗。占领、杀戮、掳人和征发长期破坏居民的生活；日本部队不仅面对正规会战，还面对补给和占领能否维持的问题。[I50, I51]
1597年再次出兵，又延续了这些损失。1598年秀吉去世后，家康与其他重臣合作安排日本军队撤离，政府仍能完成这项紧迫事务。[I48, I51, I52]
家康往返大本营和丰臣的政治中心时，关东的行政仍须继续。留守人员要收税、处理请求、调度资源；若领主一离开就无法运作，新领的庞大石高也不能稳定转为力量。关东逐渐形成的人员与文书体系，使德川家能够在领主不常驻时继续治理。[I10, I48]
继承问题却越来越尖锐。秀吉的儿子秀赖1593年出生，原先已被安排继位的侄子秀次因此失去原有前景。1595年，秀次遭处分，家族也被毁灭。继承安排集中在幼童身上，秀吉遂依靠强大领主与办事官员的誓约保护他。[I48, I52]
家康属于五大老，五奉行等人则办理行政事务。这些名目不等于一个职责完全固定的现代内阁，也不宜归为一次会议建立的完整制度。拥有领地与军队的大名，和掌握账目、文书与政务的官员，各有资源；家康庞大的领地使他成为难以绕过、也难以约束的成员；其他签署人必须共同应对违约，誓约才有实际约束力。[I48, I52]
联姻与结盟可以帮助合作，也可能被认为破坏秀吉留下的约束。家康将以丰臣重臣的身份，动用在今川、织田与丰臣统治下积累的土地、军队和关系，争取更大的行动余地。他未来的胜利不能证明几十年来一直怀有一份不变的秘密计划；秀吉之死打开了新的局面，谁能控制它仍待行动决定。[I49, I52]
12. 丰臣政权内的关原之战
秀吉死后，秀赖仍是被承认的继承人，德川幕府尚未建立。家康与其他重臣的分歧，起初发生在丰臣统治内部。家康推动大名间的婚姻和关系，反对者则指责他违背先前约束；双方争夺的，包括谁能代表幼主作出有效决定。[I49, I52]
1599年，前田利家去世，丰臣政府失去了一位能够牵制家康的大老。各方冲突中已有暴力与威胁，原来通过重臣协调的安排更难维持。1600年，上杉景胜的筑城、军备与服从问题成为家康东行的理由：从上杉看，可能是领地防备；从家康看，则是中央命令能否得到履行。[I49, I52]
常被置于这一争执中心的直江状，有不同的存世形式。文本的具体措辞受到抄传问题限制，上杉与家康的政治争执本身则不依赖每一句话都被认作原文。家康率领的东征部队也不是全国军队，而是各大名分别统率、以不同理由加入的力量。[I49, I52]
家康东行后，石田三成等人在西方组织行动，京都、大阪的控制十分重要。毛利辉元提供显著名望与力量，大谷吉继也参战；家康一方则有福岛正则这样的秀吉旧臣。他们可以一面反对三成，一面声称维护秀赖，不能按“德川对丰臣”把所有人分成天然一致的两营。[I49, I52]
大阪对大名家属的控制，使女性、家臣与住处也卷入军事压力。有人试图逃离，有人遭到阻拦或暴力。细川伽罗奢之死涉及宗教立场与家内处置，不能被简化成一个自由选择的浪漫自杀故事。伏见城中，鸟居元忠等人以驻军防守拖延对方，后来的忠勇叙述所歌颂的牺牲，也意味着攻守双方实际死亡。[I49, I52]
战争同时在其他地区展开。东北有上杉、伊达及相关势力，北陆与九州也有战斗和城池争夺。家康决定回向西方，要靠书信、议事与各支部队的配合。秀忠带领的部队在上田遭到拖延，没能赶上关原会战；双方的大范围行动并非一次指令就能完全同步。[I49, I52]
关原战场上的道路、地形与能见度，限制各部行动。先前谈判又使部分将领的立场不确定：有人实际投入战斗，有人留在原位，小早川秀秋则转而攻击大谷吉继一方。倒戈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与战前政治联系相连，不能只由战场上一声炮响解释。[I49]
家康下令开炮、逼小早川立刻改旗的场面十分容易复述，证据却不足以与倒戈本身同等确定。家康也不能预知每支部队会在什么时刻行动。胜利包含他的协调与选择，同时依靠其他人决定加入、观望或转向。[I49]
战后，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被处死，大名被剥夺或迁移领地。秀赖仍在大阪，家康后来也与他会面。家康接着决定谁得到土地、谁可以保有城池，再由家臣与地方人员落实；军事胜利由此继续转成统治优势。[I49, I21]
13. 取得将军名号，安排继承
关原以后，家康掌握了重新分配大量领地的力量。战败者失去土地，战时盟友得到报偿，亲族与长期效力的家臣也获安置。江户附近、主要道路和可能牵制强大领主的城池，尤其需要可以信任的人；更远的大名仍有自己的土地与军队。[I10, I21]
对村落而言，新领主到来未必意味着居民搬迁。改变的往往是收税者、官员和武士驻地，旧账册与原有土地请求则须交给新人处理。家康及其人员要让新分配能够征税、驻军和解决争议，否则奖赏仍只是未完全落实的文书。[I10, I21]
后来常用的亲藩、谱代与外样，分别指向德川宗亲、长期家臣和较晚形成从属关系的大名，具有解释价值；其界线与制度作用却在此后发展，不能认为1600年已全部固定。家康首先处理的是具体人员、地盘与可信程度。[I10, I21]
1603年，朝廷授予家康征夷大将军名号。军事优势因而获得传统官职的公开认可，德川家提出的源氏血统主张也有助于取得资格与声望。这种认可不能验证家谱每一代的联系，也不等于家康接管了天皇的一切权力。[I10, I21]
新政府须利用大名各自的资源，文书、法律与地方执行还会继续发展。伏见、京都、大阪和江户都参与政治运作，后来又有骏府这个重要中心。德川将军政府既组织自己的家臣，也沿用丰臣时期的安排，在各个中心之间协调人员与资源。[I10, I21, I13]
秀赖依旧是必须面对的政治人物。他有大阪城、财富、身份与人际关系，丰臣名号可以为其他人提供聚集的理由。1603年，家康孙女千姬嫁给秀赖，可能帮助两家协调；女孩的处境却也由这座仍有武装力量的城堡决定，婚姻并未消除竞争。[I54]
1605年，家康在自己活着、仍有能力支持儿子时，让秀忠继任将军。其他大名必须看到德川名位可以从父传子，而不必等创始人死后才争夺。家康自身仍有土地、外交关系与高于通常家臣的声望，退职并非退出政治。[I54, I53]
家康仍掌握重大决策权，秀忠则在江户执政，父子的权力并存，使德川的继承先得到保障。丰臣家却有自己逐渐成年的继承人，两家怎样共处，仍是尚未解决的问题。[I53, I54, I59]
14. 大阪战事与统治规章
1607年，家康以骏府为重要据点，秀忠在江户执政。父子之间并非只有名义上的尊敬：家康的一封亲笔信涉及小笠原吉次的调动，秀忠询问，父亲回答。吉次原曾侍奉家康之子忠吉，这个人事安排具体显示家康退任后仍参与家内政务。[I53, I13]
骏府也处理外交与文化事务。威廉·亚当斯等人为家康提供航海和对外联系的帮助，荷兰、英国商人获准在管制下贸易。伊比利亚商贸又与传教、海上力量和安全担忧相连，宗教限制逐渐加强。贸易可以提供资源，传教及海外宗教联系却会引起政治疑虑，两方面的政策因而并不总是一致。[I13, I10]
1611年，已成年的秀赖在二条城会见家康，双方仍未解决秀赖如何服从德川的问题，淀殿与大阪的力量继续存在。大阪城吸引了失去职位的浪人，他们可能寻求生计，也可能忠于丰臣或反对德川；不同的目的使他们聚集在同一座仍有武装力量的城堡中。[I58, I59]
1614年，方广寺钟铭成为争执焦点。“国家安康”中的字把“家”与“康”分开，德川方面据此指为针对家康的不敬，金地院崇传参与指控。片桐且元试图调停，最终失败。钟铭争执激化了冲突，但早已存在的成人继承人、武装城堡与不稳固的服从关系，使争执有可能走向战争。[I57, I58, I59]
冬季，德川组织大批部队围攻大阪，使用火炮，城内依靠坚固防御抵抗。真田信繁等人的布置使进攻付出代价。大名的军队需要粮食和劳力，居民又面对征发、火灾、逃亡与暴力，城外社会也被卷入围城。[I59]
和议中，家康一方的阿茶局与大阪一方的常高院参与谈判。常高院是淀殿的妹妹、京极高次的遗孀。亲族与家内联系，使两人能够进入统帅所需的交涉；双方仍是在围城和火炮压力下谈判。[I04, I59]
和约与拆除防御的范围
中村博司依据《大阪冬阵记》重建和议及实施过程：和约允许拆除二丸、三丸的防御，三丸由德川拆除，二丸原约由丰臣方面施工。德川拆完三丸后，无视丰臣方面的再三抗议，又接手毁除二丸。约定拆哪些防御，与由谁动工，是两项不同的问题。[I04]
按中村的解释，争议在于德川接手原由丰臣负责的工程，并不意味着二丸的全部防御原先都在拆除约定之外。其重建也没有排除围城带来的强制。和议结束后，大阪显著削弱的防御，使它更难抵挡下一轮攻击。[I04, I59]
1615年夏季，双方再次交战。真田信繁等人的反攻一度威胁家康，即使优势已经扩大，胜利仍非每一步都可预知。大阪城最终陷落，秀赖和淀殿死亡；千姬逃出，秀赖年幼的儿子国松被捕后处死。其他亲属、追随者也遭死亡、流离或拘禁，丰臣家的继承主张被以暴力切断。[I59, I60]
同年，秀忠颁布崇传参与起草的《武家诸法度》，限制新建城池，要求修缮受到监督，婚姻也须接受幕府管制；《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则针对天皇与公家的活动。德川家过去借城堡、婚姻和朝廷身份扩张，如今用规章限制其他势力采取类似行动。规章仍需执行，不能把公布日期当作各地此后没有交涉的起点。[I56, I60]
家康的政府也组织刊印书籍。1615年，《大藏一览集》这部佛典分类摘编以铜活字印制，崇传、林罗山等参与监督，匠人和印工完成生产。国立公文书馆记约十万枚活字、125部印本，并分送寺院。家康支持并下令分赠，编校、制字与印刷则由多人共同完成。[I55]
15. 去世之后：祭祀与历史形象
1616年，家康在骏府患病并去世。他此前仍外出猎鹰，关于食用油炸鲷鱼的记述后来常被用作饮食警戒。材料不足以把这顿食物确定为致死原因，也不足以作出无争议的现代诊断。临终获得太政大臣名号，则再次把朝廷的认可与德川家创始人的身份连接起来。[I66]
晚年另一项刊印工程是《群书治要》，从中国典籍中摘录有关治国的内容。家康去世时，刊印尚未完成，没能见到成书。崇传、林罗山召集的僧侣与匠人继续工作；这是一项支持刊印旧书的事业，并非家康亲自撰写的治国著作。[I61]
家康最初葬在骏府附近的久能山，秀忠继续执政。江户增上寺是德川家重要的丧葬与祭祀场所，三河大树寺保存家族祖先联系，几处机构各自承担丧葬或祖先祭祀的作用。[I62, I66]
1617年，家康被奉为东照大权现，日光成为重要祭祀中心。天海、崇传等人参与安排，宗教人员与德川家政共同把创始人的权威转为长期奉祀。遗骨究竟是否、怎样移到日光，则有争论；神号与祭祀中心的建立，不足以独自证明实物迁葬过程。[I62, I64, I65, I67]
今天日光最显著的建筑群，与第三代将军、家康孙子家光1636年的大规模重建密切相关。门、雕刻、漆饰、参拜路径与内部纪念空间，依靠大名出资、工匠施工和后代经营，不能全部当作家康在世时亲自建成的遗迹。[I64, I65, I67]
东照宫也在其他地方出现，地方领主、节庆和社区活动把家康的祭祀纳入各自生活。这种传播既维系德川权威，也会适应地方领主和社区的需要。[I63, I67]
德川家的官方历史常强调开国者的谨慎、学习和忍耐，把早年的服从写成最终夺取优势的准备。“人生如负重远行”等名言也与这种形象相合，具体归属与措辞却不宜直接当作亲笔自述。后世维持的长期和平，需要后继者继续与各藩协商、限制挑战者，并非家康生前一套已经完成的计划能够独自保证。[I10, I63, I67]
1867—1868年幕府覆灭、天皇中心的新政权建立后，家康被批评为僭夺皇权的人，地方祭祀却没有全部消失。到1912年前后，教育与通俗叙事常把信长、秀吉、家康作为“三位统一者”，以性格对照说明成功；三个人并没有共同制定一份最后交由家康完成的计划。[I63, I67]
家康童年曾被他人决定住处与婚姻，成年后则能够决定许多人的城池、土地和家庭命运。他在较强邻人之间生存，取得新领，安排儿子在自己生前继位；最后又消灭曾承诺保护的丰臣继承人。耐心、组织和继承安排可以解释他的成就，家内处刑与大阪的死亡，也同样属于这一政权的建立过程。[I10, I22, I54, I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