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纪伊德川家的第四子

吉宗1684年生于和歌山，是纪伊藩主光贞第四子。尾张、纪伊、水户合称御三家，属于德川家的三大支系，主家缺少继承人时，可以从中选择将军。吉宗之前还有兄长，出生时并非预定的主家继承人。

元服时他取名赖方，1697年在越前、今福井县一带获一处较小的领地，在继承纪伊前已有成年领主身份。后来家人的死亡和继承安排，改变了他的前途。

2. 继承纪伊与应对灾害

1705年，纪伊藩主纲教去世，已退位的父亲光贞和下一任藩主赖职也在同年去世。赖职没有继承人，吉宗成为第五代纪伊藩主，接下债务和维持藩内武家家庭的开销。1707年宝永地震、海啸又破坏沿海，地方年表记下将一处水湾暂改为盐田的措施。

他1706年与伏见宫家的公主玛萨子结婚，1713年设藩讲堂，在纪伊也认识了后来可带往江户的水利官员。这些经验有助于执政，但幕府须治理自己的土地、协调其他藩，责任远大于纪伊一藩。

3. 由支系大名继任第八代将军

1716年，第七代将军家继幼年去世，无存世儿子承继这一支。德川家从纪伊选择吉宗为第八代将军。他的血统、成年藩主经验与政治支持，使他成为可行人选，也显示支系能够维持主家的传承。

吉宗接管已有的幕府行政机构，撤除或排除间部诠房、新井白石等前任政权的重要人物，起用可信任的纪伊人员，其他官员仍继续任事。旧历1716年八月正式受任前，他六月已索取红叶山文库目录。一方面调整人员，一方面查阅政权留下的书籍档案；原来效力于另一支系的官员，也须决定怎样侍奉新主。

4. 改革分阶段展开

享保改革在吉宗任内逐步展开。早期节省开支，此后尝试增收、调整江户行政。1717年任南町奉行的大冈忠相帮助推行城市措施，意见箱和进口书籍则使幕府取得更多信息。

节俭既是优先政策，也是统治者的形象，资源使用却远不止于此。政策随处境改变，1732—1733年享保饥荒显出农业与财政管理的限制；增收可能加重负担，抬高米价又可能使城市居民更难买粮。吉宗提出方向，众多官员与民众在落实中决定了实际结果。

5. 组织江户町火消

密集的木构使江户常受火灾威胁。此前已有大名火消和常设武家火消，城市规模却要求居民、手艺人参与。吉宗1718年下令设町火消，大冈忠相1720年又将其重组为按地区划分、以日文伊吕波音序命名的队伍，尤其依靠善于攀爬、拆屋的工人。

消防队常拆除建筑阻挡火势，居民熟悉屋顶、街道，町奉行则协调各地区责任。救下街区可能须牺牲被拆屋主的财产，贫困租户也更难重建住所。

6. 放宽书禁，保留宗教限制

1720年，吉宗允许进口基督教传教士所写、但经判断与基督教教义无关的书籍，其中许多用汉文写成，也有欧洲学问的译作。长崎官员仍检查进口书，宗教禁令继续有效。红叶山文库和专门人员帮助读者使用选定书籍，使受控贸易中可取得的知识增加；传教士仍未获准入境传教，各种交流也未全面开放。

7. 意见箱中的建议与批评

1721年，吉宗设置目安箱，接收书面请愿与建议。官员审阅、调查选定事项，请愿者须识字或找人代写。医生小川笙船的提案促成小石川养生所；一份1722年、被归于浪人山下幸内的请愿，却批评节俭使百姓贫困。意见箱可以承载批评，每件请求则未必得到处理。

8. 小石川养生所的医疗尝试

1722年，小石川养生所在幕府药园内开设。町医小川笙船曾通过意见箱建议为无力就医的穷人提供治疗。东京档案资料的解释称，最初约容四十人，后来大幅扩充。早期不少人担心被用于试药，不肯入所；幕府请町名主参观，又放宽入所条件，需求随后超过容量。

养生所提供近世条件下的治疗和药物，入所资格、床位、人员、信任与医药知识都有限。药园本有更早历史，1721年扩建，今天的小石川植物园保存场所历史，原来的1722年医院则未完整留下。幕府在这一尝试中持续照顾部分贫困患者，也在患者不信任、设施空置后调整做法。

9. 上米：以稻米换取缩短参勤

1722年，吉宗命大名每一万石领地石高交一百石米，称上米。石是衡量稻米产出、领地收入的单位，石高则是官府核定的产额。作为交换，参勤交代中须住江户的时间由约一年减至约半年。幕府急需收入养活直属家臣，也承认领主赴江户任事、维持住所会耗费藩内资源，因此用减轻一项义务换取另一项。

各藩收成、债务及到江户的距离不同，承担成本也不同。据山口县文书馆记述，此安排实行至1730年，此后恢复原参勤时长。大名仍须在江户与领地间轮替，继续服从幕府；吉宗强制征米，也减轻领主部分任事开支。

10. 货币经济中的米将军

幕府以稻米核定收入，江户、大阪的工资、房租、商品买卖却通过货币与信用运作。武士出售或抵押俸米以支付现金开销，米价低便收入不足；米价骤高，城市消费者和穷人又买不起粮。吉宗反复调整生产、增收、价格支持与市场管理，后世称他米将军，但没有一个价格能使所有人受益。

1730年，幕府将已有的堂岛米市认可为公设市场，并为交易未来稻米交付权益及结算作出安排。1732—1733年饥荒使粮食短缺，市场措施仍须面对无米可供的问题。1736年元文改铸降低金银含量，扩大货币供应。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将其解释为此前货币收缩后，针对低米价采取的措施。

11. 新田、灌溉与饥荒后的作物试验

吉宗1722年鼓励开发新田，以增加粮食和应税土地。开垦、灌溉需要可靠水源、工程款与劳力，井泽弥惣兵卫等有纪伊经验的官员把水利方法带到关东。排干湿地却可能使捕鱼、采苇、放牧或蓄洪的用途消失，新渠也可能让一村多水、另一村少水。谁得到好处，取决于建设成本和此后的税额。

地方知识、争执与幕府的意图同样重要。官员调查药草和地方物产，希望在国内培育、替代进口。1732—1733年饥荒显示，多开田仍会受天气、虫灾、运输故障与分配不均影响。青木昆阳随后提倡以甘薯备荒，吉宗1735年批准在小石川、江户以东的幕张试种。甘薯此前已在琉球、萨摩等地栽培、传播，此次向新区传播既有知识，政策实施时百姓已经受灾。

12. 书籍、文书与专门调查

吉宗委托专门人员整理、解释信息。1736年，青木昆阳抄录、编订骏河约四百七十件文书，保存印章与文书状况的细节。约1740年，吉宗命青木、野吕元丈学荷兰语，野吕后来通过通译向来访荷兰医生请教欧洲植物知识。

荷兰船输入西洋马，德国出身的骑术专家凯泽尔教授骑乘，把海外交换用于实际训练。书、动物、观察记录，都须有人解释、照料，吉宗的资助在受控制度内为这些工作提供资源。

13. 町奉行与刑事办事准则

大冈忠相1717年任江户南町奉行，帮助落实町火消、小石川养生所等改革。后世以官名大冈越前传扬他为理想裁判者，故事未全是经过核实的案件。实际调查、管理城市，须依靠属员和町内官员。

1742年，吉宗主持编成《公事方御定书》，汇集刑事规则与程序，作为官员秘密查阅的准则，使先例更一致。处罚仍因身份而异，刑讯、强制审问也继续，编纂改善了行政记录与查考，受审者却未取得平等权利。

14. 支系、交位与退任后的权力

吉宗自身由御三家继任，显示支系继承的作用。他后来为幼子设家：田安宗武1731年在田安门内取得住所，一桥宗尹1740年建立另一支。加上家重后来设立的清水家，合称御三卿，比一般大名更靠近将军家中。1745年，吉宗交位给长子家重，以大御所身份继续居于资深地位。

吉宗直到去世仍有影响，家重则拥有将军职位、选择官员。后来的记述说家重言语难辨，并据此质疑能力；真山知幸2024年人物文章着重其用人。这是一位作者对家重的解释，不能据此作出确定的医学诊断，也不能说明吉宗已经失去影响。两人都通过侍从、家老处理政务。

15. 贤君声名与研究成果的留存

吉宗1751年去世，葬于江户德川家祭祀寺院宽永寺。十八世纪马场文耕的《名君享保录》以轶事称赞他，通过抄本流传，也影响后来官方记忆。受委托的研究有另一种延续：植物学者白井光太郎1912年命人抄录野吕的植物学解释。贤君故事和留存学问之外，改革中的饥荒、负担也属于这一统治。

1. 纪伊德川家的第四子

吉宗1684年生于和歌山城下的吹上，是纪伊大名德川光贞第四子，母亲后来称净圆院。大名是统辖领地的武家领主。纪伊家出自家康，治理今和歌山县一带，与尾张、水户并称御三家。将军主家缺少继承人时，可以从这三大支系选择人选。但兄长居先，吉宗的血统只使他拥有资格，并未使继任将军成为预期的前途。

他幼名包括源六、新之助，元服后名赖方。1697年，将军纲吉赐他越前的一处较小领地，使他在继承纪伊前已有成年人的地位。和歌山的家老与官员则治理庞大的藩领，收取土地收入，安排各武士家庭应尽的义务；幼子属于这一等级体系，还不能主导决策。

赖方已有领地与家臣，但御三家的地位并不能独自决定每一次继承。长幼、血统之外，收养及统治家族的支持也很重要。支系领主继承主家，可以维持德川家的传承，也可能把不同的顾问带入政权。

吉宗早年的处境优越，兄长却排在他之前。现有经历尚未显示他从小就按江户统治者培养；后来重视实用调查，是成年执政时更明确的倾向。1705年的死亡才使他成为纪伊继承人，承担更大藩领的责任。

2. 继承纪伊与应对灾害

1705年，兄长、纪伊藩主纲教去世，已退位的光贞也在同年去世。继位的赖职任期很短，又无后人承继，第四子便成为第五代藩主，改名吉宗。继承改变了他的前途，却没有减轻藩债。武士俸禄和维持住所的费用，仍须从主要以稻米计征的收入中支付。1707年宝永地震、海啸又给沿海带来损失。

沿海制盐设施遭毁，土地改变，居民需要救助。和歌山文化财年表记载，灾后曾下令将城边一处水湾暂改为盐田。盐关系消费与财政收入，紧急恢复生产涉及劳力、水利、土地用途与损失如何分担。命令本身未说明各户是否同样受益。

灌溉、开垦也依靠专门人员。井泽弥惣兵卫等纪伊工程人员，后来在江户周边的关东工程中任事。吉宗的作用包括挑选、调动这些人才。1713年设立的藩讲堂，则把官员教育纳入世袭秩序中的藩政。

1706年，吉宗与伏见宫家公主玛萨子结婚，使一个德川主要支系与皇室家族建立联系。他后来安排继承，也须通过家族关系。节俭可以减少排场开支、树立统治者的榜样，但收税与灾后恢复仍要求家臣、耕作者付出。

纪伊让吉宗熟悉一些官员的能力。井泽的水利经验后来用于关东更大的工程，把可信任的人带入主家政权，既提供专门技能，也改变了原来效力于江户的家族的升迁机会。1716年主家出现空缺时，他带着经验和旧部来到一个已有自身历史、效力家族的幕府；这里还须协调其他藩与幕府直辖领地。

3. 由支系大名继任第八代将军

家继1716年幼年去世，没有儿子承继，继承人选遂超出近期的将军主家。吉宗出自家康，是有力候选人，尾张也拥有相近的血统资格。选择吉宗是家族与政治决定，并非仅凭他治理纪伊的成绩。通过收养进入主家，他才取得可以继承的职位。

吉宗接管的是幕府，而非把纪伊藩政搬进江户城。朝廷授予将军称号，家老和家中管事则维持日常政务。他撤换主要顾问：曾在家宣、家继时期居要位的间部诠房被撤职，新井白石的顾问职能也结束了。新主仍依靠旧官员提供的办事程序与经验。

纪伊人员虽得吉宗信任，他们到来却改变原有江户效力家族的前景。江户城此前的家中组织与关系也继续存在。旧历1716年六月初三、八月受任前，吉宗索取红叶山文库目录，了解即将接管的职位拥有哪些知识资源。

书籍、档案可以送到他面前，也可交专门人员研读。继任还改变了此后的家族规划：后来为幼子田安宗武、一桥宗尹设置的地位，扩大了可供选择的继承人范围。1716年眼前的任务，则是通过曾效力于另一支系的江户家中人员和行政机构处理政务。

4. 改革分阶段展开

吉宗初任将军时强调节省开支。武士收入以稻米计算，日常却需用钱，减少排场只能降低部分费用；米价下降时，俸米换得的钱仍会减少。因此，节用之外也须增收，负担便由江户城延伸到提供收入的领主和村落。

大冈忠相1717年任江户南町奉行，成为吉宗与城市之间的重要中间人。他的机构组织町火消、小石川医疗设施，分别回应具体城市需要。1720年放宽书籍限制，使学者取得更多材料；1721年意见箱又给建议与批评提供了进入政权的渠道。

1722年上米以大名交米换取缩短在江户停留，1730年认可堂岛米市。1732年起的享保饥荒，继以1733年的饥饿、动乱，使增收政策面对粮食短缺。青木昆阳1735年试种甘薯，幕府1736年改铸货币，则属于多年改革仍未消除风险之后的阶段。

1742年完成的刑事办事准则更晚。“享保改革”取自年号，把近三十年逐步形成的措施合在一名之下。官员在不同地方条件中执行，制度有的延续，有的修改、终止：上米是临时安排，医疗设施却持续存在。

政策目的有时彼此冲突。增加俸米收入的办法可能抬高市民食品支出，新增财政收入也可能加重村落负担。这些冲突贯穿后来各项措施。

5. 组织江户町火消

江户不断扩大，木构房屋密集，用火频繁。大名住所、效力于江户城的武家家庭，与拥挤的町人街区相邻。此前设立的武家火消仍保护各自辖区，1718年吉宗命令扩大町人有组织的应对，由大冈忠相负责。1720年形成以伊吕波音序命名的队伍，是组织过程中的另一步。

消防队使居民拥有地区组织与获承认的身份。通常称伊吕波四十八组，有些记述则把隅田川以西的具名队伍算为四十七组；本所、深川另有其他队伍。这些数字只指町人街区的队伍，未包括江户全部消防力量。善于攀爬、拆屋的鸢职工人尤其重要，用钩等工具在火烧到邻屋前拆除建筑。

官员也管理建筑、监视火情。拆屋能阻挡火势，却让屋主承担损失。贫困租户积蓄更少，保存家当、重建生活都更困难，一次城市复原也包含同时失去住所与生计的家庭。

各队有自己的责任与指挥关系。町火消受町奉行属员指挥，队长在紧急时指挥本队。队伍的荣誉感促使他们赶赴火场，蔓延的火灾中也可能争执站位和责任。屋顶上竖起的标帜表明哪队到场，最先抵达者并不因此统辖全部队伍。

居民的实际经验由此进入官方消防，队伍形成自己的标帜与传统，町奉行继续将它们与武家火消一同管理。组织扩大了保护范围，失去木屋的风险及重建所需财力，仍由不同家庭不均等地承担。

6. 放宽书禁，保留宗教限制

传教士写的书也可能没有基督教教义。1720年，吉宗准许进口经官员判断与基督教无关的著作，在保留宗教禁令的同时，接纳部分欧洲作者提供的知识。书籍是否可以入境，仍须经过审查。

许多相关著作是汉文书，包括欧洲学问的译本，知识进入日本的途径并不限于荷兰文。长崎商人与通译帮助进口书到达买家，文库人员以目录、摘要整理选定文本。稀有书籍入藏后，还须有人解释内容。

官员掌握判断一本书是否传授基督教的权力。进口书籍的作者未因此取得在日本出版的自由，传教士也仍不能传教。读者要取得书、理解书，还受到价格、藏书使用权以及通译能否提供帮助的限制。

后来几代学者、通译进一步发展了通过荷兰语书籍学习欧洲知识的兰学。吉宗的决定增加了受控交流中可取得的材料，为后续探索提供条件，许可权仍在官员手中，长崎准予入境也未保证书籍广泛流传。

7. 意见箱中的建议与批评

1721年，吉宗设目安箱，为信息进入幕府增加渠道。以往报告通常经过邻里和官员层层传递，意见箱让人绕过部分筛选；但书面意见仍须收集、审阅、调查。请愿者须识字或请人代写，控告还可能招来被指控者的报复。

町医小川笙船提出，为无力求医的穷人提供治疗。提案促成幕府设立小石川养生所，由大冈的机构落实。提出需要之外，还须建立设施、安排能够运营它的人。

被归于山下幸内的请愿留下另一种意见。现存抄本署1722年，主张节俭政策使普通百姓贫困。目录将批评归于居住江户的浪人，抄写者却不详；另有说法称山下为纪伊浪人、兵学者。这份材料保留了反对改革的论点，尚无依据显示吉宗接受它或据此改政。

意见箱既接建议，也容批评，实际作用仍取决于幕府是否愿意调查、采取行动。

8. 小石川养生所的医疗尝试

小石川养生所1722年在江户幕府药园内开设。小川笙船通过意见箱提出救治穷人，吉宗批准，大冈忠相的行政机构安排建立受官府监督、持续运营的设施。江户此前已有医生与慈善救助，此次则由与幕府相连的机构负责部分贫困患者。

吉宗1721年已扩建药园，将药用植物种植与治疗结合起来。养生所最初约容四十人，患者却担心被试药而不愿入所。官员邀町名主察看场地与治疗，又放宽条件，患者才逐渐相信入所后的待遇。

入所人数增加后，困难转为床位不足，后来扩至约一百七十床也无法照顾江户所有穷人。医生、护理人员在药园内持续治疗，官员控制收容资格；设施取得信任，又显出原提案未解决的容量限制。

谁能得到帮助，受入所条件、床位及近世医疗能力约束，园地、建筑后来也有改变。察看和调整条件，使一个使用不足的设施转为需求超过容量的机构，显示幕府回应患者疑虑的实际过程。

9. 上米：以稻米换取缩短参勤

吉宗1722年要求大名按每一万石石高交一百石米。石是以稻米衡量领地和收入的单位，石高是官府承认的产额。大名换得参勤交代中住江户的时间由约一年减至半年。幕府急需资金维持直属家臣，同时承认参勤耗费各藩资源。

在江户少住一些时间，可以减少部分费用，住所和留在当地的家中人员却仍须维持。各藩实际省下多少，取决于哪些开销可以免去；路途远近、运米费用也使相同征率成为不同负担。条件由幕府规定，大名仍必须交米。

征米以核定石高计算，未每次重测实际收成，歉收或负债的藩可能承受更重压力。幕府则须取得收入，才能向直属家臣支付俸禄。吉宗把各藩资源转入幕府，同时减轻领主部分任事开支。

山口县文书馆将实行期记为1722—1730年。制度仅放宽参勤时长，大名仍受幕府支配、保有江户住所，终止的原因与效果也不能只凭这一日期确定。这次临时交换显示，幕府需要另一种支持时，可以调整既有任事义务；稻米与在江户度过的月份，在强者规定的条件下相互交换。

10. 货币经济中的米将军

稻米既是食品、财政收入，也是核定领地和俸禄的单位。武士卖俸米支付现金开销，需要足够高的价格；以货币取得收入的町人却需要买得起粮。粮食充足而价格低，仍可能削弱藩财政；价格高，则可能让城市家庭挨饿。

耕作者又有不同处境。他们产米，却要交税、还债，城市高价未必让每个农户得利。各藩存在大阪仓库中的米，支撑粮食及凭证交易；权益可以凭证转手，不必每次搬动米包，其价值依靠库存真实、兑现承诺可信。

1730年幕府认可大阪堂岛米市，商人此前已交易按藩库存开出的米券，包括未来粮食权益。官方认可给已有交易提供公共制度形式，会员与结算安排使堂岛成为较早有组织的期货市场。使者、信号传递价格，影响其他地方报价，各地供应与运输仍有差别。

1732年享保饥荒开始，西日本作物严重受损，饥饿、疾病延续至1733年。粮食短缺时，高米价威胁的是生存，问题已不同于粮多价低、俸米不足。米将军之名概括吉宗反复干预价格，却掩盖了各次所面对的不同处境。

1736年元文改铸降低钱币金银含量，使同样数量的贵金属能够铸出更多货币。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将此解释为对米价下跌、此前高纯度货币造成收缩的回应，并认为它改善了经济状况。这与多征米、减少家中开支不同；改铸和认可市场，也都无法在饥荒中补出一季收成。

11. 新田、灌溉与饥荒后的作物试验

1722年鼓励开田，意在增加粮食和税源，土地却往往已有周围居民使用，开发还需稳定水源。井泽弥惣兵卫把纪伊经验带到关东，在江户以北见沼排干水库、改作耕地，并从利根川另引灌渠供水。农林水产省资料将引渠记为1728年，另一部年表将排水工程记为1728—1729年，日期取决于所指的施工阶段。新田始终依赖替代水源的维护。

农民承担许多施工劳力，开发者、商人可能预付资本以求日后收益，耕作者则承受安置、后续计税的成本。预估产额未必就是各户实际收成，扩大税源的工程也可能留下债务和难以排水的田地。

完工后，堤岸、闸门还须修缮，共用水源的居民须协调进水、排水权利。新渠让一处受益，也可能改变另一处供水。官员同时调查药用植物和其他可在国内培育的物产，把改善土地与研究作物相连。

1732—1733年饥荒显出增加计税面积的限制。青木昆阳提倡以甘薯备荒，借助此前已有的琉球、萨摩栽培知识。1735年，大冈支持、吉宗批准，在江户小石川和东面的幕张试种；千叶2024年文化财资料另记不动堂为试验点。各户还须取得种苗和栽培指导。

农林水产省介绍将青木在江户提倡甘薯的时间记为1734年，千叶资料将试种记为1735年，分别指推广与试验阶段。甘薯进入日本的历史早于这些措施，此次是将既有知识带到新区。

新田可以多年增加粮食、税收，也留下维修渠堤的责任。幕府以土地与生物知识改善生产，预估产额却可能遮住施工者承担的债务和失去的生计。

12. 书籍、文书与专门调查

吉宗不只查文库目录，还委托专门人员整理幕府尚无法使用的知识。1736年，青木昆阳抄录、编订骏河、今静冈一带约四百七十件文书，按持有人整理土地授予等记录，并注明纸件、印章的状况。《判物证文写》十册藏于国立公文书馆。

青木因提倡甘薯受到注意，此后又做文书工作、学荷兰语。野吕元丈1742—1750年通过通译，向到江户的荷兰医生请教伦伯特·多多恩斯的植物著作，摘录形成以日文解释荷兰植物学的《阿兰陀本草和解》。记述留下医生、通译的姓名，显示具体问答如何完成。

国立国会图书馆资料记述，荷兰船1725年及其他年份运来西洋马，并邀请德国出身的凯泽尔教授骑术、兽医知识。马夫和从业者须照料活马，输入动物以改善实用技能，还得伴随实际训练。

鹰猎、骑术也需土地、人员、动物，给地方加上义务，吉宗的资源使用远不止节省排场。天文学则有行政用途：历法规定政务和礼仪时间。他在获准范围内支持调查，部分外国书、专家进入幕府时，基督教仍受禁止。

一些成果只以抄本流传，或留在获准的藏书机构。购书、委托调查扩大了后来可研究的材料。吉宗使学问回应政务需要，通译、收藏者与制作者，则决定许多知识究竟能被理解、使用到什么程度。

13. 町奉行与刑事办事准则

1717年，大冈忠相任南町奉行，在幕府指令与城市生活之间任事。除消防、贫困患者救治，也处理诉讼；事项送到奉行面前之前，属员调查，町内官员协调各家。他的重要工作包括组织这些人。

后来的“大冈政谈”把他描绘成善断疑案的理想裁判者，这类故事与核实的审判文书有区别。实际行政靠大冈把幕府指令、城市管理与专门知识相连；消防和养生所依赖其机构，商人、医疗人员也提供官员无法代替的能力。

大冈还推荐研究物产的采集者、医生，使他们接近将军。专家能否获得资源，有赖官员判断。吉宗命编《公事方御定书》，1742年完成，汇集刑事规则、程序，让获准官员查阅较一致的准则。它属秘密资料，民众未必知道审判自己的完整规则，法律的可预期性主要存在于执政人员内部。

证据取得仍带强制性，供认可能占优先地位，审问权又受身份、职位影响。较一致的刑罚安排可能减少某些任意裁判，被告仍缺少现代程序保障。

上卷收八十一项重要法令，下卷有一百零三项刑罚及相关规定，却通常称“百箇条”。只有指定官职可阅，官员抄本又可能有错。国立公文书馆展出的《棠阴秘鉴》是1841年校订本，并非1742年原编；维持可靠文本也成为行政工作。幕府有了共同查考准则，各藩及其他辖区的规则仍然存在。

14. 支系、交位与退任后的权力

德川家已有退任者执政的先例：家康交位给秀忠后仍掌权，秀忠在家光任内也保有资深影响。到吉宗时，幕府已成熟，官员有先例可循，仍须安排用印、觐见、报告路线、住所，维护在任将军的地位。

田安宗武、一桥宗尹在江户城门内获得住所，属于将军家中，未像御三家大名拥有独立藩领。御三卿分期形成：田安始于1731年，一桥1740年，清水则后来由家重为儿子重好设立。

家重是预定继承的长子。后来材料称他说话难懂，并质疑其能力，《德川实纪》是这种描述的来源之一，未提供现代诊断。真山知幸在日本政策金融公库2024年月报的人物文章中，着重家重选择官员的行动。这一解释肯定其主动作为，早先各种批评的准确程度却仍未全部确定。吉宗1745年交位，使父亲在世时就确认继承人。

吉宗以退任将军身份继续施加影响，经验与旧部有助于交接，也限制家重迅速独立执政。家重拥有职位，任命自己的侍从，这六年间父子的政务作用各自存在。

幼子诸家扩大了继承人选范围，但没有御三家独立藩领的基础。城门内住所显示其与主家的亲近。家重取得第九代将军的职位、官位与觐见资格；吉宗的地位来自前任将军及父亲身份。父子分担权力，却没有精确的制度划分。

15. 贤君声名与研究成果的留存

吉宗1751年去世，距交位家重已六年。第九代将军已有官员与获承认的家中组织，前任去世未造成将军职位空缺。葬于江户主要德川祭祀寺院宽永寺，又使吉宗进入德川家的祭祀体系。官方历史记录决定、轶事，塑造节俭、勤勉、重视实用政务的声名。

十八世纪职业说书人马场文耕编《名君享保录》，汇集赞扬吉宗的故事，经租书网络以抄本流传，未以官府许可印本出版。国立国会图书馆川本勉2020年文章记述，存世抄本逾五十，后来《德川实纪》采用其内容，大冈判案故事也受影响。通俗叙事由此进入官方记忆。

1912年，植物学者白井光太郎命人依据内阁文库抄本抄录野吕的《阿兰陀本草和解》，两册现藏国立国会图书馆。它留下1742—1750年向荷兰医生提出的问题，以及回答、通译人员的记录，是后来学者保存研究成果的实例。

称颂轶事用统治者的性格让政务易于记忆，植物著作则保存专门人员的调查。与山下幸内相联系的1722年批评、1732—1733年饥荒，也发生在同一任内。吉宗扩大了政权调查与尝试的范围，各项措施的成本和结果仍不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