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为何让大名不断往返？

一幅19世纪手卷，长达十四米多，画下了一位大名的出行队伍。约650个人物出现在画中；从家纹判断，他们可能属于本多家，但身份还未确定。这种队伍属于“参勤交代”：领有土地的大名带着随从，在自己的领地与将军所在的江户之间定期往返。^[01]

画卷上的队伍整齐壮观，实际旅程却需要食物、住处、运输、金钱，以及熟悉各项安排的人。旅程两端的家门，也必须在部分成员离开后继续运作。

参勤交代常被解释为将军迫使大名花钱赶路，以致他们穷得无法反叛。但开支只是这套制度的一部分。不断让有实力的人离开自己的领地，如何帮助幕府约束他们？这些出行又怎样改变被卷入其中的其他人？

德川时期的日本，并非全由一个都城派出的官员直接治理。大名保有领地、收入与家臣群体，同时承认将军居于他们之上。幕府要在相隔甚远、各家又持续存在的条件下，维持这种关系。^[02]

大名本人到江户出仕，便将关系落实为行动。他来到将军面前，驻留江户，随时准备服务，而非只从自己的城堡寄来效忠的保证。

参勤的做法早于正式规定。1635年，第三代德川将军家光将轮流参勤写入武家法令。常见安排是在江户一年，再回藩一年，但具体制度因藩而异，也随时间变化。^[03]

一次拜见之后，双方或许仍可各自理解彼此的关系；反复履行的义务则不断重申它。离开领地、来到政治中心、在此候命，让大名的服从成为幕府可以观察的行为。

大名仍然是大名：家臣随行，领地也要在他离开后继续治理。各家必须调整一部分生活安排，以便在远处为将军效力。幕府不必取代全部地方治理关系，就能强加全国性的定期义务；各藩保留许多自己的机构，却不能自行决定无需赴江户。

制度无法保证忠诚，但抗命变得更难掩饰，也更难向幕府解释。即使不计算旅费，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约束。

一支大名队伍有不同的观众。对幕府，它显示出仕与服务；对沿途民众，它展示某位大名的身份。大名承认将军在自己之上，也可以用随从的数量与队伍的秩序表现有许多人在自己之下。

各藩有声誉需要维护，履行臣属义务的旅程，也会成为互相争胜的财力展示。这部分开支来自各藩自己的选择。幕府当局则多次限制过度开销，并规定随从规模。^[03][01] 旅程仍会造成财力负担，但这些限制表明，不能将所有昂贵安排都解释为幕府蓄意耗尽各藩财富。

大英博物馆对出行队伍文化的介绍，提到一种节省办法：有些藩一路使用较少随从，临近江户时再雇城镇居民充实队伍。于是，抵达时的排场可以比全程承担费用的实际随行人数更大。^[04]

大名家需要在懂得判断身份的观众面前，呈现与自己地位相符的队伍。临时雇人可以维持这种外观，却不必让同样多的人走完全程。

幕府规定出仕，各藩决定怎样履行。这些选择可以增加费用、转移费用，或掩饰节省。人们在政治义务之外，也关心地位、丢脸与旁人的观感；他们想出的办法既有助于维持制度，也可能使控制开支的规定难以落实。

参勤交代中的“交代”，强调轮流出行。但一些最重要的约束，针对的是留在江户的人。大名的正室与继承人通常住在江户。大名返回领地时，近亲仍留在幕府政治秩序之内，为大名的服从提供了单凭誓言无法提供的保证。^[05]

这常被称为人质制度，确实有强制作用。但高等级家门可以生活优裕，拥有复杂的家内事务，其成员的居住与出行依然受到限制。

箱根关所1619年设于该地，严格盘查从江户方向出关的妇女。关所常被概括为检查“入铁炮、出女”，但箱根自己的历史说明明确指出，这处关所并不检查入关枪械；重点是外出的妇女，包括大名家成员。^[06]

道路上的规则，使幕府可以在远离大名宅邸的地方控制其家属。家庭关系也成为政治控制在空间中落实的一环。

家臣的分离又有所不同。加贺藩许多家臣在江户服务，却没有家属陪同；大名的主要家眷则留居江户。^[07] 同一个家门里，“回家”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含义：有人迎来团聚，有人又要经历分离。留居的妇女、在江户长大的孩子，以及在地方等候的家人，并不拥有相同的选择。

道路之外，还需要办事机构。东海道的平塚宿，由“问屋场”协调运输。人员中有登记脚夫与马匹出入的书吏，也有分配任务的管理者。^[08] 画卷里摆放整齐的行李，实际要有人搬运；接换的马匹，也得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备好。

宿场人手、马匹不足时，可以通过“助乡”制度要求邻村支援。谁来判断确实需要额外支援，因而成为争议。1821年，43个村庄控告平塚运输管理人员，称宿场还未用尽自身资源，就提前征调村民。和解规定宿场须先用本地资源，村庄代表可在问屋场检查调派要求。^[08]

村庄成功争取了监督义务分配的机会。对村民来说，大名抵达可能首先意味着与其他工作争抢人力：去道路上服役，就无法同时做别的事。运输服务即使让一些人获得收入，也未必使每个承担义务的人同样受益。

连接都城与地方的交通，部分依靠政治仪式并不尊崇的人来维持。道路、办事机构和运输安排，需要不断决定谁提供什么。旅人享受的便利，可能就是沿途社区必须承担的义务。

队伍让大名的服从清晰可见，却也向这些社区提出要求。仪式展示的并不是沿途居民对整套制度的同意。

参勤交代费用很高。各藩不仅要反复支出旅费，还须维持江户宅邸，同时继续承担领地事务。^[02]

从藩的账目看，住宿与供给是支出；从供货者看，却可能是收入。一项使大名财力吃紧的制度，也可以支撑宅邸周围和沿途的商业。商人收款与村庄被迫提供劳役，经历又不相同。判断总体影响，还得知道谁付钱、谁收钱、交易附带哪些义务，以及这些资源原本可能用在哪里。

幕府也会调整义务。1722年，德川吉宗将通常的江户驻留期缩短为六个月，随后在藩内十八个月。^[03] 作为交换，各藩须向幕府缴纳大米；这一安排在1730年废止。^[10]

留在江户的时间与缴给幕府的资源，可以相互权衡。义务没有简单取消，而是改变了条件。参勤交代是可以调整的政策，并非整个时期始终不变的公式。

儒学者荻生徂徕也批评这种生活。他将大名赴江户比作住旅店，将家属长居江户比作没有期限的旅店生活。这属于他对武士家门离开土地的更广泛批评。^[09] 这是他的论点，不能视为每个家庭的中性调查记录。

有人从都市生活中看到机会，徂徕则看到依赖。政治职责、家门需要、商业交换与维持体面生活的愿望，在江户交织。开支确实存在，但每一笔费用未必都服务于同一个意图。

藩士抵达江户之后，还得学会在这里服务。一套1828年至1833年的大名信息纸牌，将这种学习做成了游戏。268张上札记载大名的宅邸、收入和在江户城的席位等信息，下札提供与之配对的姓名。守卫可以借此记住需要辨认的来客。^[04]

纸牌按江户服务的需要，整理了不同藩的大名信息。各家之间的差别依然重要，却必须让同一秩序中的服务者能够识别。家纹或许可以认出家门，仅知道姓名，却未必知道大名应在何处就座；做事得当，还需要明白各家关系、先后次序，以及认错可能带来的后果。

江户让各家定期接近彼此，同时保留各自身份。学会在都城办事，就是学会在这些区别之间协作。

历史学者Constantine Nomikos Vaporis在《Tour of Duty》中，将参勤交代既看作政治规定，也看作人们实际经历的生活。他强调人物、做法与文化物品在江户和各藩之间往返流动，并非只是都城将已经成形的文化单向传给地方。^[02]

被迫驻留，可以带来拜师、交换物品、接触其他藩做法的机会，但参与仍受财力、地位、许可和个人兴趣限制。有些人也可能疲惫、缺钱，或盼着回去，并不都喜欢这些接触。纸牌保存的，是这种经历中很具体的一部分：为了履行家门的职责，藩士必须认识超出自家范围的世界。

1855年的一次接触，显示参勤交代的影响可以超出仪式出仕。加贺藩主前田齐泰命12名家臣前往江户湾高轮附近，考察萨摩藩的军舰。其中一人是小川千之助，东京大学博物馆介绍加贺江户宅邸生活时，讨论了他的日记。加贺正考虑建造自己的军舰，来访者查看“升平丸”的装备与布置，并与本藩计划比较。^[07]

这是一个藩的人考察另一个藩建造的船，而非幕府向地方传授自己已经掌握的技术。加贺在江户有人手和办事据点，可以派他们调查近处出现的新事物。服务于出仕义务的宅邸，也能成为搜集知识的基地。

日记记录了考察，但来访者理解了多少、哪些部分能仿造、所得信息怎样影响后来的决定，是另一些问题。这次接触本身不能证明技术已经成功转移。

共同的中心，让在政治上、地理上各自分离的家门更容易相遇。命令可能从将军传给大名，信息却可以从萨摩的船传到加贺观察者手里，再进入加贺内部的讨论。制度中的人，能够将它提供的联系用于展示服从之外的目的。

这些机会伴随着参与者未必自行选择的代价。同一位藩士可以履行被要求的义务，也可以学到藩主看重的知识，两者同时存在。

参勤交代将幕府与各大名的关系，落实为反复进行的行动。有实力的家门保有领地，却不能始终留在那里：大名赴江户，家门维持江户宅邸，家臣学习在超出本藩的政治世界中办事。幕府可以强制他们定期跨越距离，履行义务。

这有助于治理，但德川统治的长久延续还依靠土地安排、武力、行政机构及许多其他关系。不能只用旅程来解释，更不能将制度概括为让每个对手贫困到永久服从的计策。

同一次出行可以表示臣服，也可以展示大名的尊贵；江户宅邸可以约束家属，也为他们提供都市生活的空间；道路可以支撑商业，也让村庄承担负担；藩士驻留可以造成家庭分离，也让他们接近陌生的知识。这些都是制度运作及其延续代价的一部分。

幕府可以要求赴江户，也能规制部分旅程和驻留安排，却无法完全决定这么多家门在往返之中会产生怎样的采购、竞争、友谊、挫折与知识交流。

长卷里的所有人物属于同一支队伍，所以显得方向一致。队伍周围的生活却各有去向：宿场有人安排劳役，别处有家人等候，江户有守卫学习姓名，也有家臣准备考察他藩军舰。将军的目的解释了大名为何必须出行，而旅程的后果则落在这些人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