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萨摩文书小吏之家

1830年9月26日，即天保元年八月初十，大久保生于鹿儿岛。父亲利世是萨摩藩的下级家臣。家中具有武士身份，也能读书识字，却没有藩内上层家族那样稳固的地位。

1846年，大久保到藩的文书机构担任低阶助手。起初，他面对的是文书、上司和日常事务，还未接近全国政治。此后，被称为御由罗事件的继承斗争波及家族。父亲受罚，大久保也在1850年遭禁闭并被免职，直到1853年才恢复任职。

藩内派系决定着职务、家庭收入和声誉。年轻的大久保既在文书机构任职，也亲历了家族因政治斗争受罚。至于这些经历当时怎样影响他的志向，现存记录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2. 精忠组与岛津久光

1853年复职后，大久保历任不显赫的职务，同时与关注朝廷政治、外国压力和改革的萨摩家臣建立联系。这个后来被称为精忠组的网络包括西乡，也包括策略各异的人。它不是成员固定、纲领统一的现代政党。

1860年，井伊直弼在樱田门外遇刺。一些萨摩活动者希望藩出兵，大久保也力促行动，久光却没有照办。提议未能实现，既显示这群人的抱负，也显示他们依赖掌握军队、任命权和政治正当性的领袖。

大久保随后进入久光的政治圈，协助把活动者之间的联络转化为获藩认可的政策。久光有家族地位、资源和自己的优先事项；资深官员与其他活动者也参与把提议付诸行动。

3. 久光进京与内部镇压

1862年，大久保协助组织久光率军赴京都，力图使萨摩成为朝廷与幕府达成安排不可缺少的一方，并迫使江户进行改革。这支队伍依靠藩的财力、指挥人员、运输和一千多名家臣，并非一个筹划者所能独力组织。

行动也暴露了萨摩内部的分歧。激进家臣聚集在寺田屋，考虑立即采取行动，久光下令镇压。4月23日，萨摩人向萨摩人动武，数人被杀，其他人受罚。西乡未经授权行动，又挑战久光的指挥，再次遭到流放。

大久保留在获授权的指挥体系内，地位继续上升。久光护送朝廷使者前往江户，幕府接受改革，包括任命一桥庆喜和松平庆永担任重要职务。

这次成功有其内部代价。久光证明自己能够控制、甚至杀死本藩活动者，使外部合作者相信萨摩能够约束自己的队伍。

4. 从公武合体走向对抗

萨摩并未从改革直接走向与长州结盟。1864年禁门之变中，萨摩军参与保卫皇宫，与长州军作战。西乡承担重要军事职责，大久保则通过藩和朝廷的政治网络开展工作。

事后的安排未使京都政局稳定。德川庆喜在朝廷的地位、幕府对各藩的压力、外交争议，以及再次征讨长州的计划，都改变了萨摩的考虑。久光期望在合作体制中取得的影响力，一再受到阻碍。

大久保的政治立场随这些挫折而变化。对幕府的反对，源于围绕朝廷认可、军事行动和全国改革由谁掌控的冲突，并不能证明此前的妥协全是伪装。

到1865年，萨摩领袖越来越希望扩大联合，抵挡幕府的强制行动。这个曾与长州交战的藩，如今有理由与它联络。昔日敌手要重新取得信任，需要中间人沟通；1864年的死伤仍横亘在双方之间。

5. 萨长之间的约定

1866年初，萨摩与长州达成约定，缓和双方敌意，并承诺幕府若进攻长州，萨摩将给予政治支持。木户孝允代表长州谈判，西乡是萨摩方面的核心人物，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帮助维持沟通。

大久保与小松带刀在萨摩的执政网络内支持这项政策。它通常被称为同盟，但现存条款来自参与者的记录，并非一份由所有被认为是缔造者的人共同签署的现代条约。

约定得以成立，是因为双方利益相合。长州需要摆脱孤立、获得武器；萨摩希望阻止幕府逐一击败各藩，独占全国的指挥权。彼此的信任仍有条件。

幕府第二次征讨失败后，力量对比明显改变。约定帮助双方协调抵抗，但战役结果也取决于长州军人、地方行政、商人、供应者，以及德川阵营内部的分裂。

6. 诏令、政变与战争中的维新

1867年，大久保与岩仓具视、西乡、萨摩领袖和长州合作者共同谋求取代德川政府。11月，德川庆喜把统治权交还朝廷，但辞职没有解决新秩序如何组成的问题。庆喜仍可能主导诸侯会议。

1868年1月3日，联合军控制京都皇宫，朝廷人士宣布王政复古并设立新官职。大久保参与准备这次夺取主动权的行动。它在法律上以年轻天皇的名义发布，在政治上由武装各藩保证执行。

数日后，鸟羽伏见的战斗开启戊辰战争。西乡与军事指挥官率领军队，大久保则在形成中的政府任职，推动制度方案。德川在江户投降后，东北与北海道的抵抗仍未结束。

维新包含诏令、联合、强制、谈判和内战。大久保参与了它的形成，却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包办整个过程。

7. 国家尚未成形，官署先行建设

1868年建立的政府，一再调整会议机构、各省、官职名称和指挥关系。大久保先是参与者与顾问，随后任参议。他主张定都大阪，但朝廷与政府逐步转向江户，并将其改名东京。

新国家宣称拥有全国权力，却仍依赖藩兵、藩的缴款、借贷和沿用的地方行政。战争、宫廷和官署的开支，使薄弱的财政承受重压。官员必须把宏大的誓文和诏令落实为任命、簿册、预算及地方指示。

大久保善于让政治决定进入行政运作，但运作并未因此摆脱人际关系。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宫廷家族和个人庇护者都争夺官职。农民与城镇居民出资承担这些改革，却几乎不能参与设计。

行政建设是在政府能否生存尚无保证时，充满争议地展开的。效率是目标之一，政治控制和维持联合也同样重要。

8. 版籍奉还与废藩置县

1869年，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的藩主向天皇交还版籍及统治权，其他藩随后跟进。政府接受，但多数原藩主仍被任命为知藩事，留在当地。首先改变的是法律上的权力归属，地方行政的变化较慢。

大久保与木户积极主张加强中央统治。到1871年，他们与盟友准备进一步废藩。西乡组织来自主要藩的御亲兵，协助建立军事基础。

7月14日，政府召集知藩事，宣布以县取代藩。原藩主被命令迁往东京，各藩的行政、军队、债务和收入都须重新处理。这是大胆的集体行动，并以武力为后盾。

它没有立即造就一个全国统一运作的体制。各县分阶段合并，原藩人员仍不可缺少，各项财政负担也以不同方式纳入新安排。

9. 岩仓使节团与借鉴的限度

1871年12月，大久保以岩仓使节团副使身份离开日本。使团包括高级代表、秘书、专家、译员、随员和学生，约150人，并非所有人的路线和工作都相同。

在美国，代表超出原有任务范围，尝试修订条约。大久保与伊藤回日本取得更充分的授权，但谈判依然失败。这既暴露了外交实力的不平等，也暴露了使团自身对程序的误判。

然而，走访美国和欧洲使他们得以持续考察政府部门、工厂、学校、军队、交通、财政和宪政制度。大久保回国时，确信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内生产需要长时间准备。

他没有搬回一套完整的西方模式。各国情况不同，接待者选择让来客看什么，日本学生、译员、女性、技术人员和官员也通过不同渠道传播知识。同时，留守政府继续推行改革，出访者回国后必须面对这些变化。

10. 围绕朝鲜的政治危机

1873年9月大久保回国时，政府正在争论对朝关系。双方对承认与外交用语存在争议，西乡提议亲自出使。支持者认为此举能够建立关系、维护国家尊严，反对者担心它会引发战争。

10月15日，会议暂时同意派遣。两天后，大久保辞职，作为阻止实施的行动之一。三条生病后，岩仓向天皇提出反对意见。10月24日，天皇同意无限期推迟。西乡、板垣、江藤、后藤和副岛退出政府。

大久保认为，国内财政与制度尚不足以应对另一场危机。但这不是和平主义的胜利：政府在1874年出兵台湾，又在1875年江华岛事件中对朝鲜使用武力。

这场危机通过程序、接近决策者的个人渠道和辞职，重新分配权力，也使此前共同促成维新的人在执政上的合作破裂。

11. 内务省：产业、警察与地方统治

1873年11月，政府设立内务省，把产业发展、警察和地方行政集中到一个强大的中央部门。大久保担任首任内务卿，但任期并不连续。1874年的部分时间，木户、随后伊藤曾出任这一职务，大久保于11月再度接任。

内务省扶持农业和制造业，监督各县，发展警察并收集信息。项目包括试验性机构和1877年在上野举行的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官员希望通过展示、评奖和比较，使引进的方法与既有技艺结合。

增长并非由一个省独力创造。农民、工匠、商人、工程师、译员、工人、地方官员和外国顾问传播知识，也承担成本。国营企业可能失败，也可能后来转入私人手中。

治理能力与强制权力同时扩大。鼓励生产的行政中心，也加强了对地方异议的监视和控制。“内部发展”同时包含物质投资与政治权力的巩固。

12. 叛乱、台湾与受控的宪政改革

1874年初，前参议江藤新平参加佐贺起事。起事者包括相互不协调的群体，有的要求对朝行动，有的要求改革政府，有的希望恢复旧有特权。政府军于3月1日前夺回佐贺城。4月，江藤等十三名领袖被处决。大久保在这场镇压中担任内务卿和政府主要代表。

同一个政府又以1871年琉球漂流者被杀为由，派兵前往台湾南部。西乡从道指挥军队进攻原住民社群。大久保以全权代表身份赴清朝，谈成10月协议，日军随后撤离。这份协议成为日本主张拥有琉球的一部分依据。

国内反对力量也以宪政诉求表达意见。1875年大阪会议上，大久保、木户和板垣同意渐进的制度变革。天皇诏书设立元老院和大审院，并承诺逐步走向立宪政体。

镇压、对外强制和受控让步，并非几种互不相干的政治性格，而是这个尚未稳定的国家所使用的手段。

13. 西南战争与中央胜利的代价

到1876年，政府已把世袭俸禄折换为公债，并禁止多数原武士佩刀。这些措施加强财政与法律的一致性，也摧毁了原有收入和身份。日本西部爆发数场叛乱。

鹿儿岛的私学校围绕西乡的声望，形成武装政治组织。学生夺取政府军火库后，西乡于1877年2月加入他们北上的行动。随之而来的西南战争，成为新国家面临的最大考验。

大久保是政府应对中的核心政治组织者，并非前线统帅。有栖川亲王担任最高指挥官；山县、川村、其他军官、征募士兵、警察、运输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支撑战争。

政府以巨大代价获胜，显示中央的军事与财政能力。西乡于9月死于城山。冲突结束了一段友谊，也是一场由制度变革、地方力量和正当性争议共同造成的内战。

14. 纪尾井町遇刺

1878年5月14日早晨，大久保乘马车前往皇宫。在纪尾井町与清水谷附近，岛田一郎等六名原武士袭击了他。这场事件通常称为纪尾井坂之变。刺客杀死车夫，并袭击大久保；大久保当场死亡。

刺客携带书面罪状，指责他与政府垄断权力、压制公共讨论、浪费资源和处理国政失当。这份文件直接显示他们如何为自己的政治行动辩护，却不是对大久保统治的公正审计。

此前十年经历了政变、叛乱、镇压和身份变动。这些背景可以解释武装反对为何存在，却不能使暗杀成为合法裁判。六名刺客被捕，受审后处决。

15. 相互对立的历史记忆

大久保没有机会解释自己死后的名声。继任者继续推进内务省、各县监督、警察、产业政策及宪政筹划。1889年宪法与后来明治时期的制度，由继承了部分国家机构的人建立；他们作出的选择，大久保已无从表示赞同。

官方纪念尊他为维新与中央政府的建设者。批评者则记住一个击败旧盟友、限制政治参与、集中强制权力的寡头。西乡死后的声望，使“温情的叛乱者”与“冷酷的行政官”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

这两种形象都选择了部分证据。大久保是强有力的组织者，却不是国家的唯一缔造者。他的中央集权支持全国性的法律、基础设施和生产，也使监视、征取资源、镇压和对外强制成为可能。

直到1912年，传记、纪念碑、机构与政治讨论仍不断界定他。

1. 萨摩文书小吏之家

萨摩武士并不是一个地位相同的特权阶层，而有层层等级。下级家臣有正式承认的身份，学习奉公的规矩，也能争取任职，但仍依赖俸禄、上司、家庭声誉和派系庇护。大久保家处在藩统治之内，却不能主导它。他能够接近权力，也随时可能因失去庇护而受打击。

藩的文书机构不是现代那种保持中立的公务员系统。文书为领主的家政服务。小吏抄录、登记、传递和保存指令，等级决定谁的话能够成为决策。即使低阶工作，也能让人看见命令如何取得正式认可，以及延误、错误或排除某人如何改变执行结果。

藩的力量来自不平等的地域关系和财政安排。城下町的官署，依靠农民、商人、工匠、琉球中间人，以及受严密控制的奄美群岛制糖经济。小吏可以熟练处理行政，却未必看见使这种行政得以维持的每一项负担。萨摩的改革依靠这些人提供收入和物资。

继承斗争暴露了奉公的政治性。岛津齐彬的支持者，与现任藩主齐兴及可能推动久光上位的力量冲突。诅咒传闻和后来的戏剧化叙述，容易遮住有记录可查的处罚：处死、禁闭、免职和流放，波及五十多人。大久保的父亲被牵连并受罚，儿子也随后遭到禁闭和免职。

家中的损失并非象征性的。失去职务意味着收入减少，婚姻和获得庇护的机会收窄。官方记录突出男性家臣，女性与其他受供养者却共同承受短缺。处罚一个任职者，就能约束整个关系网，而不必举行后来意义上的公开审判。

齐彬取得藩主之位后，大久保于1853年复职，重新获得在藩内任职的机会。他后来对文书、任命和指挥的谨慎，可以结合这段经历来理解，但解释并不等于能够知道他少年时的内心。

历法也须分清。天保元年与换算后的公历1830年9月26日，记述的是同一次出生；传统计龄也不同于实足年龄。准确换算，能避免把看似细小的出入误当成事实冲突。

因为西乡、大久保等人曾住在附近，后来的传记常把下加治屋描绘成注定培育明治建国者的摇篮。邻里训练和同辈联系确实存在，但年轻人的道路各不相同，多数并未成为全国领袖。这个地方提供了关系，并未决定命运。

大久保最初接触权力，靠的是世袭家臣身份和文书职务。他的等级不高，家庭也可能因派系斗争受罚；正式命令与政治庇护，都直接关系到生活。

2. 精忠组与岛津久光

1850年代的政治冲击，促成了相互交叠的议论圈。外国军舰、条约争议、将军继承和朝廷干预，使江户与京都的信息格外重要。中下级家臣交换书信，凭借邻里和职务关系见面，并依附庇护者。“精忠组”是便于回顾的名称，但也容易使人误以为存在一个纪律严明、历经危机而始终不变的组织。

参与者各有立场。一些人支持立即动武，一些人希望由藩主领导干预，还有些人随局势改变主张。亲缘和友情没有取消等级。提议要传达上去，需要有人能够接近上层，有上司愿意接受，还要有官方渠道调动钱粮与人员。

樱田门刺杀显示了这些差别。1860年3月，与水户有关的刺客和萨摩出身的有村次左卫门杀死井伊直弼。此举并不代表一场得到萨摩完整授权的行动。大久保等人敦促藩抓住政治时机，久光却拒绝按他们的安排动员。军队是否出动，仍由久光决定。

接近久光，需要谨慎的居间联系。大久保通过人脉、建言书和任职表现，使自己成为藩主之父、实际政治领袖久光所需要的人。后来把久光描绘成单纯守旧、或任人操纵，并不准确。他拥有活动者所缺乏的家族权威与强制能力，可以提拔家臣、镇压派系，也可以带一千人走向京都。

这种合作有一层历史反讽。御由罗事件中，大久保家受罚，部分原因正是与齐彬、久光有关的继承斗争。齐彬死后，大久保却为曾被视为对立阵营的权力中心效力。藩内政局和久光的地位都已改变。要把主张付诸行动，大久保仍须争取实际掌权者的支持。

西乡在1858年后的缺席也很重要。西乡藏身并被流放奄美期间，大久保在久光麾下积累影响。小松带刀、资深家臣、朝廷中间人、激进活动者、传信者和家政官员，都贡献了不同资源。

这个网络的社会范围仍有限。多数藩民没有参与讨论，政策却将使用他们的税款，使他们承担军事风险。有关天下和天皇的政治语言，往往流通于男性武士圈中，身份决定谁能够进入。

他学会把非正式信任、正式任命、书面提议和庇护者的权威连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稳定。未经授权的派系可能被镇压，获授权的远征也可能突然把昨日同志变成障碍。

任命记录显示了转变，却不能证明私人意图。他在1857年成为徒目付，1861年进入久光小规模的私人办事机构。官职赋予明确的接近渠道与职责，也意味着他仍可被撤换。非正式会面可能提供倡议，但他的影响是在藩的等级体系内逐步累积的。

3. 久光进京与内部镇压

久光的行动结合了两种权力：朝廷联系能赋予正当性，藩的武装队伍则使对方难以忽视要求。准备工作涉及日程、住宿、供给、警卫和政治信息的传达。大久保协助协调，但队伍能够运转，还依赖小松带刀、资深官员、公卿，以及许多无名者的运输劳动。

最初的目标是公武合体，即加强朝廷与德川政府之间的安排，并非立即摧毁幕府。1862年的萨摩仍认真考虑通过改革既有秩序来重建权威。

激进活动者对危机的理解不同。伏见寺田屋聚集的一批人，与更广泛的精忠思潮相联系，准备向他们认定的障碍人物采取行动。久光把集会视为不服从指挥，派藩士制止。有马新七等人在冲突中死亡，幸存者遭禁闭。动武发生在后来被纪念为团结一致的维新志士之间。

大久保对每一项杀戮的私人态度，难以确知。他身处使久光得以干预政局的政治体系，在镇压后仍受到重用。这种位置，把他与认为凭真诚就能自行使用暴力的人区分开来，也使他的上升与流血维持的纪律相连。

西乡再次流放，显示另一种处境。他因才能被召回，却违背命令走向京都，又贬斥久光的领导。藩把他经德之岛送往冲永良部，严加禁闭。大久保等人没有因他的缺席而停止政策，后来局势变化，又帮助促成他的归来。友情不能取消指挥关系。

队伍随后护送朝廷使者大原重德前往江户。幕府改革使一桥庆喜出任将军后见职，松平庆永出任政事总裁职。这些任命意义重大，却未解决条约的正当性、藩际竞争或朝廷激进政治。以强制取得的成功，又形成一个暂时安排。

人员移动还依赖广泛的社会劳动。搬运工、船夫、旅店主人、厨师、马厩人员和地方官员支撑着队伍。他们的劳动，比精英往来的建言书更少留在记录中。沿途村落面对武装队伍，不仅面对全国政治，也面对征用和日常生活的扰动。

寺田屋事件在后世留下了互相冲突的评价。因扰乱秩序被杀的家臣，成为维新记忆中的烈士；以指挥权促成萨摩崛起的久光，成为令人难以安置的保守者；大久保既可被赞为守纪律，也可被斥为精于算计。久光通过规定谁可以行动、惩罚违令者，把活动者网络纳入藩的指挥。

这种纪律使大久保更有权势，也确立了一种政治做法：变革的正当方式由能够掌握机构的人决定；即使同样以天皇为名，未经授权的暴力也可以遭到强制镇压。明治政府后来会在更大范围内重复这一做法。

4. 从公武合体走向对抗

1864年7月禁门之变时，后来结盟的萨摩与长州仍在交战。长州军进入京都，试图扭转被排除在朝廷政治之外的处境，与包括萨摩和会津在内的守军冲突。大火毁坏京都大片地区。作战者的决定，也使并非派系总部的民居、商店和作坊承受后果。

萨摩参战符合当时立场。它宣称保护朝廷，维持经过改革的政治秩序。西乡的军事工作与大久保的政治工作，职责虽不同，却属于同一政策。长州当时是敌手，并非注定的未来伙伴。

胜利没有带来持久安排。幕府发动征讨长州，庆喜等领袖又争夺接近朝廷的渠道和政策主导权。萨摩的支持，可能加强一套以德川为中心、后来反过来限制萨摩的体制。久光期待主要诸侯合作领导，却没有取得预期的稳定权威。

建言书、会议和结盟显示，大久保对幕府的反对逐渐增强，但他究竟何时在心中放弃公武合体，难以确定。人们在压力下尝试不同安排，政治概念本身也在变化。

外交加剧了难题。幕府签订条约，面临影响所有藩的要求；海防与贸易需要超出地方控制的资源，却没有公认的全国机构分摊成本、解决正当性问题。在德川统治内改革，仍可能形成治理能力，但也会保护萨摩越来越不信任的官员及其权威。

第二次征讨长州的提议，迫使萨摩作出选择。支持新战役，可能消耗各藩、巩固幕府指挥；拒绝，则可能显得背离自己不久前维护的秩序。若能处理过去的敌意，与长州沟通就提供了避免孤立的办法。

小松带刀、西乡、公卿、商人和中间人都很重要。大久保并非凭一己洞见改变全国阵营。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后来帮助跨越不信任，采购武器和运输则为合作提供实际诱因。久光和藩官员仍须接受风险。

结盟改变了两藩的政治关系，1864年冲突造成的死亡和流离失所，仍是双方要面对的后果。

大久保的重要之处，是为争取萨摩影响、建立更强的中央秩序，愿意改变手段。这种灵活可被赞为现实主义，也可被批评为机会主义。记录能证明调整，不能给出最终道德标签。

到1865年，合作不仅在理论上失败，还一再把萨摩的抱负置于他人掌控的机构内。改变秩序，开始显得比任由这些机构指挥另一场战争更少危险。这一判断为结盟铺路，却尚未保证革命。

5. 萨长之间的约定

“萨长同盟”容易让人想到一份文件、一场仪式和彻底和解的时刻。现存证据显示的，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木户记录京都会谈达成的各点，龙马确认记录准确。承诺涉及幕府进攻时萨摩将如何行动，以及帮助长州恢复在朝廷的地位。这是一项经反复接触形成的政治约定。

不久前的战争，使互不信任有其理由。萨摩军曾在皇宫与长州交战，第一次征讨迫使长州屈服。领袖不能仅凭爱国的呼吁建立信心。中间人传递提议、试探措辞，安抚害怕背叛的双方。

木户与西乡直接谈判，应获主要功劳。小松的高层地位帮助取得萨摩授权，也提供商业渠道；大久保在久光麾下的影响，将安排接入更广泛的藩政策略；龙马与中冈提供跨藩联系。

物资交换支撑了政治承诺。萨摩渠道帮助长州取得武器和船运，长州则可供给粮食。商人、船员、融资者、经纪人和港口工人促成交易。因此，同盟也包括后来的精英回忆常压缩成握手的后勤工作。

久光的立场仍然重要。大久保可以倡议政策，但萨摩的名义和资源来自藩的权威。约定依赖藩的支持，萨摩家臣之间也并非一致赞同。

1866年的幕府征讨考验了约定。萨摩拒绝出兵镇压长州。长州改革后的军队在数条战线上成功抵抗，将军家茂之死及参战各藩的弱点，也削弱了战役。胜利不能只归于外交。

失败改变了全国的预期。幕府若已不能迫使主要藩服从，它协调天下的权力主张便受到削弱。萨摩获得的是伙伴，而非附庸；长州则获得重返全国政治的空间。这两个结果都不需要以感情上的和解为前提。

共同反对幕府，也掩盖了未来竞争。维新后，萨摩与长州领袖在中央政府合作，同时争论官职、军队、预算和政策。同盟没有把他们融合为意志一致的永久派系。

大久保在萨摩内部争取对结盟的支持，把它纳入阻止幕府强制行动的政策。他的作用有别于直接谈判，却关系到承诺能否得到藩的执行。

长州的能力也有自己的历史。军事改组、混合身份的部队、地方融资和领导层斗争，都先于约定。萨摩可以帮助长州结束外交孤立，却没有制造出后来抵抗征讨的武力。

同盟依靠双方随后履行承诺才得以维持。1866年幕府征讨时，萨摩拒绝出兵，长州因而避免再次陷入孤立，也为改变中央权力格局打开了道路。

6. 诏令、政变与战争中的维新

庆喜交还统治权，既是重大让步，也是战略行动。它结束了幕府原有的统治权主张，却留下一个政治集会的可能：拥有广大土地与威望的德川家，仍可在其中居于主导。因此，萨摩和长州领袖没有把辞职视为革命已经完成。

朝廷政治提供了法律语言。岩仓及其公卿盟友，与各藩人士合作，取得命令、任命和进入皇宫的渠道。1月3日，武装力量控制宫门，宣告废除旧官职、成立新政府。称其为政变，是指出决策权被夺取；称其为王政复古，是指出它用以证明自身正当的主张。两种说法不必相互排斥。

明治天皇当时实足十五岁。诏令把决定归于他的君主意志，但选项由资深公卿和藩领袖拟定，信息也由他们掌握。天皇授权使联合阵营可以把胜利说成恢复应有的统一，而非一些藩征服另一些藩。

大久保主要负责政治准备。他与岩仓联络，协调萨摩政策，支持排除庆喜立即掌权。西乡负责武装施压和后来的谈判；木户与长州领袖带来另一个不可缺少的藩；公卿使措施取得正式认可。小松患病、作用减弱，也提醒人们联合阵营的成员并非始终不变。

首次集会包括目标不同的公卿、藩主和家臣。有的希望有限改革，有的希望加强天皇统治下的中央集权，有的希望惩罚德川。新体制尚无确定的税收、军队、地方行政或宪法。它的宣告走在行政能力之前。

鸟羽伏见之战，把政治上的排除转为战争。天皇旗号与朝廷认可影响士气和归附，但地面战果取决于士兵、炮手、供应者和指挥官。冲突随后延至江户、东北和北海道。地方社会付出征用、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与死亡的代价。

西乡与胜海舟谈判使江户投降，减少了城市毁坏，但战争继续，不能把维新说成“不流血”。战败藩受罚并被重组。联合阵营之所以能扩大对全国正当统治权的主张，是因为能够打败对手、分配官职，而非一纸宣告立即使所有人服从。

1868年初，大久保提出定都大阪，显示他积极构想制度，也显示其限度。他认为新首都可以摆脱京都旧习，适应国防与外交。这项提议未能胜出；江户经后续决定和天皇移驻，成为东京。即使强有力的筹划者，也可能在重大设计问题上失利。

明治即位、岩仓干预朝廷政治、西乡的军事行动、木户推动联合、庆喜退让与大久保建设制度，共同促成这场变革。各方相互依赖，也对新秩序有不同期待。

7. 国家尚未成形，官署先行建设

1868年《五条誓文》承诺议事与广求知识，但原则不能征税，也不能划定管辖权。新政府继承了零散部分：朝廷官署、幕府机构、藩行政、条约港口与军事指挥体系。中央机关数次更名、重组，因为它必须一边行使权力，一边建立权力的形式。

大久保的大阪提议显示，这个未定局面中的“首都”意味着什么。他希望远离京都惯例，取得适合商业、国防与外交的条件。政府却将江户更名东京，设府，以旧城作为天皇居所，并通过一系列步骤把主要宫廷与官署迁往东部，而非仅凭一道简单迁都令。

大久保提出的理由进入了辩论，政府最终却没有选择大阪。东京形成依靠江户的人口、基础设施、德川旧有设施、东部的政治重要性，以及许多人的决定。

中央财政仍不稳固。政府发行纸币、借款、接收幕府旧资产，并寻求缴款；军事行动消耗资源。土地税收入很大一部分仍由藩评定征收，地方官熟悉户口与田地。全国性的命令可以流通，却未必有全国行政网络独立核实其落实。

联合阵营的政治关系填补了空缺。主要维新藩出身者进入高层，但藩籍仍是信任与猜疑的来源。公卿提供身份地位和延续性。有时保留原幕府专业人员，因为专长不能靠宣告产生。译员和外国顾问则帮助传递技术知识。

改革也改变了谁承受不安定。身份区分改用新名称，藩的垄断受扰，官员调动。农民承受税款要求和军事征用；城市行业适应家庭、官署的迁移。这些人既为改革试验出钱，也承担失败的损失。

行政记录也有偏重。大久保的建言书留下来，是因为他曾任高官，家族文书得到保存。抄写的小吏、落实指令的地方解释者、异议被摘要的请愿人，则较少显现。档案使这位中央政治家看起来比实际更像独力行事。

但他的政治方法仍有特点：明确指挥、减少重叠管辖，建立能够超越各藩自愿合作而行动的中央。这些目标可以使治理更可预期，也可以收窄参与、集中强制权力。治理能力并不自动包含民主。

早期议事机构显示同样的张力。集会与会议邀请部分藩和朝廷代表，但参与资格、议程和执行仍由上层控制。咨询可以收集信息、为决定取得认可，却不使大臣向全国选民负责。因此，公共讨论的语言走在当时可用的制度之前。

到1871年，中央政府已经渡过战争，取得更强的权力主张，但各藩仍控制地方。决定性的一步，是取消藩作为治理单位的地位。早期官署建设为此作了准备，依赖藩兵又使它危险。

8. 版籍奉还与废藩置县

1869年的请求，以把土地与人民归还天皇为表述。四个主要藩带头，使本可能像没收的过程，成为忠诚的奉还。这加强了新政府的法律权力主张，也使其他藩主难以在政治上拒绝。

实施却保留了延续。原大名成为原辖地的知藩事，原官署继续评税、维持地方治安和管理家臣。中央没有足够受自身训练的人员取代他们。因此，法律上的主权转移，行政知识仍留在地方。

两年时间显示了限度。各藩预算和武力使全国财政与征兵复杂化，不同规章妨碍统一政策。一些藩自办改革，一些背着中央不愿接收的债务。中央权力若要实际运作，还须第二次转变。

大久保与木户力促改革，但双方关注重点与所代表的群体不同。岩仓与三条提供朝廷和政府权威；西乡参与，有助于防止萨摩军队与家臣抵抗。山县等人建立御亲兵，其存在表明宣告能够强制执行。没有哪个行政官能独凭建言书废除数百个政府。

1871年7月的决定，在召集知藩事前只由少数人掌握。保密降低了协调反对的机会，也排除了被治理者的讨论。原藩主得到身份和财政安排，许多原家臣却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税款义务被重新划归的人，并未就安排投票。

移交不只是改名。藩库有债权与债务，军火库有武器，学校和工场聘用专业人员，家臣期待俸禄，地方官署保存簿册。中央接收部分债务，拒绝或改换其他债务，并重新划分辖地。三百多个府县单位不久合并为七十二个，以后仍有调整。

地方延续，使“一刀切断过去”的形象复杂起来。曾为领主工作的官员，现在为县工作，有时把旧关系带入新官职。村民可能面对同一个小吏，只是他代表的权威不同。统一是目标，须通过不均一的旧有做法来实现。

改革打开了全国税源与军队的道路，但其强制基础仍须看见。御亲兵没有与抵抗的大名打一场大战，是因为突然的政治行动成功了。武力可被实际使用，使抵抗失去吸引力。没有战斗，不等于没有强制。

对大久保而言，此事显示政治时机、对精英的补偿、行政延续和军事准备，可以实现结构性变革。它也使责任集中于中央。藩消失后，歉收、抗税、警务和征兵，不能再只视为地方问题。

废藩改变了许多人的处境：藩主交权，士兵转属，小吏重新受任，农民面对新县的要求，中央领袖则取得更集中的权力。

9. 岩仓使节团与借鉴的限度

使团在废藩不久后出发，新国家还在重组收入与官署。正式任务包括递交国书、考察条约修订及观察制度。多位高级领袖同时出国，兼有机会与风险：他们取得比较经验，留在日本的同僚则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执政。

熟悉的集体照片，容易使使团看起来像一个同质群体。实际成员有不同等级的代表、秘书、译员、技术考察者、随员和学生，也包括赴长期留学的女孩。有些人留在国外，有些提前回国。译员并非只复述词句，而是在法律概念和制度比较之间作解释，政策判断依赖这些解释。

在华盛顿，领袖试图展开超出最初授权的条约谈判。大久保与伊藤横渡太平洋，回日本取得授权。即使绕了这条极长的路，修约仍未成功。西方政府把司法管辖权与关税自主权同对日本法律、制度的判断相联系，同时追求自己的利益。

使团代表误判了程序和谈判条件。失败促使他们重视法律与行政改革，西方国家却仍通过不平等条约保留自身优势。

观察具有选择性。官员走访工厂、学校、议会、军火库、矿山、农场、法院、博物馆和福利机构。接待者展示成就，有时隐藏冲突。工人、被殖民者、女性和穷人的呈现，也受到使团自身社会观念影响。欧美并非一个单一“西方”，宪政安排、产业结构和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差异很大。

大久保尤其注意政府如何扶持产业、协调行政。后来政策借鉴这些观察，但将经验用于日本需要本地资源。英国机构不能与资本市场、帝国、阶级关系和法律分离，原样安装在日本。他自己的方案将重视分阶段的国家指导，而非只作供人观赏的模仿。

使团也穿行于帝国世界。铁路和制造业财富，与殖民地、原料和军力相联系。日本领袖可以把它当警告、榜样，或兼有两者。害怕受制于人，可以成为加强防御能力的理由，也可以鼓励对邻国施加强制。

国内留守政府建立府县行政做法、学校、征兵计划和其他改革。出发前的约定，没有阻止政策扩大。因此，归国者并非把知识带回一个静候他们的国家，而是进入一场争论：谁有权决定变革的速度与方向？

这次出访也暴露了高级政治家的知识限度。建立制度远比采用西式服装与建筑费力，大久保须在错误、比较和争论中学习，再把观察所得用于日本。

行程也带来成本与限制。轮船与铁路时刻、外交接待、翻译、疾病和长期离国，都影响可以研究什么。官方日记与报告整理的是集体记录，不能误当成每位旅行者所见、后来所用的透明实录。

10. 围绕朝鲜的政治危机

对朝关系与新政府表达主权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朝鲜朝廷拒绝接受使用与日本皇权转变有关的称号和形式的文书。日本官员对如何打破僵局意见不同：耐心等待、谈判、军事施压，还是派遣身份特别高的使者。

西乡提议亲自前往。后来通常把争论简称为“征韩论”，但参与者当时的提议与预期并不一致。

历史争议：西乡赴朝鲜有何意图？

波平恒男的评述介绍了传统的主战解释：西乡致板垣的书信，设想使者遭攻击后便可成为开战理由。评述也介绍了毛利敏彦的相反论点：西乡希望和平解决关系，令人不安的措辞只是说服板垣的手段。

**分歧在于如何解读书信，以及西乡希望出使取得什么结果。波平没有裁定这一争议。即使西乡预期谈判成功，反对者仍可能担心局势升级；推迟出使，也不意味着政府接受了一般性的和平政策。**

岩仓一行归国前，留守会议已讨论许多问题。归国者没有自动否决权。10月15日，会议暂时赞成派遣，仍须完成天皇裁决程序。大久保10月17日辞职，既出于个人确信，也是战略施压。

三条实美生病，改变了权力行使的路径。岩仓代理首席大臣，提交反对建言书。10月24日，明治天皇接受推迟。在程序尚未稳定的体制中，天皇决定使争论得到制度上的结论，但送到年轻君主面前的选项，已由资深人物与内阁分裂塑成。

大久保强调先后次序。地租改革、征兵、产业、法律和财政，已在扰动社会。制度尚未巩固时，对外危机可能耗尽收入、引出难以预料的战争。海外经历也加强了他对日本所面对的物质力量的判断。

国内优先并未排除对外用兵。几个月内，政府便批准出兵台湾。大久保本人参与筹划，后来与清朝官员谈判解决。1875年，日本军舰在江华岛的武装冲突又引出强制性的条约外交。“内政优先”安排的是权力手段的先后，并非放弃对外使用。

失利的参议并非仅仅是鲁莽的封建残余。江藤建立过司法机构，板垣将组织宪政反对运动，西乡仍有广泛威望。他们辞职，移除了其他权力中心，使大久保影响更大。政策原则与权力后果同时发生。

分裂还扩大了地域和身份上的不满。面对俸禄改革的原家臣，可能把知名领袖退出看成狭小的大久保圈子占据政府的证明。反对随后以议会诉求、新闻、请愿和暴力等形式出现。这场危机本身并非所有后来叛乱的原因，却重组了谁能够在国家内部行动。

西乡与大久保的分歧，既使友情破裂，也体现了当时两种不同策略。分歧经过暂时表决、辞职、疾病、建言与天皇批准处理，并非一场私人争吵。

大久保认为国内巩固应当在先，因而协助阻止立即派遣西乡。这项决定推迟了一次可能的对抗，也加强了一个很快在别处使用强制的政府。两者属于同一段政治记录。

11. 内务省：产业、警察与地方统治

内务省的范围，体现了明治初期比后来单一内阁部门更广的内政观念。产业、道路、地理、地方行政、公共秩序与警务，都被视为使政府掌握辖地情况、提高生产的相互关联手段。将它们合在一起，有望加强协调，也把干预日常生活的权力集中起来。

大久保并非连续掌管内务省。他从1873年11月29日任至1874年2月14日，又从4月27日任至8月2日，最后从1874年11月28日任至去世。木户与伊藤在其间领导内务省。领导层变动，部门、小吏、各县和项目仍继续运作。

产业政策借鉴岩仓使节团的经验，也继承幕府与各藩早先的试验。示范农场、工厂、学校、地质调查、博览会与进口机器，意在展示技术、增加可以征税的生产。但示范本身，不能解决资本、熟练维护人员、运输或适宜地方条件的短缺。

内务省筹备的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1877年在上野开幕。它并不满足于供人观赏，而把产品分类，供比较与评奖。参展者把地方技术带入全国性的展示，评委与目录规定什么算作改进。参观者既见到引进方法，也见到精进的既有工艺。

展示可以鼓励仿效，也可能隐藏劳动纪律、原料获取和商业风险。女性参与纺织与家庭生产，却较少以政策制定者姓名出现。工匠作品成为“全国产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分类或利润取得同等控制。

警察发展同样重视信息。东京警视厅于1874年成立，川路利良海外考察后成为主要组织者。巡逻、登记和报告，可以预防犯罪、统一执法，也可以监视政治集会、报纸和被列为危险的人群。秩序并不是政治上中立的东西。

府县监督，把中央与各不相同的地方联系起来。地方长官传达政策、报告情况，但许多是外来任命者，可能遇到抵抗。地租改革转向按土地价值评定、以货币缴纳。中央收入更可预期，纳税者却承受价格波动和估值争议。抗议显示改革的负担，不能只归为对行政的误解。

内务省推动生产的结果有成有败。政府提供了私人资本尚不能提供的基础设施和训练；一些企业却昂贵、技术问题不断，或不适合当地。后来转让给有政治联系的私人经营者，又引出谁承担损失、谁取得资产的问题。

因此，大久保既应因建立持久的中央机构获得肯定，也须对它加强的强制关系负责。他的政策不是把“经济”放在一边、“政治”另放一边。产业分类、征税能力、地方指挥和警察情报，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体系。

职权广泛，也造成与大藏省、司法省、陆军省和文部省的摩擦。预算、警察权、法院和技术学校，不能单靠逻辑分配，官员须为此交涉。内务省强大，正因为边界尚未确定，而非它已按完成的设计拥有后来每一项职能。

12. 叛乱、台湾与受控的宪政改革

佐贺起事发生在1873年辞职风波之后，却不能只概括为一场“武士叛乱”。征韩派与更倾向复古的爱国派，在江藤、岛义勇等领袖下联合。纲领不同，但对身份、政策及中央干预的不满促成共同行动。起事者占领佐贺城，随后被政府军夺回。

大久保带着特别权力西行。军事行动由政府军与地方官参与，随后法庭迅速审判被捕领袖，4月处决十三人。江藤不久前还任司法卿、推动司法改革，使简略的审判程序格外敏感。大久保在场并负有政治责任，但各项司法行为是否出自他的私人命令，不能一概而论。

起事也伴随信息控制。政府限制报道，使报纸能怎样描述战斗受到约束。一个建设现代通信的国家，可以选择性地使用通信：扩大命令传播，同时限制对立叙述。

台湾事件，使“内政优先”无法等同于和平。出兵援引1871年船难后五十四名琉球幸存者被杀，也把他们不明确的政治身份转成“日本臣民”的主张。排湾族社群生活的地方，并非空无一人的“蛮地”，清朝官员反对日本出兵的权利。

西乡从道的军队1874年5月登陆，在石门等地作战，焚烧聚落，并因疾病损失严重。原住民抵抗与当地地理影响战役。称其为惩罚性远征，表述的是日方理由，并非对集体惩罚的中立判定。

大久保于9月以全权代表身份抵达北京。谈判涉及清朝大臣及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调停。10月协议为死者家属和日本所建设施提供款项，采用了日本视为认可其行动的措辞，并规定撤军。外交结束眼前的升级，也把武力转化为谈判筹码。

协议还推进日本纳入琉球的进程。把被杀漂流者定义为日本臣民，支持了后来要求琉球王国结束与清朝关系的主张。死者之死由此成为一场并非他们设计的主权争夺的材料。

国内，原官员通过请愿与结社开展行动。1874年要求设立民选议院的建白书，指责少数人垄断权力。大久保没有完全忽视压力。佐贺之后的政治孤立、台湾危机和木户辞职，使修补执政联合有其必要。

1875年初，大久保、木户与板垣在大阪商议重返政府及渐进宪政措施。4月诏书设立元老院、大审院和地方官会议。这些机构提供制度上的参与机会，改革速度与任命却仍由中央控制。

这种做法有一致之处：大久保认为经过授权、分阶段的参与可以治理，武装挑战则是叛乱。批评者可以反驳，政府本身也是靠武装联合夺权，如今却为保护垄断而界定正当性。台湾又显示，国内克制并未限制对外强制。

13. 西南战争与中央胜利的代价

两人的经历赋予战争强烈的情感。他们曾同住一片邻里，分享萨摩网络、结盟政治和维新政府，1873年后的分裂确实存在。但还有数万人作战、供给、救治、庇护，或逃离战区。战争涉及这些人的生活，也涉及权力是否继续集中在少数领袖手中。

身份改革构成眼前的社会条件。俸禄折换为公债，把世袭请求权改为债券；1876年禁刀令移除了武士区别于他人的公共标志。改革减轻国库持续支付的负担，推进形式上的平等，但许多原家臣没有收益良好的新工作。他们的不满，从物质损失、政治排除，到观念上拒绝新秩序，各不相同。

鹿儿岛对中央尤其棘手。西乡回到当地，私学校教育并组织武装人员，县的领导又同情他们。中央尝试监视和移走军火，学生夺取军火库使危机升级。西乡是发起叛乱，还是被卷入运动后成为领袖，这一区别重要；但无论哪种解释，队伍出发后他都不是被动象征。

起事军北上熊本，围攻未能夺取城堡，守军中包括征募士兵。政府军由陆路和海路抵达，打了一场漫长消耗战。田原坂等战斗消耗生命与弹药。海运、电报、税收、军火库及全国征募，使中央能以一个地方运动无法做到的方式补充损失。

大久保在政治层面协调，处理报告、资源和政府整体稳定，并未亲自指挥每场战斗。有栖川亲王任统帅，山县、川村、野津、警察部队和许多较少为人所知的军官作出作战决定。

征兵不使天皇一方成为社会上中立的力量。许多士兵是农民之子，服役的国家所征税款和兵役，曾在其他地方引起抵抗。警察部队包括原武士，起事队伍内部也有身份与目的差别。“武士对农民”过于整齐。

平民面对征用、财产焚毁、耕种与贸易中断、被迫带路，以及被任何一方指控的危险。女性维持家庭、传递信息、护理伤者，也承受流离失所。她们的经验很难套入忠诚与进步的道德对立。

政府胜利证明了1868年以来所建机构的能力，但开支加重财政压力，并促成通胀。中央能够击败来自自身发源地区的重要维新联合力量。这种能力可保护全国法律秩序，也确认政策上的失利不能靠地方武力逆转。

西乡之死迅速成为传奇。大久保悲伤的记述合乎情理，也有回忆支持，但任何私密话语都不能取代公共后果。胜利政府承担了和解、纪念、债务、退伍者及监视的责任。

战争最深层的关系，是昔日革命正当性与新国家垄断正当武力之间的冲突。大久保捍卫自己参与建立的机构，对手则援引他们为维新效力的经历。胜利使国家的定义占上风，却不使其在道德上没有争议。

14. 纪尾井町遇刺

5月14日，大久保的路线连接宅邸、官署与皇宫，也是集中执政的地理范围。在纪尾井町、被称为纪尾井坂的坡道附近，刺客拦住或接近马车。随从兼车夫中村太郎被杀，大久保受到致命伤。

六名刺客来自石川县及相关的西部人脉，由岛田一郎率领。他们在西南战争后行动，却不只是那场战争残留的一支部队。罪状书以惩罚腐败统治的主张，解释这次杀人。

这样的文件能可靠回答一个问题：刺客希望把什么理由附在行动上。它列出官职集中、言论受限、公款滥用、漠视民生及国力不足，却不能独力证明指控。政治谋杀给作者强烈诱因，把事实编排成一份早已定罪的判决。

部分抱怨与更广泛的批评重叠。自由民权活动者也反对寡头垄断和限制表达，但请愿设立议院不等于暗杀。原武士确实失去经济利益和身份，同受这个国家管辖的数百万人，却未授权岛田代表他们。

大久保领导的政府使用过强制：佐贺领袖迅速被处决，报纸受限制，警察能力扩大，叛乱被军队击败，台湾政策又把强制延至日本之外。否定刺客自任裁判的权力，并不需要粉饰这些记录。

遇刺场面容易被文学虚构侵入。染血的信、临终谈西乡的话、事后记下的预感，以及精确安排的动作，在传记中流传。个别物件或回忆可能有出处，却没有哪一种能直接进入受袭者的意识。

官方反应也塑造记忆。国家哀悼高级大臣，并在正在形成的法律秩序下起诉刺客。葬礼与纪念将大久保呈现为国家服务者，反对者则可能把仪式看成精英权力的证明。两者都是后来的接受与评价，并非对成就的透明测量。

死亡打断了正在进行的政策。他仍在推进产业和原武士就业措施。若说未完成文书能精确显示他活得更久时日本会成为什么样，就超出证据。同僚继承的部门，其日常运作已不再完全依赖创立者。

暗杀同时显示权力的个人化与制度化。刺客相信杀死一位大臣就能惩罚或改变国家，但内务省、各县、警察、财政体系与军队，在继任者之下继续运作。集中统治日益超出个人，大久保却恰在此时成为它的象征。

有关日期、路线、刺客、两人的死亡以及罪状、逮捕和起诉，都有记录可据；大久保最后时刻的内心则无法确知。

15. 相互对立的历史记忆

死亡把政治网络简化为三位伟人。西乡、木户和大久保被称为“维新三杰”，尽管职责、死亡和所代表群体不同。这个标签使国史便于讲授，却排除了岩仓、小松、三条、伊藤、大隈、女性、士兵、小吏，以及以劳动支撑改革的数百万人。

国家纪念突出服务与牺牲。葬礼、位阶、纪念碑、文书汇编和早期传记，把大久保置于正统的国家传承内。遇刺使政府能够把政治谋杀描绘成对有秩序变革的攻击。

反对者的记忆作了另一种简化。西乡成为真诚与地方忠诚的形象，大久保成为算计与中央背叛的形象。1873年分裂、1877年战争支持他们存在冲突，却不能靠性格类型解释地租、征兵、俸禄折换、警察、地域不平等，以及阵营内部的分歧。

1878年后机构继续运作，既显示他的影响，也显示其限度。内务省在伊藤及后继领袖麾下仍很强大，府县行政、警察、产业博览会和调查扩大。这说明大久保帮助建立了持久体系，也说明后来强制不能自动视为他的个人决定。

宪政轨迹使专制者形象复杂起来。大久保主张适应日本条件的“君民共治”，参与大阪会议的分阶段改革。这不使他成为民主主义者。他追求由上而下受控发展，反对立即把决策权交给民选议院。1889年宪法在后来领袖下形成，同时包含代议机构和强大的天皇—行政权力。

经济变化也不能归于一个创始人。国家扶持重要，但私人商人、原藩企业、外国工程师、雇佣工人、农村生产者、纺织业女性和海外市场，共同建设产业能力。地租收入供给政府，同时把风险转给土地持有人。称大久保为产业之父，会使合作者与承担费用者从叙述中消失。

对外政策，也使纯粹防御的形象蒙上阴影。台湾干预及其在琉球主权进程中的使用，都属于他的政府。后来明治扩张发生于他死后的情境与决定，不能倒推成他已完成的设计。记录支持他参与早期强制性治国，不支持把直到1912年的帝国都视为他的设计。

档案形成也影响判断。大久保家文书、官方记录和书信汇编，使他的行政声音特别容易重现。被治理者往往以数字、请愿者、警察管理对象或叛乱者出现。来源不仅告诉我们大久保想过什么，也说明为何他的想法比受影响者的想法占据更多书架。

大久保擅长把不同层次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他反复将派系纳入藩的运作，将藩纳入联合阵营，将联合阵营纳入中央官署，再以官署建立对地方的指挥。每一环都需要别人，也产生排除。

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时，大久保参与开创的国家已拥有宪法、议会、全国军队、产业、殖民地和强大的官僚体系。这些制度与权力在争议中逐步形成，明治社会也通过它们来记忆大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