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旗本家中的麟太郎

胜海舟1823年3月12日生于江户本所龟泽，幼名麟太郎，“海舟”是后来使用的号。父亲胜小吉是直属将军、具有谒见资格的旗本，但家境有限，父亲的行事又影响了家族名声。他有进入幕府仕途的身份，却没有高级官员的财力与影响。

1838年父亲退居后，他承担家主责任；1845年与冈野孙一郎的养女民结婚。学习专门技艺成了扩展生计和仕途的办法。他凭已有的世袭家臣身份求取官职，再以专门知识扩大机会。

2. 先学语言，再学海军

约1845年，海舟从永井青崖学习荷兰语，也研习剑术和西洋兵学。当时欧洲知识多经荷兰语传入日本，书籍昂贵而难得。他1847年开始抄录多夫—哈尔马辞典，翌年完成；1850年开设冰解塾，以所学授徒。

老师、同学和学生共同帮助他理解词语、图表与技术知识，但读懂书并不等于能够驾驶蒸汽船。后来幕府急需海防人才，他已有多年学习积累；这些学习最初也为维持家庭生计服务，后来才用于幕府的海军事业。

3. 佩里来航与幕府征询

1853年7月14日，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在江户湾交付总统来信，要求日本开放交往，随后离去，等待答复。舰队逼近首都，使幕府必须讨论怎样应付海上压力。主持幕政的阿部正弘向各地领主和幕臣广泛征询意见。

海舟提交海防建议，强调舰船、训练和用人，并主张选择人才时不应只看世袭身份。他是提出海军建设意见的多人之一。征询意见不等于立即采纳全部方案：预算、采购、任命与训练仍要由幕府逐项办理。

4. 长崎：把书本变成操作

1855年，海舟以翻译身份进入长崎海军传习所，参与荷兰教官主持的教学。教官先有莱肯，后有卡滕迪克；海舟到1859年担任重要教学职务。航海、炮术和轮机操作，需要把外语解释、示范和反复练习接在一起。

海军还需要水手、机工、煤炭、修理场所和稳定薪资。各藩学生仍各有俸禄与效忠对象，不会因共同上课就成为一支统一海军。海舟在其中承担了重要工作，机构能否持续运转却取决于许多教官、官员与工人的协作。

5. 咸临丸与海上分工

1857年，幕府获得荷兰建造的咸临丸。这艘船用帆航行，也有辅助蒸汽机带动螺旋桨；远航时要考虑煤耗，靠岸、操纵和维修又有各自要求。买到军舰以后，幕府仍需训练能使它正常运作的人。

1860年赴美时，木村喜毅总管航行事务，海舟任舰长，小野友五郎、赤松则良等参与专业工作。水手要值更、操帆和抽水，机工要照管机器。这样的合作检验了训练成果，也暴露了操作与供应的困难；幕府和诸藩的舰船事业此时尚未组成全国统一海军。

6. 横渡太平洋，谁在船上做什么

1860年，正使新见正兴、副使村垣范正和小栗忠顺乘美国波瓦坦号赴美；咸临丸承担护航与远洋练习。海舟不是正式使团的首席外交代表。美国海军军官布鲁克及一小批美国人员同船，协助从浦贺驶往旧金山。

航程并不顺利。海舟受晕船影响，布鲁克的日记记下航海和当值方面的困难；赤松则良1860年2月24日的日记也记录了船况与抽水工作，提到当值安排到此前一天才开始。日本船员与美国人员共同完成航行，抵达后的维修、补给和返航也属于这次任务。日记和福泽谕吉后来的回忆侧重不同。航程取得了成果，也有明显困难，海舟的工作须放在这种共同协作中理解。[2]

7. 管理军舰，难在持续

1862年，海舟任军舰奉行并，参与管理幕府军舰。煤炭、薪资、物资和维修都要不断安排；向外国购买船只或零件，还牵涉商人、合同与外交。技术人才的需要也与按身份分配职务的旧办法发生摩擦。

萨摩、长州、佐贺等藩各有海军事业，既可能交流技术，也关心谁控制舰船与人员。海舟面对的海军事务仍分散在幕府与诸藩之间。他主张扩大人才招募、持续教育；训练、记录与稳定经费需要长期维持，才可能把一次成功航行变成可以延续的能力。

8. 神户操练所与龙马

海舟1863年向将军德川家茂提出神户海军训练计划，1864年5月操练所开设。神户靠近大阪、京都和濑户内海航路，便于接触西部诸藩。幕府提供经费与授权，观光丸、黑龙丸等用于训练，学员来自幕府家臣和不同藩，陆奥宗光也在其中。

坂本龙马出身土佐，离开原藩后与海舟合作，并在1863年给姐姐乙女的信中自称他的弟子。龙马能接触不同地方的人和资金，海舟则仍是领取幕府俸禄、承担官职责任的人。两人政治处境不同，现存信件也不足以坐实“龙马本来要杀海舟、一次谈话便转而拜师”的完整故事。

人员招募、经费和修船不断带来难题。1864年京都及长州局势恶化，幕府也更难容忍人员流动带来的政治风险。海舟当年后期被免职，操练所1865年3月关闭，船只与学员另作安排。

9. 西行与免职

1864年，海舟一度任军舰奉行，西行到姬岛等处了解局势。长州炮击外国船只、外国舰队轰击下关，使幕府既要应付条约责任，又面对难以控制的藩。海舟参与了解和处理局势，并批评舰船不足、政策缺乏协调的问题；他在幕府授权范围内工作，并非外国联军的指挥者或唯一的日方谈判者。

京都发生禁门之变后，幕府对长州采取军事行动，跨藩招募人才也更容易招致政治疑虑。海舟的意见和交往受到批评，随后免职。免职发生在战争与幕府内部争议之中，无法仅用一则龙马故事解释。海舟仍保有旗本家臣身份，日后能够重新起用。

10. 1866年的停战交涉

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时，诸藩支持不足，军需和士气受挫，长州以改进后的武器在多条战线上抵抗。将军家茂又在大阪去世，幕府领导层随之变化。海舟被重新起用，依德川庆喜的停战意向参与交涉。

1866年10月10日，他在宫岛大愿寺与长州的广泽真臣、井上馨会谈，商定幕府撤军及长州不追击等事项。这需要长州接受、双方军队执行，既不是海舟私人决定的和平，也没有恢复原来的惩罚方案。海舟日记提供了当事人记录，仍须与长州方面及战事材料对照。[1]

11. 幕府倒下，江户面临进攻

1867年11月，庆喜实行大政奉还，把政权交还朝廷。土佐的后藤象二郎、山内容堂参与推动方案，但旧幕府的军队、领地、俸禄和外交事务没有随之消失。1868年1月3日王政复古宣布废幕，随后鸟羽、伏见之战中旧幕府军败北，庆喜从大阪返回江户。

海舟在危机中任陆军总裁，面对新政府军东进，也要处置旧幕府部队、城内物资和城市秩序。他不能保证各队、各船都服从，外国调停也各有立场。谈判所要争取的，是怎样在旧幕府已败的局势下交出城池、处置庆喜并保存德川家。

12. 先期交涉与多条渠道

庆喜退居寛永寺，表示服从。家茂的遗孀静寛院有朝廷亲缘渠道，家定的遗孀天璋院联系萨摩方面，德川庆胜等也另行传递意见。高桥泥舟推荐山冈铁舟前往交涉；山冈1868年4月1日在骏府与西乡隆盛讨论条件，反对其中难以实行的要求，并为海舟后续会谈带回信息。

海舟同时安排部队、警戒、粮食和防火事务。有关焚城、疏散的后世叙述，需要区分威慑设想与可实行的计划。英国外交代表巴夏礼反对攻城是否影响决定，史家也有不同判断，不能写成已经证实的英国命令。后来合称“三舟”，同样不代表当时存在由海舟统领、包办各条渠道的委员会。[9]

13. 江户城交接，战争仍继续

1868年4月5日、6日，海舟与西乡先后在高轮、田町的萨摩方面设施商谈庆喜、兵器、城池和德川家的处置。双方受到正在推进的军队与新政府决策约束。原定对江户的总攻被取消，5月3日城池交接，随后还要清点物资、处置部队并维持城市事务。

庆喜个人的处置与德川家由年轻的家达继承、获得较小领地，是不同问题。江户避免了总攻，7月4日上野彰义队仍与新政府军交战，榎本武扬率部分旧幕府舰船北上，东北和北海道战事继续。对山冈的骏府会谈、海舟最后谈判各有多大作用，也有不同解释；促成交接还离不开西乡、新政府和实际执行的人。[9]

14. 明治官员与幕末回忆

明治政府仍需要旧幕府的技术和行政人才。海舟1872年任海军大辅，1873—1875年任参议兼海军卿，后来任元老院议官，参与立法审议。他帮助旧幕臣度过俸禄与身份变化；1877年因同情西乡、援助旧人而受监视，但这不能直接证明他参加叛乱。1887年封伯爵，1888年任枢密顾问官。[4]

他在东京赤坂冰川居住，1890年购置洗足池土地，翌年建洗足轩，又编纂《海军历史》《开国起原》。档案、日记与晚年谈话留下的证据性质不同；回忆也包含他对自身选择的辩护。[6]

福泽谕吉在《瘠我慢之说》中批评旧幕府人物转仕新政府，1892年将文章送给海舟并得到答复，文章直到1901年才公开发表。海舟已于1899年1月19日去世，周岁75岁。关于忠诚、妥协和新旧政府之间的延续，争论并没有随他的去世结束。[5]

1. 从世袭家臣到专门人才

胜海舟1823年3月12日生于江户本所龟泽，幼名麟太郎，海舟是后来取得的号。父亲胜小吉属于旗本，即直属德川将军、具有谒见资格的世袭家臣。家中经济有限，父亲行事不拘常规，又影响了家族声誉。小吉后来留下自传，这个家庭因此为后世熟知，也使小吉本人讲述的经历成为理解海舟家世的一种重要材料。

本所位于幕府首都，武士宅邸、水道和作坊共同构成日常环境。不过，住在江户、拥有旗本身份，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影响幕政。年轻的麟太郎首先面对的是家中责任、学习机会和怎样维持生计。

1838年父亲退居，他接过家主责任；1845年与冈野孙一郎的养女民结婚。世袭家臣家庭可以通过退居、继承、收养等安排延续，即使一个成员失去官职，家庭身份也未必消失。这个制度后来仍为他重新入仕提供了条件。

海舟的仕途因此有两个相连的基础：已有身份使他能够在幕府秩序内求职，专门学习则让上级有理由任用他。后来他批评按出身分配技术工作的限制，而他的青年仕途，仍从幕府既有的世袭家臣秩序中展开。

2. 荷兰语学习的成本

约1845年，海舟从永井青崖学习荷兰语，同时研习剑术和西洋兵学。日本当时获取欧洲知识的重要渠道，是经荷兰语流通的书籍与教学。要看懂兵学和航海知识，往往先得解决词语、图表和解释的问题。

书籍昂贵而难得，借阅与抄写是实际的学习办法。海舟1847年开始抄录多夫—哈尔马辞典，翌年完成；1850年开设冰解塾，以所学授徒。这些工作既积累知识，也帮助他维持家庭生活。老师、其他学习者和学生的帮助，都属于这一学习过程。[6]

抄得一本辞书，并不等于技术已经掌握。借来的抄本可能有错误，图示也可能缺失；词义和图示都需要解释。书上的操船和轮机知识还要在设备上检验。他后来的海军经历，会不断遇到这种从书本到操作的距离。

1853年危机来临时，幕府开始寻找能够理解外国技术的人才。海舟多年为家庭生计和个人仕途积累的学问，至此成为他进入海军技术官职的条件。

3. 海上压力进入幕政

1853年7月14日，佩里率美国舰队在江户湾交付总统来信。蒸汽军舰逼近幕府首都，使海防从一般的技术问题变成迫切政务。佩里随后离开，等待日本答复，幕府获得了讨论时间，却不能据此认为压力已经解除。

老中阿部正弘向大名和幕臣广泛征询意见。拒绝、妥协、加强炮台、购买舰船、培养人员等主张同时出现。海舟也提交建议，把舰船建设与训练、人才任用联系起来，认为技术工作不能只按世袭身份分配。

海舟并非唯一想到建设海军的人，也没有因此取得全面指挥海防的权力。幕府要把意见变成行动，还需筹钱、任官、采购船只和设立训练机构。不同建议之间存在取舍，办事机构之间也有各自权限。

长崎海军传习提供了一个实际起点。这里能够接触外国船舶与教官，使海舟有机会把此前的语言学习用于官府急需的技术教学。

4. 长崎传习：教官、翻译与工人

1855年，海舟以翻译身份进入长崎海军传习所。荷兰政府派来教官、技术人员与船只，教官先有莱肯，后来有卡滕迪克。海舟协助理解和传授知识，到1859年担任重要教学职务；任命由幕府作出，外国教官的推荐与意见则是另一层作用。

教学中的翻译贯穿操作，并不是开课前译好词语就结束了。航海、炮术和轮机使用需要教官示范，学员记录，再在船上练习。遇到新的术语、操作失误或设备问题，解释仍要继续。能说明原理的人，也未必擅长每个专业环节。

幕府选择学员、支付经费并安排翻译，长崎官员管理港口的对外交往。幕府家臣与各藩学员在这里共同学习，却仍各有俸禄来源和效忠对象。课堂上的共同技术不能自动消除这些关系。训练机构既要吸收人才，也要面对官职、身份和派出者的要求。

船能反复出航，还靠水手、机工、工场、煤炭和码头设施。薪资、采购、修理与账目必须持续办理。海舟的教学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部分；机构能否在外国教官离去后继续运行，需要整个供给与人员网络支撑。

5. 一艘军舰所需要的人与物

1857年，幕府取得荷兰建造的咸临丸。它保留船帆，同时装有辅助蒸汽机，以螺旋桨推进，不是两侧装明轮的船。远洋使用帆力，可以减少煤耗；蒸汽机在操纵时另有用途，也带来燃料和维修的要求。

1860年赴美航行，木村喜毅总管事务，海舟任舰长。小野友五郎、赤松则良等承担航海和其他专业工作。舰上指挥、测算航路、照管轮机，与水手操帆、值更、抽水，都是航行不可缺少的环节。

沿岸经验能否用于大洋航程，要在风浪、疾病与持续当值中接受检验。懂数学不等于会修机器，知道技术术语也不等于能迅速处理船上故障。船员还要面对手册、备件和外来协助的限制。

咸临丸因此既展示了学习成果，也暴露了能力尚不完整的地方。此时幕府和诸藩各有舰船计划，采购一艘船或完成一次航行，都还不能代表全国已有统一、独立运转的海军。

6. 赴美航程留下的不同记录

1860年的正式遣美使节是新见正兴、村垣范正和小栗忠顺，他们乘美国波瓦坦号赴美。咸临丸护航并练习远洋航行。使节办理外交事务，海舟负责护航船的舰上指挥，职责与权限各有分工。

美国海军军官布鲁克原来的船遇难，他和一小批美国人员登上咸临丸，协助从浦贺前往旧金山。日方有自己的官员、技术人员和船员，但这次横渡也依靠他们的帮助。

海舟在航程中受晕船影响。布鲁克日记指出航海与当值安排上的困难；赤松则良1860年2月24日的日记使用荷兰语借词记录船的运动、抽水和当值安排，提到正式轮值到此前一天才开始，即出航约两周后。布鲁克对当值不足的批评也涉及总管木村，不能只算在海舟一人身上。[2]

这些日记记录了每天遇到的事务。福泽谕吉后来对航程和海舟的批评，则来自另一时段、另一种回忆。两类材料分别呈现日常困难与事后评价，合起来也并不能抹去其他船员和协助者的工作。

抵达旧金山后，船员接触港口和公共机构，还要修理、补给，准备返航。航行的成果包含这些工作，不止到港的一刻。咸临丸显示幕府人员已经能够参与远洋航行，也显示他们仍在学习，尚需外部帮助。

7. 军舰奉行的日常难题

1862年，海舟出任军舰奉行并，参与管理幕府军舰。一次远航可以集中人员与物资，长期维持舰队却要不断安排薪资、煤炭、仓储和修理。船只停航并不会免去这些开支。

采购又把技术事务带到商人和外交关系之中。买船、购买零件、签订合同、安排运输，都有时限与经费要求。把新设备运到日本，只完成了一部分工作；人员能否留任、训练能否继续，仍待解决。

旧有官职按身份和俸禄安排，专业技术却有另一套需要。任官需要顾及身份和既有俸禄，技术工作则需要专业能力，两者之间的安排难以一下改变。海舟必须在既有官署与家臣关系中办理事务。

萨摩、长州、佐贺等藩也发展自己的海军。共同训练可以扩散技术，但藩方仍关心船、人和经费由谁控制。幕府的军舰官署并不是明治时期的统一海军部；它留下的人员、经验和记录可以延续，制度与财政的稳定则仍需建立。

8. 神户的机会与政治风险

海舟1863年向将军德川家茂提出在神户训练海军的计划，得到许可。操练所1864年5月开设，接近大阪和京都，又联通濑户内海与西部各藩，便于船只往来和人员接触。这个位置有技术便利，也使它直接受到政治局势影响。

幕府提供授权、经费和船只，招收旗本、御家人及诸藩学员。观光丸、黑龙丸等用于训练，还需安排泊地、煤炭、维修和随天气调整的航行。学员的教育经历、俸禄与义务各不相同，陆奥宗光也参加过这里的学习。

坂本龙马来自土佐，脱离原藩后能够联系不同地方的人与资金。他与海舟的海军事业发生联系，并在1863年给姐姐乙女的信中自称弟子。这封信可以支持两人的师生联系，不能独自证明后来流传的整个故事：龙马原本要杀海舟，经一次谈话便彻底转变。

两人也承担不同责任。龙马跨藩往来，能够带来人脉和资源，海舟则是领取幕府俸禄、负责官府事业的家臣。龙马往来于不同政治关系之中。后来有学员在明治政府任职，当时的训练却仍在幕府授权下进行。

招生、资金和船只修理需要持续办理。学员和中间人也通过诸藩支持者、私人关系筹钱，在官府资源不足时帮助维持训练，同时引出谁能控制这些经费和人员的问题。1864年京都与长州的冲突加剧后，幕府更关心人员来源和政治忠诚。跨藩交流带来的便利，也因此成为需要控制的问题。

海舟当年后期免职，操练所1865年3月关闭。人员与船只被重新安排，训练并未形成一所稳定延续的学校。此后的海军仍会使用这些人的经验，学校本身却已中断。

9. 长州冲突中的海舟

1864年，海舟短期担任军舰奉行，并向西活动到姬岛附近。长州此前炮击外国船只，外国联军后来轰击下关。幕府面对条约责任，却未必能约束藩的军事行动；海舟的活动处在这些相互牵连的压力之中。他的报告与建言批评舰船不足、政策缺乏协调，指出幕府的主张与实际舰船、经费、指挥能力之间的差距。

他参与了解局势、处理后果和寻求缓和，不是外国舰队的指挥官，也不是代表日本的唯一谈判者。外国舰队、长州和幕府各有决定，海舟只能在所获授权内参与。

京都禁门之变后，朝廷要求惩处长州，幕府展开征讨。跨藩吸纳人才的想法因而遇到效忠与控制的问题。海舟的交往、政策意见和幕府内部的批评，都成了免职的背景。

免职终止的是当时的官署职责，他仍属于旗本家臣，也保有家庭身份。神户操练所随后关闭；到了1866年，战局又使幕府需要起用他的经验。

10. 从征讨失败到宫岛会谈

1866年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结果未能达到原先目标。各藩支持不足，军需和士气出现困难；长州改进武器，在多条战线上抵抗。

将军家茂在大阪去世，使军事困境又添领导层变化。德川庆喜有意停战，海舟被重新起用，受命参与与长州交涉。他能够谈判，既来自既有经验，也来自当时的授权。

1866年10月10日，即旧历九月二日，他在宫岛大愿寺与广泽真臣、井上馨会谈。幕府撤军、长州不追击等安排，需要长州方面同意，还要由双方指挥者落实。海舟留下的日记，提供了会谈参与者对任务的记录。[1]

停战放弃了继续按原计划惩罚长州的做法，却不等于幕府承认在所有政治问题上都失去权威。军事行动暂时停止，双方关系中的争议仍在。海舟日记、长州记录和战事材料各有视角。幕府在军事失败后需要谈判，海舟的主张才得以在授权下实行；这次经验又使他在1868年德川家面临存亡时受到重用。

11. 旧幕府败退后的任务

1867年11月，庆喜将政权交还朝廷。土佐的后藤象二郎、山内容堂参与推动这一方案，这项方案并非由海舟独自设计。还政并未立即消除旧幕府的土地、军队、舰船、俸禄和对外义务，怎样处置这些事务，仍会决定此后的权力格局。

1868年1月3日，即旧历1867年十二月九日，王政复古宣布废除幕府和旧朝廷摄政等制度。京都的武力与政治决定相连，庆喜辞去官职、交出领地也成为问题。旧幕府及会津、桑名方面的军队向京都推进，随后在鸟羽、伏见败北；新政府军打出天皇旗号，庆喜一方被列为朝敌。

庆喜从大阪返回江户，旧幕府力量陷入混乱。海舟承担陆军总裁的紧急职责，面对新政府军东进，需要掌握部队、城池物资与城市状况。他不能使所有队伍服从，舰船也可能自行离去。

防御、火灾、粮食、治安和居民疏散都进入考虑。外国调停有英国、法国、美国各自的利益，不能当成中立裁决。谈判因此不只是两个人表达善意：庆喜个人如何处置，德川家怎样在新政府下存续，军队与城池怎样交出，是具体而不同的任务。

12. 最后会谈前的交涉

庆喜退居寛永寺，公开表示服从。这个姿态是谈判条件之一，却不能自动消除新政府对其部队和行动的疑虑。新政府也要在惩罚朝敌、接受投降与管理江户之间作出安排。进攻已经表示服从的庆喜，可能影响其宣称的皇室正当性；占领江户后，还需维持纪律和行政。

多条渠道同时运作。静寛院即家茂的遗孀和宫，具有朝廷亲缘关系；天璋院是家定的遗孀，与萨摩方面有联系。德川庆胜等也传递意见。这些人承担不同任务，送来的条件与信息也各有分量。新政府仍须判断服从是否可信，两位遗孀的关系渠道则让保全德川家的要求能够传到朝廷与萨摩方面。[11][12]

高桥泥舟推荐山冈铁舟出面。1868年4月1日，即旧历三月九日，山冈在骏府与西乡会面，讨论新政府的要求，并指出某些条件难以实行。这次交涉为海舟的最后会谈打开通道、带回条件信息，山冈因此不只是替海舟传一句话的随从。

海舟同时处理部队、城市警戒、粮食、商业往来、武器与防火事务。江户有庞大人口，寺院、水道、仓储和周边地区都可能受战事影响。“百万”可以表示城市规模，不能当成此次危机中精确核验的人口数。后来的焚城、疏散故事，也需要区分威慑设想、具体计划及其是否能够实行。

历史争议 · 英国干预对江户交涉有多大影响？

岩下哲典2020年的讨论转述了家近良树2017年的解释，其中把巴夏礼反对攻城列为避免总攻的因素之一。岩下同时质疑更早的使者会见巴夏礼之说所依据的材料。这里存在材料与因果分量的争议，不能从外交反对意见直接推成“英国命令决定了江户交接”。这里对家近观点的介绍，依据岩下的转述。[9]

海舟、山冈和高桥后来合称“三舟”，在明治后期的叙述与纪念中获得了共同形象。1868年的实际工作却各有分工，此外还有上述女性、德川亲族和其他渠道。合称便于记忆，不能取代各人活动的证据。[5]

13. 两次会谈与城池交接

1868年4月5日，即旧历三月十三日，海舟与西乡在高轮萨摩藩宅会谈；翌日在田町的萨摩方面设施再次商谈。议题包括庆喜、兵器、城池与德川家的处置。海舟代表败退的旧幕府方面，西乡则要顾及新政府及其军事联盟的决定，双方并非不受外部约束的私人谈判者。

新政府军仍在推进，武力威胁使谈判迫切。海舟能够提供军情和城内事务信息，西乡需要取得新政府同意并安排执行。取消预定总攻，是在这些条件之下达成的结果，不能只用两人的品格说明。

江户城1868年5月3日，即旧历四月十一日交接。从会谈到交城的这段时间，双方把谈判条件落实为命令和具体手续。后来所谓“无血开城”，指这里避免了预定总攻，不表示江户全境此后没有流血。交城不止打开城门，还包括清点武库、文书、库款和仓储，交代守门人员，安排部队解散或另行处置。家臣家庭的俸禄、身份和城市行政，也需要接续办理。

历史争议 · 江户免于总攻，功劳如何分配？

据岩下哲典2020年的讨论，松浦玲2010年的胜海舟研究较重视海舟主导的最后交涉，把山冈的行动视为打开途径；岩下则更重视骏府会谈已经造成的转折，也提高了高桥的作用。两种解释的差异，在于先期交涉已解决多少条件、最后会谈又完成什么；对松浦观点的介绍，依据岩下的转述。[9]

不同解释都不能绕过西乡、新政府审批与官员的执行。庆喜个人的处置和德川家家主的安排也要区分：年轻的德川家达继承德川家，家族在较小领地与新的居住安排下存续，而幕府作为全国政府已不再存在。

江户避免了预定总攻，战争却没有结束。7月4日，上野彰义队与新政府军交战；榎本武扬率部分旧幕府舰船北上，会津、东北及北海道继续发生战事。海舟签下的安排并不约束所有旧幕府力量。江户的交接使新政府得以把资源转向其他战场，也是其巩固统治的一部分。[7]

14. 新政府中的旧幕臣

明治政府需要旧幕府积累的海军技术、行政经验和文书知识。海舟1872年任海军大辅，1873—1875年任参议兼海军卿，后来任元老院议官。元老院承担立法审议事务。他先后的职务有不同权限，明治海军的建立还依靠官署、诸藩旧海军、外国顾问、造船厂与其他军官。

旧幕臣面对俸禄和身份变化，海舟以资金等方式帮助他们。1877年西南战争期间，他同情西乡、援助旧人，政府因而监视他的活动。监视记录证明当局有所疑虑，不等于证明他参与叛乱。1887年他获封伯爵，1888年任枢密顾问官，继续在新政府的上层机构任职。[4]

海舟整理《海军历史》《开国起原》，保存旧幕府的记录，也留下日记和大量晚年谈话。档案编纂、当日记事与事后回忆，形成时间与目的各不相同；后者常带有他对自身选择的解释。他住在东京赤坂冰川，1890年购置洗足池土地，1891年建洗足轩。晚年居所不能用来当作1868年谈判发生时的同一现场。[6]

福泽谕吉在《瘠我慢之说》中批评旧幕府人物仕于新政府。1892年1月，他把文章送给海舟，并得到答复；1901年文章公开发表时，海舟已于1899年1月19日去世，周岁75岁，按传统数岁为77岁。这次生前往来，在他去世后才进入公开争论。这场争论延续了对其仕途与交涉的不同评价。海舟既保存旧幕府的记录，也借回忆说明旧臣在政权败亡后应当如何自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