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554年：额田部皇女与苏我母系

后来的推古554年出生，早年称额田部皇女。父亲是钦明天皇，母亲苏我坚盐媛是苏我稻目的女儿。皇室与苏我两方面的关系，影响她一生面对的皇位继承、宗教支持与政治冲突。

这些关系提供了继位资格和支持，前途却仍随局势改变。详细叙述主要见于数代后成文的史书，尤其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这些材料保存了重要家谱，她的童年经历则很少能够确切得知。

2. 571—585年：敏达的配偶、皇族之母与寡居者

额田部嫁给异母兄长敏达天皇，成为主要配偶。传世家谱列有数位子女，包括后来同她合葬的竹田皇子。作为天皇配偶和皇族之母，她在朝廷中心积累地位与关系，敏达585年去世后，这些联系仍然保留。

她有皇族长者身份，有涉及继承的子女，也有苏我母系亲缘和在位朝廷的经历。七年后能够即位，有赖于她此前多年在朝廷积累的地位。现存证据未说明两人的私人婚姻生活，也未显示她当时有明确的行政分工。

3. 585—587年：苏我、物部、佛教与继承

敏达死后，皇位人选与苏我、物部两家的冲突加剧。争端涉及佛教，也涉及继承、兵力、官职、移民专门人员和家族存续。苏我马子一方587年击败物部守屋，改变了此后支持天皇即位的力量对比。

额田部经母亲同苏我家相连，又经婚姻、亲缘同不同皇族支系联系。各方的宗教身份并非互斥，不能简单分成“佛教徒”与“神道信徒”。胜利增强苏我家的权力与支持佛教的能力，各项后续政策仍由具体人物和朝廷共同决定。

4. 592年：崇峻遇刺与皇位危机

崇峻天皇592年遇刺。《日本书纪》将责任归于苏我马子，记刺杀者为东汉驹。大臣用暴力除去了在位天皇，皇位无法仅靠武力恢复稳定。

支持马子的一方需要一位地位足够的皇族继承人，使大臣的权力继续依附于天皇制度。额田部的血统、敏达主要配偶的身份、年龄、苏我关系和朝廷经历，使她适合成为继承人，也难以轻易被排除。她的即位，发生在这场刺杀造成的危机中。

5. 592年：在丰浦宫即位

额田部592年在丰浦宫即位，当时约三十八或三十九岁，已是敏达的主要配偶、皇族之母与寡居者，经历过数次继承局势的变化。在通常采用的日本天皇历史序列中，她是首位有可靠记录的在位女性天皇。

她的即位解决了联盟的继承问题。皇位赋予她主持仪式、颁发命令、对外代表朝廷和影响继承的权力。她也依靠强大亲族的支持，实际地位需要从在位期间的行动判断。

6. 593年：厩户的政治职责与摄政传统

推古593年让侄子厩户皇子在政务中承担重要职责。《日本书纪》以接近继承人的身份描述他，赋予广泛行政责任。后世将他尊为圣德太子、理想的佛教统治者和摄政，名字与职务的含义也在身后逐渐发展。

厩户同推古、马子和许多执行者一起，参与佛教支持、朝廷规范、外交和王朝政治。后来的神圣传记，把推古朝许多成就集中到他一人身上。早期行动、史书归属与后世信仰，是这段历史中不同的层次。

7. 603—604年：小垦田宫与冠位十二阶

推古朝廷603年迁至小垦田宫，设立冠位十二阶。六种德目各分大小两级，以冠服显示先后地位。604年初，官员获授冠位。

世袭家系称号仍在，大族保留官职与资源，最高层贵族也未全部纳入统一等级。冠位在这些身份之外，让朝廷得以区分个人服务与地位。宫室、衣冠、仪式和任命相互配合，使官员集会时能够看出等级。

8. 604年：十七条政治训诫

《日本书纪》将十七条政治文本列在604年，记为厩户撰写。内容重视和睦、敬奉佛教三宝、服从天皇命令、官员操守、克制、及时办事和公正裁断，主要面向统治者与任职者。

通常所称“十七条宪法”，更接近等级朝廷中的行为训诫，与规定公民权利、制度的现代宪法不同。学者对其措辞、形成过程和后世整理仍有争议。文本是推古朝的重要传统，现存形式却未必逐字保留当时原貌，也无法一概视为推古个人信念的表述。[1] [2]

9. 600—608年：遣隋使与不同的倭国记录

《隋书》记600年有倭国使团来朝，《日本书纪》却未记此行。推古朝廷607年派小野妹子与通译赴隋。中国记述保存了日出处统治者致书日没处统治者的著名问候，也记隋炀帝不满。608年，隋使裴世清随妹子返回。

两方朝廷用不同政治语汇理解统治者、朝贡、称号和外交成败，留下的记录并不相同。国书究竟由谁起草，现存材料未能确定为推古或厩户。

10. 594—624年：从支持佛教到管理僧尼

推古594年命厩户与马子弘扬佛、佛法、僧团三宝。大族建寺，外国及移民僧人教学，宗教群体扩大。支持佛教，也涉及治病、纪念、艺术制作、识字与国际声望。

僧团扩大后，朝廷开始面对管理问题。624年，一名僧人攻击祖父，朝廷考虑广泛处罚。百济僧观勒请求区分犯事者与其他僧人，朝廷接受，并设置监督职务。史书随后记有46座寺院、816名僧人和569名尼僧，以及建寺、出家的情形。这是史书报告，统计覆盖范围和完整性仍不确定，却显示朝廷已经将宗教事业纳入行政管理。

11. 607年及以后：法隆寺的创立、损失与重建

法隆寺传统记述，推古与厩户607年完成用明天皇的誓愿，建成寺院与佛像。创立涉及皇室纪念、治病、佛教信仰、金属工艺和建筑，也同厩户的斑鸠据点相连。

《日本书纪》记寺院670年遭火灾毁坏，现存西院一般被认为属于后来重建。器物与铭文另有各自的年代和争议。遗址、机构、传世器物、重建与纪念，使法隆寺在早期建筑失去后，仍保存着同推古朝的关系。

12. 608—620年：接待隋使、派遣学生与编纂记录

推古朝廷608年安排客舍、彩饰船只、骑乘护送、觐见礼仪和宴会，接待裴世清。隋使离去时，小野妹子再次同行，带四名学生、四名学问僧赴隋。此后来日的僧人与俗人带来典籍、医学、颜料、纸墨、机械装置及外国制度知识。

620年，史书记厩户与马子编纂天皇、国家、大族、职业群体及臣民记录，这些作品已无可读的完整传本。朝廷向海外学习，也在国内整理自身的身份与历史，采用外来知识时有所选择。

13. 622—626年：厩户死后的军议、僧团管理与葛城请求

厩户622年去世后，推古继续在位六年。朝廷接见朝鲜半岛使者和归国学生，讨论涉及新罗与任那的军事行动，管理僧尼，处理大族主张。

据624年的记述，马子以祖先联系为由，请求永久控制葛城。推古拒绝，认为将该地交给他，会使后世谴责天皇和大臣。讲话经过史书编排，拒绝及其政治理由仍是理解两人关系的重要材料。马子626年去世，推古朝末年又遭遇恶劣天气与饥荒。

14. 628年：病重、两名继承人、饥荒与竹田合葬

推古628年病重去世。《日本书纪》记她分别训诫两位主要继承人选田村皇子、山背大兄，却未明确指定一人。田村后来经政治协调即位为舒明，推古已无法主持这一过程。

史书又将她的死亡置于歉收与饥荒之中，记她要求不造昂贵新陵，与先亡的儿子竹田皇子合葬。她先被暂葬，后来的陵墓传统又区分最初墓地与矶长谷所认定的陵墓。讲话措辞与墓址认定，各有其来源。匮乏、哀悼、母子关系和继承问题，共同构成了在位末年的处境。

15. 628年以后：从“圣德太子的时代”重新认识推古

后世信仰将厩户塑造成佛教圣贤、理想政治家和文化奠基者，使他成为寺院、传记、艺术及教育的中心。随着圣德太子声望扩大，推古三十六年的统治被称为“圣德太子的时代”，马子则常被描写为伙伴或幕后统治者。

现存材料显示，推古有长期经验，维持朝廷，时而在权势男性之间裁决。朝廷运作依靠天皇授权、皇族合作、大臣掌握的资源、僧人的专门知识，以及外交人员、工匠、军队和书吏的工作；这段历史又通过后世保存的记录流传。她实际主持统治，但各项政策究竟由谁起草，仍无法全部确定。

1. 554年：额田部皇女与苏我母系

额田部554年出生，是钦明天皇与苏我坚盐媛的女儿。当时继承尚未按后世父亲传位长子的法律理想固定下来，较广范围的皇族都有资格，具体人选的优势取决于年龄、父母两方血统、婚姻、家政联系和主要家系的认可。父系血统赋予她皇族资格，母亲则将她同强大的苏我家相连。

坚盐媛是苏我稻目的女儿。稻目通过婚姻，将苏我家同钦明连接起来。坚盐媛的子女中也有人后来即位或接近皇位。母亲的家族能够协助抚养皇族子女、提供侍从、维持关系，并在各朝组织支持。现存记述未逐项列出额田部童年得到的服务，但母系能够发挥的作用较明确。

父母两方亲缘共同影响身份，也有助于解释近亲之间的皇室婚姻。皇女保留父亲给予的皇族资格，同时保有母方亲缘联系；她后来嫁给异母兄长敏达，是将本已相连的支系进一步结合。

“推古天皇”是身后的历史称号，额田部是早年称呼，后世史书保存的复杂天皇称号，也属于不断变化的统治语汇。《日本书纪》保存了家谱和在位叙述，却在她即位近一个世纪后才完成，当时朝廷已重视解释皇室起源与圣德太子的神圣性。考古能够发现寺院、宫室、陵墓、工场和道路，很少能确定一个孩子的个人经历。

母系、婚姻资格、皇族长者地位和多朝经历，都在厩户承担政务之前，为额田部积累了政治条件。这些材料未能确定她早年有即位野心，却能说明592年弑君危机之后，她为何成为可被接受的人选。同样的亲缘关系在局势变化时，也可能提供支持、带来危险，或使皇族子女被婚配、被越过。

2. 571—585年：敏达的配偶、皇族之母与寡居者

额田部嫁给敏达，成为主要配偶。六世纪的配偶地位仍在发展，宫室、身份与资源分布于数位配偶及其子女之间。她的家政机构联结侍从、亲属与子女，承担仪式职责，也让相关人员有机会接近天皇。敏达去世后，这些关系仍能延续：皇族寡居者可以维护后代利益，在不同支系协商继承时，以长者身份影响各方是否接受人选。

家谱列有数位儿女，没有一个预先固定的唯一继承人。竹田皇子先于她去世，后来记述的临终指示要求与他合葬，避免另建昂贵陵墓。这个选择显示，她作为母亲的家庭关系，一直具有王朝中的公共意义。

敏达585年去世，用明继位，587年去世；随后崇峻在位至592年遇刺。额田部经历了这三次变化，对皇位主张、大族、疾病、宗教争议和武力怎样相互影响，有了更多朝廷经验。史料未说明她每天如何保护家庭，子女可能拥有的继承主张，也使其他竞争者需要考虑她的地位。

到592年，额田部约三十八或三十九岁，曾处于一朝最高女性地位，生育皇族子女，又经历七年不稳定局势。后来叙述若把这段经历仅视为等待男性挑选，就会遗漏她已经积累的资历。她的地位来自官阶、接近统治者的机会、血统、母亲身份、对敏达朝的记忆，以及同继承协商者的联系；现有材料却未显示她有某项内阁职务或可完整还原的私人谋略。

3. 585—587年：苏我、物部、佛教与继承

佛像、僧人、经书和寺院进入朝廷，也带来物质与政治资源。支持这些事业的家族，可以动员工匠、书吏、医者、通译、房屋、土地及同朝鲜半岛王国的联系。反对者既可能有宗教顾虑，也可能阻止对手建立更强的权力中心。

敏达死后，没有固定规则立即确定继承人。不同皇族人选依靠不同母方、大臣家系，苏我马子与物部守屋支持相互竞争的安排，各有武装追随者与朝廷职务。天皇人选，影响谁能将与皇室的关系转为持续权力。

传世叙述将疫病与政局变化同朝廷对待佛教的方式相连，显示当时人或后世编纂者怎样用仪式解释灾祸。587年战斗摧毁了守屋的地位，后来传统将厩户的四天王誓愿与此后建寺联系起来。这种记忆成为圣德太子信仰的重要内容，战场细节、确切讲话和誓愿是否直接导致胜利，则有不同的证据程度。

胜利后，苏我联盟能够支持天皇、建寺和任命人员，面对物部武力的顾虑减少。马子作为大臣的权力，仍来自承认皇室统治的政治秩序。额田部既是皇女、敏达遗孀和可能继承者的母亲，也是苏我稻目的外孙女。这些身份未确定她筹划过马子的战事或认同全部宗教目标，却说明了联盟稳定后，她为何可能走向中心。

同一场斗争，对不同人物有不同意义：马子动员家系资源，守屋面对官职威胁与军事失败，厩户进入后来的誓愿传统；额田部则经历了继承力量的重组。

4. 592年：崇峻遇刺与皇位危机

大臣能够除去天皇，显出强制能力，也危及皇位的合法性。未来天皇与支持皇室的人都须面对同样的风险，下一次即位必须重新使朝廷能够运作。

《日本书纪》描写崇峻的敌意与马子的回应，但叙述由胜利后的秩序及其后继者保存，对私人讲话、时机和必要性的解释，需要同刺杀行动本身区分。史书点名东汉驹实施暴力，也说明行动还依靠命令、家臣、接近天皇的机会、武器及其他人的沉默，同谋范围仍未能全部确定。

血统优越的年轻男性，也可能加深继承争端。额田部提供敏达朝的延续、皇族长者地位，又同苏我联盟相连。马子的支持使她能够即位，也将新朝廷同涉嫌杀害前任天皇的大臣绑在一起，合作既必要，又受到制约。

推古后来拒绝马子的葛城请求，说明合作仍有边界，却不能由此确定592年两人已经公开对立。推古掌握天皇的权位，马子也拥有大臣的资源与影响。三十六年的统治、对外授权、命令和拒绝大臣的行动，需要在这场暴力造成的处境中理解。她没有被证实参与筹划前任天皇的刺杀。

5. 592年：在丰浦宫即位

额田部在丰浦宫即位，使朝廷集体行动能够以天皇政务的形式进行。使者在她面前获接见，官员与皇族接受命令，政策归属于在位朝廷，集体事业获得公共身份。马子掌握资源，他的大臣权力却仍处于区分大臣与天皇的秩序之内。

早期宫室兼有居所、觐见、储藏、仪式、工作和管制出入等用途，并非后世永久性的官僚都城。丰浦宫的考古残迹零碎，精确复原仍有争议；即位地点将新朝廷放在飞鸟，以及同苏我有关的地域与机构之中。

推古比厩户年长约二十岁，与马子年龄接近。近来的研究重视，在没有固定长子继承制度的环境中，年长和经验可能使候选人更易被接受。神功等更早女性统治者属于另一种传统，其年代与历史真实性的证据，与推古并不相同。推古是通常历史序列中首位在位有可靠记录的女性天皇。

联盟内部的力量并不均等。马子主持最强大的大臣家，厩户随后承担重要职责，其他皇子、家系、书吏、移民群体、仪式专家和军队也执行政策。推古的作用具体体现在授权、裁决、接待、拒绝及维持朝廷，而无法还原成独自指挥的全景。

三十六年说明这项安排能够持续，期间仍有分歧、疾病、死亡、军事行动、僧团管理和人员变动。推古即位形成了先例，后来女性天皇却面对不同联盟和条件；这场继承未规定一项普遍的女性平等原则。

6. 593年：厩户的政治职责与摄政传统

《日本书纪》记厩户593年承担核心政务，又记他幼时便能说话、同时听取多项诉求、预知未来、学问完备，死后人人哀悼，以这些故事塑造圣贤形象。这部720年完成的史书，已经受皇子信仰影响。

任职、皇族身份、佛教学问、斑鸠家政与重要政策联系，构成厩户生涯较坚实的部分；奇迹和将成就集中于一人的叙述，则显示后世如何塑造理想传记。“摄政”容易让人以为，当时已有代替不能亲政的天皇行使职权的正式官职；但早期称谓与制度，无法同后世的摄政完全对应。厩户可以接受广泛委任，推古同时仍是成年在位天皇。

朝廷政务有不同分工：有人提出主张，天皇授权，书吏拟文，大臣协商，专家献议，地方或家系人员执行。推古让厩户承担职责，也是一项统治行动。侄子厩户本人有继承资格；592年时他年轻，可能使年长推古即位更合适，血统和学问又使他能参与新秩序。赋予职责可以将潜在竞争支系纳入朝廷。

法隆寺等机构保存了同厩户有关的器物、铭文、家谱和故事，以支持寺院创立、教义合法性及信仰。它们也可能扩大一位支持者的地位，使其他朝廷人物成为见证其德行的人。推古负责天皇授权与联盟协调，厩户则有重要政治职责；具体文本中的起草、献议或“皇太子”称谓，仍须分别理解。

7. 603—604年：小垦田宫与冠位十二阶

家系称号表明一个人来自哪家、以何种身份进入朝廷；个人冠位则区分朝廷授予和展示的地位，两套制度并存。朝廷能够改革，也继续依靠大族。

冠位十二阶603年十二月设立，史书记604年正月初次授予，设制与授予是两项行动。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两级，采用大陆伦理语汇，使官职显得按道德理想排列。出身与家系力量仍存在，以德目命名等级，并不能证明任命公正。

等级的展示需要织物、染料、裁缝、冠帽，以及饰物使用规则。工匠制作可辨认的衣冠，官员学习先后次序，仪式安排站位。小垦田宫提供这种展示的空间，后来也用于接待外国使者。宫室精确平面未完全恢复，文本与考古却能够帮助理解它如何安排朝廷活动。

传统常将厩户视为改革者，制度同时需要推古朝廷授权、大臣接受使用，以及移民和朝廷专家提供比较知识、工匠制作衣冠。《日本书纪》后来的注释者也指出，最高层贵族未整齐纳入其中，后续制度又有所修改。这是一项让个人服务与世袭地位并列的尝试，并未废除世袭权力或建立现代考试选官。

8. 604年：十七条政治训诫

十七条文本描述朝廷期望的政务秩序，也间接显示训诫所回应的问题。反复赞扬和睦，可能针对派系与争执；反对贿赂，说明裁断因贫富而异是当时人担忧、或已经遇到的问题；要求官员早到、勤勉，则把拖延视为政务问题。这些是施政理想，现存档案未显示各条在604年怎样被教导、抄写、执行或用于日常纠纷。

佛教敬奉、等级服从、礼仪、程序、克制贪欲、共同商议和安排季节劳役，出现在同一文本中。朝廷选择大陆传统中可用的观念，没有照搬一种完整思想体系。现代宪法通常界定公共权力来源和界限、建立制度并规定权利，十七条则在既有等级中要求官员自律。

**十七条留下了谁的文字？**

《日本书纪》将条文归于厩户。新川登龟男认为早期核心可以同后世修改并存，关晃认为津田左右吉所主张的全篇后世伪作说根据不足。东野治之2022年重新评估皇子形象时，虽质疑某些官职主张，仍将撰写训诫列为其可能活动。[1] [2]

文本保存在720年史书中，措辞是否全部保持推古朝原貌仍无法确定。存在后世改动，也不足以证明全篇都是后来编造。起草归属、后世传递和推古的朝廷权力，是不同问题。[1] [2]

后来的圣德太子记忆，将文本作为皇子智慧的奠基证据。推古同它的关系在于主持颁行、接收与使用文本的朝廷，个人是否起草、各条是否表达其私人哲学，现存材料未能确定。

9. 600—608年：遣隋使与不同的倭国记录

派遣使者的朝廷，记录授权、使者、赠礼、归程和希望展示的尊严；接待的帝国，则将来客放入自己的等级，选择体现皇帝裁断的事件。《隋书》记600年倭国遣使，《日本书纪》未记，两方记录的差异也反映了各自的政治语言。

600年中国记述中的倭国统治者与习俗，受到隋帝批评并被要求改变。推古当时在位，中国材料却使用男性称谓，因而难以解释，现存证据未解决这一差异。使者用接待机构能够理解的固定措辞介绍本地制度，也可能不完全准确。

607年问候语以太阳升落两方的统治者称号宣示尊严，常被解释为平等外交的主张。隋仍是远强于倭国的帝国，据记载隋炀帝认为措辞失礼，使团也在朝贡式觐见体系中活动，双方未因此确立现代外交平等。

小野妹子与通译鞍作福利同行。国书、礼物、船只、领航、供应、语言、航路知识及渡海安全，都是使行的条件；文书丢失或礼仪出错时，使者承担责任。后世常把信归于厩户，推古则是朝廷对外交往所代表的天皇，掌握汉文的书吏须拟成可用文本。没有同时代署名草稿，具体执笔者仍不确定。

裴世清608年来访，显示措辞冒犯未终止联系。大和朝廷在自己的地域接待统一帝国的使者，须准备礼仪、客舍、护送、冠位官员和朝廷仪式。倭国试图更鲜明地宣示统治者身份，隋则保留以自己为中心的解释。

10. 594—624年：从支持佛教到管理僧尼

推古594年的命令使佛教发展成为朝廷事业。《日本书纪》记大族竞相为统治者、父母建寺，结合功德、家系纪念、地位展示和机构投入。寺院安置佛像与僧尼，也组织工匠、土地、储藏、仪式日程及支持者关系。

更早的苏我支持、移民群体、女性与早期尼僧，以及百济、高句丽僧人，已带来修行与专门知识。天皇命令给予这些人更明确的支持，当时仍有许多支持佛教的家族，全国寺院行政制度尚未一举建立。

624年，《日本书纪》记一名僧人以斧头攻击祖父。推古命调查，严惩犯事僧人。百济学僧观勒认为僧团尚年轻，请求宽待没有个人罪责的人，朝廷接受区分。僧人虽有宗教身份，也可能犯下涉及公共秩序、家庭伦理的罪行；朝廷组织调查，僧团专家则影响处理方式。

随后设置僧正、僧都等职务，由获得认可的宗教领袖监督僧尼，另有同寺院相关的官职。朝廷让僧团领袖参与管理，并要求他们对僧尼承担监督责任。调查也登记寺院如何创立、男女何时为何出家，将创立记述、个人身份和出家时间写入可传递的记录。

史书报告46座寺院、816名僧人、569名尼僧，共1,385名出家人，覆盖地域与完整性仍不明确。尼僧人数说明女性在被统计、管理的宗教人口中占重要部分，高级监督职位和史书记述却可能仍偏向男性。支持佛教的朝廷也处罚过错、组织僧团、索取记录，佛教专家参与了管理办法的形成。

11. 607年及以后：法隆寺的创立、损失与重建

法隆寺创立传统采用药师佛像背光铭文，以及747年编纂的寺院资财记录，将用明未完成的治病誓愿，同推古、厩户相连，记607年完成。不同材料有各自的日期与用途，铭文未必相当于同时代施工日记。

《日本书纪》记670年火灾毁坏早期寺院。建筑史与考古将现存西院置于灾后重建阶段，这次重建本身也十分古老、重要。寺院经历创立、建造、供奉、火灾、重建、器物更换、新仪式、修缮和保存，各阶段仍共同维持了寺院。

早期建设需要选择、加工、运输、接合木材，铺屋顶和装饰。瓦、金属构件、佛像、绘画、织物及仪式器具，由不同专业人员制作，许多技术同朝鲜半岛和大陆亚洲相连。用明病中发愿，推古以天皇身份支持建寺，厩户完成父亲的誓愿：这些行动以佛教功德的形式，留下了皇室家系的纪念。厩户死后，法隆寺成为圣德太子信仰的重要中心，帮助保存寺院，也加强了皇子在创立故事中的地位。

药师佛像保存用明誓愿的建寺叙述；释迦三尊像按铭文传统，完成于厩户死后，用于纪念皇子；现存建筑则属于重建。创立铭文、纪念造像、失去的早期寺院、重建建筑和现代遗产认定，各有年代。推古与厩户同为创立传统的主要人物，用明是所纪念的誓愿发起者，工匠、僧人、后来的建造者与保管者则维持了寺院的延续。

12. 608—620年：接待隋使、派遣学生与编纂记录

裴世清一行608年在九州获迎接，随后被护送往难波，住进新客舍，由彩饰船只迎接，逐步接近朝廷。官员分任接待、引见，觐见时，使者呈递凭证与礼物，由通译沟通，官员身着显示等级的冠服，按安排的顺序行进，朝廷以文书回复。在小垦田宫举行的仪式，规定谁站何处、谁接文书、怎样接近天皇，使隋使与朝廷成员都能观察大和的秩序。

使团离去时，朝廷派出史书具名的四名学生与四名学问僧。宗教与世俗、行政学习同时进行，又有不同职责。多年留学能够带来语言、典籍、制度、医学和此后朝廷可使用的人际关系，有人很久才归国，此行的一名通译也留了下来。

朝廷有选择地采用海外知识：仍依赖世袭家系，却借用官阶词汇；佛经用于本地不同的仪式与政治需要；纸、墨、颜料和磨坊，则需要材料与工艺才能在当地使用。609—610年的史书条目，记百济僧人与俗人意外来日，部分僧人获准留下；一名高句丽僧人被记为熟悉汉文经典、颜料、纸墨和磨坊。这些记述显示，同一个人可以兼有宗教与技术专长，也带有传说增饰和“首次”主张，不能全部按字面确定。

620年，史书记厩户与马子编纂天皇、国家，以及朝廷家系、地方官员、职业群体、普通臣民的记录。整理这些类别，也界定朝廷认可谁的过去与身份。后来称为《天皇记》《国记》的作品失传，《日本书纪》记它们在645年苏我危机中毁坏或部分获救。标题、所记编纂者保存下来，具体措辞却无法由《古事记》《日本书纪》倒推重建。

推古维持接待、派遣、委托和使用专门知识的朝廷；厩户与马子有具名编纂职责，旅行者与专家携带知识，书吏写成记录。这些人的工作，让海外接触成为可以保留、比较和使用的知识。

13. 622—626年：厩户死后的军议、僧团管理与葛城请求

厩户622年去世，推古朝廷仍接见使者、协商政务、处罚、任命、下军令和裁决。这些行动说明，她在皇子身后继续主持统治，早期政策中各人的具体贡献则仍须分别判断。

622年的朝鲜半岛事件显示，意见并不一致。《日本书纪》记推古因新罗对任那的压力考虑行动，咨询马子与大臣，听取谨慎意见和用兵要求。朝廷派使者调查，又在消息全部返回前准备、派出大军。将军、副将指挥，水手与士兵渡海，大臣争论，朝鲜半岛统治者与使者也作出回应，官员解释贡物与服从。史书还保存出兵过早的批评。

日本材料中的“任那”带着大和对朝鲜半岛南部的主张，新罗、百济、当地政权和大和朝廷对义务的理解不同。因此，记录中的使者、军队、赠礼和报告，与大和对当地统治权的解释需要区分。

624年的僧团管理，与对外事务同时展开。推古听观勒请求，限制集体处罚，任命监督者并接受调查。葛城问题则更直接显出她与马子的权力关系：马子以祖居为由请求永久占有该地，史书记推古拒绝，承认亲缘与以往迁就，却不愿将朝廷或皇室所属的土地让给亲属。

所记理由还包括后世评价：未来统治者可能认为她愚昧、马子不忠。措辞或受后来史家价值影响，仍保存了当时行动与未来记忆相连的政治区分。620年编史与624年讲话，都把后世评价作为约束当时选择的因素。

马子626年去世，苏我影响通过虾夷延续。推古失去了几乎与她相伴一生的政治伙伴，史书又将末年同久雨、饥荒、路旁死亡及失序相连。她继续面对人员更替、宗教管理、对外冲突和匮乏。

14. 628年：病重、两名继承人、饥荒与竹田合葬

长期统治没有形成自动继承。竹田先于推古去世，厩户622年去世，田村出自敏达一系，山背大兄则是厩户之子，代表另一支强大的皇族。年龄、母方关系、家系支持及苏我虾夷的立场，都影响人选。

《日本书纪》给两人不同临终训诫：田村被要求认真对待天皇职责、谨慎言语；山背则被要求克制年轻冲动、等待共同意见。措辞经过塑造，可能保存政治劝告，却未明确说谁应继位。后来的各方可以据语气、顺序支持自己的人选。记载没有明确的继承人指定，可能是推古有意平衡双方，也可能是传述中丢失了确切信息，或是史书选择借临终劝告呈现继承冲突。她的意图仍无法确定。

推古死后，大臣与皇族支持者仍须决定，虾夷的影响有利于田村，田村后来即位为舒明。这个结果不能证明推古生前私下偏向田村。

史书将歉收、苦难，同推古要求不建昂贵新陵相连。皇室丧葬需要劳力、土、木、供给、仪式专家、哀悼者和运输，节俭因而具有具体物质后果。她要求同竹田合葬，使资源节约同王朝、母子记忆相连。

传世传统区分最初大和墓地，以及后来迁葬河内矶长陵。今日宫内厅指定该处为陵墓，官方指定与考古确认仍是不同依据。推古去世后，朝廷仍经历暂葬与后续哀悼，皇位交接也尚未完成：大臣宣读丧葬悼辞，朝廷维持仪式，继承仍未确定，朝廷又须应对饥荒，资源与注意力因而分散。合葬要求既涉及母子关系，也涉及劳力、匮乏、先例及丧葬展示的政治用途。

15. 628年以后：从“圣德太子的时代”重新认识推古

额田部与厩户是早期行动者，“推古”“圣德太子”则是后世纪念他们的名字。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已用非凡智慧和普遍哀悼描写厩户，寺院与后来传记又将其发展为持久信仰。圣德太子声望扩大后，推古三十六年的统治，常被置于皇子的时代之下。

不同材料留下不同内容：史书保存事件次序、任命、记在特定人物名下的讲话和道德解释，中国王朝史用隋朝类别记外交，寺院铭文与资财记录保存机构记忆，建筑与考古提供物质年代。620年编纂的史书失传，日常行政档案零碎或不存在，推古、厩户、马子的确切对话无法恢复。将皇子尊为圣贤的传统，选择保存有关他的故事，后世皇室历史则选择有关天皇合法性的行动。

尽管史料有这些限制，仍能看出推古主持了三十六年的朝廷政务。外交在她的统治中进行，使者在她的朝廷获接见；她颁发或接受有关宗教支持、处罚、僧团组织、对外用兵、家系土地、继承劝告和丧葬支出的决定。厩户承担重要政务，参与政治训诫、编史、佛教与斑鸠事业；马子凭兵力与大臣权力影响天皇即位，也维持了苏我家的势力。不同人合作，也彼此存在紧张。

早期天皇都依赖大族、仪式专家、军队和书吏。推古著名伙伴多是男性，这种依赖却常被解释为她没有实际统治，男女经历因而得到不同评价。现有行动支持她作为有经验的在位天皇，仍需同联盟协调；没有材料显示每项政策都出自她一人。

冠位、十七条、遣隋使、法隆寺、僧团管理、620年史书、葛城拒绝和628年继承，属于同一个朝廷的不同事业。天皇、厩户、马子、小野妹子、观勒及其他人各有具体作用。推古统治维系皇位、苏我权力、佛教机构、外来知识、朝廷等级及不稳定继承，让这些制度尝试能够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