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718｜圣武与光明的女儿

阿倍内亲王出生于718年。她的父亲后来成为圣武天皇，母亲后来成为光明皇后。皇位在皇族内部传承，却没有一条固定的父传嫡长子规则；皇族女性此前也曾即位。因此，阿倍有继承资格，但她出生时还没有被指定为下一位天皇。

她后来两度在位，分别称孝谦和称德。从皇女到继承人，再到实际在位的天皇，她经历了几次宫廷决定。现存材料较清楚地记下了这些变化，对她的童年性格和志向则所知有限。

2. 738｜被立为皇太子

738年正月十三日，阿倍被正式立为皇太子，按当时记岁为二十一岁。圣武的男性继承人基王已在728年夭折，皇统的延续需要重新安排。阿倍此次获得了明确的继承身份，但这仍是一项宫廷决定，并非出生顺序自动带来的结果。

739—741年的文书又见到与她的东院相关的写一切经所。太子身边已有组织佛经抄写、处理文书的机构。阿倍的继承身份由此进入日常宫廷活动，十一年后，她才真正登上皇位。

3. 749｜第一次即位

749年七月二日，圣武天皇让位，阿倍即位为孝谦天皇。父亲成为太上天皇，母亲成为皇太后。三人的身份一起改变，父母原有的政治与宗教联系却继续存在。

此时东大寺与大佛工程仍在进行。孝谦接手的还有律令官署、地方税役和大臣们各自积累的人脉。她居于政府最高位置，实际政务仍须经过官署、官人和皇室各方来办理。

4. 752｜东大寺大佛开眼

752年四月九日，东大寺大佛举行开眼供养。孝谦天皇、圣武太上天皇和光明皇太后参加仪式，来自南亚的僧侣菩提僊那为大佛点睛。圣武发起的工程在女儿在位时完成了这一重要仪礼。

大佛并非某一位天皇独力造就：诏命、施工、冶铸和供养跨越多年，僧侣、官人、工匠与施主都参与其中。开眼让皇室几代人的佛教事业连在一起，也显出日本宫廷与海外佛教世界的联系。

5. 藤原仲麻吕的势力

藤原仲麻吕是武智麻吕的儿子，出自藤原南家。他得到光明皇太后的信任，749年兼任大纳言与紫微中台长官，757年又任紫微内相，成为执政重臣。紫微中台处理皇太后事务，使他的权力同时连接皇室家政与国家官署。

仲麻吕长期办理政务，掌握官职和官人联系，后来又支持淳仁即位。到764年冲突发生时，母亲身边这位大臣已拥有多年经营的政治势力。

6. 758｜让位给淳仁

758年，孝谦让位给大炊王，他成为淳仁天皇。仲麻吕支持这次继承，同年获赐惠美押胜之名，势力进一步扩大。

孝谦退位后仍有身边官人，也继续支持佛教事业。淳仁则以在位天皇的身份办理政务，仲麻吕在他之下执政。在位天皇、退位女帝和执政大臣并存，谁能决定哪些事情，逐渐成为尖锐的问题。

7. 762｜退位后仍要掌政

762年六月三日，五位以上官人被召集到朝堂，听取孝谦的命令。她责备淳仁不孝，宣布出家、别居，并声称“国家大事赏罚二柄”由自己办理，日常小事交给淳仁。这是一位退位者公开提出的政务分工主张。

不过，宣言不等于淳仁和仲麻吕从此失去全部实权。原文究竟指“国家大事与赏罚”，还是把国家大事具体指为赏与罚，学者解释不同。可以确定的是，孝谦没有因退位或进入佛教生活而退出政治，双方的权力边界也没有因此得到稳定解决。

8. 保良宫的疾病与道镜

在保良宫停留期间，僧侣道镜曾照护患病的孝谦，获得她的信任。《续日本纪》后来回顾此事时系于761年。佛教僧侣的治疗与仪式本来就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道镜此后的特殊之处，在于接近女帝的机会与不断升高的地位。

762年十二月十四日，正仓院还把欧阳询书迹屏风借给道镜，764年七月才收回。这是他获得特殊待遇的一条实物记录。治疗、信任、借物与升迁有据可循，两人是否有恋情或性关系，现存证据却不足以确定；道镜的影响也不能替代孝谦本人的政治判断。

9. 762｜法华寺与宫廷

762年五月，孝谦与淳仁从保良回到平城。淳仁住在宫内的中宫院，孝谦住进与母亲光明有深厚联系的法华寺。两人分开居住，寺院却没有因此脱离宫廷。

出土的“寺请”木简记有法华寺为女官处所申请小豆、酱、醋等食物，年代可能是763或764年。接收申请的应是宫廷掌膳机构，具体是哪一署仍有讨论。官人、供应与文书往来继续跨越宫寺之间的距离，孝谦的寺居也是她退位后行使权力的环境。

10. 764｜仲麻吕之乱

764年九月，仲麻吕试图调集兵力，孝谦一方采取行动，争夺发布命令所需的铃印并控制通路。九月十一日，正仓院向内宫送出御大刀四十八口、黑作大刀四十口、弓一百零三枝、甲一百领及箭具。原本的政务争执已转成武力冲突。

仲麻吕逃往近江，最终败死。他的官职与旧有权势未能保证官兵继续听命于他。孝谦一方的胜利使淳仁失去了最重要的大臣支持，也为随后废帝、复位打开了道路。

11. 764｜再次即位为称德

764年十月九日，淳仁被废，送往淡路拘禁。孝谦重新登上皇位，第二次在位称为称德。她此前保有的退位者权力，重新与在位天皇的职位合到一起。

《续日本纪》记载，淳仁于765年十月试图离开拘禁处，被拦回后在次日死亡。史书留下了经过，却不能据此确定死因，更不能断言称德下令杀死他。称德此后继续执政，道镜在她支持下获得更高地位。

12. 西大寺、百万塔与道镜高位

西大寺的缘起记载，764年九月十一日，孝谦发愿造七尺金铜四天王像并建立寺院；营造于次年展开。她又在乱后组织制作百万座小木塔，内置印刷的陀罗尼经咒，后来分送寺院。这些事业把平乱后的祈愿变成了长期营造与大量物品制作。

道镜在仲麻吕败死后成为大臣禅师，765年升为太政大臣禅师，766年获法王称号。僧侣身份与最高层政务地位在他身上相连。不过，授予这些地位的称德仍是天皇，道镜也没有因获得法王称号而自动取得皇位。

13. 767—768｜再次来到东大寺

称德仍与父母留下的东大寺事业保持联系。767年二月四日她到寺院行幸；现存银壶的底部刻着同一日期，一般推定是此次献纳之物。768年四月三日，她又献纳碧地彩绘几及配套织物；圣语藏还保存四卷带有当年五月十三日称德愿文的经卷。

到寺院、献物、发愿写经，是她支持佛教的具体方式。道镜升迁之后，她仍继续赞助早年已经参与的寺院。保存下来的物品与文书记录了其中一部分活动，尚不足以还原她的全部宗教生活。

14. 769｜宇佐八幡神谕事件

769年，大宰府祭祀官习宜阿曾麻吕传报宇佐八幡的神谕，说道镜即位会带来天下太平。称德原拟让女僧法均参与核问，最终由法均的弟弟和气清麻吕前往宇佐。清麻吕回来报告的神谕却说，皇位应由皇统继承，不能让臣下成为天皇。

随后，法均被流放备后，清麻吕被流放大隅，道镜没有即位。相关叙述见于稍后编成的《续日本纪》；第一份神谕由谁组织、道镜是否亲自安排、称德是否已决定让他继承，都仍有争议。派使核问说明她在处理这件事，并不能单凭这一行动确定她预先想要的答案。

15. 770｜去世与继承

称德在晚年行幸由义宫后患病，回到平城，百余日未亲自听政。史书记载，吉备由利在病榻与群臣之间传递奏事。770年八月四日称德去世，当天白壁王被立为皇太子，十月一日即位为光仁天皇。

道镜参加称德的葬仪并留在陵墓附近，但八月二十一日，新太子命他调任下野药师寺。他的高位没有在女帝死后继续维持。称德两次在位，退位期间仍能争取政务、击败大臣；然而，她生前没有留下一个获得接受的后继安排，身边的政治组合也随她去世而迅速改变。

1. 718｜皇族中的阿倍

阿倍内亲王出生于718年。她的父亲后来成为圣武天皇，母亲后来成为光明皇后。父亲当时已经处在皇位继承的核心，母亲又带来藤原家族的联系。这一出身让阿倍与宫廷权力密切相连，也使她成为日后继承安排中的重要人选。

在阿倍出生之前，皇位已经几次经过女性皇族传承。文武之后，元明与元正先后在位，圣武到724年才即位。皇族血统决定了谁有资格参与继承，具体由谁接位，则还受到辈分、地位、合适人选和宫廷决定的影响。这个秩序容纳了女性君主，却并非现代意义的政治平等，也没有让每位皇族子女都自动获得同样的前途。

阿倍后来第一次在位称孝谦，退位后继续掌政，第二次在位的通称为称德。这条道路要经过正式立储、父亲让位、与另一位天皇并存，以及冲突后的复位。现存材料很少涉及她的童年志向；她两次登位的经过，仍须从这些先后发生的宫廷变化讲起。

2. 738｜从皇女到皇太子

738年正月十三日，阿倍被立为皇太子，史料按传统记岁称她二十一岁。圣武早年的男性继承人基王于728年夭折，此后皇位继承需要重新安排。又过了十年，朝廷才正式指定阿倍。她由有继承资格的皇女，成为已经获得承认的下一任君主人选。

太子的生活已有相应的机构与活动。739—741年的文书记有东院写一切经所，与阿倍的太子身份及东院联系。抄写佛典需要人员、经卷和文书往来；这些记录留下了她身边宗教事务的承办机构，但机构的存在不等于每卷佛经都由她亲自监督。

《续日本纪》后来所载吉备真备传，还说真备曾向阿倍教授《礼记》和《汉书》。这则传记回顾记下了她接受汉文经典教育的一面。正式立储、写经机构和教育记载，共同展示了太子生活的不同部分。获得继承身份之后，她还要等到十一年后，才因父亲让位成为在位天皇。

3. 749｜皇位转移，父母仍在

749年七月二日，圣武天皇把皇位传给阿倍。阿倍即位后称孝谦，圣武成为太上天皇，光明成为皇太后。让位同时调整了三个人的正式身份，但没有让父母原有的官人联系、宗教赞助和皇室地位一并消失。孝谦成为在位者，父母仍是宫廷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她接手的是一个经过疫病、迁都与大型佛教工程的朝廷。律令官署仍须处理政务，地方仍须输送税赋与承担劳役，各项工程已投入的人力物料也仍须继续调度。尤其是东大寺大佛，发愿与施工始于父亲在位时，到749年的皇位转移之后还要继续办理，三年后才举行开眼。新天皇既拥有最高职位，也承接了尚未完成的事务。

大臣、皇室相关机构和寺院继续处理各自的事务，藤原仲麻吕也正在这个环境中提高地位。此时的仲麻吕是执政重臣，后来才与孝谦发生武力冲突。749年的皇位转移，让新天皇接手一套仍在运行的官署，也接手父母多年经营的宫廷关系。

4. 752｜为大佛点睛

752年四月九日，东大寺大佛举行开眼供养。孝谦以在位天皇身份参加，圣武和光明也到场。来自南亚的菩提僊那为大佛点睛，承担仪式的关键部分。圣武发起的造像，在女儿在位时获得这一宗教上的完成；父亲的发愿与女儿的皇位，在同一个仪礼中相接。

从诏命到开眼，工程经过了不同阶段。原料、冶铸、寺院施工由许多人参与，仪式又需要僧侣、官人和皇室共同举行。工匠和施主的贡献并不能被三位皇室成员的名字代替。菩提僊那的参与，也把这一朝廷盛事与跨地域流传的佛教知识、经籍和僧侣联系到一起。所谓皇室佛教事业，本就依靠宫廷之外的人员与机构。

正仓院保存的礼冠残件，给这次盛会留下了另一类线索。残件混有圣武、光明和孝谦相关冠饰，其中圣武与光明的冠依据附属木牌，被认为很可能用于752年的开眼供养。它们留下了皇室礼仪的实物痕迹，但由于损坏与混合传存，已经无法据此还原三人当天的完整服饰。[11]

5. 仲麻吕为何能够执政

藤原仲麻吕是武智麻吕的儿子，出自藤原南家。他的家族身份很重要，但权势并非仅靠一个“藤原”姓氏解释。749年，他兼任大纳言与紫微中台长官；前一职位参与中央政务，后一机构与光明皇太后的事务相连。他同时站在国家官署和皇太后身边，能接触命令、人员与日常行政。

仲麻吕所掌的紫微中台，又让光明皇太后的命令与中央官署接通。有关研究讨论了以光明名义发出的命令，经由仲麻吕及相应机构，再进入太政官文书程序的方式。皇太后有自己的地位与选择，办理这些事务的大臣则能在传达和执行中取得很大影响。二人的合作因此有具体的官署基础，不能笼统归结为整个藤原家族的一致行动。

757年，仲麻吕任紫微内相，执政地位进一步加强。同年的橘奈良麻吕案中，反对势力受到镇压。他的升迁与政敌遭排除，使这位长期参与行政、财政事务的大臣更加显赫。不过，相关事务经过多个官署办理，这一时期的改革也不宜全部归于仲麻吕个人。

仲麻吕此后支持淳仁即位，延续了已经积累的权势。光明去世后，他少了一位重要的皇室支持者，原有官署与人脉却仍在运作。到764年冲突发生时，他已有多年执政生涯，双方所争夺的也包括这些官人与机构究竟听命于谁。

6. 758｜退位留下的两位君主

758年，孝谦把皇位交给大炊王。大炊王即位为淳仁，仲麻吕同年获赐惠美押胜之名，在新朝更加显赫。淳仁成为在位天皇，孝谦则成为太上天皇：一个新帝、一个退位女帝，同时存在于朝廷之中。

孝谦离开皇位后，仍是圣武与光明的女儿，仍有身边官人、佛教赞助活动和既有宫廷关系。淳仁与仲麻吕联系密切，但他同样有在位天皇的身份和政务地位。朝廷于是同时存在新帝、退位女帝和权势很高的大臣；让位本身没有让这些人的事务与影响全部划出清楚界限。

双方并没有留下明确而稳定的权力分工。762年孝谦会公开要求保留重大政务，但这一主张是在让位四年后提出的。在此之前，淳仁以天皇身份在位，仲麻吕继续执政；孝谦则以退位者身份维持自己的联系和活动。这几种权力如何共存，逐渐成为宫廷必须面对的问题。

7. 762｜“国家大事赏罚二柄”

762年六月三日，五位以上官人被召集到朝堂，孝谦的命令在那里传达。她责备淳仁的“不孝”，宣布自己出家、别居，并提出日常祭祀等小事由在位天皇办理，“国家大事赏罚二柄”则由她行使。退位女帝把进入佛教生活和继续掌政同时说了出来，宗教身份在这里并没有取代她的君主身份。[3]

如果重大事项和官人的赏罚都由孝谦决定，她便能够左右升降、惩处及许多涉及政治忠诚的事务。淳仁办理日常政务，也仍须有官人和官署执行。问题在于，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以及一方的命令何时能约束另一方，并没有因为这一句话就得到安稳解决。命令提出了一种分工，也暴露了需要争夺的权力。[3][4]

史学讨论｜宣言是否意味着全部实权已转移？

木本好信指出，原文有两种需要分辨的释读：可以理解为“国家大事与赏罚”由孝谦掌握，也可以把“国家大事”具体指为赏与罚两项大权。他又认为，762年之后，淳仁之下由仲麻吕领导的政治体制仍在持续，孝谦的宣言不等于她已把所有皇权实际收归一人。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宣称的权限、语句涵义和实际政务运作。[4]

宣言之后，淳仁和仲麻吕仍有办事机构与支持者。即使划给在位天皇的是“日常”事务，其中也可能涉及重要的人员和利益。孝谦提出分工，并没有随即结束双方对命令效力的争执；762年的声明因而是权力冲突的一次公开表现，距离实际开战仍有两年。[3][4]

8. 回到保良宫：道镜如何接近孝谦

在上述宣言之前，宫廷曾暂居近江的保良宫。孝谦在那里患病，由僧侣道镜照护；《续日本纪》在后来回顾道镜生涯时，把这件事系于761年。疾病使照护者能够接近君主，道镜的服务也获得了信任。这为理解他后来的升迁提供了一个起点，却没有交代两人的全部私人关系。[3]

宫廷本来就请僧侣治疗、祈祷并提供宗教知识。孝谦早年参与写经与寺院事业，后来又公开进入佛教生活，道镜照护她正处在这种环境之中。接近女帝的机会和随后获得的高位，使他逐渐从宫廷僧侣中脱颖而出。至于后世附加的恋情与性丑闻，现存材料没有足够证据加以确定。

762年十二月十四日，正仓院把欧阳询真迹屏风借予道镜，直到764年七月二十七日才归还。奈良国立博物馆的年表将此列为宝库物品首次借往宫中以外之处的记录。这项借用有明确日期和对象，显示道镜享有特殊待遇，但并没有说明是谁提议借出、为何选择这件物品，更不能证明所有政务已由他控制。[5]

从照护患病的孝谦，到借用宝库物品，再到获得朝廷高位，道镜逐步受到特殊待遇。私人关系有多少成分、道镜影响了哪些决定，仍难逐项厘清；他的僧侣身份和孝谦的出家身份都不足以替这些问题作答。可以看到的政治关系是：这些高位由孝谦授予，道镜权势上升时，女帝仍在作出决定。

9. 宫与寺之间仍有往来

762年五月二十三日，孝谦与淳仁回到平城。《续日本纪》记两人已经不和，淳仁进入中宫院，孝谦进入法华寺。这所尼寺与光明的佛教事业相连，也靠近平城宫。孝谦选择的居处有寺院身份，却仍在都城与皇室关系之内，不是远离政治中心的隐居。[3]

平城宫出土的一枚“寺请”木简，记有法华寺申请小豆、酱、醋、末酱等物，供给竹波命妇的处所。有关研究将其放在孝谦寺居期间，可能是763或764年，前者较有可能。木简显示寺院向宫廷的掌膳机构提出供应申请，具体收件官署是大膳职还是内膳司，仍需保留讨论。[3][6]

分居以后，孝谦身边的女官仍须供食，法华寺仍向宫廷传递申请。宫与寺虽是两个居处，人员和物资供应却继续相连。这枚木简只记录了一次请物，无法提供完整账簿，但足以留下寺居生活与宫廷行政往来的具体痕迹。

日常往来没有消除两位君主的分歧。谁能指挥官人、调取资源、发布有效的命令，仍关系到双方的权势。寺院与宫廷可以继续交换文书和物资，同时也继续争执政务权限。到764年，争夺命令凭证和调动兵力，将把这种分歧转为公开战斗。

10. 764｜命令、兵器与道路

764年九月，仲麻吕试图调集兵力。孝谦一方采取行动，收取淳仁所在中宫院的铃印，仲麻吕试图夺回，双方冲突随即转为武力。《续日本纪》的叙述把他列为作乱者，记载了争夺命令凭证、官兵行动与逃往近江的经过。谁拥有发布命令的正式凭证，谁又能使官人和士兵实际执行，成为胜负的一部分。[3]

正仓院的兵器出藏记录与此相接。九月十一日，宝库向内宫送出御大刀四十八口、黑作大刀四十口、弓一百零三枝、甲一百领，还有靫三具、胡禄九十六具等箭具。数量具体的清单把冲突落到了物资调取上：宫廷必须取得可以使用的兵器，命令才能转成兵力。清单本身却没有逐件说明这些武器交给谁、用于哪一场交战。[5]

仲麻吕逃往近江，孝谦一方控制通路与渡口，阻止其继续组织抵抗，他最终败死。多年的高官身份与人脉没有使他保住军事主动。孝谦同样并非仅凭皇族血统便自动获胜；她的地位需要忠于她的官人、有效的命令和实际控制道路的军队来落实。

败亡之后，仲麻吕的官职与姓氏被剥夺，追究也及于同党。平城宫出土的木简残片记有因依附仲麻吕而被除名的处分，留下了战后清理官人的痕迹。史书则主要从胜方的朝廷立场记述这场战事。它所赋予的“叛逆”评价，不足以解释仲麻吕此前的全部执政活动；已经发生的转折，是他的势力被击破，淳仁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3][12]

11. 淳仁被废，孝谦复位

仲麻吕败亡后，宫廷又进行了废立。764年十月九日，孝谦一方派兵进入淳仁的居处，宣布废位，将他送往淡路拘禁。孝谦重新成为在位天皇，第二次在位称为称德。她在退位期间争取的政务权力，此时重新与天皇职位结合。[3]

淳仁已经在位六年，仲麻吕曾依托这位君主办理政务。废位终止了这套执政关系，也使两位君主并存的局面告一段落。孝谦则经历了另一条道路：她离开皇位，却维持了退位者的政治活动，经过冲突后又重返在位者的位置。

《续日本纪》记载，765年十月淳仁试图越出拘禁处的围障，被拦回后在次日去世。这样的时间顺序值得保留，却不足以确定死因；它既不能证明自然死亡，也不能证明称德另有杀死他的命令。败者被废、拘禁和死亡的过程，与胜者继续在位的事实，共同构成这次政治转折的后果。

称德复位后继续执政，道镜也继续升迁。道镜后来获得的显赫地位，尚不足以确认他在此前调兵与废立中承担了哪些具体任务。这次在位是在击破仲麻吕的执政势力之后开始的，与749年第一次即位时的权力组合已有不同。眼前的竞争告一段落，谁将在称德身后继承，却仍未得到确定的安排。

12. 将平乱祈愿做成寺院与小塔

西大寺缘起把造像与建寺的发愿日期，记为764年九月十一日。孝谦愿造七尺高的金铜四天王像，并建寺供奉，次年开始相关营造。祈求平定冲突的愿望，与她恢复在位后的建设由此相接。传统上被称为铸造地点的铸物师池附近，还发现了奈良时代的铸造遗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将此处列为四天王像制作地的候选之一，具体造像过程仍无法全部复原。[7]

百万塔则是另一种规模巨大的制作。小塔以木料旋削成形，有三重塔身，顶部的孔腔放入印刷陀罗尼，再以相轮等构件盖住。要大量制作，便须印经、加工木件、装入经咒、配合构件、计数并分送。这些可以辨认的物质步骤，使乱后的祈愿延续为多年的工程。《续日本纪》在770年记下完成并分置诸寺，现存小塔则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3][8]

道镜的升迁也有明确次序：764年仲麻吕败亡后，他成为大臣禅师；765年再获太政大臣禅师之职；766年授法王。职称把僧侣地位与高层政务联系起来，确实显示他已不只是私人照护者。然而，称德仍在位，其他官署也继续办事，佛教寺院本身还有不同的僧侣、管理人员与工匠。高位不等于道镜一人包办全部政务，更不等于他已经成为天皇。

在营造中同样需要分清参与者。称德发愿并提供政治支持，官人办理物资与组织事务，僧侣主持宗教活动，工匠制作器物；哪些具体环节由道镜指挥，目前材料不能逐项确定。把所有寺院和造物都归给这位最著名的僧人，会掩去实际办事的人。称德朝的新寺院、小塔与特殊职称，显示佛教在她统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究竟能否通向皇位继承，则将成为随后更尖锐的争议。

13. 767—768｜东大寺的献物与愿文

称德支持西大寺，也继续往来于东大寺。767年二月四日，她再次行幸东大寺。现存银壶底部刻有同一日期；结合行幸记载，研究者一般将它视为此次奉纳之物。这一联系是文献与刻款相互参照的判断，壶上并没有直接刻出奉纳者姓名。[5][9]

768年四月三日的行幸，年表记有碧地彩绘几等献物，另有配套的茶绫几褥。圣语藏还保存四卷经典，带着当年五月十三日的称德愿文。到寺院、献纳器物、发愿写经，是她继续支持佛教的具体方式；物品的实际制作与搬运，则还有许多其他参与者。[5]

东大寺在她生涯中有很长的历史。大佛由圣武发起，在她第一次在位时举行开眼，又与光明的献物及正仓院保存的皇室物品相连。称德在第二次在位时重访这一寺院，使新的统治继续接到父母和早年在位时的佛教事业。道镜升迁与西大寺营造增加了新的活动，却没有取代她已有的所有寺院联系。

重新献物也可能具有彰显在位者、维系僧侣联系的作用，这是从制度与活动所作的解释，私人打算仍难确知。保存下来的器物、经卷和文书，又受到收藏与传存的影响，只记录了她的一部分宗教活动。这些日期和对象明确的记录，使后世对她性格的笼统褒贬有了可供参照的具体事情。

14. 769｜谁在传达宇佐的神谕？

769年，一项涉及皇位的报告来到朝廷。大宰府主神习宜阿曾麻吕传报宇佐八幡神谕，说让道镜做天皇将使天下太平。道镜已拥有法王的特殊地位，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皇统成员，报告因而触及一个重大问题：佛教高位是否能使臣下成为君主。[10]

《续日本纪》的后出叙述，记下了参与传报与核问的人物。称德原拟派女僧法均前往宇佐核问，最后由法均的弟弟和气清麻吕代行。法均出家前称和气广虫，她与清麻吕是姊弟。清麻吕回来传报的神谕，主张臣下不能成为君主，皇位须由皇统继承。随后，法均被流放备后，清麻吕被流放大隅。[10]

报告、使者的往返和处罚，使这场争议远远超出道镜有没有“野心”的私人问题。宇佐有自己的神祇、人员与权威，朝廷派使核问，也承认这份宗教报告值得正式处理。传报必须经过具体的人，带回京城的神谕既是宗教话语，也是一项具有政治后果的官人报告。第一份报告如何组织、由谁决定措辞，现存材料仍未交代清楚。

称德派使核问，道镜最终没有即位，这两项行动与结果较为清楚；女帝当时是否已经选定他、派使时期待什么答案，却仍不确定。后世常将这件事讲成忠臣清麻吕对抗奸僧，又把称德写成受骗者或共谋者。这样的故事给每个人分配了鲜明的角色，现存证据留下的责任关系则更为复杂。

史学讨论｜法王是否意味着皇位继承人？

胜浦令子在1997年的论文中，从称德对佛教与王权关系的理解来解释道镜的升迁：延续佛教信仰，可能使她考虑选择皇统之外的高僧。堀裕的2018年研究报告则反对把授予法王称号等同于指定下一位天皇。两种解释对法王的政治意义判断不同，不能把其中一种写成没有争议的结论。[1][2]

法王称号的政治涵义，与第一份宇佐报告由谁制作，还须分别讨论。道镜可能从报告中获益，报告的作者却不能仅据受益者身份确定。就结果而言，道镜没有登上皇位，但仍保有高位直到称德去世。后来的清麻吕英雄记忆，保存了朝廷与后人对这件事的评价，却不能补齐769年传报过程中的所有空白。

15. 770｜称德去世，权力重新组合

称德晚年行幸由义宫后患病，返回平城。《续日本纪》记她百余日未亲自办理政务，群臣无法直接见她，吉备由利出入病榻，传达应奏之事。朝廷以这种方式继续传奏，君主与大臣之间的直接会见却已经中断。具体的奏报和病中协商，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3]

770年八月四日，称德在位时去世，当天白壁王被立为皇太子。十月一日，白壁即位为光仁天皇。记载说明群臣参与了立储，确定了继承结果；此前的协商过程则没有完整呈现，尚不能据此确认称德究竟预先安排了多少。[3]

道镜参加称德的葬仪，并留在陵墓附近。八月二十一日，新太子却命他到下野任造药师寺别当，离开朝廷。先前授予他的特殊高位，随支持他的君主去世而迅速消失。这次任命使他被迫远离权力中心；它采取了派任的形式，与依法入刑的处分仍须区分。[13]

称德两次在位，中间经历退位、政务分裂、武力冲突与复位，又留下寺院、器物、写经和有关继承的争议。六年退位属于她真实的政治生涯，并没有使她的活动中止。称德没有直系后嗣接位，但子嗣是否继位，不足以衡量她全部的政治活动。缺少公认的继承安排，又使她的支持者面临变动：她在世时能够集中很大的权力，身边的政治组合却未能在她死后继续。后来留存的机构与物品，连同各方不断重述的记忆，共同保存了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