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秀吉侵朝，1592—1598年

1592年，秀吉从九州北部名护屋的派兵基地送军队渡海，要求借道朝鲜、进攻明朝。朝鲜王朝与明朝已有稳定关系，拒绝借道，便成为首先遭到侵略的国家。

日军在釜山登陆，攻下汉城，推进至平壤，宣祖向北逃往中国边境。朝鲜地方军与当地召集的队伍，在日军推进后方抵抗。李舜臣水军攻击日本船只，帮助朝鲜补给船继续使用西部沿海航路。1593年一月，李如松率领的明军收复平壤，随后在碧蹄馆受挫，进一步推进受到限制。日军最后撤出汉城，转守南部沿海据点。

谈判持续，双方条件却无法协调。明朝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未满足他更大的要求。1597年，秀吉再次入侵，日军攻陷南原，朝鲜与明军争夺内陆通道及沿海城堡。元均指挥的水军遭到大败，李舜臣复任后重建小规模水军，在西南海峡再次获胜。日军守住了包括蔚山在内的多处被围据点，却仍无法实现征服目标。

1598年，秀吉死后，日军接到撤退命令。撤离中战斗仍在继续，李舜臣与明军水师共同作战，在最后的海战中身亡。朝鲜政府保住了统治，国内却经历大规模杀戮、焚烧、流亡与掳掠。日军将许多朝鲜人带回日本，1607年的使团既寻求恢复关系，也要求归还被掳者。战争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军队离开之时。

1. 借道要求与派兵基地

秀吉在日本的胜利，使他有能力向众多领主征调军队与物资。他的大陆计划越过朝鲜，目标是明朝。朝鲜位于日本出兵港口与目标之间，却是另一个国家，国王与明朝已有稳定关系。

使者传达的要求，是让朝鲜协助或允许日军通行。朝鲜政府拒绝。此前外交接触带回的日本意图报告相互冲突，防御准备也未能阻止若干阵地迅速失守。

秀吉在九州北部建起名护屋城，作为派兵总部。船只运送各支军队渡过海峡，命令与物资将出征领主、留在日本的官员和家属联系起来。1592年，加藤清正给熊本官员的备忘录，既要求增援，也规定给下级家臣的妻儿津贴。动员还包括筑城、登船、运输与照顾留守家庭，负担落在许多未到朝鲜作战的人身上。家康也到名护屋协助秀吉，却未渡海，因此各大领主的战场经历与开支并不相同。

日军1592年进入朝鲜，初期迅速夺取港口、道路与城市。若要守住，仍须继续运输并获得粮食；朝鲜宫廷、地方军与各地民众却持续抵抗。

秀吉的要求，还让朝鲜协助进攻自己的盟友明朝。礼仪与翻译会影响使者怎样报告，两国政府的政治利益本身也相互对立。决定入侵、后来决定再度开战的，仍是秀吉；大陆征服的目标及这一选择，是计划的重要背景。

2. 推进、抵抗与两次战役

日军夺取釜山与东莱，随后分路推进。尚州、忠州的败战打开了通往汉城的道路。宣祖与朝廷离开都城，向北迁移；小西行长军占领平壤，加藤清正则向东北推进。

日军向前推进时，后方各地逐渐组织起抵抗。地方军、当地召集的战士与僧兵收复阵地，或攻击阵地间的行军。柳成龙的记述提到Gwon Eung-su收复永川，也描述地方队伍限制日军通行，各地区的抵抗能力差别很大。

海上，李舜臣与其他朝鲜将领用配有火炮的船只攻击日舰，南部沿海的胜利，阻碍了侵略军向西扩展水路。朝鲜沿海运输仍能运粮、传递消息，日军船只则仍可到达南方基地。

明朝派来大军。1592年最初攻平壤失败，1593年一月，李如松军收复平壤，随后在碧蹄馆受挫。朝鲜的抵抗，包括权栗守幸州，加上供给困难，限制了都城周围日军的行动。谈判期间，日军退往南方，仍保有设防的沿海阵地。

双方寻求的条件无法相容。明朝官员要求撤军，并提出册封，秀吉的要求却远远超过这些。柳成龙记下沈惟敬与小西行长为求协议，隐瞒或临时拟定条件。1596年的册封使团未能促成和平，秀吉在1597年再度入侵。

第二次战役中，南原陷落，日军再向西南地区进攻。元均水军在巨济附近被击败，李舜臣重新任职，在珍岛周围重建一支小规模舰队。朝鲜与明军进攻包括蔚山在内的日本沿海城堡，水军则争夺通往这些据点的航路。守军反复苦战，日军却没有进至明朝。

水军既作战，也须筹集物资。1597年复任后，李舜臣为沿海船只发通行证，按船只大小要求交粮。柳成龙描述难民寻求安全通行、军粮积累，以及民众提供金属、劳力，制造火炮与船只。记述赞扬这些安排，未能说明每个难民都乐于接受，但交代了舰队如何依靠尚存的民众与运输获取资源。

陆海盟军也面对不同选择。明军在都城附近受挫后倾向谈判、撤离，柳成龙提出异议，朝鲜官员仍要求收回被占领土。蔚山之战将日军逼入内堡，炮火、寒冷、补给问题和日军增援，使攻城未能成功。朝鲜、明朝与日本各有指挥系统，各战线受到不同军队相互行动的影响。

第二次入侵中，日军有组织地割下军人与平民的鼻子，送回日本作为军功凭据。京都方广寺附近最初称鼻塚、后来称耳塚的土冢埋入这些遗骸，1597年举行纪念仪式。这种做法留有接收文书。现存来源未能建立准确人数清单，也未完全确定冢内构成；以身体部位记录、奖赏军功，却是战争本身的一部分。

3. 撤军与遭受破坏的国家

1598年，秀吉去世时，日军仍占据朝鲜沿海据点。高级领主与行政官员安排撤退，五奉行在他死后一周寄给锅岛直茂的联署信，却仍称秀吉正在康复。官员组织撤离时，将死亡暂时隐瞒。

各据点军队须转移至船只，小西在顺天的驻军受到陆海压力，需要援助才能撤出。李舜臣指挥的朝鲜船队，与陈璘指挥的明军船队，同前来接应日军撤退的舰船交战。李舜臣在最后的海战中被杀，日军各部继续离开。撤退结束了占领，日军既未征服朝鲜，也未达到进攻明朝的目标。

朝鲜王朝延续下来，许多村镇却失去了人口、建筑、作物与储粮。柳成龙描述饥饿的难民，以及将松叶混入粮食发放的尝试，供应太少，无法救济所有人。他还记下都城机构被烧，建筑与人口损失妨碍政府、农业恢复；他给出的是笼统估计，并非人口普查数字。1597年，一道日本告示威胁逃走的村民，若不返回，将按敌人对待。

军人归国之后，被掳到日本的人仍与故乡分离，其中有技术工匠，也有战役中被带走的其他人。新工作或支持他们的领主，未能改变最初被强迫带走的事实。著名工匠只是离乡者的一部分；撤军后，幸存家庭、地方政府与流散群体，仍须面对破坏。

4. 重建、被掳者与恢复外交

朝鲜须在多次战役后人口流失、遭破坏的地方，恢复政府与粮食生产，地方防御与水军也重新受到重视。柳成龙撰写记述，是为解释失败、保存战争经验，其中包括自己担任官员时的责任。

明军帮助保住盟国，付出了人力、运输与军费，也部分依靠朝鲜供应，增加已遭破坏地区的压力。这是明朝的一项负担，后来的崩溃还涉及其他冲突，并非仅由此战造成。

日本各地被掳的朝鲜工匠，参与陶瓷等行业，在新的作坊与支持者之下发挥技艺，强迫迁徙也留在这段历史之中。佐贺博物馆记下多位被掳者的不同生活，还指出入侵之前，朝鲜人已参与一些窑场。

恢复外交也须继续谈判。1607年，朝鲜使团回应日本的接触，同时要求归还被掳者。后来仍要求归还，说明返乡未完全实现。水军将领受到纪念，沿海工事被弃置，海峡两边的家人则在1598年之后继续承受损失。

佐贺藏品中有一份1617年朝鲜告示，援引此前使团，并许诺好处，鼓励被掳者回国。外交恢复后，仍须再次号召返乡。陶艺、书法与染色技艺说明一些人的后来工作，却未确定他们是否能自由迁移；这种经历也包含被强迫带走的历史。

日本政治也有自己的变化次序。入侵时，领主与官员承担的职责各不相同；秀吉去世后，幼子依赖高级领袖合作。走向1600年冲突的关系，也从这些经历中发展，但丰臣旧臣未必属于同一个阵营，家康后来结成的联盟也包括长期为丰臣效力的人。战争使继位危机中的各方带着不同负担与经验，并未自动决定关原之战。

不同名称保留不同角度：日本所称文禄、庆长之役，朝鲜所称壬辰、丁酉倭乱，以及东亚七年战争。名护屋派兵遗址、朝鲜对抵抗与难民的记述，以及后来描绘明军胜利的图画，各保留战争的一部分。京都1898年耳塚修复纪念碑赞颂秀吉纪念死者，是后世歌颂他的证据。战时以遗骸记录、奖赏军功的做法，则交代了纪念背后的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