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与藤原：营建都城的工作

藤原宫的大型礼仪建筑建起以前，穿过未来建筑地面的水道必须消失。考古人员在后来大极殿与内里所在区域下，追踪到南北向运河。它用于宫城营建，运送材料，在上方建筑完工前被填平。^[1]

这条河的遗迹留下了施工先后顺序的线索。工匠使用的路线，可能与最终建筑不相容；有些设施先为一项任务建成，任务结束后又须拆除或填埋。

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奈良盆地这一带不断增加宫殿、寺院、水利设施与精英墓葬。朝廷694至710年使用藤原京，使政府进入更广大的规划城市。迁入以前，工作已经展开，先前各阶段的痕迹也分布在宫墙之外。^[2][8]

飞鸟宫迹包含先后存在的宫廷院落，并非同一建筑不断换名、持续使用。考古解释区分居住、礼仪与政务场所，官署分布在宫内与宫外。不同政治活动已有专门空间，却尚未全部聚入藤原宫那样更完整的布局。^[2]

机构分散，也可以有自己的秩序。人们知道应去哪处住所、堂宇或院落，未必需要它们都位于同一边界内。重要的是怎样维持这种联系，又怎样容纳更多活动。

居住与政务共享场所，一部分官署职能又伸到外面。迁移统治者时，周围哪些关系也要迁走，哪些可以留在原地，便成为具体问题。

寺院有已经确立的神圣中心，水利设施依赖特定工程，墓葬则与埋葬地点相连。每处都有留在原地的理由，不能作为可以互换的部件整体搬进新宫。

藤原京后来为朝廷生活建立更全面的空间安排，依靠的却是已经在不同地点发展的惯例与技艺。新宫的营建条件，因而也在宫墙之外形成。

按发掘者采用的历史介绍，飞鸟寺588年开工，596年完成主要堂宇与塔。宫廷重臣苏我马子支持这项工程，将佛教礼拜带入规模可观的建筑机构。^[3][7]

发掘确认，塔的北、东、西三面分别设主要堂宇，形成特别的布局。报告将台基、瓦与窑的特点，同朝鲜半岛传统相联系。文字记载则说，百济工匠前来指导施工。两类材料相互补充，说明今天大多已消失的寺院怎样建成。^[3]

支持者提供条件，工匠仍须掌握制作与组合的方法。瓦需要原料及烧制技术，台基需要施工方法，宗教建筑的安排又须符合院落用途。建立佛教机构与交流技术，在同一项工程中相遇。

塔处于中心，与佛教空间的组织有关；马子与宫廷的关系，则使他能支持这类机构，并使用列岛之外的专门技艺。这些知识在当地投入具体施工，成为实际建筑。

到藤原宫需要更大规模的瓦顶建筑时，地区制瓦与复杂院落营建已有历史。两处之间未必能追出一条连续的具名工匠传承，但新宫所面对的已是扩大规模与组织施工的问题。

飞鸟寺附近的水落遗址，发现坚固台基、水道、铜管与漆木箱残片。发掘者将其认作《日本书纪》所记、中大兄皇子660年设置的水钟。《日本书纪》是八世纪宫廷编年史，出土陶器的年代也与七世纪背景相合。^[4]

这一认定将特别的水利设施与文字记载相连，未见完整古钟。复原中，水流入承水容器，水位变化可以表示经过的时间。研究者还以水力分析检验拟议机制是否可行，不过古代装置实际运行的测量尚未留存。^[4]

道路帮助人们到达同一地点，报时则可以帮助他们在同一时刻行动。这是设施可能发挥的协调作用，尚未确定飞鸟所有活动都遵循统一日程。朝廷逐渐取得了安排地点与时机的手段。

酒船石又提供另一种与水有关的场所。石面刻有沟槽与凹池，准确用途仍有争议，周围还有其他石构与水设施，曾被解释为与王室仪式有关。村方文化财介绍，尚未将这块著名刻石的某种用途确立为定论。^[5]

计时与举行仪式有不同目标，酒船石的具体活动甚至尚不确定。这些设施分别在统治者住所之外提供器具与场所，补充了集会建筑所能承担的工作。

694年，持统天皇将朝廷迁到藤原京，延续丈夫、前任天武天皇相关的营建计划。^[13] 宫城围合区大约每边一公里，位于更大的方格状都城中。城市大致每边五公里，两种尺寸分属宫城与都城。^[2][12]

宫城安排统治者住所、礼仪空间与官署；城市规划则伸到围墙之外，安排街道及居民居住地点。朝廷因而处在较大的城市框架中。

依据出土街道作出的复原，还将旧飞鸟中心区纳入藤原京规划范围的南部。迁移朝廷改变了组织中心，同时包含了与旧宫殿相关的土地。^[12] 道路、机构与住所取得共同的空间参照，规划范围却未必每一处都同样密集建成。

未来中央建筑下的运河，则记录了另一套先后。最终都城的形状与让施工得以进行的运输路线，属于不同阶段。计划安排最终布局，工匠却还要使用日后将被覆盖的设施。

今天开阔的宫城地面，曾经历一连串施工。先让材料进入，再建成供政府使用的中心；供应这些材料的地区，又远在都城边界以外。

石田由纪子介绍藤原宫施工时，指出既使用奈良盆地外的既有窑，也在盆地内发展新设施。营建者一面使用已有供应关系，一面建立更近的生产；两种来源未必分属整齐相接的阶段。^[1]

她进一步研究第20次发掘的运河瓦片，区分底层沉积与填平、整地层。底层属于水道仍在使用的时期，相关木简将使用时间放在天武统治后期。其中有不同生产群的瓦，包括将泥条盘绕模具成形的产品。^[6]

研究者原本用制造技法排列瓦的年代。如果被认为较晚的技术出现在早期运河层，先后顺序便须重新考虑。石田的分析支持，盆地内较新的生产在营建较早阶段，就已与原有供应共同参与。运河层位因此提供了不同于单看瓦样式的时间线索。^[6]

新的产能未必是在旧供应不足后才追加，至少一部分在中央建筑施工时已投入。工程连接了地理分散、技术也不相同的物料来源。

出土瓦片没有给出承包账簿、总劳力或每日运量，却将生产与施工先后联系起来。制瓦、运输、运河使用与最终填河，构成宫殿屋顶背后的协调工作，完成后的建筑已看不见全部过程。

藤原宫北侧边界附近出土的木简，记有不同于701年《大宝律令》所定的官署名称。发掘者确认了与园林、关卡有关的例子，留下后来制度以前的行政安排。^[8]

同一报告还介绍，木简使用较早的地方行政区写法。与平城保存的日常交易记录相比，这类文书让人能在词语使用的时代附近追踪变化，补充后来的宫廷历史叙述。^[8]

朝廷694年迁入，《大宝律令》701年制定。新都先开始运作，随后继续调整法规与官署称谓。施工、居住与制度重组相互重叠，并非同一次事件。

“律令”指依据刑律与行政法典组织政府，与特定屋顶或街道形状不同。法律与规划空间可以彼此支持，整齐城市内却仍可能有正在改变的机构，较早官署名称也可以留在新都丢弃的文书上。

藤原宫是实际办事的地方，统治者、官署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在那里持续调整。十六年的使用期，已包含不止一套行政安排。

藤原京以南的墓区中，龟虎古坟通常定于七世纪末或八世纪初。小石室内有漆棺、随葬物与精细绘画，显示这是一位地位较高者的墓葬，墓主姓名则尚未确定。^[9]

天花板上，金箔星点用红线相连，构成中国式星图。画中圆圈包括天赤道与黄道，即太阳在天空中的周年视运动路径。研究机构指出黄道位置有误。它留下复杂天文图式的使用，却不是在墓中制作的完全准确观测图。^[10]

置于墓室，天象与安置死者相关。这幅星图并非宫廷计时官署的工作仪器，却说明有关宇宙秩序的观念进入精英丧葬，正如其他传入形式进入寺院营建与计时。

附近高松塚的布置相关，却又不同。壁画包括男女群像、方位守护形象与星点，墓主同样未定。人物属于设计的丧葬图像，未确定为有姓名的宫廷随从肖像。绘画已连同石室石块拆出保护，古代完整房间并非原状开放留存。^[11]

这些墓葬没有确定参与都城营建的每个人怎样信仰，却留下了精英纪念如何把人的位置与空间、天象相连的实物。宫城行政区，只是地区内多种秩序表达的一处。

710年，朝廷迁往奈良的平城京，藤原京不再是政府所在地。^[8] 使用年限却不等于创建所需的工作，也不等于周边形成的安排能够持续多久。

飞鸟寺建立佛教中心，将专门施工引入与宫廷相关的机构；水钟设施为计时提供固定装置；藤原京把宫城、城市规划与更广的物料供应相连，入住的官署却仍在改变。墓葬又以其他图式安置死者。

各地点有自己的用途与年代，并非单一总计划下的同类部件。朝廷在这些机构发展过程中取得营建藤原京的条件，迁移政府也没有使它们的目标完全相同。

工匠与寺院、水利设施与报时、分散窑场与集中施工、城市建筑与改变中的官署，分别形成具体联系。藤原京将更多活动纳入协调的城市工程，较早的各段历史仍在，新都弃用也没有取消它曾作为城市政府中心投入使用的事实。

朝廷下一次迁移，延续了这样的调整。藤原京已经将政府、居住与城市规划放在一起，内部机构仍在变化。并非每一建筑都须已竣工、每一规划街区都须有人居住，才能说明这一过程：广阔的城市行政中心被营建、使用，并在694—710年间继续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