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皇子大海人与皇位继承

大海人皇子是后来的天武天皇，父亲是舒明，母亲先后称皇极、齐明，哥哥为后来的天智天皇。他的生年尚未可靠确定。七世纪皇位并不自动传给前任天皇的长子，皇族出身、政治支持及在位天皇选择，共同影响继承。大海人与天智的女儿通婚，包括后来的持统天皇鸬野赞良，使他与哥哥一家关系紧密，也承担相应家族义务。

2. 天智病重与大友的地位

671年，天智病重，其子大友已出任太政大臣，大海人则是有家族与支持者的资深皇子。720年编成的《日本书纪》记述，大海人在一次危险的病榻会面后拒绝继位，出家、退居吉野。当时确有继承紧张，但各人的具体身份与意图仍有争议。1870年，大友被追谥弘文天皇，《日本书纪》却未把672年列为他的在位时期。天智之死留下官职、命令与军队，权力如何移交尚无各方共同承认的自动规则。

3. 退居吉野

671年末，大海人带鸬野赞良及少量家人随从，离开琵琶湖附近的近江朝廷，退居奈良以南的吉野山区。他以出家表明退出政治，远离宫廷，却仍可经伊贺、伊势通往美浓及东方诸国。这次迁居可能同时出于退隐、恐惧、自保与策略考虑，是否已有完整作战计划则不清楚。距离降低了他直接面临的危险，也让他能在吉野接收、判断消息。672年离开后，吉野成为争位行动的出发地。

4. 离开吉野，争取响应 · 672年六月

672年旧历六月，得知近江政府正在动员后，大海人离开吉野，带家人与随从经伊贺前往伊势，派人争取今岐阜县美浓的支持，壬申之乱由此展开。地方官员与强大家族提供大海人身边这支小队所缺少的兵力、物资。随着命令得到响应、路线受到控制，大海人的争位逐渐有了实际力量。

5. 伊贺、伊势、美浓与不破

大海人从吉野经伊贺、伊势向美浓行动。支持者控制不破通道，这是一处位于伊吹山与铃鹿、养老山系之间的狭窄东西通路。美浓及其他东方资源供给军队，另有部队分别进向大和与近江都城。地方首领身毛君广等人协助封锁不破，阻挡敌方增援。后来不破成为律令制度下的三关之一，但672年是否已有后世成熟的关隘设施，尚无证据确认，控制通道仍靠地方兵力与供给。

6. 濑田之战与大友之死 · 672年七月

672年旧历七月，大海人军在多个战场击败近江一方，包括濑田川桥附近的作战。《日本书纪》记述，大友在濑田失守后逃亡、自尽，胜者随后处罚敌方、奖赏支持者。现代皇统名册将大友列为弘文天皇，他战前是否正式即位却仍有争议。山田敏之2018年综述引述笹山晴生的解释，认为大友掌握了天皇的实际权力，但即位仪式尚未得到确认。

7. 从战时联盟到飞鸟净御原朝廷

673年，大海人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成为天武天皇，政务中心由近江返回飞鸟。考古解释认为宫殿在较早宫室基础上改建、扩充。天武还须奖赏支持者、重分职责、稳定仪式，使地方官员承认新中心。旧朝机构、人员与宫殿空间经过调整，继续为通过战争取得皇位的新天皇服务。

8. 佛经、伊势祭祀与药师寺发愿

673年，朝廷在川原寺抄经纪念齐明。673—674年，天武女儿大来皇女准备并前往伊势奉祀天照大神，这位太阳神被尊为皇族祖神。从675年起，朝廷反复向广濑、龙田祭献，分别祈求水源、收成及风的庇护。天武还管理僧侣与寺院，安排佛教祈祷。680年，鸬野赞良患病，他发愿建药师寺求其康复；寺院在他死后由持统及后世政府继续营建。

9. 皇子、官员、赏罚与巡察

天武加强天皇与皇族在政务中的地位，赋予皇子政治、军事职责，任命、奖赏、处分官员，并安排等级。其在位期间，朝廷还处理税收、地方报告、军备、服饰及行为。政府依靠有经验的官员、地方家族、书吏、仪式人员、军人及物资供给，试图使这些力量更有规律地服从皇族等级。壬申之乱暴露协调不足，战后朝廷则让效忠者与地方力量更稳定地为朝廷服务。

10. 规划都城，编纂法律

天武朝廷规划更大都城与较系统的法律秩序。676年的记述涉及新都筹划，藤原京地下也保留其在位时期的工程遗迹。681年旧历二月，天武批准法律改革，三月另命记录皇室历史。持统政府于689年颁行《飞鸟净御原令》，694年迁入藤原京。法令完整文本未留存，都城也经历规划变化，最终公布、迁都属于持统朝廷继续工作的成果。

11. 吉野六皇子盟誓

679年，天武带鸬野赞良及六位皇子到吉野盟誓。草壁、大津、高市、忍壁是天武之子，川岛、志贵是天智之子。皇子誓言跨越母系与皇族支系差别，如兄弟般合作，天武与皇后承诺像父母一样照顾六位皇子。681年，史书称草壁为皇太子，义江明子、本间满等学者则质疑后来正式的太子制度是否已经存在。草壁在皇族中的优先地位，比官职的具体制度形式更为明确。盟誓要求团结，继承竞争却仍可能发生。

12. 整理皇族的过去

天武681年的安排，包括审查皇族谱系及传承叙事。712年完成的《古事记》序文，追溯他整理《帝纪》《旧辞》及宫廷诵习者稗田阿礼的工作。《日本书纪》于720年完成，两部现存书籍均非天武亲自著作。已失传的早期材料、681年的工作与两书怎样相连，仍有争议。朝廷重视谱系与先例，也参与形成了保存天武战争经过的文献。

13. 八色之姓与朝廷等级

684年，天武颁布八色之姓，将家族世袭称号分为八级，以皇族后裔家族的“真人”为首，“朝臣”“宿祢”区分主要非皇族家族。史书所载赐姓重新安排了这些家族与皇族中心的关系。685年，朝廷又修改位阶，继续规定服装与礼仪次序。世袭姓、个人位阶、官职及衣装互有关联，作用却不同。天皇由此加强了安排家族公开地位的权力，后世仍继续建设法律与行政制度。

14. 病重、朱鸟年号与去世

686年，天武病重，朝廷安排佛教祈祷、放生或祭献，以及包括伊势在内的神祇相关使节。鸬野赞良与草壁接掌主要政务。病中宣布朱鸟年号，天武于旧历九月初九在飞鸟净御原宫去世。病因与全部继承安排的私人意图尚难确定，草壁也未立即即位。大津是在天武去世后受到指控并被处死的，现有证据未确认这是天武预定的决定。

15. 由继任者完成的事业

天武死后，持统政府689年颁行《飞鸟净御原令》，694年迁都藤原京。药师寺主尊697年开光，最初寺院在后继统治下大体完成。《古事记》《日本书纪》分别于712、720年成书，持统后来与天武合葬于桧隈大内陵。天武的战争胜利及在位工作，改变了皇室政府、法律、等级、仪式、都城与修史的方向。

继任者完成、调整这些事业，他们编纂的史书又保存了天武战争的经过。皇族统治地位的加强及延续到他身后的施政方向，构成他的主要贡献。

1. 皇子大海人与皇位继承

天武即位前称大海人皇子，父亲为舒明，母亲先后以皇极、齐明的名号在位，哥哥是天智天皇。他的生年尚不确定。大海人与天智的数位女儿通婚，包括后来的持统天皇鸬野赞良，使其家族横跨皇族两支，子女又从父母双方获得继承资格。七世纪可能继位的人选，包括在位天皇的儿子、弟弟或其他近亲，母系地位与政治支持也影响谁能胜出。

现代工具书采用不同生年推算，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规范记录只给出卒年，未确认生年。与天智、大友比较年龄，因而部分依赖历史重建。主要记述《日本书纪》于720年编成，当时朝廷继承了天武战争胜利所确立的秩序。这部书保留重要姓名、亲缘、命令与年月，也围绕胜利皇统组织过去。大海人是资深皇子，参与齐明、天智朝政，其婚姻有政治意义；他战前经历的叙述，也受到后来开国者形象影响。

大海人的身份并未保证无争议的继承权。潜在统治者需要可辨认的皇族出身、家臣随从、与主要家族的联系，以及取得地方合作的机会。他当时尚未拥有独立的军队与政府，却可能凭借这些关系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皇族家中的人员与向各地传令的官员，还须判断应该听从哪一方的命令。谁能得到响应，会影响最终由哪个皇族支系执政。

2. 天智病重与大友的地位

671年，天智病重，其子大友在琵琶湖附近的近江朝廷担任太政大臣，进入日常政务核心。弟弟大海人有自己的家族与支持者，也是可能继位的人选。天智无力继续协调时，这位资深皇子便可能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处境也更为危险。

《日本书纪》叙述，大海人拒绝权位、出家、离开朝廷，后来得知近江一方准备对付自己，才起兵。这一顺序将行动解释为被迫自卫，其中各项记述可能保存真实事件，组织方式同时为胜者辩护。近江是否曾命令暗杀大海人，现有材料未予证实。大友直到1870年才被追谥弘文天皇，距事件已有近十二个世纪。

官员需要知道谁的命令有效。天皇病重时，宫廷守卫、库藏、驿站、地方官署与家族联系仍继续运转，能够使它们响应的一方便有实际优势。近江是天智政务中心，旧飞鸟地区却仍保有皇族家宅、寺院、道路及上层家族关系，继承分裂也可能表现为地域分裂。大友居于父亲政府中，大海人担心哥哥去世后自身安危。双方何时认定武力不可避免，缺乏中立记录；战争随着各方对危险的判断逐步形成。

3. 退居吉野

671年末，大海人与鸬野赞良及少量家人随从，从近江退往奈良以南的吉野山区，以出家表明不再谋求政职。离开宫廷，仍无法消除皇族身份及他人的疑虑。吉野与朝廷有距离，却保有经伊贺、伊势向东的路线，能够接待访客、接收消息，只是没有都城的库藏与防御。鸬野赞良是天智女儿、草壁母亲，使重要的皇族关系仍在退居生活中延续。

胜者史书将近江军事准备的消息写成大海人起兵的触发因素，近江的全部计划则不能由这些消息独立确认。朝廷里的皇子可能受到监视、限制或拘捕，他退居吉野以后，朝廷若要对他采取行动，就须向更远的地方传令、调兵。

与此同时，远离库藏的小群体也可能在地方联系失败时遭到孤立。退居有宗教形式，也有自保后果，是否预期重新执政仍不明确。后世皇统将吉野视为起源与更新之地：天武679年回到这里与皇子盟誓，持统也反复来访。671年的避居、672年的起兵与后来的团结仪式，发生在同一地区，政治用途却各不相同。

4. 离开吉野，争取响应 · 672年六月

672年旧历六月，大海人得知近江政府正在动员，离开吉野，开始后称壬申之乱的作战。他带家人与随从经伊贺前往伊势，同时派使者争取今岐阜县美浓的支持。吉野这支小队无力独自击败都城军队，须赶在路线封闭前离开，并说服地方官员与强大家族响应。使者成功传令，可能带来下一阶段所需的兵力、马匹与粮食。

艰难行程、临时住宿、未定的补给与不断变化的消息，都是行动的一部分。《日本书纪》详细追踪队伍动向，所述神异征兆则属于正统胜者的史书形象。大友与近江朝廷也有官员、军队、库藏及都城防御，却不能保证各地一致服从。地方官员可能拖延、倒戈、分拨资源，或判断哪方有望胜出。

越早有人响应，后来加入者的风险就越小：控制道路可让更多使者通过，增加兵力又使命令显得更可信，继而带来更多资源。后世认为大海人本就具有的正统地位，也是在这些行动取得成效后逐步确立的。参战者面对的是两套皇族命令，最终法律地位还未确定，胜利与先例共同影响后来对反抗、正统的界定。

收令者还须判断命令是否确出大海人，有无改写、伪造。对使者的认识、可信的中间人、信物、路线知识及相互印证的消息，都可能起作用。这场战争暴露了一个问题：统治者不在当地，命令仍须可靠地传达，战后政府也将继续处理它。

5. 伊贺、伊势、美浓与不破

近江朝廷有宫廷机构与既有政务中心，大海人联盟则通过控制中部与东方之间的交通取得优势。不破通道因山势而狭窄，驻军可观察行旅、保护己方联络、阻挡敌方增援。后来朝廷以刑法和行政法令治理国家，形成律令制度，不破与铃鹿、爱发成为正式的三关，各有规定的职责。考古发现与官方遗址指定，也反映了这条通道的长期重要性。不过，672年是否已经具备后世的全部建筑、关门与规则，尚无证据确认。

动员依赖美浓地方关系。官方地方历史保留身毛君广及响应大海人命令的居民活动；关市解说认为，广后来获准创建弥勒寺，是战功奖赏。这一许可属于该解说的解释，未引用留存赐准文书。

军人须离开家庭，武器、马匹须集中，粮食要沿道路运送，使者需要换马与当地向导，命令给居民带来实际负担。史书很少同等记录供给军队的家庭及军队经过地区的声音。大海人也没有亲自指挥每支部队，皇子高市及其他将领分别承担统军、进向飞鸟、守路与迎战任务，分头行动又依赖可能迟到、不完整的消息。

大和战线与向近江推进并不相同。控制旧飞鸟地区，可防止近江一方独占皇族居所和行政设施，战争争夺的是路口、地方资源及多个中心。家族联系与地方利益，使支持者进入同一联盟，未必出于相同原因。大海人能够领导这支联盟，也与当地地形、后勤供给及政治关系密切相关。

6. 濑田之战与大友之死 · 672年七月

672年旧历七月，大海人军突破通往琵琶湖附近近江朝廷的濑田防线。《日本书纪》记述，七月二十二日进攻，翌日大友逃亡、自尽，大和战线的作战也削弱了近江协调抵抗的能力。八月，胜者处死重臣中臣金，流放其他领导者及其子女，赦免另一些人，并奖赏大海人支持者。战争的结局改变了由谁掌权，也改变了各个家族的安危。

大友是否正式即位，与他是否在近江掌握权力，是不同问题。《日本书纪》未记中间一朝或即位仪式。山田敏之2018年继承问题综述，引述笹山晴生有影响的解释，认为大友掌握了天皇的实际权力，但正式即位无法确定。1870年弘文天皇的追谥，属于后世承认。

大海人支持者期待战功获得公开认可。身毛君广的地方记述，将参战与创建弥勒寺相连，皇家许可则仍属解释。赏罚把战时联盟转为执政秩序，天武仍需要懂得地方与朝廷运作的人，包括曾为败方政府服务者。史书较关注领袖，较少记录供军家庭及受战后安排影响的人，大友自己的记述也未留存。这使个人动机与损失，比战斗、失败及处罚顺序更难还原。

7. 从战时联盟到飞鸟净御原朝廷

673年，大海人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成为天武天皇，政务中心从近江湖畔返回今奈良以南的飞鸟。官员须判断哪些任命、命令仍有效，新朝需要熟悉宫廷的人。考古解释认为，新宫在齐明时期后飞鸟冈本宫基础上改建、扩充，天武改变了已有的皇族空间。

飞鸟有早于天智湖畔都城的皇族居所、寺院、工坊及家族关系，新朝可以依靠这些既有联系，也因此难以把原有人员全部换掉。将领与地方支持者获授官职、位阶，把战时忠诚转为朝廷等级。善战未必适于行政，奖赏不均也可能留下怨恨。处罚则须区分主要反对者，与此前政府的一般任职人员。

史书记载天皇裁断案件，败方人员与家庭如何重新被接纳或排除，全部协商经过却未留存。皇子受派任职，可在天皇与官员之间发挥作用，减少对单一大臣家族的依赖。这种安排通常称为皇亲政治，既加强了天武的统治，也使数位皇子获得很高地位，可能成为继承人选。

宫殿改建还保留了行政经验。曾在旧宫任职者熟悉出入口、朝会场地、库藏及办事程序，扩建可扩大仪式规模，也沿用原有知识。考古遗迹无法确定每道墙的具体动机，却表明新朝在改建宫殿时，有选择地沿用了旧朝的设施。

宫中朝会按位阶安排官员，报告送达天皇，命令再发往远方。战争改变了中心人物，治理所需知识则仍掌握在曾为前朝任职的人手中。

8. 佛经、伊势祭祀与药师寺发愿

673年，天武命在川原寺抄写佛经，纪念母亲齐明。书吏与寺院支持者共同完成宗教工程。翌年，女儿大来皇女前往伊势，侍奉被尊为皇族祖神的太阳神天照大神。她先在初濑准备，再离开宫廷，持续联系皇族与神社。她需要随从与物资支持，也须履行净化及其他仪式职责。

广濑与龙田分别关联水、风。从675年起，朝廷反复祭献，祈求水源充足、五谷丰收、风调雨顺，免受恶劣天气侵袭。春秋反复举行的活动，后来成为律令规制的朝廷仪式日程。天武同时命令佛教祈祷、支持寺院，管理僧尼行为与分布，使朝廷能够掌握僧团。个人信仰的具体内容则难由这些措施确定。

680年，鸬野赞良患病，天武向具有治病功德的药师佛发愿营建药师寺。皇后的病情引发长期工程，建筑、佛像、土地、工匠及常住僧团，在这次危机后继续存在。最初寺址在后来藤原京附近，今天奈良寺院属于后来的迁建阶段。

天武未见寺院完成。官方寺史把主尊开光定为697年，大体完工归于持统、文武朝廷。天武的发愿确定了营建方向，继任者继续营建。皇家宗教支持同时应对病情、丧悼、农事与保护需求。

9. 皇子、官员、赏罚与巡察

天武政府依赖主要家族、地方势力与人际联系，取得读写人才、马匹、军人、地方知识、仪式能力与资源。朝廷需要这些人，也试图按身份与职责安排、监督他们。皇子受派重任，可以在天皇与官员之间承担职责，减少政务被单一大臣家族掌握的风险。高市的战时服务及后来地位体现了这一安排，但有官职、追随者及声望的皇子，也可能成为下一次继承竞争的中心。

《日本书纪》记录任官、位阶调整、武器与马匹命令、服务调查及行为裁断。命令由具体人员解释、执行，巡察与报告则让朝廷得知地方状况、人员的身份、职责及军备状况。684年强调军事事务的条目，以及后来有关烙印马匹的记录，显示备战进入机构管理。

官职与位阶把一次战争中的功劳转为平时等级，既加强忠诚、展示天皇酬功能力，也改变家族竞争，未必准确衡量个人能力。朝廷处分失职官员，表明官职不能由任职者私自占有。处分须依据报告，也可能涉及政治因素；具体案件的动机仍须依据各自材料判断。

朝会位置、进见资格、服饰与称号，使皇族等级对未读法令的人也清晰可见，反复举行的仪式使官员熟悉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663年援助百济复国的军队曾在白江败于唐朝与新罗，引发日本受攻击的忧虑。川本芳昭有关地区局势的研究指出，唐与新罗发生冲突、唐军于676年撤退后，唐朝施加的压力减弱。这是防御、外交变化的背景，不能视为天武全部改革的单一原因。

家族的地位更加依赖朝廷承认，地方资源却仍不可或缺。天武能够酬功、索取报告，也需要官员与家族把要求落实到宫外。

10. 规划都城，编纂法律

681年，天武与鸬野赞良召皇子、朝臣制定新规、改革法律。《日本书纪》把这项授权记在旧历二月，记录皇室历史的命令则另在三月下达。官员须分工推进，后来的成果《飞鸟净御原令》，通过史书记载及后续法律发展为人所知，完整文本未留存。

它处于早期改革与701年采用的《大宝律令》之间，这一位置比全部具体条文更清楚。689年颁行属于持统政府的工作。天武死后，持统朝廷须继续完成或选定文本，公布、传达法令，使官员能够采用，实际行政也可能改变法令颁行的效果。

藤原京经历相似过程。官方地方历史把676年记述理解为新都规划的证据，考古发现则包括680年代的营建地层、水渠材料与木简，694年才正式迁入。道路、宫殿、官署、市场、寺院、库藏与划分好的地块，使朝廷能够按等级和职责安排人员，也为官员办公、整理文书提供场所。

水渠堆积与680年代木简记录了工程形成的时间，部分文书约在682—684年，另一件带位阶的木简反映685年制度。这些显示迁都前行政与建设相互影响，最初命令时最终全城规划是否已经固定，仍不能确定。法令规定官职、位阶、义务及程序，城市提供反复实行这些区分的场所，地方距离与旧家族权力却继续存在。

11. 吉野六皇子盟誓

679年，天武带鸬野赞良与六皇子前往吉野盟誓。草壁、大津、高市、忍壁都是天武之子，生母各不相同，川岛、志贵是天智之子，这次集会使曾在壬申之乱中分属两方的皇族，聚在大海人起兵的地方。天武与皇后承诺像父母一样照顾六位皇子，皇子则须跨越母系差别，如兄弟般合作。鸬野赞良既是天智女儿、天武皇后，又是草壁母亲。有解释认为盟誓加强了她与草壁的优先地位，但誓词未确立简单的继承规则。

《日本书纪》明确提到母亲不同。皇族成员有多位配偶，子女因而分别联系着不同的母系家族，出身地位影响政治关系。皇子虽有亲缘，盟誓仍要求他们不因母系形成派别。曾是退居与起兵地的吉野，转而成为团结仪式场所；后来若有皇子反抗，也可能被视为违背誓言。

史书681年称草壁为皇太子，并记其参与政务。山田敏之2018年综述提到，义江明子、本间满质疑这一条目是否已经对应后世正式的太子职位。他们质疑制度形式，而非否认草壁被优先考虑。六皇子团结也不表示继承地位完全相等。

获选的皇子仍须活到权力移交之时、维持支持，并在继承竞争中胜出，而移交何时发生也由不得他自己。后来大津案件表明，盟誓未消除这些风险；大津是否在679年已暗怀异心、天武是否计划其死亡，均不能由这次盟誓或后来的案件确定。盟誓试图约束皇子的行为、提高被优先考虑的一支皇族的地位，并将败方皇族纳入共同秩序，继承竞争却仍然存在。

12. 整理皇族的过去

681年旧历三月，天武命皇子与官员记录历代天皇及古事，天智之子川岛、天武之子忍壁都参与。《日本书纪》特别记中臣大岛、平群子首亲自执笔。朝廷须判断谁属于皇族、如何承认继承资格，谱系与先例因此重要。

《帝纪》《旧辞》涉及谱系及古代叙事，原本已失传，其名称也不足以确认它们曾是后世概述所说的两部完整书籍。国学院大学解说引述吉井巖的观点，认为《古事记》中不同婚姻用语反映皇族谱系与早期传说这两类来源；解说同时质疑，词语差别能否全部归为两个假定的材料集合。具体形式及与现存书籍的关系仍未确定。

《古事记》序文把天武置于起源中心，但写在元明天皇在位、712年完成的书中。它可能保留早先记忆，也为呈交的新书说明权威。《日本书纪》则由天武后裔及其皇族亲属执掌的朝廷主持编成，详述壬申之乱，保存许多行动细节，也从皇统和道德角度解释胜利。

统一谱系可能使不同家族记忆居于次要地位，败方近江也较无力规定叙事。后来追认弘文天皇，又显示两大史书完成后，继承记忆仍发生变化。天武把记录过去列为政府事务，继任者投入人力，并以朝廷的权力推动编纂，后世编者再按自身时代修改、选择、安排。两部书受其倡议影响，具体文字却出自后来编纂，序文也会为新的天皇与读者重组早期记述。

13. 八色之姓与朝廷等级

684年旧历十月，天武颁布八色之姓，将上层家族的世袭称号分为八级。赐予皇族后裔家族的“真人”居首，“朝臣”“宿祢”区分主要非皇族家族，包括此前使用其他姓的家族。史书列出了具体受赐者，全国落实情况则不清楚。奈良县解说还指出，八级中有两级从未授出，制度须结合实际赐姓理解。

新姓把天皇对家族地位的判断转为可以传给子孙的身份，也能酬答盟友。低位家族可能仍有地方资源，却失去宫廷中的优先地位。个人位阶与家族姓不同，官职则规定任务，一个人可同时有世袭姓、个人位阶及行政或军事职务。

服装的颜色、形制、可用饰物，使等级在说话前便可辨认，减少朝会与典礼中的含混，也吸收、调整大陆形式。685年的位阶变更属于同一方向，天武朝仍反复修改制度，后来律令官职、位阶又再次调整。

墓铭、木简与后世家谱，有时留下具体人物所用称号，各件材料仍有自己的年代，也可能采用回顾性措辞。新姓改变了家族获朝廷承认的身份与先后次序，并未剥夺所有地方权力。

14. 病重、朱鸟年号与去世

686年，天武病重，朝廷召佛教僧侣、祭献，并派皇族女性前往伊势相关场所。这些记述反映了皇家祈求康复的种种办法，天武究竟患何种疾病仍不清楚。病情恶化后，鸬野赞良与草壁获授权处理政务，使政府继续运作，也让未来持统在即位前已有实际权力。

朱鸟年号宣布于这一危机中。年号可表达吉祥更新，官员与文书也须采用新的纪年，天皇的前景则尚未确定。《日本书纪》将其去世记为686年旧历九月初九，地点是正宫。生年仍有争议，确切年龄随生年推算而变化。

死亡开启长期丧葬与政治程序，朝廷陆续安排奉安遗体、举行悼念仪式、宣读诔辞、按位阶行礼及下葬等活动。殡宫阶段暂奉遗体、延长下葬前的哀悼，继承尚未完成时，这些仪式继续纪念天皇，也呈现皇族与官员的等级。

大津很快受到控告。有关指控由在继承竞争中胜出的一方留下，案情的解释仍受这一材料来源限制，大津被处死一事则可以确定。草壁没有立即即位，鸬野赞良继续执政，后来成为天皇。朝廷没有再陷入一场壬申之乱，但延续仍靠在世者的判断、支持关系及实际掌权。

15. 由继任者完成的事业

持统政府689年颁行《飞鸟净御原令》，694年迁都藤原京，继续天武项目，也作出新的决策。法令须完成、公布、投入使用，新都经历规划变化后，由持统政府主持后续建设与迁移。

药师寺始于680年求病愈的发愿，天武死后尚未完工，持统继续营建。官方寺史把主尊开光定为697年，完工延续到文武在位。寺院后来迁往或重建于奈良，元药师寺遗址则保留早期地点。天武、持统与后继朝廷，共同推进了这一营建过程。

《古事记》序文将天武记作倡议者，《日本书纪》详述皇统得以建立的战争，保存参与者与事件，也将天武的胜利写成后来主持编书的朝廷得以建立的起点。宫内厅将持统的桧隈大内陵记为与天武合葬，跨越两朝的共同纪念，表达两人政治合作。

天武的法律与家族等级改革加强了皇族的统治地位，为继任者提供可延续的项目，成熟奈良律令制度、地方治理及宗教安排则仍继续发展。672年的胜利赋予他特殊政治力量，他借此重整朝政，为后继统治者施政奠定基础。持统与继任者得到法律工作、都城规划、寺院及更强的皇族统治，也继承了未解决的继承风险，延续成果取决于他们与天武双方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