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纪伊藩的幼主

1846年，菊千代出生于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在纪伊德川家的宅邸中长大。父亲齐顺是第十一代纪伊藩主，也是将军家齐的儿子，已在孩子出生前去世；母亲后来称实成院。纪伊藩的领地以今天和歌山一带为中心，属于德川宗亲中可以提供将军继承人的重要支系；将军统领日本的武家政府。1849年，藩主齐彊去世，菊千代继任第十三代藩主，按当时虚岁算法只有四岁。[I04, I19]

幼主无法独自处理藩务，水野忠央、松平赖学、安藤直裕等人辅佐他，家臣机构维持江户与和歌山之间的政务。水野是幕府派给宗亲家系的付家老，与中央关系密切。1851年，菊千代举行成年仪式，取名庆福，名字中的“庆”来自将军家庆；这时他实际上约五周岁。七年后，水野积极推动他成为将军继承人。[I04, I18, I16]

2. 十二岁的庆福与成年庆喜

1858年，将军家定没有存活的儿子，必须选择继承人。候选人主要是十二岁的庆福和成年的一桥庆喜。庆喜出身水户德川家，他的父亲德川齐昭，以及松平庆永、岛津齐彬等大名，即武家领主，支持他，认为应由较有能力的成年人应对外国压力，也希望大藩更多参与幕府决策。[I13, I14]

庆福的支持者强调他与将军本家的血缘关系，以及将军家自行决定继承人的权利。井伊直弼担任大老，权力超出处理政务的老中，与水野忠央一起支持庆福。一些世代侍奉德川家的谱代大名，也愿意保留在幼主身边的影响。家定最终收养庆福、确定他继嗣。[I01, I12, I13]

家定的母亲与妻子天璋院在大奥，也就是江户城内女性居住和侍奉的组织中各有地位。关于她们私下介入选嗣的记载，确定程度不一；内宅之外也有各方游说，结果并非女性集体作出的一次选择。随后安政大狱处分反对者，使分歧更加尖锐。[I01, I03, I13]

3. 接手已经签下的条约

1858年家定去世，年末庆福改名家茂，成为第十四代将军。十二岁的将军身边有重臣处理政务、觐见与任命。他接手的外交决定，包括当年7月29日在家定任内签下的日美通商条约：岩濑忠震、井上清直在井伊直弼支持下完成谈判，随后幕府又与四国订约。[I13]

条约规定开放港口、允许外国人居住贸易，并限制日本对外国人的司法管辖与关税自主。港口官员和翻译必须把条款落实到日常事务中。朝廷没有事先批准条约，这使反对者更能指责幕府擅自决定大事。[I13]

安政大狱又以禁闭、罢免和处死压制异议，桥本左内、吉田松阴等人遇害。缺少证据表明幼年的家茂亲自主持这些处分，但它们发生在他的政府之下，也影响了他后来须处理的政治关系。1860年井伊遭刺杀后，幕府需要重建支持。[I01, I12, I13]

4. 刺杀之后，推动皇妹成婚

1860年3月24日，也就是旧历三月初三，原水户藩武士与一名萨摩出身的武士在江户城樱田门外杀死井伊直弼。幕府一度以患病掩饰他的死亡，为彦根藩的继承争取时间；随后由老中安藤信正、久世广周等人承担政务，没有立即任命新的大老。[I13]

家茂与孝明天皇妹妹和宫的婚姻，成为争取朝廷合作的办法，通常归入“公武合体”，即朝廷与武家政府联合的政策。井伊家史料显示，刺杀发生前已在谈婚，家茂希望早些确定的意向也经中间人传达。和宫原与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订婚，并不愿改变婚约；这场婚姻须由两家反复交涉。[I01]

孝明同意婚姻，以幕府推行攘夷、排除外国势力为条件。然而幕府已经订约，不能轻易撤销。1861年，和宫获内亲王名号，名为亲子，并将带着宫廷侍从前往江户。婚事把两家联系起来，也把彼此不一致的要求带进了将军家。[I03, I01, I13]

5. 一整套宫廷随和宫东行

1861年旧历十月，和宫离开京都，沿内陆的中山道前往江户。母亲观行院与侍从同行，沿途驿站及附近村落须安排粮食、住宿、搬运和劳力。她旧历十一月先住进清水德川家宅邸，十二月才进入江户城。[I03, I13]

和宫保留宫廷称呼、服侍方式及与京都的联系。城内已有家定遗孀天璋院这位资深女性，迎接、衣着和礼仪次序因此出现争执，后来又逐渐调整。两位女性所处的等级体系不同，不能把这些摩擦简单归成永久敌意。[I03]

老女官和官员掌管婚礼、接见与日常安排，家茂和和宫两个年轻人无法单独改写规则。婚礼将至，幕府向朝廷作出的攘夷承诺仍未解决。[I01, I03]

6. 成婚，旧对手重新入政

1862年文久二年旧历二月十一日，家茂与和宫成婚。和宫成为将军正室，称御台所，同时保有皇妹身份。书信、和歌与发饰等遗物留下了两人相互关照的痕迹；这与和宫最初不愿改变婚约并不矛盾。家茂外出时，她也安排冰川神社祈祷，并反复礼拜增上寺的黑阿弥陀。[I03, I06]

同年，萨摩的岛津久光在朝廷支持下推动幕政改革。原先在选嗣争议中失势的人重新担任要职：庆喜成为将军后见，辅佐将军；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任京都守护职，承担京都警卫。家茂身边的权力分配随之改变。[I12, I13, I14]

大名往返江户与领地的参勤交代、妻子和继承人留居江户的规定也获放宽，减轻了各藩负担，同时削弱幕府原有的约束。井伊家史料记载家茂参与用人和海防讨论，但改革需要多方协作。朝廷接着要求将军亲自来到京都。[I12, I13]

7. 将军亲赴京都

1863年旧历二月，家茂从江户沿东海道西行，三月抵达京都，住在二条城。他是1634年家光之后第一位亲赴京都的将军，面对的却是要求幕府攘夷的朝廷。孝明希望他继续留京。庆喜致前尾张藩主庆胜的信，将促成家茂觐见及继续留京，归功于庆胜的斡旋。[I10, I13]

家茂陪同天皇到贺茂神社祈求攘夷，又以患病缺席陪同天皇前往石清水八幡宫的行程。后来的记述认为，激进者打算在仪式上迫使他接受攘夷刀，因此装病；现存馆藏说明收录了这一说法，却不足以确定当时的病情或幕后计划。[I15]

京都警卫由会津等藩承担，武装人员所效忠的对象与政治目标并不一致。家茂后来从大阪乘蒸汽船顺动丸返回：幕府一面承诺排斥外国势力，一面使用西方海事技术。此后，他还会两次西行。[I10, I13]

8. 同一攘夷期限，不同的行动

朝廷与幕府以1863年旧历五月初十为攘夷期限，但没有一支统一军队能够在那天结束各国条约。横滨紧邻江户，通商与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已成为实际事务；幕府官员试图交涉关闭横滨，而没有发动全国统一的对外战争。[I13]

长州位于本州西端，炮击经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遭美、法反击；1864年，英、法、荷、美四国舰队又攻击下关。炮击并非幕府直接下令，外国交涉的后果却仍会压到幕府身上。[I13]

萨摩走了另一条路。1862年，英国商人在生麦与岛津久光的行列相遇，其中一人被杀，赔偿与追责争议引出1863年的鹿儿岛战事。萨摩后来扩大向英国购置军需。攘夷并未变成全国一致的行动，各藩由不同经历作出选择。[I13]

9. 宫门战斗与京都大火

1864年，家茂再次来到京都，但在宫门战斗爆发前已经返回江户。长州自1863年被排除出朝廷政治后，既有人主张请愿，也有人要求动武。1864年旧历六月池田屋事件中的捕杀，进一步推动激进者进军；七月，长州武装试图恢复在朝廷的地位，声称要清除阻碍他们的人，并未得到孝明授权。[I13]

会津、萨摩及庆喜一方守卫宫门，击退长州。战斗引起大火，密集街区的居民失去房屋、货物与生计。这场冲突称禁门之变，也称蛤御门之变。家茂不在现场，但负责京都安全的人仍是在幕府体系内任职。[I13]

孝明随后命令征讨长州，幕府因而得以保护朝廷为理由动员。然而大军仍须由各藩提供；得到天皇命令，与让这些藩共同作战，是两件需要分别解决的事。[I11, I13]

10. 第一次征长，以服从收场

1864年的第一次征长，由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任总督，家茂并未亲自统兵。萨摩参与行动，却不愿把长州彻底消灭或长期占领，西乡隆盛参与谈判。长州的保守派在京都失败后掌权，为避免入侵，同意承担责任，三名家老被迫自尽。[I11, I13]

长州藩得以保留，没有遭全面占领。幕府接受认罪与处分，完成了朝廷要求的惩罚；各藩联合军究竟能否打赢长期战争，尚未经过这次行动检验。[I11, I13]

随后，高杉晋作等人推翻长州保守派，重新组织军政。先前的服从安排失效，幕府遂决定再次征讨。第一次以谈判避免的战争，第二次终于发生。[I13]

11. 大阪的动员与辞职提议

1865年庆应元年旧历五月十六日，家茂离开江户，前往大阪城主持征长准备。大阪便于联络京都和西部战区，却不是前线。各藩须出兵并承担费用，目的与代价引起争议，萨摩尤其反对再次征讨。命令发出了，军队和补给却迟迟不能齐备。[I07, I11, I13]

同年秋天，英、法、荷、美舰船来到大阪湾，要求朝廷承认条约、开放兵库。孝明终于批准条约，却仍不立即同意开放兵库；参与交涉的老中阿部正外、松前崇广面临撤职压力。军事动员因此与对外谈判、朝廷处分纠缠在一起。[I11, I13]

旧历十月初二的一份上表抄本记载，家茂以身体孱弱为由，希望辞去将军职位、交给庆喜，自己返回江户。孝明没有批准，家茂留在大阪继续任职。这是1865年的辞职提议，并非次年临终的继承命令；它也说明，家茂已能就自己的去留提出意见。[I11]

12. 四条战线与大阪病亡

1866年夏天，第二次征长在大岛、芸州、石见和小仓四个方向展开。长州通过军政改革、枪械与集中本地兵力抵抗，幕府方面却由各藩分别行动，指挥与补给难以协调，萨摩又拒绝参加。胜负不能只按人数或武器解释。[I11, I13]

家茂病留大阪城，无法直接指挥远处分散的部队。后世常以脚气解释他的死亡：医学史研究者冈本拓司指出，当时日本医师与西医对病症有不同判断。他将致死病症判断为脚气攻心，联系到维生素B1缺乏造成的严重心脏症状。这是根据留下的记载作出的回顾判断，并非有完整病历可供重诊。[I05]

家茂于庆应二年旧历七月二十日去世，通常换算为1866年8月29日，周岁二十、虚岁二十一。军事失利在死亡之前已经出现；他去世时，战争与继承问题仍待处理。[I05, I11, I13]

13. 继任、停战与和宫的余生

幕府控制公布死讯的时机，安排继承与军队去留。庆喜先继任德川家家督，再成为第十五代将军。他曾是家茂选嗣时的对手，后来又任将军后见。1868年，田安龟之助改名家达，成为第十六代家督；这是家族继承，不是第十六代将军。[I14, I13]

胜海舟与长州的广泽真臣等人在宫岛大愿寺商议停战。海舟日记记于旧历九月初二，换算为1866年10月10日，载有撤兵及长州不追击、不攻击的约定。谈判发生在家茂死后，应与他的1865年辞职提议分别理解。[I08, I02]

家茂遗体送回江户，葬于增上寺，法号昭德院。和宫称静宽院，1868年仍运用皇室与德川家的双重联系帮助维护德川家；1877年，她依愿葬在家茂身旁。今天的墓所也经历后来的改葬。家茂八年在位，从幼主渐渐参与政务，幕府支配各藩的能力却不断削弱。[I09, I06, I13]

1. 幼主之下，藩务继续运转

家茂最初的名字是菊千代。他出生于江户的纪伊德川家宅邸，生日记为弘化三年闰五月二十四日，通常换算为1846年7月17日。父亲齐顺是将军家齐的儿子，也是第十一代纪伊藩主，但在孩子出生前已经去世。母亲后来称实成院，菊千代在藩主家内的侍奉与照料中长大。[I04, I19]

纪伊德川家属于御三家，即德川宗亲中三个地位特别高的支系，其领地以今天和歌山一带为中心。御三家可以向统领武家政府的将军提供继承人。江户宅邸与领地相距遥远，藩务一直需要两地往来的家臣办理。菊千代成为藩主，并不意味着一个幼儿能独自掌握这套事务。[I04, I19]

1849年，藩主齐彊去世，菊千代继任第十三代纪伊藩主，按当时算法为四岁。虚岁在出生时算一岁，逢新年再加岁，因此不能将这个年龄当作现代周岁。藩主既治理领地，也向幕府服役。家臣继续以幼主名义处理命令、财务及联络；继承维持了藩主家的地位，日常决策则由成年人完成。[I04, I19]

水野忠央是其中重要的人物。他任付家老，这类家老由幕府安排到宗亲家系，与一般藩内家臣的身份有所不同，也连接藩与中央。松平赖学、安藤直裕等人同样辅佐幼主。幼主周围的家臣既承担照料与政务，也会在后来选择将军继承人时代表本家的利益。[I04, I18, I16]

1851年，菊千代举行元服，也就是成年仪式，取名庆福。“庆”字取自将军家庆，显示他与将军本家的联系。庆福当时约五周岁，名义上完成成年仪式，在觐见中也有了正式身份；实际处理政务的经验仍与成年人不同。[I04]

纪伊家留下的一只水晶小犬，包装纸把它与家茂幼年联系起来。它提供了家内保存童年器物的线索，却没有留下孩子如何使用它的场景。[I04]

1858年，将军需要继承人，庆福的家世由此成为选嗣的条件。水野忠央积极推动他继嗣，原先围绕幼主治理纪伊的家臣，如今帮助他竞争将军之位。[I04]

2. 继承人之争，也是谁能参与政务之争

1858年，将军家定没有存活的儿子，继承须从宗亲中选择。庆福只有十二岁，另一位主要候选人一桥庆喜已经成年。庆喜出身水户德川家，后来成为一桥家的养子；一桥也是德川宗亲支系。他们都符合家族继承的条件，但各自背后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联盟。[I13, I14]

外国通商压力，使选嗣不再只是家内问题。庆喜的父亲齐昭，以及松平庆永、岛津齐彬等大名，希望由有能力的成年人面对危机。他们也要求大藩在决策中拥有更多发言权，而不由将军身边的老中等重臣独占政务。[I13, I14]

庆福一方强调血缘与将军家的选择权。庆福的父亲是家齐之子，与本家关系近；水野忠央推动本家的幼主，又与纪伊家的利益直接相关。1858年任大老的井伊直弼支持庆福；大老的权力超出一般老中，使这一选择获得幕府最高重臣的力量。[I01, I12, I13]

对于部分谱代大名，即世代侍奉德川家的领主，幼主与熟悉的重臣共同执政，也有利于保存他们在中央的地位。由此，双方争的不仅是庆福和庆喜谁更合适，也是谁有权决定、哪些领主今后能进入决策圈。[I13]

将军内宅大奥也涉及继承关系。家定的母亲与妻子天璋院各有身份、侍从和关系，关于她们介入选嗣的材料却不均衡。现有材料更能呈现各人的不同关系，以及内宅内外并行的游说，尚不能据此认定大奥集体决定了人选。[I01, I03]

正式的继承安排仍由家定收养庆福、命其继嗣来完成，并非井伊自己任命将军。庆福一方获胜后，1858—1859年的安政大狱进一步处分反对者。职位的争议暂时有了结果，反对者对条约与幕政的意见却没有因此消失。[I01, I12, I13]

3. 十二岁的将军，已经作出的决定

家定1858年去世，年末庆福改名家茂，成为第十四代将军。井伊直弼主持主要政治方向，重臣决定哪些事务呈到年幼的将军面前。家茂在这样的安排中参加觐见、任命及其他政务。将军名位使他成为统治家族的代表，实际行动却要经过老中、官署和家臣，不能把这一时期的每个政策都当成他的个人判断。[I13]

最具争议的条约已经签下。1858年7月29日，家定尚在任，岩濑忠震与井上清直在井伊直弼的支持下签订日美通商条约。随后与其他四国订立的条约，扩大了幕府必须履行的对外承诺。家茂继任时接手的是这套安排，并非从是否开放港口重新开始决定。[I13]

条约改变了港口事务。外国人获准居住、贸易，日本对他们的司法管辖受到限制，外国领事掌握相关审判权；关税也受约定约束，不能由幕府任意调整。港口官员、翻译和海关须在具体案件、货物与人员往来中执行这些条款。[I13]

朝廷事先没有批准条约，反对者便将通商问题与幕府是否尊重天皇联系起来。重臣也以镇压维护已作出的决定：安政大狱涉及禁闭、免职、处死，官署与各藩共同执行。桥本左内和吉田松阴等人的死亡，使处分超出职位争执，成为各人家族及政治同伴长期记住的伤害。[I01, I12, I13]

现有材料更多记下重臣、官署与藩的行动，少有家茂独自指挥清洗的证据。处分的后果仍由他的政府承受：条约要继续执行，被处分者及其同伴的怨恨也会影响他后来的执政。[I01, I12, I13]

井伊维持的秩序在1860年遭到猛烈打击。大老在江户城外被刺杀，家茂仍是将军，政府却失去了支持他继任、主导条约与处分的重要重臣。如何获得新的支持，成为眼前的政治问题。[I13]

4. 婚姻把两家联系起来，也带来了条件

1860年3月24日，旧历三月初三，原水户藩武士与一名萨摩出身的武士在樱田门外袭击井伊直弼，将他杀死。幕府一度仍以患病对外说明井伊的情况，为彦根藩安排继承争取时间，避免突如其来的死亡危及藩主家的延续。将军统治可以维持，原来的重臣联盟却不能原样继续。[I13]

幕府没有立即补任大老，老中安藤信正与久世广周等人接手事务。他们仍须维持条约，同时回应朝廷与反对派。让家茂迎娶皇妹和宫，被视为扩大合作的一条途径：将军将成为天皇的妹夫，德川家与皇室可以用亲缘支持政治联系。[I01, I13]

这场婚事并非井伊死后才突然提出。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刊布的井伊家材料，记有1860年旧历二月的交涉，也转达了家茂希望早日确定的意向。这是中间人传递的表态，并非他对婚事的亲笔自述。[I01]

和宫原与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有婚约，她并不愿改变婚约、远嫁江户。改婚牵动皇室、原婚约双方与德川家的安排，需要朝廷继续交涉。孝明最终同意，又要求幕府排除外国势力，攘夷成为这场婚姻的政治条件。[I01, I03]

幕府希望借皇室亲缘稳固权威，朝廷希望将军采取攘夷行动，两种期待没有自动一致。已订的通商条约使幕府不能轻易驱逐外国人，婚姻承诺则使拖延更难向朝廷解释。后来将军赴京、确定攘夷期限，都将在这一矛盾中展开。[I01, I13]

1861年，和宫获内亲王名号，名为亲子。她准备前往江户时，将带着宫廷侍从及自身的身份等级。幕府迎来的既是将军正室，也是一位仍与京都宫廷保持联系的皇妹。[I03]

5. 江户城要容纳宫廷的规矩

1861年旧历十月，和宫从京都出发，经中山道前往江户。与沿海的东海道不同，中山道经过内陆。她的母亲观行院与众多侍从同行，行程需要沿路驿站及邻近村落提供住宿、食物、运输和劳力。联姻的政治决定，由许多人承担的实际供给才得以完成。[I03, I13]

和宫旧历十一月先住进清水德川家宅邸，十二月进入江户城。这次迁居分为先到江户、再进入将军居处两个阶段，要安置的是皇妹及一整套随行宫廷人员。宫廷的称呼、衣着与服侍方式随她而来，与京都的书信联络继续存在。这些安排使和宫能够保有皇妹身份，却也要求江户城内已有的人员调整规矩。婚姻所建立的亲缘，需要在日常接见、位次和侍奉中不断落实。[I03]

家定的遗孀天璋院已是城内资深女性，和宫则凭皇室出身拥有另一套尊卑依据。两人之间的迎接方式、衣着和礼仪次序产生摩擦，后来又逐渐协调。双方的相处从摩擦走向调整，早期争执并没有固定为此后不变的关系。[I03]

大奥的老女官和幕府官员办理婚礼、接见与出入安排。家茂与和宫虽是婚姻中心，却仍是年轻人，受到两家长辈、官员及侍从体系的约束。礼仪的冲突与调整都牵涉这套人员安排。[I03]

等到婚礼即将举行，江户城已开始容纳宫廷的规矩，政治承诺却没有同样容易落实。攘夷要求仍在，通商港口也仍在运作。两家越紧密地联结，彼此不同的期待就越难搁置。[I01, I03, I13]

6. 夫妻关系与幕政改革同时展开

家茂与和宫于文久二年旧历二月十一日成婚，通常按年号记在1862年；不能将日期直接当作公历2月11日。和宫成为御台所，即将军正室。她在德川家的地位与皇妹身份并存，婚礼没有抹去她与京都的联系。[I03, I13]

后来留下的书信、和歌及发饰等物，显示两人有相互关照。和歌以三十一音为基本形式，也成为他们传递情意的方式之一。和宫最初不愿改变婚约，婚后关系却有所发展；这些材料支持的是关系的变化，尚不足以还原每次赠答的具体情境。家茂出行时，和宫安排在冰川神社祈祷，也反复礼拜增上寺的黑阿弥陀。这样的宗教行动，与书信一起留下了她关心丈夫安危的具体痕迹。不过，将军的出行安排、婚姻中的政治责任，并不能仅由夫妻感情决定。[I03, I06]

1862年，萨摩的岛津久光带着朝廷支持推动幕政改革。选嗣时落败的一方重新获得重要职位：庆喜成为将军后见，负责辅佐家茂；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东北会津藩的松平容保任京都守护职，承担京都安全。过去的对手如今进入了将军政府。[I12, I13, I14]

参勤交代也获放宽。原先大名须往返江户与领地、妻子和继承人通常留在江户，这些规定给各藩造成财政及居住负担。放宽减轻了负担，同时使幕府少了一些控制大名的手段。改革扩大合作，也重新分配了德川宗亲、大藩与中央官员的权力。[I12, I13]

井伊家刊布材料中的转报记载，家茂对用人以及庆喜参与海防等事务表现出关注。他已不只是十二岁时由重臣围绕的幼主，却仍须通过这些人处理事务。朝廷要求将军赴京，使他本人也必须进入正在变动的政治关系。[I12, I13]

7. 赴京后，将军须回答朝廷

1863年旧历二月，家茂从江户沿东海道西行，三月抵达京都，住进二条城。上一次将军亲赴京都还是家光1634年的行程。那时将军展示统治资源；如今朝廷要求家茂到来，追问幕府如何履行攘夷承诺。同一个将军名位，面对的力量关系已有很大变化。[I10, I13]

家茂在京并不只须出席仪式，还涉及觐见、停留多久以及幕府如何答复。孝明表示，过早离京会使他感到不安。庆喜在旧历三月二十日写给前尾张藩主庆胜的信中，将促成家茂继续觐见、延长留京归功于庆胜的斡旋。将军公开出现的背后，也有宗亲与重臣为他斡旋。[I10]

家茂陪同天皇前往贺茂神社，为攘夷祈祷。仪式将天皇的要求与将军的身份联系起来，使承诺更为公开，却没有提供一套足以同时执行条约与排斥外国人的政策。朝廷期待具体行动，幕府须面对港口、军力和交涉的现实。[I13]

计划中陪同天皇前往石清水八幡宫的行程，家茂以患病缺席。关于此事，后来的记述称激进者准备借仪式向他授予攘夷刀、迫使其行动，因而称病躲避。历史博物馆对相关藏品的说明保留了这种说法。患病是当时所给的理由，装病避刀则属于后来传下的解释；后者尚不足以确定当时病情，也不是强迫授刀已发生的证明。[I15]

京都还有不同藩的武装与政治团体。会津承担警卫，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服从同一套命令；朝廷、大藩与幕府之间仍有不一致的目标。家茂的到来使将军亲身参与，却没有消除这些分歧。[I10, I13]

他后来从大阪乘蒸汽船顺动丸返回。使用西方海事技术，与幕府公开承担的攘夷责任并存，正是当时政策处境的一部分。1864年和1865年家茂还会再次西行，亲赴京都、大阪渐渐成为应对危机的方式。[I13]

8. 攘夷的日子到了，命令仍各自执行

朝廷与幕府确定文久三年旧历五月初十为攘夷期限，按年号属于1863年。这一天承接了婚姻和赴京期间的承诺，但幕府没有能让全国同时开战、废除条约的统一指挥。日期说得明确，不等于各地具备同一套行动条件。[I13]

横滨港就在江户附近。外国人居住、贸易、关税和领事司法已经依条约运作，幕府官员每天须办理具体事务，也试图交涉关闭横滨。港口的商业分量与外国人的条约权利，使这一较有限的方案仍难实施。国内宣布攘夷，并不会使外国人放弃约定权利，幕府仍须交涉，也承受贸易中断和战争的风险。[I13]

本州西端的长州控制着下关附近的要地，海峡是航运通道。长州炮击外国船只，随后遭美、法反击。1864年，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又攻击下关，显示地方行动会引来远超一个藩所能独自处理的对外压力。[I13]

幕府并未直接指挥这些炮击，但外国使节与舰船仍会要求它处理后果。长州又可以用奉行天皇攘夷要求说明自身行动。幕府因此同时面对外国的追责与国内关于是否服从朝廷的争论，不能靠把责任划给一个藩就脱身。[I13]

萨摩的经历不同。1862年，英国商人在生麦骑行时遇到岛津久光的队伍，其中一人遭杀害；赔偿和追究责任的争执，引出1863年英国与萨摩在鹿儿岛交战。此后萨摩扩大向英国购买军需，并非一直沿着最初的敌对关系行事。[I13]

同一个攘夷期限之下，幕府交涉、长州开火、萨摩先战后扩大采购，走出了不同路径。朝廷可以提出期限，各藩也可以声称奉命，家茂的政府却难以把这些选择约束为全国一致的行动。这个困难不久又在京都安全事务中显现。[I13]

9. 长州进军，战火烧进京都

1864年，家茂再次来到京都。庆喜、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及其他势力共同处理当地政治与安全，职责并不完全分明。家茂在宫门战斗爆发前已经返回江户，宫门战斗并非由他现场指挥。[I13]

长州自1863年旧历八月被排除出朝廷政治后，内部对恢复地位的方式有分歧。有人主张请愿，也有人希望用武力改变局面。1864年旧历六月的池田屋事件中，人员被捕或被杀，进一步推动激进者要求进军。[I13]

旧历七月，长州武装逼近皇宫，声称要清除阻碍他们的官员、恢复进见天皇的机会。孝明并未授权这种武装行动。长州自称尊奉天皇，却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军，因而与守卫宫门的势力发生冲突。[I13]

会津、萨摩与庆喜一方守卫宫门，击退长州。这场冲突称禁门之变，也因战斗地点称蛤御门之变。家茂不在现场，守卫者却包括幕府所任命、所依赖的官员与藩军，因此战斗仍影响他的政府。[I13]

火势从战斗波及京都密集的街区。损失不只属于参战武士，还包括居民的房屋、商家的货物与维持日常生活的财产。守卫者保住了皇宫，城内许多居民却同样遭受了灾难。[I13]

孝明命令征讨长州，幕府因而可以用保护朝廷的名义发动军事行动。然而真正出兵仍要依靠各藩。朝廷授予讨伐的理由，各藩是否接受同样的作战目标、愿意承担多少费用，则须在动员与谈判中解决。[I11, I13]

10. 长州认罪，联合军没有经历大战

第一次征长于1864年展开，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担任总督。尾张同属御三家，宗亲地位有助于统率征讨安排。家茂没有在前线亲自带兵，军队由参与行动的各藩提供，幕府须依靠这些领主与其指挥者。[I11, I13]

萨摩虽然在京都对抗长州，并参与这次征讨，却不愿把长州藩彻底消灭或长期占领。西乡隆盛参与斡旋，寻找能让长州认罪、又避免全面入侵的处理办法。联合行动之内，惩罚的程度也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想得一样。[I13]

京都失败后，长州保守派取得政务主导权。他们选择服从，为藩保住延续的机会。三名家老被迫自尽，责任由具体的人和家族承担；因此，即使没有发生预期中的全面入侵，也不能称作无血解决。[I11, I13]

幕府接受长州认罪及相关处分，朝廷要求的惩罚有了交代。长州藩的机构与领地并未被全部废除，也没有经历全面占领。大军集结的威胁与谈判共同促成这一结局，家茂政府接受了这样的服从方式。[I11, I13]

这次结果保住了幕府讨伐的名义，却没有检验各藩联合军长期作战的能力。不同藩的目的、指挥和费用问题，也没有因长州暂时认罪便自动解决。第二次征讨时，这些差异会更直接影响战局。[I13]

长州内部随即发生变化。高杉晋作及其同伴推翻保守派，重新组织军政，先前服从幕府的安排不再约束掌权者。对幕府而言，第一次接受的认罪已无法维持；对长州而言，保全藩的道路转向武装抵抗。家茂于是准备再次西行。[I13]

11. 大阪的将军：征讨未开，对外交涉又至

庆应元年旧历五月十六日，家茂离开江户，前往大阪，按年号属于1865年。大阪城成为征长准备的据点，便于联系京都，并通过道路、海路连接西部战区。身在这里使家茂更接近行动，却仍不是在各条前线亲自指挥。[I07, I11, I13]

动员拖延了数月。出兵需要各藩拿出人员、运输与补给，也要由它们承担费用。再征长州的目的受到质疑，萨摩尤其反对；幕府能够发布命令，却不能因此取得各藩同等程度的投入。军队未开战，合作是否可靠已成为问题。[I11, I13]

《在阪中日记》保留了家茂西行期间的活动记录，也记下从出发次日起每天更换的暗号。国立公文书馆对这一项目的说明指出，暗号的具体用途不明。暗号显示出行总部伴有日常管理安排，至于是否针对特定威胁或军事计划，仍缺少明确线索。[I07]

秋天，英、法、荷、美舰船来到大阪湾，要求朝廷正式承认条约，并开放靠近大阪的兵库港。外国的要求已逼近京都政治中心，幕府无法把征长准备与对外交涉隔开。孝明最终批准条约，却仍不立即同意开放兵库；两项要求没有同时获准。[I11, I13]

老中阿部正外、松前崇广因交涉面临撤职压力。家茂必须依靠官员谈判，官员的承诺又可能受到朝廷处分。幕府、朝廷与外国之间反复议价，使将军处在并非一纸命令就能结束的困局中。[I11, I13]

旧历十月初二，一份上表抄本记载家茂请求辞去将军职。他以身体孱弱为由，提议把职位交给庆喜，自己返回江户；孝明不准，他继续任职。这份1865年的提议使家茂自身的任职也成为交涉的一部分，朝廷与重臣须面对各自要求对政府行动的影响。家茂已能讨论自己的去留，却仍依靠重臣和各藩合作；时间早于次年病亡，属于在任时的政治交涉。[I11]

12. 战线分散，将军病留大阪

1866年夏天，第二次征长终于进入作战，主要有大岛、芸州、石见、小仓四个方向。大岛是岛屿战区，芸州方向经过长州与广岛一带的接界，石见在本州西部北面，小仓则位于海峡对岸的九州。四个名称表示不同战区，不是一支军队依次行经的路线。[I11, I13]

长州经过军政改革，改善组织与枪械配置，也能够在本地集中兵力抵抗。幕府军由不同藩分别出动，指挥分散、补给线长，萨摩又拒绝参加。即使幕府号称动员更多兵力，也不能据人数就判断哪一方在每处战场更有优势。[I11, I13]

家茂此时病留大阪城，无法直接控制远处各军。重臣与藩军须继续作出判断，将军在政治上的最高名位不能弥补现场协调的缺口。战局开始失利时，他的健康也日益恶化，两种危机同时存在。[I05, I11, I13]

后世常以脚气——一种与维生素B1缺乏有关的疾病——解释他的死亡。冈本拓司在2013年的医学史讨论中指出，当时日本医师多按脚气理解，西医却有风湿、胃肠及心脏症状等不同诊断；冈本将致死病症判断为脚气攻心，联系到维生素B1缺乏及严重的心脏症状。这一判断依据留下的记载回顾而来，并不等于保存了一份完整病历，可对他重新确诊。[I05]

关于精细饮食与甜食的叙述，能提示当时生活中的某些饮食习惯，却不能代表家茂全部食谱，也不足以将死亡归于一个单独原因。医学解释有助于理解病亡，仍须与当时病情记载中的分歧并看。[I05]

家茂于庆应二年旧历七月二十日去世，通常换算为1866年8月29日。他周岁二十，按当时算法为二十一岁。幕府的军事失败已经出现，死亡又使尚未解决的战局增加了继承问题。[I05, I11, I13]

13. 家族可以延续，政权未必继续

家茂死后，幕府控制公布死讯的时机，处理继承与军队部署。庆喜于1866年先继任德川家家督，再成为第十五代将军。八年前，他曾与庆福竞争继嗣，后来成为家茂的后见，如今又接下将军职位。原先的竞争者历经辅佐将军，再接掌本家与政府，身份几次改变。[I14, I13]

战争还须由活着的人收拾。海军官员胜海舟与长州的广泽真臣等人在宫岛大愿寺会谈。海舟日记记于旧历九月初二，通常换算为1866年10月10日，保存了撤兵及长州不追击、不攻击等约定。家茂已去世，协议由仍在处理战局的官员谈定。[I08, I02]

家茂的遗体送回江户，安葬于增上寺，法号昭德院。和宫后来称静宽院。丈夫死后，她仍拥有皇室与德川家的联系，1868年参与维护德川家的政治活动；她的余生因此不只是一位寡妇守墓的私人故事。[I09, I06]

同年，田安龟之助成为德川家的继承人，改名家达，列为第十六代家督。他没有成为第十六代将军。幕府结束后，德川家的家督继续传承，原来的将军职位却不再延续。[I13, I14]

1877年，和宫去世，依愿葬在家茂身旁。增上寺今天的墓所也经历后来的改葬，并未完整保存十九世纪原状。两人的合葬关系与书信，留下了政治联姻中的个人联系；后来绘成的肖像又延续了家茂的身后纪念。[I09]

家茂在位约八年，开始时是依赖重臣的幼主，后来已能参与用人、海防、赴京与辞职讨论。与此同时，幕府对朝廷、外国及各藩的要求越来越难同时作出有效回应。他的个人参与有所增加，政府统率地方军队的能力却在减弱，这一落差贯穿了他的将军生涯。[I10, I11, I12, I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