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次蒙古侵日

1274年秋，蒙古统率的舰队经对马、壹岐进攻日本，抵达九州北部的博多湾。忽必烈此前多次要求日本与他建立外交关系，镰仓政权始终拒绝正式回信。来袭军队包括蒙古、中国和高丽的士兵；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还提供船只及海上支援。

镰仓政权是以镰仓为中心的武家政权。执权北条时宗负责政治上的应对，九州将领则在当地组织抵抗。来袭军队攻破岛上的防御后，在博多一带登陆，以密集队形和弓箭作战。守军难以抵挡，被迫向内陆的防御据点水城退去。

武士竹崎季长的绘卷记述了他的参战经历：他从箱崎一带经博多，奔向赤坂、鸟饲潟的战场。季长及同伴在敌军射击中受伤，随后白石通泰率援军赶到。地方将领少贰景资也出现在记述中。这份参战者的记录重在说明自己的服役经历、争取认可；绘卷后来经过改动，因此用它重建整个战役有一定限度。

来袭军队退回船上，舰队最终撤离，没有建立持久据点。历史学者Thomas Conlan认为，蒙古军可能利用有利风向返回大陆。毁灭性的风暴发生在1281年的第二次进攻。

撤军后，镰仓继续备战。1276年，武士在博多湾沿岸修建石墙，海岸警备也一直延续到1281年第二支侵略舰队来袭之前。参战者还需要服役得到承认：竹崎季长在1276年因第一次战役中的功劳获得海东乡领地。这次进攻改变了镰仓政权及其武士所承担的职责。

1. 海上来书与渡海准备

忽必烈要求日本与他建立承认其权威的关系。1266年，他的政府向高丽发出文书，命高丽国王引导使者前往日本。高丽使者在1268年将国书送到大宰府，随后转送镰仓，再送京都朝廷。国书要求建立关系，并以拒绝可能招致武力相威胁。此后使团接连到来，镰仓始终拒绝正式回信，外交施压与渡海作战的准备同时进行。日本没有答复，意味着这一政治要求始终未获回应。

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已经受蒙古控制，为远征提供船只、军队和海上支援。远征军既有蒙古人，也有中国和高丽的士兵。“蒙古侵日”这一名称指的是统率力量，并非所有士兵、水手的身份。

日本的应对涉及不同权力中心：朝廷仍在京都，镰仓的武家政权则组织军事服役。北条时宗在1268年成为执权，负责应对海外威胁；九州的地方将领负责集结武士，在当地抵抗。

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两国之间的岛屿，以及九州北部。对马、壹岐位于舰队航路上，岛民会先于九州大批守军遭到攻击；博多湾则有多处适合登陆的地点。九州将领须在沿海集结武士，1276年才建成的石墙，在这次战役中还不存在。

组织远征比发出要求费时。蒙古命高丽供应船只和士兵，军队、海上支援必须集结，才能向岛屿进发。日本一方，镰仓在1274年前已要求在九州拥有领地的御家人承担当地防御。朝廷和宗教机构同时举行祈护仪式，武家政权则组织武装服役；备战与祈祷都是对海外威胁的应对。

2. 岛屿攻防与博多交战

1274年秋，远征军从朝鲜半岛出发，先攻对马，再攻壹岐。按战役记载中的日本历法，两次攻击分别发生在十月初五和十四日。岛上抵抗被压倒后，舰队继续驶向九州北部，在博多湾一带登陆。岛民先承受了侵略军的暴力，随后在博多集结的守军未能保护这些岛上居民。

登陆军在沿海通道及附近地带交战，战场包括赤坂和鸟饲潟。密集队形、弓箭攻势迫使日本守军向内陆的水城退去，侵略军随后也返回船上。登陆后的军队若要向内陆持续作战，须建立据点，并维持登陆地点以外的补给；最后撤离时，这一目标仍未实现。

竹崎季长是九州肥后的武士。他后来委托制作的《蒙古袭来绘词》，沿着箱崎、博多、赤坂、鸟饲潟的路线记述其参战经历，地方将领少贰景资也出现在日本军队中。绘卷说，季长与同伴在鸟饲潟受伤，战马中箭；肥前武士白石通泰率援军上前，敌军随后向麁原的阵地退去。这一段具体记述了武士在敌军攻击下如何得到同伴援助。

绘卷也在为季长争取认可。图像、题词展示他的服役经历；绘卷在流传中，场景的顺序和内容发生变化。它保留的是参战者选取的一些遭遇，并受到争取功劳认可这一目的的影响。

绘卷还画出季长与敌军之间的爆炸装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介绍绘卷摹本时，将其称为teppō。图像保存了侵日叙述中的这种武器，但场景经过改动，难以据此确定每次交战的装备和先后顺序。伤员、中箭的马匹与援军的到来，则具体说明绘卷中的日本守军如何依靠其他武士相助。实际交战比日本武士独自决斗、大陆军队统一协同的简单区分更复杂。

退回船上与驶回大陆，是撤退中的两个先后环节。舰队最后离开，未在日本本土留下持久基地。Thomas Conlan认为，蒙古军可能利用有利风向返回大陆；这一解释针对返航的风向；军队先前为什么退回船上，并不能一概归于天气。1281年的毁灭性风暴属于后一次战役。

3. 撤军后的海防与赏赐

舰队撤离，博多及其内陆通道没有成为蒙古统治的持久基地，日本在这次远征中免于被征服。但对马、壹岐的损失已经发生，沿海仍有遭另一支舰队攻击的危险。

镰仓因此继续要求武士备战。1276年，武士在博多湾沿岸修建称为“元寇防垒”的石墙，按各自领地承担不同区段的工程，警备服役也持续进行。今天留存的墙体记录的是第一次战役之后的应对。1281年，规模更大的第二支远征军到来，考验这些准备。

参战武士还须让将领和政权承认自己的功劳。季长后来的文书记载，他因第一次进攻中的服役，在1276年获得海东乡。这是绘卷所述争取认可的一个具体结果。领地赏赐用于酬答已经完成的服役，分段筑墙与轮流警备则为下一次进攻做准备。日本没有通过海外征服获得新领地，政权只能用国内资源满足这些需要；战斗结束后，武士家庭与领地持有者仍须承担工程、驻守。

持续防御也得到机构和收入的支持。蒙古侵日期间，寺社获得土地，让宗教人员能继续举行祈护仪式；博多中心的一项授地，也支持守护指挥防御的职责。Conlan将这种授予机构、职务的土地，解释为使人员更替后职责仍能延续的办法。它们与武士的警备义务一同发展，为长期海防提供收入和组织。

4. 参战记录、神风记忆与防垒遗迹

第一次蒙古侵日考验了镰仓如何组织海外防御。政权中心发出的命令，需要远方沿海的将领、武士实际执行。季长的绘卷与领地文书，又把战斗经历同政权承认、赏赐服役的过程联系起来：图像说明他的行动值得认可，后来的土地持有记录则提供获授领地的证据。

后世以“神风”，即神圣之风，把两次进攻联系起来，作为日本受到保护的宗教解释。两场战役的军事条件却不同：1281年的第二支远征军，面对的是1274年之后修建的沿海石墙，又遭到毁灭性风暴。

侵日之后编成的《八幡愚童训》，将胜利归于祈祷及寺社的力量，也记录对马、壹岐遭受的暴力。它保存了有关保护日本的主张，以及本土武士选取的战斗场景以外的遭遇。因此，宗教记录的内容还包括岛上暴力与寺社祈护，并不止于风暴。其编写时间、目的，与季长争取功劳认可的记录不同。

防垒后来也经历变化：一些区段埋入沙中，另一些遭到拆除。1913年，今津开始考古调查；1931年，遗迹被指定为国家史迹；1968—1971年的发掘、保护工作，逐渐形成今天可见的展示区段。墙体留下中世纪工程的痕迹，现状也反映近代以来的找回与保护。它与领地文书、绘卷、寺社记录一起，保存了战斗、后续服役和后来记忆的不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