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多湾元寇防垒：各修一段，连成海防

博多湾中世防垒的今津地段，一端以花岗岩为主，另一端多玄武岩，中间还有两种石材交替砌成的工段。福冈的考古介绍将它们与附近不同山丘联系起来。即使文书没有写出施工者，墙中的石头也留下了分头取材的迹象。^[1]

这道防墙通常因蒙古入侵而为人所知。地图上的一条线，似乎来自一个统一命令；要把这条线变成相邻的墙段，却须由各国分担、土地占有者承担义务，再落实到具体工段。

元寇防垒修于1274与1281年两次入侵之间，遗迹散布博多湾沿岸，并非一段始终露在地面的连续墙体。各段的差别，说明庞大工程怎样分摊，也说明修墙只是守卫海岸的开始。^[4]

1274年，元朝与高丽组成的远征军从朝鲜半岛出发，抵达九州北部。博多一带发生战斗，远征军随后撤离。这支跨海军队包含不同族群。国学院大学博物馆介绍将出发地定在合浦，即今天马山附近。^[2]

海岸地形给守军出了难题。海湾西部的百道，登陆军可进入附近聚落和山丘作战。福冈关于西新遗迹的介绍，将这片海岸与祖原、鸟饲及赤坂周边的战斗联系起来。战事横跨当地地形，并不限于一座城的城门。^[3]

船队再来，仍可能从沙滩登陆，再向内陆推进。镰仓幕府于是于1276年下令修筑石砌防御工事。工程沿海湾断续延伸约二十公里，河流和地形变化使墙线并不连续。中世文书称之为“石筑地”；今天，散落的遗迹统称元寇防垒。^[4]

防墙设在哪里，与修得多高同样重要。它在海上抵达与陆上作战之间加上一道障碍。来军渡海之后，还须突破有人防守的岸边，才能在陆地展开。这道墙针对的是登陆，守军仍须作战，海面与各个岛屿也不能靠它保护。

守一所宅邸可以由当地人负责，改变整个海湾的登陆条件，则须许多人相邻施工。他们的领地未必紧靠受威胁的海岸。幕府需要把区域性的危险，分成土地占有者必须履行的具体义务。

1276年旧历三月的一道命令，记录了这种分配。参与九州防卫的少贰经资，命深江村地头在当月二十日前带工人到博多，领取负责的施工地点。文书交代了目的地、期限与分配办法。^[5]

地头不能只送一笔钱或承诺支持。他要召集工人，带到港口，并对指定工段负责。文书点出了安排劳力的人，却没有列出工人的姓名。

二十日前的期限，是到场并领取工段的期限，并非整道防墙的竣工日期。命令还将这些工人与分配给拟议征高丽远征的人区分开来。修筑防御工事与其他军事准备同时进行，不同任务都需要人手。这封信记录一项义务怎样分配，未列出全工程人数。

土地是分摊的依据。福冈的教育介绍说，每一“段”土地须修一寸墙；这里的“段”是面积单位，这一比例约相当于每一千平方米土地承担三厘米墙长。西南学院大学也给出这个比例。不同大小的领地，由此可折算成同一种施工义务。^[6]

比例定下来，还得有人办事。深江命令记录了下一步：承担责任的地头带工人到场，领取自己应修的部分。土地核算与成墙之间，还有召集、往返、取材和施工。

同样长的墙也未必需要同样多的功夫。石源容易取得的地段，与须换用材料或基础的地段，条件可能不同。按长度分配义务后，各组仍须把自己的工段与邻段接起来，才能组成有效的障碍。

今津清楚显示了这两者怎样相接。当地花岗岩与西面的高祖岳有关，玄武岩则与东面的毗沙门山有关。福冈市介绍认为，交替工段可能对应九州南部日向、大隅两国的责任分界，以及各自按土地再作的分配。不同材料是实物证据；将它们归于不同国的工段，则是结合考古与文书作出的解释。^[1]

承担义务与取得石材，可以走不同路线。领主或地头因九州某地的土地而负有责任，施工时却可在海滩附近取材。今津附近的石源，说明工程同时依赖区域分摊与当地资源，而不必由每个参加地区把本地石头横运到海岸。

福冈市博物馆介绍说，各段分别施工，石头和黏土就近取得，接缝处的构筑变化有助于辨认分工。馆方认为，这种同时施工的办法，使主体工程约半年便告完成。^[7]

几个队伍各修一段，无须等一个施工队沿线推进，因而可以加快工程。各段交界却仍要接得足够紧密，才能形成同一道障碍。墙面可见的变化，由此也记录了组织方式。

生之松原提供另一例。西段用永垂一带的石料，包括花岗岩与伟晶岩；东段用与小户有关的砂岩。福冈市介绍将生之松原的责任归于肥后，把朝姪浜方向的工段归于肥前，并提出石材变化可能对应这一分界。^[8]

文书可指定地区，却未必逐石说明；石头可指出产地，却未必留下命人搬运者的姓名。将两者合看，才有更具体的解释：远方领地的义务，在特定海滩履行，所用材料可以就近取得。各段材料不必一致，也能由同一套分配办法组织起来。

差别不仅沿墙面出现，也在墙体内部。今津发现的厚实构筑以石头、沙填充，没有其他一些地段所见的黏土。生之松原则在石砌外墙后填黏土。公布的剖面图，呈现了不同做法。^[9]

面向海的一张墙面照片，无法交代全部工程。背后的填料也是障碍的一部分，墙基还须适应沙丘与变化的地面。西新发掘发现，沙丘上的墙基铺有黏土。可见石面下的支撑，同样属于防御工事。^[3]

西南学院大学建楼时，又发现石墙后方约一米处有独立土垒。发掘地段因此是两重构筑，不是单纯填在石墙背后的土体。这道土垒的军事用途仍未确定，但发掘表明，此处防御工事占据的空间、包含的构件，都超过从石墙正面所能看到的部分。^[10]

今津与这里的剖面不同。共同的海防工程，可以采用不同构筑办法。墙段接缝、填料与基础，须放在一起比较，才能说明各段怎样修成。

1281年，入侵再次发生。从高丽来的船队，与从中国南部出发的另一支部队参加同一场远征。博多周边的石垒阻挡登陆，日本武士则乘小船出海攻击敌船。福冈的历史手册将防垒与小船出击列为相互配合的防御行动。^[11]

墙后的守军争夺上岸通道，船上的武士则可接近仍在海面的舰队。这是同一海岸空间中的不同作战办法。防墙改变了来军登岸立足的条件，远处船只仍须由出海的人应付。

历史学者Thomas Conlan强调，1281年的战斗有很大部分发生在岛屿周边和海上。他反对只讲最后的风暴、忽略日本抵抗的叙述。这样理解，防墙是更大范围战役中的一部分，博多沙滩之外仍有战事。^[12]

风暴与海上损失也仍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博多湾外高岛周边的考古调查，发现与入侵舰队有关的陶瓷、金属器物及官印。松浦市的考古机构将它们与1281年灾难的调查联系起来。这些是远征在另一片海域的遗物，并非从博多防墙脚下出土。^[13]

高岛附近的舰队损失，无法单独衡量今津某段防墙的效果；防墙的存在也没有消除风暴的影响。登陆尝试、武装抵抗、停泊地之间的移动与恶劣天气，共同构成战役。防墙改变的是其中一环：在已遭入侵的博多湾，军队怎样从水上进入陆地。

入侵军撤离后，海岸义务没有立刻解除。福冈市博物馆文书目录列有1287年关于室见川、多多良川河口设桩的命令。防守除了石砌地段，也要顾到河流入口。^[14]

目录还将十四世纪文书列入维修史，其中有1342年足利尊氏所发的命令。镰仓幕府结束之后，这些工事仍有人关心。为应付再次入侵而急建的防线，在另一个军事政权下成为持续的责任。

1274至1281年间，沿岸急需修起新墙；此后则要维护或补充已有工事。墙体超过了最初紧急局势的寿命，仍须有人决定怎样安排劳力、怎样修缮。

维修也改变石材。生之松原介绍将主体前方的一列玄武岩判断为可能的修补。石材变化既可能标示相邻工段，也可能出自后来工程。须先确定考古上的先后关系，才能判断一条接缝是否对应中世的分工边界。^[8]

现代调查使这些差别逐渐可辨。1913年的今津调查帮助确认遗迹，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的系统调查，又检查多个地段。国家保护始于1931年，遗迹却并未同时全部显露；人们随着各段发掘、比较，逐渐积累知识。^[15]

西新因填海，岸线向北推移，原本临海的工事如今在内陆。西南学院发现的地段，后来向东北迁移约十二米，在大学建筑内重建保存。其材料与所记录的平面仍有价值，展示位置却不能准确标出中世岸线。^[10]

发现也在继续。2016年起，九州大学旧箱崎校区发掘出另一段防垒。箱崎遗迹于2020及2021年增补为国家史迹。沿湾分布的工程，有一部分曾被现代城市掩藏。^[16]

从整个海湾看，防垒阻碍来军登陆；从每段看，则各有材料来源、构筑办法与分摊责任。地图上的连续线条表示前者，花岗岩与玄武岩的交替、墙后的填料，以及发给地头的命令，则帮助找回后者。

博多海防由这些份额相接而成。不同土地上的义务，变成相邻施工的墙段；这些墙段改变了海岸的防守条件，武装守军得以凭借它们迎击下一次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