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空海随804年遣唐使入唐

804年，空海随桓武天皇派出的遣唐使出海，受命长期留学；最澄也得到桓武支持，乘另一艘船，受命短期学习佛法、取得经书，弟子兼译者Gishin随行。船只在渡海时分散，最澄主要在天台一带求学，空海则在长安学习密教。同一使团承载着不同的学习计划。

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向密教名师惠果受学，接受灌顶，取得经书、法器与曼荼罗。曼荼罗用图形、图像呈现佛教的神圣世界。这次传承及所获材料，为他回日本传授佛法提供了资源。

806年，空海归国，向朝廷呈交带回的著作、器物目录。桓武当年早些时候已去世，后来空海获得嵯峨天皇支持、获赐高野山、使用东寺，是分别发展的几个阶段。

空海与四国修行有实际联系，巡礼制度则形成于他去世数百年后。

1. 从经典学习到入唐求法

年轻的空海离开寻常的仕宦道路后，将为任官而学得的本领用于宗教。他研习经典时锻炼的记忆、作文、用典、论辩、书写，以及对听众的理解，后来帮助他向天皇、僧人、官员和受过教育的支持者讲述宗教主张。

空海一部系于797年的著作，以代表不同教说的角色展开论辩。他借文学人物安排立场、反驳、教说高下、幽默与信仰转变，角色可以结合常见论点、社会人物类型和夸张修辞。这是一场文学构设的辩论，并非三个真实倡导者在听众面前辩论的现场记录。

与空海一同入唐的最澄，早在785年就在奈良大寺东大寺受具足戒，按日本正式僧侣使用的戒律获得僧人身份。他此前在琵琶湖旁的近江随Gyōhyō学习，也生于当地。其出生年份有766、767两说：后世传统传记支持熟悉的767年，机构历史说明则以正式受戒文书支持766年。两说都不改变有记录的成年仕履次序。

804年，桓武派遣使团赴唐。空海以长期留学僧身份同行，最澄则受命短期取得佛法、经书。两人搭乘不同船只，船只在渡海时分散；到中国以后，他们也有各自的旅程。

2. 长安传承与山海修行

空海到达长安，在青龙寺向密教名师惠果学习。灌顶、经书、法器与曼荼罗都是受学的一部分；曼荼罗用图形、图像组织佛教的神圣世界。教法的传承与这些材料，使他有了可以带回日本的资源。

806年，空海归国，呈交所带著作、器物的目录。桓武已在当年早些时候去世。此后嵯峨朝的支持、高野山的赐给、东寺的使用，才分别发展起来。

空海修行的另一条线索与四国相连，后世巡礼制度则在他去世数百年后形成。山林、偏远海岸的条件与课堂或京城寺院不同，修行者须面对离群独处、饥饿、天气、反复练习、恐惧与身体耐力的考验。

传统记述将空海与祈请虚空藏菩萨、改变记忆和理解能力的修法相联系，但授法的具体次序及各处所称修行地点，留下的记载充分程度不一。修行者的行迹通常比朝廷任职少有官府记录，后世的宗教地理又多以故事保存其意义，并非当时的行程表。

独自修行也需要当地人帮助。向导熟悉道路、水源，人家提供食物、栖身处，寺院与神社的人解释危险地形，船民则把各处海岸连接起来。

3. 使团、授度名额与经卷流通

九世纪初，渡过东海求学须有船只、外交身份、合适季节、补给、文书和许可。桓武朝廷资助使团，既为国与国的往来，也为取得知识；僧人参与的是同时关乎外交、消息、经书与声望的出使。

空海与最澄留学期限不同，相应的学习要求、训练安排以及提前归国是否合理，也有所区别。两人分乘不同船只，船队分散了渡海风险，各人的旅行经历亦不相同。

806年，天台每年获准增加两名正式僧人，名额分用于两类课程，一类研习经典与禅定，另一类学习密教。最澄的僧团由此可以在正式僧侣体系内招收新人，学生同时须承担护国修行义务。这一认可尚未使比叡山拥有自行授予正式具足戒的途径。

密教课程所需的知识，最澄仍在继续寻求。他留存的致空海书信中，从809年起就有借阅入唐经书的请求。比叡山需要可供多名学生学习的材料，最澄自己的寺院也有抄写设施。在Ryūichi Abé分析的信中，最澄说明了在他处安排抄写的困难，其中包括如何供给抄写者食物。经卷的传递需要时间与补给。

4. 故乡出身与后世宗教记忆

空海生于774年，与赞岐有明确联系。关于出身，他同佐伯家和地方上层相连的说法较有依据。

教育需要相当开支。学习汉文须有教师、书籍、纸笔，须能暂离谋生劳动，也须有人期待读书带来仕途进展。家族地位可以让学生接触地方教育，继而通往京城，却不保证成功，也未预定他选择哪条思想道路。

宗教群体将成年创始者视为非凡人物后，传记往往回过头改写童年，把早年事迹写成其非凡性的最初证据。后世关于空海的记述，详细描绘父母、幼名、神圣梦境和惊人行为。地方社会将这些说法作为宗教、地方记忆保存下来；这些童年神迹故事主要反映后世的圣者形象，并非八世纪童年生活的直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