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山部亲王出生在怎样的家族

山部737年出生时，父亲白壁亲王尚未即位。母亲高野新笠出身与早期来日的移民后裔有关的家庭，后来的官方谱系把其祖先追溯到朝鲜半岛百济的武宁王。她的地位低于皇女，这也影响儿子在皇家继承中的位置。[1]

山部仍是皇家可能的继承人之一，地位要看父母血缘以及亲族、朝臣的支持。这份后世确认的母系谱系说明其家世，不能用现代国籍分类解读，也没有直接解释他日后的施政选择。[1]

2. 太子的位置如何换到山部手中

山部766年任大学头，掌管朝廷官员教育机构。770年称德天皇去世，白壁即位为光仁。他最初立皇后井上的儿子他户为太子：井上是圣武天皇之女，这一母系血缘使他户拥有显著的继承地位。[1]

772年，井上与他户受到以诅咒谋害天皇的指控，被废黜。得到藤原百川等人支持的山部，773年被立为太子；井上与他户775年在幽禁中死亡。宫廷指控与继承竞争交织，现存记述不足以确定被废者是否犯罪，也未能完整说明各方怎样推动这次更换。[1]

3. 即位后仍要依靠原有官僚

781年光仁让位，山部即位为桓武天皇，弟弟早良被立为太子。朝廷仍依据刑罚和行政法令，即律令，运作各个官署，并派国司到地方依据户籍征收税粮、征发劳役。奈良大寺也仍有土地、朝廷支持者和宗教职能，实际征收与服役则因地方而异。783年成为皇后的藤原乙牟漏，是安殿及后来出生的神野的母亲，安殿后来即位为平城天皇，神野则后来即位为嵯峨天皇。[1]

4. 为什么迁往长冈

784年，桓武迁都长冈京。这里可以借桂川、淀川水运联系濑户内海，运送建造材料和税粮。负责营建的藤原种继得到天皇信任，也与在当地有长期联系的秦氏相连。与奈良寺院保持距离，是解释迁都的一种看法；水运和地方支持同样关系到新都怎样建成。[1][8]

朝廷入城时营建尚未完成。旧都材料须拆卸运来，官员安置住宅，百姓提供粮食、运输，并承担政府征调的徭役，工匠继续施工。长冈做了十年都城，并非一开始就安排好的临时落脚处。[1][8]

5. 刺杀为何变成继承危机

785年，桓武离城期间，种继遭射杀身亡。主持都城建设的亲信遇刺，使朝廷调查并惩处有关家族，连太子早良也受牵连。大伴、佐伯等有军事背景的家族遭追究，并不等于已证实他们共同策划全部事件。早良为何被卷入，既有新都反对势力的解释，也有另一位继承人带来的政治威胁这一解释；他是否指使刺杀仍不清楚。[1]

6. 早良死后仍影响朝廷

早良被废黜并囚禁，拒绝进食，在流放淡路途中死亡；桓武的儿子安殿成为太子。此后安殿患病，皇后乙牟漏790年去世，灾病与洪水也困扰朝廷，宫廷把这些祸患联系到早良的怨灵。[1]

僧侣和礼仪人员受命安抚亡者，800年早良又被追尊为崇道天皇。这个生前未即位的弟弟，以身后名号重新进入皇家的礼仪秩序。怨灵信仰确实影响宫廷行动；洪水和疾病由早良造成，则是当时人的解释。[1]

7. 789年的北征败在何处

789年，纪古佐美统率的朝廷军在东北胆泽败给阿弖流为率领的力量。朝廷把东北许多地方人群统称为虾夷，他们并非一个统一国家。北征军要渡河、运粮并在陌生地域协同行动，当地抵抗者更熟悉地形；各地有人抵抗，也有人合作。战争征用粮食和人手，使双方农耕生活都受到影响。败战以后，桓武仍继续扩张，再征需要调整统帅安排并由各地持续供应。[5]

8. 减兵为何仍能继续北征

792年，朝廷在多数内地停止广泛征兵，改以健儿承担地方守卫。健儿是选出的守卫人员，常来自有能力提供装备的地方有力家族；部分农户减轻了军役，这些家族的作用却有所增强。[1]

陆奥、出羽、佐渡和九州北部的大宰府等地仍保留较强的军事安排，各有北方征战或外部防御任务。军役改革没有取消税粮、运输及战区供给，因此内地减兵与东北扩张可以同时发生。[1][5]

9. 794年迁入，还要建多久

793年朝臣调查长冈东北的山城盆地，794年桓武进入平安京，名称寄托平安的愿望。长冈此前屡遭洪水、刺杀与继承危机，这次迁都又开始了一轮营建。和气清麻吕与选址有关，营建则需要许多官员、工匠和百姓。都城以宫城、大街、市场和分等级的住宅组成格网，同时适应河流与地形。[1][8]

拆运长冈旧材、征调新木瓦、服徭役和迁移原有居民，伴随着又一次大规模建设。入城以后，官署、居所和排水仍待完善，东西两侧的发展也逐渐不均。794年是都城起点，城市的长期延续还靠后来的建设与居住。[8]

10. 田村麻吕的胜利与投降者的结局

坂上田村麻吕797年任征夷大将军，即朝廷委任的北征统帅。801年征战后，朝廷802年建胆泽城、804年设胆泽郡，逐步把军事推进变成驻军与行政管理。这项职位还不是后来武家政府的将军制度。[1][5]

802年，阿弖流为与另一领袖母礼投降，被押往南方。后世编纂的《日本纪略》记田村麻吕请求让二人回胆泽管理当地，公卿担忧他们重起抵抗，拒绝请求；二人最终在河内被处死。驻军、仓储、移民和当地合作此后仍要维持，胜利没有结束当地人群的历史。[5]

11. 最澄得到怎样的支持

最澄788年在比叡山建立修行共同体，797年获任为宫廷祈祷的僧职。804年，朝廷派他短期赴唐学习，翻译僧义真和从者丹福成同行。最澄学习以《法华经》为中心、主张众生皆可成佛的天台教法，805年带回经籍与仪轨。[2][3][4]

806年朝廷批准天台每年两名正式出家名额，使这一共同体获得国家承认。完整授戒仍由奈良的旧有机构承担，最澄后来争取独立的大乘戒授戒制度，是桓武身后的发展。[2][3][6]

12. 空海与最澄同去，经历却不同

空海也随804年遣唐使出发，与最澄分乘不同船只，原定长期学习。他在唐都长安从惠果接受密教传授，学习经籍和须经老师指导的仪式。使团中的官员承担外交任务，僧侣各有求法目的，海员、造船工匠和唐朝接待者又使旅程得以进行。[9]

空海806年回国时桓武已经去世。后来嵯峨天皇等支持者、空海与弟子继续发展真言宗，其传授和制度地位在新的朝廷环境中逐步建立。804年的使团为交流提供机会，并不是桓武预先完成的两宗创立计划。[9]

13. 朝廷开始缩减战争与营建

805年，造都和北征持续征用各地粮食、劳力，胜利后的城垒仍需人员和物资。桓武命藤原绪嗣、菅野真道讨论施政。官方史书传下来的记述说，绪嗣认为征战与营建使百姓疲弊，真道主张继续，天皇采纳了收缩政策。既有城市、官署和北方据点仍须维持。806年桓武去世，安殿太子即位为平城天皇。[1][8]

14. 后人怎样记住这位天皇

平安京经后继统治者和居民持续修建，成为长久的朝廷中心。最澄、空海的宗教事业，北方行政与地方关系，也在桓武死后继续变化。后来的皇家谱系、将领英雄故事和寺院记忆，各自保留了不同的历史侧面。[1][2][5][9]

1895年，京都举行迁都纪念庆典，平安神宫使桓武又成为近代纪念的重要人物。后世“都城创始人”的形象保存了他的迁都决断，却容易遮住实际建造城市的工匠、承担税役的家庭，以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7][8]

1. 尚未成为继承人的山部

737年，后来即位为桓武的山部出生。他的父亲白壁亲王是天智天皇的孙子，此时尚未登上皇位。皇家政治中心主要在圣武的后裔一系，他的女儿先以孝谦天皇、后以称德天皇的身份在位。山部的出生，并没有给他一个已经确定的继承位置。[1]

母亲高野新笠来自与早期渡来家族有关的家庭，这些移民后裔世代服务朝廷。后来官方谱系把她的祖先追溯到百济武宁王；这是朝廷记述家世的方式，与现代国家的国籍分类相距甚远。她也并非皇女，与其他有更高母系地位的皇家分支相比，山部起初处于较不显眼的位置。[1]

皇子由家族成员、侍女、照料者及其他侍从共同照顾长大。支撑皇族家庭的人很多，记录却更容易留下血统和身份。高野新笠个人生活的细节也较少，尤其后来儿子地位上升，谱系所承担的政治意义越来越突出。[1]

山部日后的政策包括迁都、战争与宗教支持，但母系家世本身没有提供这些选择的原因。更能解释他如何进入权力中心的，是此后宫廷官职与继承位置的变化。[1]

2. 从宫廷任职到太子

766年，山部担任大学头，掌管朝廷训练官员的教育机构。这个职位使他进入官僚和皇家服务体系，当时皇位仍在称德手中。770年称德去世，没有留下已经确定的子女继承人，朝臣选择白壁亲王即位，是为光仁天皇。[1]

光仁的皇后井上内亲王，是圣武天皇之女。她的儿子他户被立为太子，既是新天皇之子，又通过母亲接续此前的皇家一系。在这个安排中，山部有皇子身份，却没有占据首要继承位置。[1]

772年，井上与他户受到咒诅指控，先后被废。773年，山部在藤原百川等朝臣支持下成为太子；775年，井上与他户在幽禁中死亡，留下怀疑与亡者可能带来祸患的宗教恐惧。他户的母系地位原先有助于继承，政治情势改变后，这一支皇家关系又成为宫廷防范的对象。[1]

历史争议：井上与他户为何被废？

一种解释重视朝廷对咒诅威胁的认知，另一种解释则着眼于继承竞争：废黜他户使山部及支持他的朝臣受益。现存记述保留宫廷的指控和处罚，较少揭示各方怎样促成决定。指控是否属实、政治计算在其中占多大分量，均难以完整还原。[1]

继承位置的改变，也影响婚姻与官职安排。准备同山部结亲的家族能够期待靠近未来的皇位，原来服务井上与他户的官员则可能面临风险，须重新判断自己的位置。光仁原本由朝臣选出，山部取得太子地位也依赖他们。山部的上升经过另一对母子被废、被囚并死去的过程；哪些人应对每一项决定负责，材料没有同样清楚地记下。[1]

3. 新天皇与延续的律令国家

781年，光仁让位，山部即位为桓武天皇。他先立成年弟弟早良为太子，在自己的儿子尚小之际，安排一位有皇家地位的成年人承接皇位。藤原乙牟漏783年成为皇后，安殿和后来出生的神野，将成为下一代重要继承人。[1]

桓武此时仍住在平城京。朝廷依据刑罚与行政法令组成的律令制度运作：官署处理政务，国司派往地方，登记人口、征收税粮、安排劳役。宫廷女性和近侍参与日常接触与传令，官员撰写文书，地方家庭则承担从田地、仓库到运输路线上的供给。[1]

这一套安排在各地落实的程度不一。人口逃移、户籍缺漏和官员对征收的操纵，都会使中央收到的记录与地方生活有差距。国司还要经地方官员联系耕作者，农户生产的粮食须储存、搬运，朝廷颁布命令不等于已经得到足额供应。[1]

奈良大寺拥有土地、仪式知识和宫廷支持者，仍在政治与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东北战事和其他地区的防御任务又有所不同。桓武调整施政重点，既要使用这些既有力量，也面对它们带来的限制；迁出旧都，并未使旧有制度一同消失。[1]

4. 长冈：迁都决断与营建劳动

784年，桓武迁往长冈京。桂川、淀川把这一地区与通往濑户内海的水运相连，税粮、木材和其他供应可以沿河运来。主持营建的藤原种继得到天皇信任，也与在当地长期经营的秦氏有联系；新都需要这样的运输条件与地方协助。[1][8]

远离奈良大寺的政治影响，是后人解释迁都的一种思路。不过，桓武继续使用佛教仪式，旧都寺院与官僚的联系也仍然存在。新址为何适宜、材料怎样运到、地方支持从哪里取得，都关系到这个决断能否落实。[1][8]

规划都城要测量道路和宫区，也要处理原有耕地、土地关系与居民生活。官员依据等级安置宅地，随从和服务人员跟着宫廷移动，运输者、工匠和服役百姓供应日常营建。一个新都的出现，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支出与机会。[1][8]

把平城京旧材拿来再用，可以减少一些新材料的生产，仍须拆卸、搬运并重新装配；新材征调又占用粮食、船只和人力，劳动安排还要与农耕季节争用时间。朝廷进入长冈时，宫殿和官署并未全部完工，政务与施工同时继续。[1][8]

长冈此后作为都城维持了十年，朝廷一直投入人力物力经营。785年的刺杀与继承危机，就发生在这座仍在建设的都城中。[1][8]

5. 营建亲信遇刺，太子受到牵连

785年，桓武离城期间，藤原种继被射伤后死亡。天皇失去主持都城建设的亲信，朝廷又面临都城安全问题。调查牵连有军事背景的大伴、佐伯等家族，处罚沿着官位与亲属关系扩散，太子早良也被追究。[1]

历史争议：早良为何被卷入？

早良与桓武是兄弟，又是正式的皇位继承人。围绕新都的政治反对，是解释其牵连的一条思路；另一条则重视他的继承位置，以及他可能成为不同宫廷力量依靠的对象。军事家族彼此的亲缘和官职联系，也不能直接证明他们共同策划了刺杀。早良是否指使袭击，现存材料没有给出充分答案。[1]

天皇不在都城，消息经使者和朝臣传递，紧迫感促使调查与处罚迅速展开。有关记录主要沿着朝廷的调查与惩罚展开，不同嫌疑者的陈述保存得很不均衡，指控和裁决背后如何运用皇家与官僚权力，仍有难以还原的部分。[1]

种继的死亡还影响施工：原来协调各项供给的官员不在了，建造者、材料提供者及官署须继续维持项目。种继的家庭失去了亲人，牵连家族承受惩罚及其留下的名声。亲信被杀、皇弟受罚，使仍在营建的新都与皇家继承同时蒙上不安。[1]

山部取得太子地位时，井上与他户曾被指控并清除；如今另一场指控又改变太子人选。两件事的细节不同，却都把政治受益与皇家成员遭处罚联在一起。长冈危机因此超出一位营建官员之死，触及桓武朝廷如何维持继承秩序。[1]

6. 被废太子的死与身后名号

785年，早良的太子身份被废，并遭囚禁。他拒绝进食，在被送往淡路的途中死亡，安殿随后成为太子。淡路位于濑户内海，流放把早良从都城继承安排中移走，死亡却没有结束宫廷与他的关系。[1]

此后安殿生病，皇后乙牟漏790年去世，洪水与疾病也困扰新都，宫廷之外的居民同样承受损失。朝廷把这些灾祸与早良的怨灵联系起来，僧侣、礼仪人员因而承担安抚亡者的任务，朝廷也调整有关葬礼和荣誉的安排。这样的信仰在宫廷中有实际的政治与物资后果。[1]

800年，早良被追尊为崇道天皇。他生前从未即位，身后名号却把遭清除的太子重新纳入皇家礼仪。追尊赋予他身后荣誉，实际继承位置仍在安殿手中；这一礼仪安排也没有留下对先前指控的明确翻案。[1]

这些举措可能出于恐惧、悔意或政治上的审慎，现存记录却难以确定哪一种动机更重要。史实是朝廷相信亡者仍会影响生者，并据此采取行动；至于灾病的客观成因，怨灵是当时人的解释。井上、他户和早良留下的记忆，使继承危机持续进入后来的礼仪与政治生活。[1]

7. 胆泽的抵抗与789年败战

朝廷声称统治本州东北，但这种主张与实际控制之间仍有距离。它把当地不同人群称为虾夷，各地社会、首领和对朝廷的关系却并不相同。有人抵抗，也有人与官员、贸易者或军队合作。[5]

789年，纪古佐美统率北征军进入胆泽，与阿弖流为领导的力量交战并遭失败。远征军必须渡河、让不同部队协同行动，也要保证长距离运输和通讯。当地抵抗者熟悉河流与地形，使朝廷兵力难以按预期展开。[5]

这场胜利显示地方人群能够组织有效抵抗。朝廷史书记下军队规模，阿弖流为一方的组织和活动却保存得较少，难以据此完整还原各个地方人群如何配合。[5]

失败以后，朝廷要改进统帅安排、供给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与官员合作的人提供向导、交易及地方知识，同一片区域也可能有不同的抵抗与妥协。军队依赖的粮食与人手来自家庭，两边的征调都影响耕作和日常生活。后来再征的准备，必须面对这些实际条件。[5]

8. 内地改军役，北方留兵力

792年，桓武政府在多数内地停止广泛征发兵士，改用健儿承担地方守卫。旧制让许多家庭承担兵役，一些编制很大的军队却未能提供有效守卫。健儿选用具备技能与装备条件的人员，常来自已有资源的地方有力家族。部分农户因而减少兵役，这些家族在地方防卫中的地位也随之增强。[1]

改革按地区安排。陆奥、出羽仍面对北方征战，佐渡和九州北部的大宰府也各有战略任务，不能按多数内地的办法一并减去军事力量。同一政策，使不同地区保留了不同的服役需求。[1][5]

军役减少并没有取消税收、运输和对战区的供给。农户仍可能通过粮食或劳力支撑远征，地方官员也须安排仓储与道路。朝廷可以减轻部分常规征兵，同时把资源集中到需要扩张和防守的地区。[1][5]

北方城垒需要驻军、官员和物资，地方有力者则越来越参与实际防卫。这项调整针对八世纪各地的人力负担与军事任务。地方家族军事地位的增强，与数百年后武家政府的出现之间，并无一项诏令便能决定的必然联系。[1][5]

9. 平安京：入城与继续建城

长冈受到洪水、刺杀和皇家继承危机的困扰，迁都也再次进入朝廷决策。793年，官员调查其东北的山城盆地；794年，桓武进入新都，命名平安京，寄托平安的愿望。和气清麻吕与选址有关，选址、规划和营建则由许多参与者共同落实。[1][8]

新城沿用东亚都城格网布局，又须适应盆地河流与地形。宫城、中央大道和按等级配置的宅地，把朝廷秩序铺在城市空间中；市场和服务区域供应皇家、官员及随从的生活。高低不同的地位，也表现在住宅与道路安排上。[8]

长冈的木料和瓦材经过拆卸、运输后重新使用，新木材与其他材料也继续征调。徭役使各地百姓离家施工，家庭失去部分劳动人手；新址原有居民则面对迁移、土地使用改变和新的供给需求。[8]

朝廷入城以后，官署、住屋、水道和排水仍须建设。不同地段的居住与发展并不均衡，后来东、西两侧逐渐出现差别。高级官员带来各自的家属和服务人员，迁入的进度受公务的迫切程度和建宅财力影响，各个家庭的安排并不相同。工匠及运输者则随营建、就业和物资需求移动，城内排水也须联系城外的水流。[8]

都城位置变了，奈良寺院、地方国司和征税机构仍继续工作。长冈的不安有助于理解再次迁都，水运、地形和各项营建条件也都重要。794年确立了新的朝廷中心，平安京成为长久的城市，则有赖后继者和居民持续维持。[1][8]

10. 从再征到胆泽城与胆泽郡

797年，桓武任命坂上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委托他指挥北方征战。这是皇家授予的军事任务，尚不是后来武家政府的将军职位。田村麻吕的经验和宫廷信任，使朝廷在789年失败后能够继续组织准备；部队、粮食、材料和劳力仍由各地官员与家庭提供。[1][5]

801年的征战推进了朝廷力量，802年胆泽城建成。驻军、官署和仓储使军队离开以后仍有据点可维持统治；建筑者与材料生产者把一次进军变成长期设施。804年设胆泽郡，又把军事推进接入地方行政。[1][5]

阿弖流为与母礼802年投降后被带往南方。后世编纂的《日本纪略》记田村麻吕请求保全二人，让他们返回胆泽管理当地；公卿担忧他们再起抵抗，否决请求。保留原有首领作为地方中介的方案没有被采纳，二人最终在河内被处死。[5]

桓武授权统帅，具体行动却有将领、朝臣与地方参与者各自的作用。投降者被杀，不足以说明桓武亲自作出每项否决；也不表示所有东北社区从此受到了同样程度的控制。城垒要靠仓储、文书、移入及被迁置的人口，以及对当地路线和亲族、生产关系的掌握，军力、协商和强制可能在不同地方并存。[5]

当地土地与生产关系随新据点、行政单位及人口移动而改变，维持统治仍要持续供给。后来的寺院故事和武士叙述，把田村麻吕塑造成英雄；这些记忆突出将领的胜利，战争过程中被征发的家庭与被征服的人群，则留下不同的经历。[5]

11. 最澄入唐与天台名额

最澄788年在比叡山建立修行共同体，797年获任为宫廷祈祷的僧职。比叡山接近后来迁入的都城，新朝廷有机会支持这位僧侣的宗教知识，同时继续依靠奈良旧寺的僧侣、仪式和制度。[2][3]

804年，朝廷安排最澄短期赴唐求法。他学习的天台教法以《法华经》为中心，阐释众生皆可成佛。随行的义真负责翻译，从者丹福成也参与旅程；求法不只是著名僧侣独自听讲，还要有人处理语言和日常事务。[2][3][4]

唐朝老师传授经典与仪轨，官府的许可文书使旅行和巡访得以安排。使团航行依靠船只、船员、粮食与海上工作，能够带回多少经籍和学习成果，也受交通与接待条件限制。最澄805年回国，带回的知识又须在本土共同体中传授、抄写和实践。[2][3][4]

806年，朝廷批准天台每年两名年分度者，即国家认可的正式出家名额。这给比叡山共同体一项具体制度地位，完整授戒仍归奈良的旧有机构。最澄后来以大乘戒争取独立授戒，是桓武去世以后的事业。[2][3][6]

大乘戒与救度众生的修行理念相连，独立授戒却还涉及谁有权认定僧人的资格。奈良寺院维护原有权威和标准，比叡山僧侣则需要老师、经籍、粮食与住处。皇家支持提供资源与认可，也要求僧侣通过宗教活动护持国家；新共同体仍处于朝廷、旧寺和地方供养关系之中。[2][3][6]

12. 另一条求法路：空海与遣唐使

空海也随804年遣唐使出发，但与最澄乘坐不同船只，原定长期学习。最澄短期求法，空海则在到达长安后向惠果学习密教。不同的老师和任务，使两人在同一使团中走出不同道路。[9]

密教不仅有经书，还依靠老师主持的入门仪式和仪轨训练，知识与资格通过师徒关系传授。空海取得的经籍、仪式用具和学习经历，因此需要在回国后找到继续实践的环境。[9]

使团由多艘船组成，航行风险分散，船只也可能到达不同地点。官员有外交任务，僧侣各有求法安排；出行凭证和唐朝接待者的协助，使日本来客能够在官府和宗教机构中活动。造船工匠、船员以及物资提供者，也参与了这条求法道路。[9]

空海806年回到日本时，桓武已经去世。带回经籍并不意味着马上取得完整的本土制度地位，新朝廷是否支持、怎样支持，仍须另作安排。后来嵯峨天皇成为重要支持者，空海与弟子逐步发展真言宗。[9]

桓武朝廷提供了使团和许可，使两名僧侣得以赴唐；回国后，经书需要有人阅读、抄写，仪式需要受过训练的人实践，老师、弟子与后来的供养者继续决定教法如何流传。804年的旅程之后，求学成果如何传授、共同体如何取得制度地位，都还有待逐步完成。[9]

13. 805年的政策收缩与806年继位

到805年，北方战争与都城营建持续征用同一批地方资源。粮食送往军队、宫殿，就减少了原来家庭能够使用的储备；人手外出服役，也影响家中生产。主要战役结束以后，城垒仍须供应人员与物资，平安京也仍有建设和维护费用。[1][8]

桓武命藤原绪嗣与菅野真道进行德政相论，讨论怎样施政。官方历史记述把绪嗣的主张概括为征夷、造都使百姓疲弊，应当停止；真道则支持继续推进。绪嗣着眼于进一步征发是否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并未因此否定都城和防卫的价值；真道重视的是耗资甚巨的目标若未完成会带来的风险。不同判断出现在统治朝廷内部。[1][8]

桓武采纳收缩政策，减少进一步征战和营建。已经存在的城市、官署与北方据点没有因而被全数放弃，过去征发的粮食和人力也无法追回。这项选择调整此后的支出，却没有抹去此前政策留下的成果和损失。[1][8]

806年桓武去世，安殿太子即位为平城天皇。安殿自早良被废后取得太子地位，此时已有长期的继承准备；新的天皇仍可作自己的政策选择。后来即位为嵯峨的神野，也继续参与宗教支持和皇家政治的发展。[1]

桓武留下官署、城市、北方设施和供给义务，最澄得到的僧额也有后续制度问题要解决。805年的决定显示朝廷承认政策负担。到了天皇去世时，战争、营建与宗教政策留下的成果和义务，仍要由继任者继续处理。[1][2][6][8]

14. 身后的都城、战争与纪念

桓武去世以后，平安京经后继统治者和居民修建，仍是朝廷中心。794年的迁入开启它作为都城的历程，城市的持久存在还须维持住宅、道路、官署和供给。平城、嵯峨分别作出自己的政治与宗教选择，最澄的天台、空海的真言也通过弟子和制度争取继续发展。[1][2][8][9]

东北的行政依靠城垒、官员及地方关系继续推进。阿弖流为与母礼之死，没有终结他们所领导人群的历史；当地人此后仍有抵抗、适应和合作。皇权征服与后来歌颂将领的故事，各自记住不同的结果。[5]

皇家谱系把后来的血统和地位联系到桓武，也赋予其家世新的意义。这些后人形成的联系，并不是他在世时已经安排好的未来。井上、他户和早良的记忆，又通过处罚记述与亡者礼仪延续；政治分类和纪念方式仍会改变。[1]

1895年，京都举行迁都纪念庆典，平安神宫把桓武带入近代皇室与城市的纪念活动。这个纪念中的创始人，与八世纪施政的天皇相连，却处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更早的后世肖像也赋予他庄严的礼仪形象，属于记忆史，距其生前已有数百年。[7]

长久的都城使桓武的迁都决断尤其醒目。宫廷称赞、皇家血统、寺院供养和军事英雄故事，又各有强调的侧面。都城创始人的形象若占据全部叙述，工匠的营建、家庭的税役以及被征服社区承担的代价，便容易退到背景；这些同样是其统治所造成的历史。[1][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