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1854年《神奈川条约》开放补给港口，救助美国遇难海员，物品购买须经指定日本官员办理，领事则可按条约条件居于下田。哈里斯后来要求更广的通商协议，堀田正睦任命井上清直、岩濑忠震与他谈判。

草案涉及居留、港口、贸易和法律。堀田请求天皇批准，未获敕许便返回。幕府同时面对将军继嗣争议，井伊直弼在此时出任大老。幕府授权在未先获天皇批准的情况下签约，井上、岩濑、哈里斯于1858年7月29日签署。

条约规定新开放港口的时间，允许美国人在当地设住所、仓库。日本人与美国人可以直接买卖，每次交易无需官员居间，关税依所附税则征收。被控对日本人犯罪的美国人，由美国领事法庭审判；日本人的犯罪则由日本当局处理。

条约还禁止鸦片进口，允许使用外国钱币支付，并要求日本当局协助领事逮捕、拘留，费用由领事承担。商人、领事及地方官员因而各有商业权利、法律权限和实际职责。

签署使日本承担义务，朝廷未批准的问题却仍在。与另外四国签订的类似条约扩大了通商制度，国内冲突中随后发生安政大狱、1860年直弼遇刺身亡。后来的政府寻求修改不平等的司法、关税条款。条约允许1872年以后由双方重新议定，恢复自主权仍须取得协议。

1. 从补给港口到通商协议

1854年《神奈川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供美国船只补给，并救助遇难海员。来船所需物品由指定日本官员采购。这提供了接触渠道，尚未实行后来直接贸易的制度。

条约还规定，十八个月后，若任一政府认为必要，美国可以在下田派驻代表。哈里斯后来要求通商协议，便是在这一既有安排上进一步交涉。

堀田正睦任命井上清直、岩濑忠震为全权谈判代表，与哈里斯商议文本。外交官负责条款，接受协议的政治责任则由幕府高级官员承担。

堀田请求敕许，却未成功。井伊直弼在条约问题尚未解决、将军继嗣竞争之际出任大老，国内各方仍未就接受协议达成一致。

哈里斯1856年抵达下田，在玉泉寺设领事馆。英法与清朝作战时，他进一步催促达成通商协议，警告两国军队接下来可能向日本索取条件。哈里斯以此施加谈判压力，签署其草案是否能避免战争，仍无法确定。孝明天皇拒绝批准后，堀田的外交官手中已有谈好的文本，国内授权却仍有争议。

2. 授权、签署与条约规则

井上、岩濑以全权官员身份谈判，哈里斯代表美国。最终文书记有三人名字，注明以日文、英文、荷兰文签署，荷兰文被指定为原本。

幕府授权在未先获得敕许的情况下签约。1858年7月29日，双方全权代表在江户签约。直弼负责授权，实际署名者则是上述三人。

第三条安排开港，允许美国人设住所和仓库，并禁止把建筑用作防御工事，日本当局可以检查施工。

同条允许日本人与美国人直接买卖，同时限制特定货物：米、麦不得作为货物出口，武器只准卖给日本政府及外国人。

第四条规定关税，禁止鸦片进口。第六条将美国犯人交领事法庭审判，日本犯人交日本当局处理；债权人可在对方的法院提出请求。

条约也规定行动范围、宗教、货币及官员协助事项。1860年5月，双方在华盛顿交换批准书，晚于签署及条约注明的生效日。这是履行正式程序的另一阶段，各条并未重新谈判。

将军继嗣之争加剧了作出决定时的分歧。一桥派支持庆喜，直弼支持年轻的纪伊藩主庆福、后来的将军家茂。条约方面，直弼起初主张向朝廷说明，延后签署，其他老中则催促立即行动。谈判官员询问，若哈里斯拒绝延期，能否签约；直弼准许在这种条件下签署，他们随后达成协议。

实施还要安排人员、场所。美国人可以雇用日本人、直接交易，居住及旅行却限于指定区域。日本当局保留建设检查权，并承担协助领事的义务。港口官员必须同时执行新的商业权利和仍然存在的限制。

3. 贸易管理与司法分权

条约以成文规则允许持久的商业活动、居留。规定中的开港日期是日本承担的义务，实际开放及后来的延期，还须经过行政安排、进一步谈判。

领事裁判权依被告国籍划分审判权限。日本受害者、债权人面对的程序，与日本犯人所适用的不同；地方司法对美国人的管辖因此受到限制。

地方官员仍有具体工作。第九条要求协助逮捕、提供牢房、协助执行司法决定，费用由领事支付。双方划分司法管辖后，仍须官署协作才能执行。

贸易也继续受管制，按所附税则征税，部分进出口禁止。直接交易扩大，但限于这些条件，商品和活动仍各有许可范围。

货币带来另一种影响。条约允许外国钱币按重量兑换，也允许钱币出口，铜钱除外。日本黄金相对于白银的价格低于海外，商人可输入白银，换成日本货币，取得金币，再出口黄金获利。日本银行的货币史记述了黄金外流，以及后来的货币变化所伴随的通胀。商人、领薪者、家庭通过物价感受影响，官员则须管理兑换及海关。

外国政府取得商业、法律特权，并可要求日本履行相关义务。日本谈判代表达成了列明各项义务的协议，同时也面对国内反对。即便赞成协商通商，也可能质疑接受协议的程序。对外达成协议的同时，国内出现了政治权力危机。

4. 修改条约与国内授权争议

日本随后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协议，形成更广的条约体系。外国人居留、领事裁判及固定关税，反复成为日本行政和后来的外交事项。

第十三条规定，1872年7月以后，任一政府提前一年通知，可由双方委员议定修改。程序须双方同意，日本仍有义务执行原有关税、管辖规定。

国内，未先获朝廷批准的问题继续存在。1858—1859年镇压、1860年袭击直弼，使外交政策与权限争议进一步演变为处罚、暗杀。这些冲突围绕条约展开，也涉及将军继嗣及幕府与朝廷的关系。

外交官谈判、签署，高级官员授权，领事和日本当局实施规则，各自承担不同责任。协议由此进入实际运作，修改时也须处理整套制度。

朝廷争议提出了具体问题：政府使国家承担义务，须先取得谁的同意？幕府先前扩大诸藩征询范围，外交已成为各方争夺政治发言权的事务。1858年，朝廷直接向水户发送谕旨，绕过幕府。直弼政府处罚反对者，派间部诠胜到京都解释立场；各方对谁有权批准的分歧仍未解决。

恢复司法管辖权后来既靠谈判，也靠国内法律建设。1887年方案将领事裁判制度的改革与西式法典、雇用外国律师相连，遭反对而未签署。1894年与英国达成的协议，五年后实施时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却仍未完全恢复。1911年新条约恢复其余关税权限。1858年承担的义务，经这些不同阶段修改，延续时间远超接受它的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