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萨摩武士家庭出发

1840年11月9日，黑田清隆出生于萨摩藩的鹿儿岛。武士身分给了他受教育和进入藩政机构的机会，但家庭地位不高，收入和任职仍受等级限制。外国势力逼近日本时，萨摩已有的海上贸易、军事和制造机构，为一部分家臣提供了新的任务。黑田后来的升迁，经过了藩内任职、领导者提携和战争中的政治合作。[1、10]

2. 邀请旧日对手赴京

萨摩藩在朝廷与德川幕府之间争取政治地位，1863年与英国交战后，又发展贸易和技术往来。在日本朝廷所在的京都，它从联手会津藩对付长州，转向与长州合作。1866年，黑田邀请长州领导人物木户孝允同行赴京都，致西乡隆盛的信记载了这次邀请。历史学者家近良树认为这是黑田主动提出，桐野作人则认为他在传达西乡的意图；町田刚士的研究梳理了两说。邀请本身有据，黑田自主决定到什么程度仍有分歧。到1867年，两藩已合作对抗德川幕府，对未来政权却未形成一套完全共同的方案。[8]

3. 箱馆战事与榎本的赦免

1868—1869年的戊辰战争，是新政府与旧幕府势力之间的内战。黑田在1868年北征和次年箱馆作战中均任参谋。箱馆位于北海道南部，是旧幕府残部继续抵抗的港口。新政府军仍大量依靠获胜的盟藩。榎本武扬领导的旧幕府残部投降后，黑田主张保住他的性命。榎本曾在荷兰学习，海军和语言知识可供新政府使用，但保命并不等于立即释放：他经历监禁，到1872年获赦并获任用。这种保护有赖专业能力和支持者，其他战败者未必能得到。[1、3、10]

4. 主持北海道开拓使

1869年，新政府将虾夷地改称北海道，设开拓使统管行政、移民、产业和北方防务。黑田1870年任次官，1874年任长官。北海道当时已有阿伊努社群、日本人的渔业和贸易据点，松前藩、函馆官署及松浦武四郎等人也留下了先前的管理和调查成果。

黑田争取十年开发经费，聘请美国顾问霍勒斯·凯普龙等人，具体方案由日本官员、技术人员和工人按气候、成本与当地条件调整实施。俄国在北方的活动也影响政策：1873年黑田建议放弃日本对库页岛的主张，1875年的领土交涉则由榎本主持。[3、10]

5. 札幌成为内陆中心

开拓使将石狩平原上的札幌建为内陆行政中心，与已有航运和对外贸易的函馆形成分工。岛义勇、东久世通禧等早期官员在黑田主持之前已参与规划。街道图纸要落实为城市，还需要排水、道路、材料供应和移民家庭的日常劳动；阿伊努原有的河流利用和土地关系，却在国家测绘、分配土地时受到压缩。札幌靠长期财政支持及港口供应发展，一些早期产业试验仍告失败。[10]

6. 屯田兵家庭与阿伊努土地

从1875年起，屯田兵家庭迁入北海道，平时耕作，同时准备承担军事任务。一部分禄俸减少的原武士家庭由此获得土地、住房和新职责，但资格与家庭劳动能力限制了受助范围。妇女承担田间和家务劳动，孩子在村落成长，一家人还要应付气候、收成及服役的冲突。

国家划地、限制捕鱼狩猎，并通过学校和生活习惯推动同化，使阿伊努失去原有的土地使用空间。阿伊努社群通过陈情、贸易和调整生计应对，谈判条件依然不平等。黑田支持制度，具体规则由其他官员执行。1899年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属于后继政府时期，不能归为黑田任开拓长官时制定的法律。

7. 农学校与一句名言

1876年，开拓使在已有预备教育基础上开办札幌农学校。黑田支持经费和教师聘请，美国教师克拉克教授植物学与英语，惠勒教授数学与测量，彭哈洛教授化学与植物学。1877年4月克拉克离开后，其他教师和学生继续教学工作。这种科学训练为北方行政和农业提供人才，也参与了原住民土地被重新划分和利用的过程。[6]

克拉克的告别语后来被传为劝青年立志的名言，长版本却有后加成分。安东几三郎1894—1895年的传记加入“像这位老人一样”的比较，逢坂信忢质疑五十岁的克拉克会否这样自称；1914年的更长训诫，北海道大学也视为后人解释。学校的延续有教学和人员记录可查，不必由一句名言来承担全部创校历史。[5]

8. 在武力压力下订立条约

1876年，云扬号武装冲突之后，黑田以日本全权代表身分赴朝鲜，井上馨任副使。交涉在日本军事压力下进行。江华条约称朝鲜为自主国家、与日本平等，挑战了朝鲜与清朝关系的既有理解，未明确宣布这种关系终止；又规定在釜山以外分期开放两个港口。

第十条规定，指定港口内日朝两国人之间的有关刑事案件，由犯人本国官员审理，日本犯人因而不由朝鲜官员裁判。这限制了朝鲜在当地的司法权。1876年的条约尚未吞并朝鲜，却已扩大日本的通商和司法特权。[7]

9. 对旧藩作战，家中出现指控

1877年，西乡隆盛领导西南战争，反抗明治政府。黑田以政府军参谋身分参战，萨摩领导者曾帮助他进入全国政府，到此时，同乡已分处内战两边。

次年，他的妻子清去世，当时出现了黑田酒后杀妻的指控。相关年表记载警察领导人川路利良掘墓检视；另有记述称官方解释为病死，批评者则怀疑萨摩关系庇护黑田。死亡、指控与调查有记载，尚不能据此将谋杀写成已证实的事实，官方解释也未解决调查是否独立的疑问。指控与可由任命确认的公共履历，须分别判断。[3、9、10]

10. 官产出售案为何引起风波

1881年，政府批准开拓使官产的特殊出售安排，优惠条件和买方与萨摩人士的联系引发批评。黑田以机构即将结束、产业需要继续经营为由支持处置。报纸和民权活动者将问题带入全国政治，政府在十月撤销许可，拟议转让没有实行。同一政治危机中，主张较早开设议会的参议大隈重信被免职，政府承诺1890年开设议会；这些决定也受到长期宪政诉求和派系冲突影响。黑田须承担支持提案的政治责任，不能据未实施的出售认定官产已经被盗取。[4]

11. 开拓使结束，转向全国行政

1882年开拓使废止，函馆、札幌、根室三县接管地方行政；1886年北海道厅成立，再次集中协调北方事务。学校、道路、农场和已有土地关系随之转交后继机构，一些企业关闭或改变归属；机构结束并未使被挤压的土地使用权恢复。黑田转任全国性职务，1887年在首任首相伊藤博文的内阁出任农商务大臣。他的经验和萨摩关系仍有政治价值，任职范围则从北海道扩展到全国。[1、2、3]

12. 首相与超然主义

1888年，黑田成为日本第二任首相。1889年2月11日，政府公布明治宪法，建立以天皇主权为基础、同时设有代表议会的制度。次日黑田向地方长官训示，主张政府站在政党之外、不偏不党，这一立场称为超然主义。支持者认为它有助于公正执政，批评者则认为它保护精英政府，使民选代表难以追究政府责任。议会尚未开设，民权组织已在通过报纸和政治网络争取代表权。宪法建设由伊藤、专业人员和皇室机构共同参与，黑田并非唯一作者。[11、12]

条约改正交涉又给内阁带来压力。政府试图取消日本此前给予外国人的法律特权，同时考虑为此作出的让步，招致争论。1889年，曾在1881年被免职的大隈重信任外相时遭炸弹袭击、身受重伤，内阁进一步受挫，黑田于十月辞职。他关于行政独立性的主张，后来仍在宪政制度内部引起争论。[3]

13. 留任元老，留下不同评价

卸任首相后，黑田1889年任枢密顾问官，1892年任递信大臣，1895年任枢密院议长。枢密院向天皇提供咨询，元老这一资深政治人物的地位，也让他继续影响人事和政策。1900年8月23日，黑田去世。直到明治结束的1912年，他所支持的札幌行政和教育机构仍在延续；助榎本保命、官产风波、对朝武力外交，以及阿伊努承受的土地与文化损失，都成为评价其生涯的一部分。北海道建设还包含早期规划者、工人和居民的贡献，不能全部归于一个“开拓之父”。[1、2、3]

1. 萨摩的家臣与沿海世界

1840年11月9日，黑田清隆出生于鹿儿岛。他的家庭属于统治九州南部的萨摩藩武士阶层，地位却不高。武士身分提供了教育和任职途径，具体能担任何职、得到多少收入，仍受家格限制。黑田起初就在这个等级分明的组织中任职，后来才借战争和政治合作进入全国政府。[1、10]

萨摩的力量也来自城下以外。海上贸易、火炮和制造事务，为藩政提供资源与专业人才；它对琉球的不平等控制，又支撑了更广的往来网络。黑田进入这些机构时，前任官员与技术人员已经积累了工作基础。外国压力加剧时，家庭教育、上级提携和领导者分派的任务，可以把一名地位较低的家臣带向军事指挥和藩外联络。

这一出身并不规定他的全部政治立场。萨摩家臣对朝廷、德川幕府和外国势力的关系各有判断，藩内意见也会变化。领导者是否信任某人、愿意交付什么任务，影响着家臣能走多远。城下的商人、工匠和劳动者则为这套统治体系提供日常支撑，却很少分享同样的升迁途径。后来维新战争为获胜诸藩的人物打开高位，并没有把这种机会同等分给所有居民。

2. 从敌对走向合作

黑田在萨摩任职时，藩领导层正在重新判断自身在全国政治中的位置。1863年，英国舰队与萨摩发生战争，鹿儿岛遭到破坏，外国海军力量的威胁十分直接。此后的贸易和技术联系，就在这种冲突背景下发展。采购舰船和武器，是萨摩加强自身实力的一部分。[8]

京都的政治关系也在改变。萨摩曾与会津藩合作，对抗长州势力；随着德川权力受到挑战，长州逐渐成为可能的合作对象。旧日对手要协同行动，需要有人传递信息、促成接触。1866年，黑田邀请木户孝允同行赴京都。他致萨摩领导人西乡隆盛的信，留下了这次请求的记录。[8]

历史争议：邀请出自黑田，还是西乡？

家近良树把这次邀请理解为黑田的独立行动；桐野作人则认为黑田在传达西乡的意图。町田刚士2017年的研究将两种解释放回信件和萨摩内部分歧中讨论。信能证明邀请发生过，至于黑田自主决定到什么程度，两说仍有分歧。无论采用哪一种解释，萨长合作都需要多名人物交涉，不能据此把黑田写成同盟的唯一缔造者。[8]

“尊王攘夷”是当时广为使用的政治口号，尊崇天皇、排斥外国势力的说法却没有一套人人遵循的行动方式。萨摩购买外国技术和武器，又不断调整合作对象。到1867年，反对德川幕府的伙伴已经形成，对眼前对手的共识强于对未来政权全部制度的共识。这些联络关系使黑田参与了随后走向战争的政治合作。

3. 从北征参谋到为败将求命

1868年，戊辰战争展开，黑田担任新政府北征参谋；次年又参加箱馆战役。箱馆是北海道南部的港口，旧幕府残部在这里继续抵抗。新政府以天皇名义作战，但军队和补给仍大量依靠萨摩、长州等盟藩，尚未成为后来统一的全国征兵军。[1、3]

参谋工作把黑田放在协调军事行动的指挥网络中。北方作战需要沿海运输、粮食供应和地方合作；平民要为军队供给物资，也承受征用和迁离。北海道首先以战场身分进入他的生涯，之后才成为行政和产业建设的主要地点。

箱馆的守军由榎本武扬领导。榎本曾任幕府海军官员，又赴荷兰学习，掌握海军及语言知识。1869年投降之后，新政府既要决定如何处置敌方将领，也要考虑是否使用他们的专长。黑田主张保住榎本的性命，参与了从战争敌手到新政府人才的转换。[3]

赦免和任用还需要政府另作决定。榎本先被监禁，1872年才获赦，进入新政权任职，也接受了此前反抗的统治秩序。专业能力和黑田等人的支持，让他拥有其他败者未必具备的条件。保留下来的旧幕府知识服务于新国家，这条途径始终带有选择性。[1、10]

4. 北方行政、经费与外国顾问

榎本尚在监禁时，黑田已经进入北海道行政。1869年，政府把虾夷地改称北海道，设立开拓使；黑田1870年出任次官，1874年成为长官。开拓使同时掌管移民、资源开发、地方行政和北方安全，集中处理了在其他地区分属多个部门的事务。[3、10]

它接管的是一个已经有人生活、生产和贸易的地区。阿伊努社群的家园遍及北方岛屿，日本人在沿岸经营渔业和贸易。松前藩、函馆官署早已影响当地关系，松浦武四郎等人的地理调查也先于黑田。国家命名和测绘扩大了中央的管理权，新的行政图并没有取消原有居民及其土地关系。

俄国在库页岛和北太平洋的活动影响着政策。北海道以北的库页岛上，日本与俄国的主张相互重叠。1873年，黑田建议放弃日本的主张；1875年，榎本主持领土条约交涉。建议和条约属于不同阶段，各有参与者，不能合成黑田一次决定就完成领土转移。[3]

黑田争取到大规模十年开发计划的政治支持，招募外国顾问，以美国人霍勒斯·凯普龙较为著名。顾问就农业和工业提出建议，日本官员、专业人员要选择、翻译并调整，工程师、通译和工人才把方案落实为施工和耕作。北方的气候、土壤、交通费用限制了输入方法，一些作物试种和工厂经营失败了。

国家经费既承担试验，也支付移民和基础设施，意在巩固北方统治。移民家庭需要住得下去，道路需要持续可用，企业需要继续生产。黑田能争取预算，是有力的支持者；执行仍经过官员和承包者。高度集中的权限使大计划得以推进，居民和纳税人却缺少有效渠道来质疑支出与成本。官产出售争论后来便触及了这套管理方式。

5. 怎样把图纸上的札幌建起来

开拓使在札幌建立内陆行政中心，把注意力从北海道南部的旧港口延伸到石狩平原。函馆已经有人口、航运与对外贸易，札幌承担的是新选定的行政功能。早期开拓使官员岛义勇在黑田主持之前便调查地区、推动城市规划，东久世通禧等领导者也参与了初建过程。[10]

规整街区要成为能日常运转的城市，需要排水、道路、房屋和材料供应。日本专业人员参考外国建议，再按气候和材料条件调整施工。工人及承包者建造官署、交通设施，迁入家庭维持城市生活。行政图上的格子集中体现规划者的秩序，城内每天的生产和供给则需要反复劳动。

阿伊努居民此前已经认识并使用平原上的河流。国家测绘将土地划为行政和分配单位，原住民的权利退居其后。排水、建筑改变地貌，官署把教育和工业纳入中央管理；城市的物资与人员又来自港口及其他供应地区。因此，札幌的成长始终和城外居民、交通及土地安排相连。

黑田长期提供政治支持，有助于札幌稳定地承担行政中心的职能。规划后来有所调整，部分初期产业失败，财政拨款和居民的工作仍须继续。札幌的持久发展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最初一张街道图没有预先保证后来的结果。

6. 迁入的军农家庭，受到挤压的原住民

1875年起，屯田兵制度把兼负耕作与军事职责的家庭迁入北海道。一些原武士家族失去或面临削减世袭禄俸，迁移能让他们得到土地、住房和新的任职方式。官员要挑选具备资格和劳动力的家庭，支持并不面向所有失去收入的人。

黑田通过开拓使支持这一计划，官员选择地点、招募家庭，安排供给与训练。家庭承担的工作远超过一个男子的军事登记：妇女耕作、操持家务，孩子进入学校，长大后还要寻找职业，家庭也要安排军务和农业的时间。北方气候、收成与运输困难，都可能使维持生活变得艰难。军农两种职责有时也彼此牵制。

给移民划出的土地，原有使用者却未能得到同等保护。阿伊努的捕鱼、狩猎和季节性迁移，常涉及共享的地域；国家测量、登记和分配把这些土地转入另一套权利分类。资源管理又限制捕鱼和狩猎，偏重固定农耕的政策及学校教育推动同化，削弱了原有生活与文化的自主空间。

阿伊努社群分布于北海道、库页岛和千岛地区，各地处境有所不同。此前贸易中已有不平等，国家移民和管理使关系进一步改变。原住民也会通过贸易、陈情或调整生计来应对，行动的存在却不能当作对全部政策的同意。

黑田的责任在于他支持和主持了这样的财政、行政与移民安排，后来的全部法律并非都由他制定。例如1899年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已属于后继政府时期。移民家庭生活艰难，阿伊努又失去土地与文化空间，两种经历可以同时存在；评估建设时，不能让其中一方的困难遮住另一方所受的损失。

7. 让农业科学成为日常教学

开拓使的计划既需要土地和家庭，也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札幌农学校在已有预备教育基础上于1876年开办，黑田支持经费和师资聘请。来自美国马萨诸塞的教师中，威廉·史密斯·克拉克教授植物学与英语，威廉·惠勒教授数学和测量，戴维·皮尔斯·彭哈洛教授化学与植物学。课程把课堂训练与土地测量、作物和标本研究联系起来。[6]

1877年4月，克拉克离开札幌，惠勒随后继续主持教学，日本人员、其他教师和学生维持了学校运作。学科和课程由一批人接续，黑田的作用则在于提供官署和财政支持。这种科学教育有选拔门槛，培养的人才进入国家建设事业；阿伊努已有的环境知识，并不因长期存在就能取得同样的学校资格和认可。

后世传述：克拉克究竟说了什么？

学校记忆常集中在克拉克告别时劝青年立志的短语。较长的版本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安东几三郎1894—1895年的传记加入“像这位老人一样”的比较；研究者逢坂信忢对此提出疑问，认为当时五十岁的克拉克未必会自称老人。1914年英文农科大学史中的更长道德训诫，北海道大学解释为后人的阐发，不能全当告别现场的逐字记录。[5]

这些传述显示学校怎样记忆首任教师，与学校怎样日常运作属于不同的材料。教师任职、课程、离校与继任的记录，让人看见教育在克拉克短暂停留以后继续。黑田支持建校，教师和学生则使科学训练成为可以重复的教学活动，也让它持续服务于北方行政、农业和土地重组。

8. 江华条约中的平等与特权

北海道任职期间，黑田还参与对外外交。云扬号事件之后，1876年他率日本使团赴朝鲜，井上馨为副全权代表。两人获得政府授权交涉，朝鲜谈判者面对的却是日本的武力压力。日本此前在1850年代被西方强国迫使签订不平等条约，此时也以军力扩大自身的对外权益。[7]

江华条约第一条称朝鲜为自主国家，与日本权利平等。这一措辞挑战了清朝与朝鲜关系的既有理解，但条约没有明确宣布一切宗属关系就此终止。文字上的平等，还要与其他条款及订约条件放在一起看。

第四、第五条规定，在原有釜山以外增开两个港口，并有分期安排。第十条则处理指定港口内日朝两国人之间的有关刑事案件，规定由犯人本国官员裁判。日本人在这类案件中犯事，就由日本官员审理，朝鲜官员失去相应裁判权。它限定的是这类案件，不能直接扩大成所有民事、刑事纠纷或朝鲜全国均由日本管辖。[7]

条约尚未吞并朝鲜，已经借武力条件扩展通商与司法特权。签约也由副使和朝鲜代表共同参与。黑田从北方行政走向外交，参与的是另一个国家受到日本国家力量限制的过程。这里的制度能力和军事压力，共同塑造了朝鲜谈判者可作选择的范围。

9. 政府军中的萨摩人，妻子死亡的疑案

1877年，西乡隆盛领导的武装力量起兵反对明治政府，西南战争爆发。黑田担任政府军参谋，参加针对旧藩同乡的作战。萨摩的提携关系曾帮助他进入国家政府，到了此时，同一出身并没有让所有人留在同一阵营。北海道任职也未使他退出全国军事行动。[3]

次年，黑田的妻子清去世。当时出现了他酒后杀妻的指控，相关年表记载川路利良主持掘墓检视。另有记述称官方将死因解释为疾病；批评者怀疑，萨摩政治关系保护了黑田，调查未必可信。这里既有家庭死亡，也有公共权力是否偏袒高官的问题。[9、10]

证据边界：指控与定罪须分清

年表将事件列为“涉嫌”，并记下检视，不能据此写成已经查明的谋杀。关于病死的官方解释，现有引用也只是相关记述，未提供足以独立复核的完整法医和程序材料。黑田的饮酒名声不构成杀人证据，官方结论本身又没有消除庇护与调查独立性的质疑。死亡、指控和调查各有记载，死因与责任仍须按材料范围叙述。[9、10]

指控此后仍影响黑田的公众形象，他也继续担任高官。任命记录让人确认其公共履历，死亡与调查材料则留下了另一类问题，须各自依据相应证据判断。

10. 处置官产，如何变成政治危机

开拓使临近预定结束时，政府需要处理公帑建立的企业和其他财产。1881年批准的特殊出售安排，让与萨摩人士有关的经营者获得优惠条件。黑田认为机构结束后仍须有人经营产业，支持这项安排；买方的关系和条件却使人怀疑，他们是否会借公共投入得到私人好处。[4]

报纸和民权活动者把争论从北海道带入全国。反对者追问国家财产由谁决定、受益者与官员有何联系，不再只接受长官对结束临时机构的解释。十月，政府撤销许可，拟议的官产转让没有实行。黑田支持的安排受到公开逆转。[4]

同一政治危机中，主张较早开设议会的参议大隈重信被免职，政府承诺1890年开设全国议会。官产风波、派系冲突、既有宪政规划和长期民权诉求，汇入了这次政治调整。议会承诺出自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政治局面，出售案是其中一个环节。

如何界定黑田的责任？

批准之后又取消，意味着争议转让没有完成。黑田支持优惠处置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与认定财产已被盗取的刑事结论不同。风波暴露了全国议会尚未开设时公共监督的薄弱，也表明舆论能使精英决策付出代价。取消方案并没有立即消除关系网络，或让采购和处置从此全部透明。

11. 机构消失以后，工作转到哪里

1882年，开拓使在预定期限及官产危机之后废止，北海道地方行政交由函馆、札幌、根室三县。人口、产业和交通条件不同的地区，改由不同官署管理。黑田不再主持整个北方计划，设施与政策由后继人员决定保留、变更或结束。[1、2、3]

三县体制持续不久，1886年北海道厅成立，恢复了较集中的协调。道路和农场可以在原机构消失后继续服务家庭，国家测绘和移民形成的土地分类、权利差异也会留下。行政改组改变了负责者，并未把北海道恢复到开拓使成立前的土地关系。

札幌农学校同样经过后继机构的管理，教师和学生继续科学工作。一些开拓使企业则关闭或改变归属。留下有用设施，并不能说明所有试验都成功；延续移民和资源开发，也需要新的行政判断和投入。

黑田转向全国性咨询与行政工作，1887年在伊藤博文内阁担任农商务大臣。伊藤是新近成立的内阁制度下首任首相，政府正在准备宪政机构。黑田的经验和萨摩关系依然受到精英政治重视，新职务却已不再是恢复原来的北海道指挥权。[1、2]

这次转向也改变了他面对的问题。开拓使使他长期掌握集中的行政与财政权限；成为首相以后，代表机构即将开设，内阁同未来议会的关系必须公开说明。他如何理解政府应对谁负责，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争论。

12. 宪法公布前后，政府如何对待政党

1888年，黑田成为日本第二任首相。内阁制度还很新，大臣、天皇与未来议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成形。1889年2月11日，政府公布明治宪法：代表议会有了制度依据，主权和行政任命却以天皇为基础。公布宪法与1890年正式实施、开设议会，是不同的时间节点。[11]

次日，黑田向地方长官训示，承认政党因政治意见不同而产生，同时主张政府应站在政党之外，以不偏不党之心治理。这一超然主义立场，把大臣对天皇与国家的服务放在政党多数之外。支持者将其理解为公正，批评者则认为它使寡头政府免受民选代表的问责。第一次全国选举和帝国议会尚未来临，民权组织已经借报纸、政治网络争取更强的代表作用。[12]

宪法建设由伊藤、法律专家和皇室机构等参与，也受到早先承诺与反对派压力影响。黑田担任公布时的首相，不能据此取得唯一作者的地位。宪法确立了新的政治框架，代表政治究竟能对大臣施加多少控制，仍待实际运作和争论。[11]

外交立即给内阁带来困难。条约改正涉及取消日本旧条约中给予外国人的法律特权，也涉及政府准备为取消特权作出的让步，交涉受到反对。1889年，外相大隈重信遭炸弹袭击，伤势严重；他正是1881年被免职的参议。争论和袭击使内阁受挫，黑田于十月辞职。[3]

他的内阁跨在维新精英执政与全国议会即将开设之间。超然主义此后仍是宪政内部的争议：大臣是否应服从政党多数，行政怎样接受代表监督。主张政党外执政，并不等于宣称大臣不受宪法约束。

13. 元老生涯与北海道的多重记忆

离开首相职位后，黑田通过皇室咨询和内阁任命保留影响。1889年他任枢密顾问官，1892年任递信大臣，1895年任枢密院议长。枢密院向天皇提供重要事务咨询，成员并非民选；元老地位又使他能在单一官职以外参与重大人事和政策。[1、2、3]

1900年8月23日，黑田去世。从萨摩任职到内战、北方行政、武力外交及宪政政府，他的活动已遍及国家建设的多个领域。札幌的行政与教育设施由后人继续管理，北海道土地分配和同化政策造成的殖民代价，也超出了他个人生涯。[1]

为榎本求命，留下维新胜者保留败者专业能力的一段历史；官产风波，则让人记起这一代人优先接触国家资源的地位。江华条约显示，日本增强的行政和军事能力还被用于对外施压。这些公共行为各有后果，其中一项功绩或争议，不能抹去其余几项。

直到明治结束的1912年，后继机构和仍在世的人持续塑造这一代的记忆。“开拓之父”的形象把札幌成就集中到黑田名下，却容纳不了全部早期规划者、工人、居民，更不能代替阿伊努经历。黑田支持的建设留下持久机构，移民和国家管理又把土地与权力重新分配给有利的一方。两种后果共同构成他在北海道的历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