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幌：政府楼下的土地

早期札幌最显眼的政府楼，今天已不存在。开发、管理北海道的开拓使于1873年10月建成木造总部，六年后毁于火灾。遗址在熟悉的红砖厅舍东侧；1888年完成的红砖楼，属于另一行政机构。^[1][2]

机构更名、建筑消失，后继者仍继续决定谁能占用土地、怎样使用土地。政府区看似稳固，这片行政区的历史中，却有一连串划界、查证，以及怎样把使用转成所有权的决定。

札幌行政史迹留下总部遗址、后来的厅舍、市中心街道网格，以及如今称为钟楼的旧农学校演武场。将它们放在一起，一个问题便浮现出来：从这里治理北海道，怎样改变了别人生活的土地？

札幌市中心周边，原先由水道组织起生活空间。丰平川堆积砂砾、沉积物，形成冲积扇，地下水从中流动。阿伊努语称为mem的泉眼，供给溪流与湿地。城市发展后，许多泉眼干涸，旧水景逐渐难从街道下辨认。^[3]

后来的政府区附近，阿伊努聚落沿水道生活。今天没有完整村落留在厅舍旁供人比较，但更大范围内的城市考古与河流史，仍说明行政中心进入的是有人居住的环境。捕鱼、狩猎、采集与贸易，连接着后来街道用不同方式划分的地方。^[4]

能到河边某处，就可能取得食物、材料，也能与别人往来。只标固定建筑的地图，会漏掉许多用途。地图上没有建筑，并不表示那里无人使用。

和人的介入也早于明治政府。和人在这里通常指非阿伊努的日本人。1869年开拓使成立前，当地已有和人贸易与强制劳役。1857年，幕府开通连接钱函、千岁的道路；大友龟太郎修渠、务农，也在新行政中心之前。^[4]

札幌作为行政城市是新的，居民生活与外来权力却并非从此开始。开拓使进入了早已有人劳作、通行与争夺的土地，新的是所建机构的规模与组织。

新行政机构希望把治理中心从北海道南端港口函馆向内陆移，使其更接近拟开发的土地。1871年，官员岩村通俊奠定新城格局。后来称为大通的宽街，将北部有西式建筑的政府区，与南部住宅、商业区分开。^[5][6]

政府位置醒目，治理所需却不止总部。1876年建立的札幌农学校，为开发事业培养人员。1878年的演武场，下层供教学与收藏，上层作军事操练与典礼。1881年才装上时钟。学校1903年搬迁后，这座今天称为钟楼的建筑又于1906年迁移约一百米。^[7]

建筑本身确实保存下来，位置却已改变；著名时钟也晚于最初教学用途。演武场与总部并看，说明管理土地既需官员办公场所，也需培养可参与事业的人。

开拓使总部没有同样留下。1968年发掘辨认出烟囱基础与柱洞，后来覆盖保护。地点在红砖楼东侧旗杆一带，有标示，却未重建成一座楼。^[1]

遗迹能定位办公场所，官员实际面对什么问题，则须往来文书来说明。

新土地制度，不能只靠划界运作。还得决定界内是什么地、谁领地券，以及既有用途怎样转成法律承认的权利。送到札幌的早期往来文书，表明这些仍是办理事务时未解决的问题。

1872年《北海道土地规则》涉及阿伊努人已经用于捕鱼、狩猎与取木的森林、水道。第七条设想划分土地、发给地券。它是承认阿伊努所有权，还是让别人取得土地？历史学者对此有分歧。牛尾洋也、桥本诚一的2022年研究回到行政往来文书，不只看条文措辞。^[8]

1873年5月，根室支厅向札幌询问怎样执行。相关答复草案将行动延后，等待开拓使次官黑田清隆到来；现存草案没有正式批准的证据。1876年，办理地券的官员又来询问。桥本认为，研究所涉及的官员把阿伊努人理解为条款适用对象，但这尚不能确认所有权已立即授予。^[8]

有意承认权利、下令调查，与地券真正交到持有人手中，是不同结果。早期规则后来怎样变化，也须看具体实施，不能只用一句平等或没收概括。

问题从远处进入行政网络，转送到札幌总部。文书没有定位某份答复写于现存哪间屋内，却说明总部怎样起作用：地方疑问向上请示，地权承认取决于管理相关土地的机构。城市已成形，土地制度仍未定。

后来规定更严。1877年12月发布的地券条例，原则上将阿伊努居住地编为“官有地第三种”，虽可有例外。这一分类，将继续居住与获承认的私人所有权分开。^[9]

大坂拓从开拓使札幌行政机构及后继札幌县记录，追踪其后果。一例是石狩的Toyokawa Annoran等人，他们要求领取地券，说土地约在1873年已分配作共同使用。申请于1882年转呈，官员后来找不到确认分配的记录，拒绝所有权，并将土地留给拟议农业援助项目。项目从未在石狩实行。Toyokawa后来于1890年取得租用、1895年购地，但大坂无法确定是否同一地块。^[9]

既有要求、提交申请、寻找证据、政府裁定，是这次交涉的具体经过。缺少文书，对早已与土地相连的人造成实际后果；拟议援助本身，也没有把控制土地的权利交给他们。

Toyokawa反复争取土地，留下了自己的行动记录。这段历史既有政府怎样分类，也有阿伊努人怎样争取承认。

争议土地在石狩，不在政府楼下。札幌是行政关系的一端，分类、书信与机构权力把两地相连。殖民行政中心的决定，能够改变远方土地的占有，而未在厅舍外观留下明显痕迹。

地券不是生活空间缩小的唯一方式。札幌官方历史介绍，将石狩川支流鲑鳟捕鱼限制，与许多当地阿伊努人迁往茨户、旭川近文相连。各次移动有不同地方背景，并非一次与城市网格规划同日的迁出令。^[6]

阿伊努组织的陈述又指出，即使人口地图不变，生活条件仍会流失。2008年9月，北海道乌塔里协会理事长向政府咨询会议陈述：人可以不搬走，却失去土地与资源使用。协会后来改称北海道阿伊努协会。他将这种失去与社会、经济及精神关系中断相连，也讲到北海道内的强制迁居。^[10]

这是现代阿伊努组织对历史经验的说明，而非1870年代目击记录。仍住在同一地址，未必还能到原来的渔场、取得材料或从事习惯活动；聚落留存，维持它的条件也可能改变。

测定一块居住用地，与维持住户的生计，是两回事。居住用地得到保障，生计仍可能没有着落。协会也在参与阿伊努人与国家关系的公共讨论，提出自己的历史解释。

1882年开拓使废止，短暂三县行政之后，1886年成立北海道厅，1888年完成红砖总部。今天最容易使人想起初创时代的楼，实际建于初创机构结束之后。^[2]

后继政府继续为移入者提供土地。殖民地选定事业调查地形，选择适合农业与城镇的地点，再组织分配。厅舍展览将它同时联系到移民定居，以及原住居民采集、狩猎、捕鱼地点的流失。^[11]

选定土地，把广泛的开发意向转成具体地点与边界。厅舍集中分配权力，调查提供所需空间资料。按未来移民能生产什么来命名土地，却未必呈现原来生活环境的全部价值。

建筑也体现了行政机构培养的技术。主要设计者平井晴二郎曾在美国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工程，1881年进入开拓使，后来为后继机构设计新总部。两座楼之间可见的机构更替，也发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12]

海外培养的工程师，服务于先后不同的日本机构。红砖外观属于这段技术史；楼内土地治理的决定，则须放进另一段行政史理解。

1888年建成的楼，并非各部分都保留着当时的材料和形制。1909年火灾烧毁室内，外部砖墙尚存，1911年恢复办公建筑。展览介绍火灾遗物中的熔玻璃、灰泥与铁钉；保留下来的外壳，包着大幅重修的内部。^[12][13]

维修也改变配置。原设计已有防火门，因成本删去，灾后才装上。澳大利亚Wunderlich公司供应的有纹金属天花板，同属火灾后工程，并非初建时未动过的装饰。^[14][15]

后来保存工程又作了不同选择。八角塔于1890年代拆除，到1960年代已消失很久。修复者想恢复早期外观，原施工图却无法找到，于是放大老照片、数砖块，计算尺寸。恢复的塔与其他部分，于1968年完成。^[2]

数清照片中的砖块，可以帮助推算构件大小。复原的早期轮廓、火灾后重修的内部，以及后来的保护工程，各有自己的年代。复原红砖楼的外观，也没有重建木造开拓使总部：一处由建筑构件复原保存，一处由地下考古遗迹保存。两者须分清，才能讲述其联系。

建筑记录留下层次，纪念叙述有时却偏爱一个较整齐的起点。

1969年，北海道为纪念红砖厅舍指定为重要文化财，委托二十幅大型开发史画。现今官方介绍承认，作品大多以和人移民、政策人物为中心，阿伊努人与其他少数族群几乎没有被表现。画面既描绘所选旧事，也保存了委托时代的观念。^[16]

英文原作者于2026年9月查阅的官方线上导览，内部仍有张力。水道史承认未来政府区周边已有阿伊努聚落；但札幌建立画的说明，却说岛义勇计划把“無人の荒野”变成城市，即“无人的荒野”。所画事情设定于1869年，画作并非当年的现场记录。^[4][5][16]

“荒野”可以使人想到没有密集城镇的地形，“无人”却会把没有城市建筑写成没有居民。整体介绍与单幅说明，没有完全讲同一个起点。无法据此确定画家或策展人的私下意图，但可以看到，旧叙述仍留在同时正在修订它的机构之内。

土地文书留下另一种起点：官员请示、延后裁定、分类居民所占土地，处理记录中难以确认的要求；阿伊努申请者争取承认。街道重新组织城市，河流仍与居民生活相连。塔楼恢复外观，无法代替这些经过。

总部基础标出了已消失建筑的位置，建筑记录区分初建与维修，申请揭示分类怎样影响远方居民，阿伊努组织则指出地图未必记录的损失。将这些证据相互比较，才能讲清政府怎样在此建城，以及这座城市进入了怎样一段更早的地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