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幌钟楼：学校怎样为城市报时

“我们是钟楼钟声响起的札幌市民。”1963年十一月制定的札幌市民宪章，以这句话介绍接受其原则的人。宪章借一种声音，给全城居民一个共同称呼。^[1]

这栋建筑最初服务的范围小得多。1878年落成时，它是札幌农学校的演武场，原有小钟供校内使用，大时钟后来才安装。^[2] 此后，报时传向校园之外，学校迁走而城市保留建筑，人们又为读书而走进曾经操练的大厅。作家给钟声添上的意义，则超出了齿轮可以完成的工作。

钟楼的历史由这些不同用途累积而成：测定时间、向公众报时，以及让钟声成为一座城市熟悉的标志。

札幌农学校1876年创办，为明治政府经营北海道培养人才。来自马萨诸塞农学院的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将军事操练放进课程。当时政府建设的聚落被期待同时承担生产与防卫，身体训练、自然科学与实用农业因而都是学校预定的工作。^[3]

演武场楼下安排研究、讲课，以及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收藏；宽敞楼上用于操练、体育和典礼。学生既可以为特定学科来此，也会随全校集合，参加有组织的运动、入学或离校仪式。^[3]

克拉克提出建造，建筑尚未落成便已离开日本。威廉·惠勒拟定基本方案，开拓使的高级建筑技术人员Adachi Kiyoyuki负责设计与监督。开拓使是当时负责北海道开发和行政的政府机构。教育构想、建筑规划与施工组织，由不同的人共同完成。^[3][4]

馆方的结构说明指出，柱梁框架较接近日式做法，与人们常联想到的美国轻型木框架不同；西式屋架和铁件则帮助形成宽阔上层空间。公布的建筑图展示，大厅位于屋架之下，钟塔升在前部，并未占据大厅中央。^[5][6]

这样安排，给学校留下不受钟塔阻碍的集合空间。后来使用者改变家具与活动时，仍可利用它容纳众人的能力。

原演武场只有一座容纳校钟的小钟亭。钟楼沿革记述，大时钟构想在开楼庆典前后出现，得到开拓使官员黑田清隆支持。惠勒1878年在美国安排订购，机器翌年运到，却大得无法放进原钟亭。钟塔经过明显扩建，时钟于1881年8月12日开始运转。^[2]

机器需要支撑、运动部件的空间，以及连接钟盘和上方大钟的装置。已经落成的大厅，因新的报时用途而继续改造；这次工程也造就后来最醒目的建筑特征。

钟机来自波士顿E. Howard，钟却在日本铸成。日本机械学会依据农学校订购文书和行政报告，说明它由工部省工场铸造。^[7]

机器厂商、铸钟机构与建造钟塔的人，各完成一个部分。机器控制钟锤何时动作，大钟产生声音，钟塔则使各部件能够连在一起运行，并向外传声。

惠勒主张，它可以为札幌提供共同时间参考。校钟召集特定学生参加活动，公共时钟则向不必进校的人提供信息。扩大后的装置，让学校的设备开始服务校园以外。^[2]

机械室里，下降的重锤提供动力。钟摆保持有规律的节奏，擒纵机构让齿轮按小步释放，同时给钟摆继续摆动所需的轻微推动。重力供应能量，钟摆与擒纵机构控制它怎样释放。^[5][8]

走针与敲钟，各有独立动力。钟锤的敲击动作不同于指针的稳定前进；两套机构相接，使整点同时成为可见的刻度与可听的声音。^[8]

机械上方的传动齿轮把运动传到四面钟盘，使它们由同一套走时系统驱动。钟位于塔的上部，周围开口让声音传出。读钟须看见钟盘，听报时则不必站在能望见钟面的地方。^[9]

稳定运动仍须有校准依据。农学校观象台提供天文观测，官方维护史记下美国教师Peabody及其日本继任者Kudō Seiichi参与校准；1888年，钟楼还被指定为札幌的标准钟。^[10]

同一年，日本开始采用以东经135度经线为准的全国标准时。1886年发布的法令，于1888年1月1日生效。国立天文台的说明区分这种共同标准与依各地经度计算的地方时间。^[11]

天文观测提供参照，全国标准决定共同采用什么时间，维护中的时钟再在当地显示。两位各有手表的人，可以用第三个参考比较走时；没有钟表的人，也能听到整点信号。学校由此拥有向校外提供时间的设备与知识，至于每户人家是否立即围绕它安排生活，现有记录未作同样说明。

1903年，农学校迁往新校园。演武场留下，转由市方使用。后来道路要穿过旧校园，1906年建筑连同钟塔与机器，整体移至附近另一块地。^[12]

搬迁时，市议会讨论正面应维持朝西，还是转向大通与市中心所在的南方。馆方转载的议事记录中，八人赞成朝西，六人赞成朝南，原朝向获保留。^[10]

双方都希望保留建筑，分歧在于它怎样面向新的城市环境。转南会使旧校舍以另一种方式回应市区，朝西则保留学校时代醒目的空间关系。这是一场票数接近的选择。

正门决定人们怎样走近建筑，四面钟盘与钟声却向不止一个方向报时。建筑正面的安排，与公共信号服务谁，各有变化的方式。

迁移把演武场从原校园中分离出来，也使其能在新的街道布局中继续存在。保留建筑与改变城市空间，在这次工程中同时进行。

1911年，北海道教育会在演武场设立图书馆。后来管理先后由其他机构承担，市立公共图书馆1950年在此开馆。图书馆用途伴随间断，延续至1966年。^[13]

人们可以来读书，不必成为原农学校的学生。宽敞公共空间仍供学习，只是集合的缘由和节奏变了。市方记述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学生使用增多，考试季队伍会绕着钟楼排开。^[12] 居民因为需要读书场所，而熟悉这栋建筑的内部。

从农学校建筑到城市象征之间，还有数十年的日常使用。读者在大厅和楼下寻找书与座位，塔和钟声则成为求学环境的一部分。

1966年图书馆迁出，1967年建筑修复，1970年获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14] 过去的用途逐渐成为展陈内容，曾容纳不同学习活动的房间，转而让来访者了解这些活动的历史。

文学早已把钟声带给阅读文字的人。有岛武郎1922年的小说《星座》中，一名人物喜爱演武场的钟声，将新的生活环境与过去熟悉的寺钟相连。Morita Tama1946年的随笔集，则回忆在室内听钟，并想象别的家庭也在同一时刻聆听。^[15]

有岛写个人的联想，Morita则想象共同生活的人群。定时重复的钟声可以让人记起旧居、求学岁月，或看不见的他人；不同的人未必作出相同回应。

Morita笔下相隔的家庭，通过想象中共同聆听成为一座城。1963年市民宪章又给这种联系一个官方的集体声音，先说明“我们”是谁，再列城市生活原则。^[1]

这种归属表述，可以由文学与公共文字传到钟声实际上到不了的地方。宪章选择一个熟悉的城市特征来称呼居民；这时，距离学校为学生建起演武场，已经过去数十年。钟楼的象征意义，随着使用、回忆和有意的表达逐渐形成。

成为象征以后，机器仍需维修。官方记录说，1933年钟表匠井上清修复已经停转、锈蚀的钟机，使它重新运行，也列出更换部件。自1881年以来的延续，包括中断与修复。^[10]

博物馆要保存仍在工作的时钟，又要让访客看到工作原理。若把原机搬入容易进入的展厅，就会改变它与外部钟盘的联系。

札幌2026年三月采用的保存活用计划，保留塔内运行的原机。狭窄入口和维护需要，使那里无法作为常规参观空间。展厅以视频和另一套1928年制Howard钟机作示范；它不驱动建筑外的钟盘。^[16]

原机继续报时，示范机帮助访客近距离理解原理，两者承担不同工作。建筑内部与外部公众之间的联系，也由此延续：学校在大厅教学并向外报时，图书馆接纳熟悉钟声的读者，作家和市民宪章又将声音变成共同参照。后来人所记得的钟楼，正是这些用途不断累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