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和田家到桂家

木户孝允公历1833年8月11日生于长州藩的城下町萩，生父和田昌景是藩医。他幼年被邻居桂家的武士家庭收养，改称桂小五郎。养父母早逝后，他虽回生家生活，仍保有桂家的身份和义务。在萩求学时，他曾在藩校向年轻的吉田松阴学习兵学。1852年，经藩政府许可与支持，他赴江户继续求学。[1][7]

2. 江户的剑术与兵学

在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桂进入斋藤弥九郎的练兵馆，学习神道无念流剑术，结识不同藩的武士。他还学习火炮、筑城、船舶等军事技术。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舰来航，沿海防御、港口与交涉成为各藩共同面对的问题。[1][15]

桂的出行与学习仍受长州许可、经费和任职安排约束，道场中的朋友也会选择不同政治道路。江户经历拓宽了他的信息与人际联系，并未直接给出一套后来明治政府的政策。[15]

3. 走向京都的尊王攘夷活动

佩里来航后，桂在长州承担巡视、警备和军事准备等职务。藩内曾支持长井雅乐提出的开国、公武协调方案，后来反对派使这条路线失势。桂参与以朝廷为中心的活动，在京都联系激进公卿，推动以天皇名义排斥外国势力。1863年，长州在下关向外国船只开火。[5][15]

学习外国技术与支持攘夷曾并存于他的政治活动中。炮击由指挥官、炮手及地方人员执行，藩主、重臣、公卿与活动者则分别影响政策，不能将全部行动归于桂一人。[5][15]

4. 被逐出京都

1863年公历9月30日，即日本旧历八月十八日，会津与萨摩支持的宫廷政变撤去长州的宫门警备职责，七位相关公卿离京，受长州保护。桂失去了政治活动依赖的朝廷通道。次年夏，新选组袭击池田屋的活动者；桂在这次事件中的确切行踪尚难确定。[15]

长州随后试图武装返回京都，公历1864年8月19日禁门之变中败战，城市又遭大火。桂希望恢复长州的政治地位，却未统一指挥所有参战队伍。先前以尊奉天皇自许的长州，此时被朝廷判为敌方，宫门控制与政治名义已经易手。[15]

5. 但马藏身与长州改组

禁门败战后，桂逃往今兵库北部的但马，在地方人帮助下辗转草畑、城崎、寺院与出石。他在出石化名广江孝助，以小商人身份藏身。京都艺妓几松曾支持他的活动，后来称木户松子；1865年春，她来到但马与他相会，广户家及向导帮助两人返回长州。[7][12]

桂藏身期间，长州保守派惩罚改革领导人，寻求向幕府服从。高杉晋作于元治元年旧历十二月十五日、即1864—1865年冬季在功山寺举兵，诸队推翻保守政权。桂回藩后为新的领导层提供协调经验与人脉，这场转变已由其他人先行争取。[12]

6. 萨长之间的条件合作

1866年初，桂代表长州，与萨摩领袖西乡隆盛等谈判。两藩不到两年前还在京都交战；此时长州需要摆脱孤立，萨摩则不愿幕府逐一压倒其对手。双方约定幕府再度进攻时的支援，以及恢复长州朝廷地位的合作。桂记下六点，请坂本龙马书面确认，这种谨慎也显出他对旧日敌手仍有戒心。[10]

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使双方交涉取得萨摩政府的支持，中冈慎太郎及商业网络帮助双方沟通。萨摩在1866年征长战争中的行动使合作获得实效。对盟约最初目的，旧说常强调预定倒幕，田口由香2005年的研究则强调恢复朝廷权威与长州地位。后来合作促成政权更替，两藩当时仍各有政府，不能将后来的结果全当作最初的目的。[10]

7. 四条战线上的长州战争

桂1865年回藩后参与建立改革政府，协调诸队、军费、军购、支藩和重臣关系。大村益次郎及军官具体改组编制、训练、火炮与补给；高杉后来因病减少活动。士兵之外，农民、城镇居民、商人、船员与地方官也支撑了战争。[1]

1866年幕府第二次征长，在四条战线展开。长州部队击退或牵制更大的联军，地形、机动、武器、进攻各藩投入不一，以及将军德川家茂去世，都影响了战局。胜利使长州重新取得谈判力量。桂承担政治协调，各地军官则直接指挥战斗。[15]

8. 从藩务进入中央政务

桂1865年依藩政府安排开始使用木户贯治之名，后来又称准一郎、孝允；孝允在日语中另有一种读音，并非另一人物。随着长州恢复影响，他参与促成取代德川统治的政治安排。公历1868年1月3日王政复古政变后，他进入负责政策、外交的中央职位。[1][15]

朝廷、萨摩、军队与年轻明治天皇的授权共同支撑新政府。鸟羽伏见之战开启内战，长州军在多地参战。木户面对的问题也变了：反对德川可以团结不同藩，执政却必须筹集收入、制定法律、组织官署，避免萨摩、长州又各自恢复独立统治。[15]

9. 内战中的五条誓文

《五条誓文》先由由利公正起草，福冈孝弟修改，再经木户修订为五项原则。公历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宫中向公卿、藩主宣誓，提出广泛议事、共同努力、让不同身份的人获得发展机会、革除陋习和求知于世界等方向。伴随文告与公示将这些原则置于天皇统治之下。[1]

当时1868—1869年的戊辰内战仍在进行。誓文没有规定普选、政党政府或平等公民权；后来的立宪、民权运动却能援引它要求改革。木户参与确立了广泛原则，尚未为数十年后的帝国议会设计全部制度。[1]

10. 版籍奉还与废藩置县

木户推动主要维新藩向天皇交还领地簿籍与统治权。1869年初，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联名上表，其他领主多随后响应。许多前藩主又被任命为原地的行政长官，日常征税、军队和簿册仍由旧藩人员管理，法律上的变化快于行政改组。[1]

1871年，西乡协助组建中央亲兵，木户等少数领导人秘密准备撤藩置县。政府通知藩行政长官撤销其政府，以县取代；补偿、保密、沿用行政人员与可动用的兵力，降低了公开抵抗。原武士与纳税居民的义务随之改变，这一过程并未逐一征求他们的同意。[1]

11. 岩仓使节团与立宪构想

公历1871年12月，木户以副使身份随岩仓使节团赴美欧。使团有外交官、秘书、专业人员、翻译、随员与学生，既争取各国承认、准备改约，也考察各国制度。领导人尝试直接谈判改约，超出最初授权；大久保与伊藤回国补办凭证后，谈判仍告失败。木户在这种不平等的外交处境中考察学校、政府、工业与法律，并请在德国的青木周藏准备宪法方案。[1][2]

归国后，他向政府提交基于青木论述的建言，刊于《新闻杂志》，主张以教育与渐进立宪支持新国家。考察所得还须经日本内部选择，留守官员在此期间也已进行重大改革。[2]

12. 归国后的遣韩政争

1873年归国时，政府正因朝鲜拒绝含日本新皇号的外交文书而争执，西乡提出亲自赴朝交涉。常见解释认为这可能准备开战，毛利敏彦则主张西乡意在和平谈判。波平常雄2010年讨论了两种解释，未判定西乡的意图。木户与岩仓、大久保反对立即派遣，认为国内制度仍待整顿。[14]

1873年10月24日，明治天皇在岩仓呈请后接受延期，西乡与另外四名参议辞职。木户因病参与受限，反对派遣者之间也未就所有政策达成一致。次年台湾出兵，又使他与留在政府的领导人发生冲突。[5][14]

13. 台湾出兵、大阪会议与再度辞职

木户反对1874年台湾出兵。政府以琉球漂民被杀为理由，攻击台湾原住民社区；木户5月辞去参议，未能阻止军队登陆及大久保与清朝交涉。民选议会诉求、国内叛乱、对外危机与领导层分裂，使各方寻求重新协商。1875年大阪会议中，木户、大久保、板垣同意逐步发展立宪制度，木户与板垣复职。[1][4]

4月诏令设元老院审议立法、大审院作为最高司法机构，木户6月主持第一次地方官会议。这些是任命官员参与的机构，尚非民选主权议会。分歧持续，木户1876年再辞官，转任顾问。他希望扩大咨询、确立法律与法院，同时仍主张以天皇为中心分阶段改革。[4][8][13]

14. 西南战争中的病人与顾问

1877年2月西南战争爆发时，木户已长期患病。他关注战局，在健康允许时参与政务讨论，未赴九州指挥作战。病情在京都恶化，松子前来照料，医生、随员与政界同僚也围绕病人交换消息。5月19日，明治天皇特别到访；木户5月26日去世，战争还要四个月才结束。[1][6]

后世常描写他临终呼吁西乡停战的戏剧性场景。疾病、到访与去世日期较为明确，确切临终话语则须保留记忆加工的限度。他未见西乡的结局，也未见1889年宪法或后来的帝国议会。[1][6]

15. 未完成的方案与身后的形象

木户留下立宪建言，后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长州出身领导人继续影响政府，彼此却也有分歧。1889年宪法与1890年开设的帝国议会结合了代表制、强大皇权与行政权，回应了木户曾提出的问题，未必就是他方案的简单实现。松子活到1886年，参与保存家族记忆。[9][12]

家主木户孝正等委托制作的铜版肖像，1887年由财政部门印刷局发行，标示其官职与荣誉。墓地、家族文书和图像将木户纳入与西乡、大久保并称“维新三杰”的故事。他推动议事的主张，与依靠少数藩际领导人的改革方式，都留下材料；身后的纪念使这些复杂生涯更容易记忆，制度的发展却继续超出他们生前的决定。[3][12]

1. 生家的儿子，养家的继承人

木户孝允出生时叫和田小五郎，公历1833年8月11日生于长州藩的城下町萩。生父和田昌景是藩医，邻近的桂家则是武士家庭，幼年收养他为继承人，给了他后来从事政治活动时所用的桂姓。养父母早逝，少年时期，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和田家，但收养关系与桂家的身份、义务仍然有效。[1]

家庭中的医疗职业、家业继承与武士服务，交织在他的成长经历中。桂在长州藩校明伦馆求学，课程中的学术、军事教育都服务于藩的需要。1849年，他短暂向吉田松阴学习兵学，那时松阴还是年轻教师。这段教学早于松阴后来在松下村塾授课，也早于1859年被处死。[7]

作为有武士身份的藩医之子，桂能够取得多数领民难以获得的教育。教师、家庭关系扩大了机会，藩政府的资源、许可仍决定他的出行与任职。1852年离萩赴江户时，他以长州藩士身份求学，身后的两家联系并未消失。日常由谁照顾，与法律上属于哪一家，在这里是两件相互关联而不完全相同的事。[1][7]

2. 道场之外的江户

1852年，桂进入江户的练兵馆，向斋藤弥九郎学习神道无念流剑术。剑术声誉帮助他结识不同藩的武士，学生交换消息、介绍人脉，各人却仍须向自己的藩主负责。沿海防御需要的不只是个人武艺，桂还接触西洋兵学，学习火炮、测量、船舶等知识。[1]

1853年，佩里的舰队来航，蒸汽船与沿岸炮台之间的能力差距，成为急迫的防务问题。幕府向诸藩征询意见，一面分担责任，一面暴露出全国缺乏统一政策的问题。长州在江户的学生须把消息报告回藩，由重臣决定哪些知识值得花钱采用。工匠制作设备，翻译解释外国书籍，通过荷兰语书籍传播的兰学与新的英语学习，也提供了资料。[15]

这些工作由许多人分担。长州供给桂等藩士留学经费，也能召回、任命或惩罚他们。松阴试图登上佩里舰船失败后入狱，桂则继续获许可的学习；两人都接近外国知识，行动办法和所处制度位置并不相同。桂的剑术声誉使他能与武装活动者交流，藩士凭证又使他能向官员传递意见。[1][15]

1858年，他承担巡视、警备职责，1859年又被派往与长州军事机构有备馆有关的工作。江户求学使他看到各藩面对同一批外国船，却有各自的指挥系统和技术资源；共同问题还未带来全国统一的政府。他的知识逐步进入藩务，任职仍可随政策变化而改变，不能独自决定对外路线。[1][15]

3. 长州的路线斗争与宫廷活动

1859年安政大狱中松阴被处死，加深了不少长州人士与幕府的对立。了解外国海军实力，并不自动决定一个人如何看待未经天皇认可的条约。1861年，长井雅乐提出以朝廷、幕府协调推动开国，毛利敬亲最初支持这条路线，桂与其他反对者后来使它失势。长州转向激进政策，是藩内斗争的结果，松阴相关人物也未始终持有同一套意见。[5]

桂有巡视、警备与兵学职务，靠藩士身份传递情报、组织联系。藩主、重臣会议仍影响活动者能做什么。到了京都，三条实美等公卿提供朝廷名义，藩则提供人力、资金；长州一方推动幕府确定公开的攘夷期限。谁能接近宫廷、守卫宫门，由此成为政治上的实际资源。[5][15]

1863年，下关炮台攻击外国商船和军舰，指挥官、炮手、岸防设施与地方人员分别执行政策。外国报复炮击并干扰港口贸易，代价落在沿海居民和藩军身上。桂参与支持攘夷的政治联盟，却未亲自掌握每座炮台。孝明天皇反对条约政策，也不等于认可长州的一切行动，会津、萨摩及不同公卿对长州的宫廷影响各有戒心。[5][15]

外交争论已与“谁能代表日本发言”联系起来。长州希望以朝廷认可使自己的政策取得全国权威，幕府与其他藩却不接受这种代表资格。桂一方依靠的宫门通道，可能被另一支武装联盟控制，天皇的名义也可能转过来用于排除他们。[15]

4. 宫门失守与京都败战

1863年公历9月30日，即日本旧历八月十八日，宫廷官员、承担京都警备的会津及萨摩共同发动政变，孝明天皇也对激进方案不满。长州被撤去宫门守卫职责，相关公卿失势。七位公卿离京，长州为他们提供护送、住宿、联络与经费；活动者仍能借这些流亡公卿主张朝廷的权威在自己一方，朝廷内部的分裂也延伸到不同地方。[15]

桂此后试图通过政治联系争取返回。1864年夏，新选组在池田屋袭击活动者，造成逮捕与死亡；桂在著名袭击场景中的确切行踪，仍不如这些结果清楚。长州内部要求武装回京的声音增长。公历8月19日，即元治元年旧历七月十九日，长州军在宫门一带与会津、萨摩等守军交战，败退，来岛又兵卫、久坂玄瑞死去。桂参与相关政治活动，却未获得对所有队伍的统一指挥。[15]

大火随后蔓延京都。风势、战斗、纵火与城市建筑条件交织，居民失去房屋、店铺、工具、书稿和生计。长州被朝廷判为敌方，幕府准备征讨，同时外国舰队又攻击下关。藩内外的失败相叠，保守势力上升，桂留在京都会遭逮捕，依正式途径回长州也不安全。[15]

自1863年政变到1864年禁门战斗，相隔近十一个月，长州试图以越来越强硬的行动恢复宫廷地位，终于反被判为朝敌。要重新参与全国政治，先须恢复藩内权力；桂本人则须找到逃离京都的路，依靠愿意提供藏身、食物与向导的人。[15]

5. 逃亡者与为他提供庇护的人

桂逃入京都以北的但马，即今兵库县北部。地方人帮助他通过草畑关口，转移到城崎、寺院与出石，广户家是重要庇护者。在出石，他化名广江孝助，以小货铺商人的身份藏身。收留逃亡者的家庭提供食物、住处，也承受身份暴露后可能被调查的风险。[7][12]

几松原名和，父亲是小滨藩士。家庭变故后，她成为京都艺妓，接受音乐、舞蹈训练，以收入、社会联系支持生活与桂的活动，也处于女性职业身份所带来的不利处境。1865年春，她来到出石与桂相会，向导为他们提供路线与途中帮助，后来她以木户松子之名进入家族生活。政治活动的联络与庇护，部分就通过这类家庭、职业网络完成。[12]

长州内部，第一次征长后主张服从幕府的保守政府迫使三位家老自尽，追捕改革者，准备解散武装诸队。桂仍在藏身时，高杉晋作于元治元年旧历十二月十五日在功山寺举兵，时间处于1864—1865年冬季。伊藤俊辅——后来的伊藤博文——与武装队伍加入，绘堂等地的战斗扩大了起事。[12]

诸队的人员、指挥官和地方关系并不一致，取胜还需要兵员、经费、港口、武器、支藩及毛利家的决定。保守权力瓦解后，曾被追捕者得以返藩任职。1865年春桂归来，在藩主、官员和改革武装之间协调，提供政治经验与对外联系。几松、广户家及向导帮助他避开追捕、返回长州，藩内的转变则由留在那里的人先行争取；桂并未出现在功山寺起事的最初集合中。[12]

6. 从敌对两藩到六点约定

1866年初，长州虽已重组军队，仍受朝廷谴责与幕府征讨威胁。萨摩则有宫廷通道、海上贸易网络，能提供长州急需的支持。两藩在禁门之变中交过战，萨摩也曾参与第一次征长，桂因此要求将承诺记录、确认。西乡隆盛与桂承担核心谈判，小松带刀以家老身份使承诺与萨摩藩政府的授权相连，大久保利通协调盟约与岛津久光的政策，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传递消息。[10]

桂所记六点是附条件的具体承诺：若幕府开战，萨摩将派兵到京都、大阪，形成前线之外的支援，并在朝廷争取解除对长州的谴责。龙马的书面背书确认桂对口头交涉的理解，未使他成为唯一的盟约起草人。两藩没有合并，各自仍由主家掌握军队、名义和财政。[10]

政治约定又与物资合作相连。长州通过萨摩有关渠道采购武器，粮食、航运也连接双方；长崎商人、中间人、船员、外国商人与翻译使合作能够落实，其中也有商业利益。1866年第二次征长考验了约定，萨摩拒绝有效参与镇压，反对幕府强制，长州则以自己的部队在前线作战。[10]

萨摩的选择减轻了长州的孤立，桂取得书面确认，却未从此消除彼此戒心。两藩保留各自领导层和利益，后来合作取代德川统治，又在明治政府内争执职位、政策。[10]

历史争论：盟约最初是否已经以倒幕为目的？

较早的解释把萨长同盟视为预先决定推翻幕府的军事联盟。田口由香2005年研究战争的政治影响时，更强调恢复朝廷权威、解除长州的朝敌地位，以及萨摩在战时提供支援；桂所记六点是区分这些解释的重要材料。合作后来促成政权更替，不能据这个结果将所有参与者当时的目的都写成已经确定的倒幕计划。[10]

7. 协调藩政与四境战争

改革派取得藩政后，备战仍面对内部冲突。武装诸队争取薪饷、承认与政治影响，资深藩士担心队伍失控，毛利家的权威继续为政令提供认可。桂协调藩主、重臣与诸队的要求，使不同力量能够共同备战。大村益次郎凭医学、西学训练组织军队，着重编制、枪炮、训练与战术分配，桂及藩领导人的任用支持了他的工作，技术改革仍有大村自己的贡献。[1]

奇兵队以跨身份募兵著称，却仍有等级、纪律与地方征取，其他队伍也各有来历。后来国家军队的历史叙述选择性地纪念这些先驱，同时淡化抵制维新后复员的队伍。战争还需经费、武器与运输：下关商业、藩营垄断、贷款、军火商、海运及萨摩渠道帮助运入枪械物资，商人和船员虽不在指挥名单中，也影响了部队能取得的武器和补给。[1][15]

1866年第二次征长在大岛、艺州、石州、小仓四个方向展开。大岛是岛屿，艺州、石州是陆上边界，小仓须跨越本州、九州之间的海峡，各线行动不同。岛民、边村居民承受占领、征取、疏散与财产损失。幕府联军人数较多，各藩的投入、装备和目标却不一致，长补给线与分歧削弱了协同。[15]

长州靠近自己的行政基地，能够在受威胁地点之间调兵。德川家茂于1866年日本旧历七月在大阪去世，进一步动摇了征讨权威，胜海舟与长州代表参与交涉，促成停战。前线胜利和联军疲惫共同影响结果。桂协调政策、向藩主传递消息、组织外部联系，军官则在各地指挥；长州重新获得全国谈判力量，也留下武装诸队对功劳、地位的要求，日后的中央政府未必愿意接受。[15]

8. 木户之名与新政府的义务

1865年返藩后，桂依藩政府安排开始称木户贯治，后来使用准一郎、孝允。孝允在日语中可以有不同读音，仍指同一人。姓名变化伴随逃亡者、藩领导人到全国官员的经历。1867年公历11月，德川庆喜将政权交还天皇，德川家在新政府中的地位、土地与军事力量却未解决。[1][15]

木户争取恢复长州地位，与盟友筹划新政府。公历1868年1月3日，联盟军队控制宫廷，岩仓等公卿宣布王政复古。随后鸟羽伏见之战把政治排除转成战争：长州、萨摩与其他部队作战，天皇旗号改变了政治名义，火炮、指挥、运输与倒戈则影响实战。战事经上野、东北、会津延伸到北海道，居民经历征用、战斗、惩罚和行政替换。[15]

木户作为官员、政策顾问服务于中央，而非每条战线的指挥官。胜利藩的旧网络提供可信的任职人员，也引发“藩阀”批评；他主张全国制度，仍须用长州联系补充人才。对外条约与商业保护义务不会因内战自动停止，新政府也需要翻译及原幕府的专业人员，革命名义本身不能提供外交技能。[15]

年轻明治天皇的名义为成年人筹划的措施提供全国授权，使任何一个藩都难以单独提出的统治主张得以成立，日后天皇在制度中的参与又继续发展。中央任职使木户面对超出长州生存的问题。他既要与胜利各藩协商收入、法律和官署，也要寻找比少数人私人联络更稳定的政务规则。[15]

9. 誓文的原则与未定的制度

《五条誓文》为1868年新政府提出原则。由利公正的初稿出自福井改革讨论，土佐官员福冈孝弟修改，木户再参与形成最终五条。广泛议事的措辞有助不同领导人合作，文中没有规定选民资格、普选或民选全国议会。公历4月6日，即日本旧历三月十四日，明治在京都宫中向公卿、藩主宣誓，使筹议中的原则成为天皇的承诺。[1]

戊辰战争仍在进行，议事承诺来自正在对敌作战的执政联盟。五项原则涉及共同努力、让不同身份的人获得发展机会、革除旧习与求知于世界，足以支持教育、外国学习及制度改变，怎样落实则还须官员选择。伴随的御宸翰与公开文告强调天皇权威和国家目的，同样未指定民选议会如何产生。[1]

后来，自由民权活动者援引议事原则反对少数人执政，政府领导人则以受控机构的逐步建设回应。同一段文字能够支持不同的改革时间表，延伸到1868年起草者尚未解决的争执。木户后来请青木准备宪法方案、主张阶段性改革，显示持续关切，却不等于誓文已经包含1889年宪法的全部设计。[1][2]

原则的传播还有书写人员、宫廷官员、使者、翻译与地方政府参与。各地民众通过公示、解释接触誓文，传播范围又受行政能力制约。木户与后来的批评者都将面对同一问题：哪些人能够参与议事，何时、通过什么机构取得影响。[1]

10. 领地、簿籍与行政权怎样归于中央

1869年，新政府尚没有立即接管各藩所需的全部兵力与人员，胜利藩主上表交还权力，可以把交出领地政府表述为效忠。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率先呈请，其他主家受到跟进压力。木户协调长州行动，大久保等从其他藩推动，藩主以自己的名义提交，天皇接受，地方人员再落实，几个环节由不同人完成。[1]

版籍涉及土地、受治家庭及纳税记录，改革改变的是管辖与统治权，并未向簿籍中的民众逐一征求同意。许多前藩主被重新任命为知藩事，由天皇授职，法律依据由世袭转为任命，官署、人员和日常行政却延续。各藩还有各自债务、俸禄、垄断经营、军火库、学校与军队，中央承担外交和战争，不能稳定取得仍由众多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1]

1871年，木户、大久保、西乡、岩仓、山县等秘密准备废藩。主要藩部队组成的御亲兵，使中央在宣布之后无须先得到每位领主许可才有兵力执行。原知藩事被撤职、召往东京，并得到保留高身份的安排；保密、补偿与可动用的军队，减少了大名公开反抗。[1]

原藩士的职位、俸禄较不稳定，三百多个行政单位随后合并、改界，旧藩官员部分留任，债务处理也不一致。居民可能仍面对熟悉的官员，却收到新的称谓、命令与义务。木户等先改变法理，再在资源齐备后采取更强行政措施；这种改革集中于少数领导人，也使全国税制、征兵与法律得以推进。废藩本身尚未决定未来制度怎样接受民众参与。[1]

11. 在不平等外交中考察制度

公历1871年12月，木户任岩仓使节团副使赴美欧，国内废藩不久。使团由外交官、秘书、专业人员、翻译、随员和学生组成，既传递国书、准备改约，也调查各国制度。在华盛顿，领导人超出最初授权尝试直接改约，大久保、伊藤跨太平洋回国取得凭证，谈判仍失败。日本受外国领事裁判权和关税限制约束，对方不愿轻易放弃条约特权。[1]

考察因而在不平等的交涉中进行，参访由接待者安排，翻译影响代表能够提问和理解的内容。1872年9月3日使团参观英国威特沃斯工厂，上村祥二研究转引的木户日记提到强力压机，以及在那里学习的两名巴西军官。设备与训练人员出现在同一处参访中，具体展示了工业知识如何同教育相连；这一条观察尚不能独自解释木户整套教育政策。[11]

在德国，他请长州出身的外交官青木周藏准备宪法构想。青木的语言能力、普鲁士法律学习提供了单靠参访难以取得的知识，方案还要考虑日本政治。1873年，木户向政府提交基于青木理由书的建言，又在《新闻杂志》刊载，使精英网络支持的讨论接触更广读者。青木各稿之间有实质改动，不能将它们一概当作同一份完成稿。[2]

国内留守官员此时已实行重大改革，归国者须面对新增制度及同僚扩大的权力。外国考察没有提供一套可直接搬回的答案。木户追求比领导人私下协商更明确的规则与议事机构，也担忧国家初建时的稳定；以君主为中心的渐进立宪，可以同时容纳这些关切，却未立即把执政权交给民选议院。[1][2]

12. 西乡赴朝的意图与延期决定

使团领导人先后回国，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木户重视教育、宪政，大久保重行政和生产能力，岩仓联系朝廷权威。留守政府已作出影响各地家庭的改革，归国者指责同僚超出约定，对方则认为执政不能一直等待。这场争执既涉及政策，也涉及谁有资格决定维新的后续方向。[14]

朝鲜王朝拒绝含日本新皇号的外交文件，维护自己的外交秩序，日本官员则将其视为拒绝交涉。西乡提出亲自赴朝，国内对派遣方式、时机及后果展开争论。[14]

历史争论：西乡是要和平交涉，还是准备战争？

常见解释把西乡信中预想自己被杀的说法，视为使节行动可能为战争提供理由的证据。毛利敏彦则主张西乡意在和平交涉，并将这段语言解释为说服板垣的办法。波平常雄在2010年的研究中讨论了两种解释，未判定西乡的意图。两种解释对信函语境的理解不同，西乡的私人意图仍有争议。[14]

木户反对立即派遣，认为税制、军役和行政仍在重组。三条实美病倒后，岩仓将反对意见呈交天皇，1873年10月24日明治接受延期。西乡与其他四位参议辞职，木户的疾病又限制了他实际参加政务的程度，他在病中的参与有别于持续办理政务的同僚。[5][14]

辞职者此后走向不同道路：板垣组织民权运动，江藤参与后来通向佐贺叛乱的事件，西乡回鹿儿岛。他们中有司法改革者、立宪活动者和中央军队建设者，不能笼统归成拒绝现代化的一方。木户与大久保虽共同反对立即遣韩，也将很快在台湾政策上分裂。[14]

派遣还涉及军费、运输、可能的动员或报复，同土地税、征兵、教育、各部行政及原俸禄支出竞争资源。领导人决定时机，纳税居民承担财政后果，却没有席位参加10月的决策。木户争取为国内建设留出时间，怎样建设、由谁决定，仍无共同答案。[14]

13. 台湾分歧与大阪的渐进改革

1874年台湾出兵使木户的异议落实到辞官。政府以琉球漂民被杀为理由行动，也借此主张对一个与日本、清朝都有关系的王国居民拥有主权。日本军队攻击不属日本管治的排湾族社区，木户反对这次行动，5月辞去参议；政府继续军事行动，大久保后来与清朝谈判，取得撤兵与政治上的结果。[1]

木户辞官后，台湾社区与参战军人仍承受战事后果。他支持中央国家的力量，又反对此次行动及其时机，不能由这次异议推导出涵盖今后东亚政策的完整反帝国扩张学说。政府领导人内部有实质分歧，与此前共同反对立即遣韩的阵线已不同。[1]

板垣等要求民选议院，佐贺出现武装叛乱，木户辞官、大久保集权也削弱创始联盟。1875年1—2月，在伊藤、井上等中介下，大久保、木户、板垣于大阪多次会谈，同意逐步发展立宪制度、木户与板垣复职。各人是为不同需要重新合作，未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路线。[4]

4月14日诏令设元老院审议立法，以大审院为最高司法机构，并安排地方官会议。机构职能有所分开，任命权却在政府，部长尚不对民选议院负责。木户6月主持地方官会议，参加者带来各地行政经验，但他们是官员，居民只能间接被代表。[4][8][13]

民权活动者可以援引誓文与立宪承诺要求议会，政府则以逐步建设回应，双方对时间表和参与范围不同。木户复职是暂时的，政策摩擦与协议落实有限使他1876年再次辞职，保留顾问及宫廷相关角色，没有转为在政府之外组织政党的领袖。他仍试图从精英机构内部促成更广咨询、法律规则及以天皇为中心的渐进改革。[8][13]

14. 战争仍在进行，病人已走到生命终点

1877年2月，西乡率领的一方与政府军在九州交战。木户批评过政府政策，却仍支持中央国家存续，未赞同以地方武装推翻此前建设。他长期患病，不能去前线指挥；政府军由有栖川宫、山县、川村等军事领导人组织，木户从京都关注战局，在身体允许时参与政务讨论。[1]

现代记述对他的症状和诊断有不同说法，胃部、神经症状及身心负担等描述不能组成经当时检查证实的统一病因。松子从几松时期的支援者，到维持家庭、前来京都护理的人，付出了具体劳动；医生、随员、使者、官员也安排接触与交换消息。病人能收到多少战况、说出的意见有多连贯，须受身体状况及记录者的观察限制。[1][6]

5月19日，明治天皇特别来访，显示君主与资深顾问的关系，也使住所后来成为纪念地点；日期与地点的记述仍不足以复原私人谈话的逐字内容。木户5月26日死于京都一处由近卫家旧宅购得的住所，按周岁为四十三岁，传统虚岁记法可作四十五岁，年龄差来自计岁方式。[1][6]

后世传记反复描写他临终呼吕西乡停战。关切可能与所传话语相合，确切台词、清醒程度及完整场景仍可能经过纪念叙述加工。西南战争还在继续，熊本解围后的撤退与城山终局要到9月才结束，木户没有经历西乡最终的败亡。[1][6]

他葬于京都灵山，松子后来也葬在旁边，家族与维新忠诚者的记忆相连。大久保直到1878年被刺仍有影响，但木户死后的政策与战争结局属于幸存者的决定，不能写成他临终已经安排的后续方向。[3][12]

15. 幸存者建立的制度与保存的记忆

木户留下笔记、建言与委托草案，未活到正式宪政制度形成。伊藤推进制宪，山县强调军事、行政，井上着重外交、经济；共同长州出身提供信任和任用网络，各人并不持有一种完全相同的政策。木户也无从评判他们后来对宪法、政党内阁、战争或殖民统治的选择。[9]

1889年宪法在皇权之下设民选众议院、包含皇族、世袭贵族及敕任者的贵族院，大臣向天皇负责，设立法院，并规定受法律限制的公民权利。1890年议会开设，反对党得到预算议事空间，参与又受性别、纳税资格、身份约束。这与木户以君主为中心、逐步建立立宪制度的部分主张相近，具体权力分配却由后来的起草者与政治争执决定。[9]

松子在1877年之后维持家族记忆，晚年转入宗教生活，1886年去世。后人越来越以忠诚妻子的故事讲几松，既保存她的帮助，也压缩她早期职业、社会联系与自己经历的历史。木户的日记、书信记录疑虑、分歧和观察；这些丰富材料容易使叙述过度集中于他本人，政府中其他人的工作仍须分开辨认。[3][12]

家主木户孝正等委托意大利艺术家基奥索内制作木户铜版肖像，财政部门印刷局1887年发行，附官职与荣誉，表现出受尊崇的天皇臣属形象，也体现家族的纪念选择。城崎旅馆保管者介绍的1894年彩色版画，则描绘桂在几松帮助下躲避追捕，将她的贡献嵌入熟悉的扶助故事。图像发行日期、委托制作日期与早年事件日期各不相同。[3][12]

到1912年，木户死后的制度已经回应部分问题，又开启新的争论。民选议会仍置于强大皇权下，他反对台湾出兵的经历，也与参与集中国家权力的经历同属一人生涯。肖像、书信、墓地和“维新三杰”的并称，使后人更容易记忆创始者；这些都是幸存者的选择，不能代替木户对后来制度、战争或兼并的认可。[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