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吉宗放宽科学书籍进口限制

长崎检查入港书籍有无基督教教义，有些科学书因知识来自传教士，也会被禁止。采用西方天文学知识的汉文《天经或问》，因此难以购得。关心历法计算的学者，希望能读到更多书。

1720年，吉宗允许内容与基督教无关的著作进口，即使作者是传教士。此前被排除的汉文科学书，可能据此获准进入，基督教仍被禁止。长崎检查官、奉行继续逐书检验，决定哪些可以进口。

检查也形成文书。世袭任职的向井家书籍检查官，为长崎奉行撰写概要，奉行再送江户老中，询问政府应买哪些书。1754年保存下来的一组概要，列出四百余种，注明缺页、文字磨损等情况，反映禁令放宽后持续的选书工作。

语言仍是另一障碍。杉田玄白后来的回忆录，记述野吕元丈、青木昆阳随每年赴江户的荷兰使团译员学习，使团短暂逗留，学习时间有限。其他学习者抄写词汇、图书，赴长崎求学，也向本藩争取经费。

1771年，玄白、前野良泽、中川淳庵将解剖一名被处死女性时所见，与荷兰书中图像对照，开始合作翻译。这需要反复聚会、决定术语、修订文本。1720年的例外减轻了法律障碍，后续数十年的采购、学习，才使书可以读懂、使用。玄白1733年出生，属于这段较晚的历史。

1. 禁教规定下的科学书籍

科学书籍通过受管制的长崎贸易进入日本。有些以汉文写成，却吸收欧洲传教士传来的知识。书的语言、题材，因而不一定符合官员区分禁教内容的类别。

《天经或问》吸收西方天文学，却受到禁书规定限制，难以购得。日本天文学者已有历法计算方法，也希望取得其他计算资料。科学书籍的需求，先于吉宗的决定。

据日本国立天文台介绍，相传数学家建部贤弘也曾建议吉宗放宽限制。这个说法也将政策与具体学术需求联系起来。

长崎此前已有书籍检查官。1685年，向井元升指出一部汉文天文书含有基督教段落，此后向井家在奉行之下世袭此职。吉宗改动规则时，检查机构已经存在。

早期禁书清单可能同时列入基督教教义，以及地理、水利、数学著作。政策调整处理的，正是作者宗教归属与书籍题材重叠的问题。第一份清单通常被定在1630年，但研究现存抄本、荷兰日记的学者已提出疑问。早期审查制度确实存在，这个起始年份却并非没有争议。

汉文著作传到日本之前，已经经过语言转换。例如王徵1628年与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编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用中文解释、图解介绍西方机械。日本读者读到的是用中文编译、介绍欧洲知识的著作。此书后来又译成日文，也说明政府认为有用的内容，曾可能因作者身份受阻。

2. 准入例外与持续的检查

1720年，吉宗允许传教士著作进口，条件是内容与基督教无关。汉文科学书籍获准进入的范围扩大，宗教教义仍在禁止之列。官员必须继续检查每部书的具体内容，作者与传教事业有关，已不再足以单独排除其所有著作。

书籍检查官写出所查书籍的概要，交长崎奉行，奉行再送江户老中，询问政府是否购入。向井元仲1754年编写的一组概要，汇总中国船带来的四百余种书，包括经书、政务著作，记下出版日期、缺页、字迹磨损等。这些信息让买方既能了解内容，也能判断所售书本的状况。四卷概要留下检查、说明、官方采购的办理过程，涉及的是1754年，并非1720年即时进口总数。

吉宗也加强使用书籍的机构。1716年按日本历六月，他在八月获任将军之前，已命人呈上红叶山文库目录；1720年编成修订目录，1723年又编一份。官员办理查找、索取、研究，藏书得以被实际使用。

文库学者提供解释、翻译，深见有邻、桂山义树将介绍西方机械的汉文书译成日文。放宽进口的同一年，高濑学山奉吉宗之命，编写解释明律词汇的著作。两类书不同，却同样需要人员将收藏与政府使用衔接；购入不等于吉宗本人已掌握所有语言，图解也不等于机器已经造出。

检查、编目、解说各处理不同问题：向井的概要提示题材、版本损坏，目录让购入书可查，学者解释术语。通过宗教内容检查，是法律上的准入许可，书中科学假设、结论是否正确，仍是另外的问题。

3. 取得书籍与学习阅读

例外规定使更多科学著作可以合法取得，仍要经过官方检查。书抵长崎后，可能由政府选择购入，也可能进入其他收藏；进口与后来使用，经历不同环节。

玄白的回忆录记下另一困难：读懂荷兰文。他回忆野吕元丈、青木昆阳向陪同年度使团赴江户的译员学习单词、字母，来客逗留短暂又忙碌，课程受到限制。

同一回忆录记述长崎译员西善三郎反复抄写借来的词典，后来才获赠词典本身。前野良泽后来赴长崎学词汇，带书回来，也为其他人提供起步的材料。

取得材料还要有人支持。玄白记述自己向本藩申请经费，购买尚不能读懂的解剖图书。学习者利用官方或私人渠道筹钱、抄书、接受指导，逐步让进口书能够使用。

玄白还区分早先医疗技术传授与阅读书籍：有人观看手术学习，听写处方，外国药物无法取得时，则用其他药材替代。技术、图像、能读懂的解释，传播速度可能不同。后来译员申请学习荷兰书面语，因为只凭记住的口语，已不足以处理复杂的官方事务。

学习资源也因人而异。本藩经费可以买到罕见的解剖书，却不能代替学习语法；抄本词典帮助他人入门，短暂的江户访问则限制了请教译员的时间。玄白还回忆，有些爱好者因生计、疾病，中断了这项缓慢工作。从书籍获准进口到形成读者群体，中间需要劳动、支持，各人的接触机会并不相同。

4. 后来的翻译项目与政策限度

1771年，玄白、前野良泽、中川淳庵将人体解剖所见与荷兰书图像比较，随后一起阅读、翻译。玄白回忆录记下反复聚会，以及刊行前所需的修订。

其他书也结合交谈所得、译文汇集信息。森岛中良1787年出版《红毛杂话》，收录从荷兰来客、兰学者那里听来的叙述。外来知识因而以多种文字形式传播。

1720年的例外是这些项目得以发展的条件之一，在持续管制中允许更多科学著作进口，后来学者又完成语言学习、刊行。准许进口与读者是否理解正确，仍须区分。玄白1815年在这个较晚的学术环境中写回忆录；他1733年出生，未参与1720年的决定，记下的是后来的学习、合作，也带有回忆的局限。

解剖翻译要作出进口许可不能解决的具体选择。按玄白回忆，小组先从身体外部图解开始，因为能认出部位，将标签与说明相配，未解决的段落则留下标记，稍后再处理。反复聚会、询问来访译员、对照人体，逐渐扩充词汇，玄白在印行前也修订了多稿。回忆录对修订次数的说法不同，确切总数无法统一。

各参与者目的不同：玄白想出版供医生使用的解剖著作，前野则希望更广泛地掌握荷兰语。合作将两种目的结合，译文仍有不确定之处。1720年的决定减轻法律障碍，学者、支持者、抄写人、出版者再决定哪些书能被读懂、流传。这一环境仍有禁教、对外接触管制；玄白是较晚的受益者、学习经过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