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家臣之子进入将军家

田沼意次1719年出生于江户，即今东京。父亲意行原在纪伊，即今和歌山侍奉德川吉宗；吉宗成为第八代将军后，意行随他进入中央幕府。家族由这层关系取得入仕地位，仍低于长期出任老中的大族。

1734年，意次成为吉宗继承人家重的小姓。父亲同年去世，翌年他继承家督。他的影响力始于世袭家臣对将军家族的服务。

2. 侍奉德川家重

1734年，意次成为家重的小姓，近身服役使他熟悉求见、传话、执行命令的程序。家重1745年成为第九代将军，继续任用他。

据记述，家重说话不易让人听懂，近臣大冈忠光尤其承担理解、传达其言语的工作，意次则有自己的职务。家重仍选择亲信、参与判断，老中与奉行也继续治理。意次在家重任内位阶、收入上升，尚未任老中，求见者已看重他通往将军身边的途径。

3. 家治继续任用意次

1760年，家治接替父亲，成为第十代将军，继续任用意次。长期服役积累的经验，使意次在将军换代后仍受到重用。1758年，他已成为太平洋沿岸、今静冈相良的领主，列入大名。

领地收入与大名地位加强了他的权势，统治也带来行政、家政开支。幕府同样面临收入多按稻米计、支出却需要钱的问题。商人提议增加收入，意次帮助将方案带到家治面前，将军则仍参与任命与重大决策。

4. 从侧用人到老中

1767年，意次任侧用人，负责在将军家与行政机构之间传达政务；1769年任老中格，1772年正式任老中，这是任官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

他既参与老中议政，又能接近家治，决策、执行仍依靠其他老中、财政官员及奉行。相良城1768年开工，1780年建成，意次在中央任职直到1786年被免。“田沼时代”指其影响集中的时期，各项政策与文化活动并非全由他个人创立。

5. 商业收入与经营特权

意次的财政政策尝试从增长中的商业取得收入。株仲间是获准组织的同行商人、工匠团体，早在他崛起前已存在。政府保护买卖权利，换取包括冥加金在内的款项，即对官方许可缴纳的费用。

商品座是另一种安排，1764年江户设人参座。政府认可这些组织，有助于监督经营，也可能排挤竞争者、让顾客承担成本。习惯性赠礼与买通决策的付款有别。近年日本机构的重评强调米税收入的局限，经营特权是否有益、私人付款是否合法，则仍须具体判断。

6. 长崎贸易与按枚计值的银币

长崎外贸仍受管制，中国商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官方机构交易。铜是主要出口品，海参、鲍鱼等干制海产则提供另一条取得进口货物、减少贵金属外流的途径。1785年，长崎会所开始直接收购这些商品，替代早先由承包商收购的安排。

国内货币也在改变。1765年发行明和五匁银，1767年规定与金币的固定兑换，流通却不理想。1772年南镣二朱银按金货单位计值，流通较成功，使小额交易更便利。金、银、铜钱仍并行，财政官员、铸币机构、兑换商与意次的政策支持，共同促成改变。

7. 虾夷地调查与俄国联系

驻江户的仙台藩医生工藤平助，1783年提出有关俄国、虾夷地的方案。虾夷地以今北海道为中心，是阿伊努原住民的生活区域。田沼政府1785—1786年派队调查，最上德内也在其中，调查所得改进了地图。

工藤重视采矿与俄国贸易，官员也考虑农业开发，批评松前限制阿伊努耕作。有人重视突破限制贸易的可能性，也有人强调中央对阿伊努土地、劳动的扩张。近期日本研究区分了提案与实际行动。意次倒台打断调查，没有留下完整实施的开发或对俄贸易制度。

8. 印旛、手贺排水工程

印旛、手贺位于江户以东、今千叶境内，与利根川相连。政府1781年开始调查，印旛工程1782年动工，商人出资，工程成功后可获新垦土地的大部分。

1783年喷发使印旛工程暂停，1784年恢复并取得较大进展，1786年洪水又造成损坏。手贺相关方案始于1783年，工程进度另有自己的经过。意次免职后，政治支持也消失，洪灾与换届共同使工程结束，投资者、村民承受损失。后世工程成功，不能证明当时设计必定有效。

9. 天明饥荒

天明饥荒在1782年至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接连歉收中展开，本文记述至1788年；天明年号本身则为1781—1789年。寒冷、久雨尤其打击东北稻作，1783年浅间山大喷发之前，灾情已经出现。

存粮、藩政决定、购买能力影响生存，即使有粮，人们也未必买得起。疾病、迁徙加重损失，全国精确死亡总数难以重建。意次没有造成冷夏，政府如何救济仍有责任。危机在1786年他被免职后继续，镰原重建则保存了一种具体应对，不能代表各地救济。

10. 浅间山喷发与镰原重建

浅间山1783年公历8月5日大喷发，掩埋镰原，将碎屑送入吾妻川、利根川。日本气象厅列遇难者1,151人，内阁府报告引用1,624人并讨论史料差异，遇难人数仍有不同估计。

邻村先安置幸存者，提供物资，政府随后发给食粮钱，并在当时日本历法八、九月出资安排付费重建。附近村长黑岩长左卫门承包恢复田地、道路，工人领取工资。一个阶段1784年初完成，全村复原仍须继续。这些措施发生在意次任内，现存记录未证实由他亲自下令。

11. 意知在江户城遇刺

当时日本历法1784年三月二十四日，新番警卫佐野政言在江户城攻击意次之子、若年寄意知，一名大目付制住凶手。意知四月二日去世，次日，佐野被命切腹自杀。

关于佐野积怨的记述不一，后来有人称赞他为复仇者，显示反田沼情绪，未能确定其动机。地方纪念解说指控松平定信等保守对手，档案馆展览则未证实他们参与。意次失去儿子及潜在继承者，仍继续任职两年。

12. 家治去世与意次失势

1786年家治去世，意次失去靠将军信任维持的老中职位。一桥支系的年轻继承人家齐接任，改变了将军身边的势力平衡。

此后直到1787年，领地被削、幽禁等处罚相继实施。官方处罚文书指控意次任内处理政务不当，却未证实后来归于他的每笔交易。相良城被没收、拆毁，城镇也能直接感受到家族失势，既有商业机构却未全部消失。饥荒、洪灾继续，后任政府仍须解决免职本身无法消除的问题。

13. 宽政改革中的延续与改变

吉宗外孙、白河领主松平定信1787—1793年领导老中，宽政改革强调节俭、农业恢复，把田沼政府描述为奢靡时代。

部分有用制度仍延续，南镣二朱银暂时停铸，却确认继续流通。出版限制则更严格：江户书商茑屋重三郎1788—1789年出版讽刺政局变化的作品，1791年又因山东京传的书受到处罚，之后继续以其他形式出版。商业社会仍在，两届政府都没有单独创造或废止它。

14. 去世后的相良与后世评价

意次1788年在免职、幽禁之后去世。相良仍保存与其执政相连的物件：1791年，大泽寺本堂采用拆城木材；后裔意正1823年重返相良，领地已较小。

这些地方联系与全国腐败大臣的形象不同，并不表示当地一致感恩。辻善之助《田沼时代》1915年出版，已在本文明治时代范围之后。后来重评重新讨论商业缴款的财政理由，舞弊问题仍有待具体判断。继续流通的银币、失败的排水工程、再用的城木，呈现不同结果。

1. 家臣之子进入将军家

田沼意次1719年出生于江户，即今东京。父亲意行原先侍奉纪伊，即今和歌山的德川支系。1716年，领主吉宗成为第八代将军，意行随他进入中央幕府，家族地位由此提升，意次在这个家臣家庭中长大。

家族仍低于长期出任老中的大族。世袭家臣继承俸禄、职责，先辈忠诚也可能让儿子得到推荐。位阶决定家政规模及费用，升迁增加收入，也需要更多家臣、承担更高的将军府服役开支。

1732年，意次首次拜见吉宗；1734年成为继承人家重的小姓。同年父亲去世，1735年他继承家督。在拥有公共事务决策权前，青年意次已经在将军家族中服役。

后世敌对者认为家族新近提升，说明意次受到不当偏爱，赞赏者则将出身较低写成才能非凡的证据。其童年所想并不清楚，入仕途径却有记录：以改革成名的吉宗把父亲带到江户，意次继承了这次迁移带来的机会。

2. 侍奉德川家重

1734年，意次开始侍奉将军继承人家重。小姓侍奉家主，承担家内事务，熟悉何时可接见来客、怎样传递消息、命令如何出入内室。对于世袭家臣之子，熟悉这些程序可以成为长期优势。

据记述，家重说话不易让人听懂，近臣大冈忠光尤其承担理解、传达其言语的工作。意次同样在将军身边服役，却有自己的职责。后世有时将家重写成完全听任宠臣的无能统治者，但言语障碍并未证明他不能判断、选择亲信。

1745年，家重成为第九代将军，意次随之进入本丸，历任责任更重的家政职位。1751年，他已是负责传达将军政务的亲近家臣，1755年石高升至五千石。石是稻米计量单位，也用于表示武士俸禄或领地估定产量，不是全部以现金支付的现代薪酬。

老中继续处理重大政务，若年寄监督直接家臣及官员群体，奉行与财政官员提供资料、执行决定。意次求见将军的便利可以影响这些事务，却没有使他掌握所有官署。

森山孝盛在回忆中描述，为求职位而多次拜访权势官员宅邸。这样的求见既有机会，也有费用。申请者看重意次宅邸，因为那里似乎通往将军；他的升迁，又使主要依靠旧例、老中职位掌权的大族越来越注意这条途径。

家重统治末年，意次已因多年侍奉取得信任。这种私人信任会影响公共事务：哪些方案能进入将军府、哪些家臣得以升迁。将军换代，则将检验他的地位能否延续。

3. 家治继续任用意次

1760年，家治接替父亲，成为第十代将军，继续任用意次。新统治者可以更换父亲近臣，家治却反复选择熟悉将军府政务的意次。关于家重私下推荐他的记述，证据不如实际任命明确。

1758年，意次已任相良领主，领地位于太平洋岸、今静冈。石高增至一万石，使他列入大名，有了比近身服役更持久的基础。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治理城镇村落，家臣也依靠领主的收入与地位，意次同时承担藩政责任。

相良后来的城、道路及城镇改善，成为当地较好评价他的依据。这些工程由藩政筹资、执行，可能便利交通、商业，也让提供物料、劳动的人承担开支，领地收入并非可以全供领主随意使用。

幕府的同类难题规模更大：收入多依土地、米粮估定，行政、建设却需钱款。商业发展让商人的资金、市场知识越发有用，获准经营、开发新资源等提案承诺增加收入，提案者也期望取得特权。意次帮助将这些方案带入审议。

家治仍参与其中。任命老中、批准重大决定，属于将军职责，其他高级官员也能支持、拖延或反对提案。后世将家治写成贪乐、被动借名给意次的说法，不能完整说明这套决策过程。意次得到两代将军持续任用，单靠贿赂也不足以解释他的地位；各项任命、政策则仍须分别判断。

到1767年，意次兼有长期家政经验、领主地位与渐增的行政影响。家治随后授予他正式近臣职位，再让他进入老中体系。

4. 从侧用人到老中

1767年，家治任命意次为侧用人，负责在将军家与行政机构之间传达政务。石高增至两万石，并获准在相良筑城，多年近身服务由此取得正式官职。

侧用人可以影响方案何时呈给将军、怎样陈述。书面报告、地图、财政估算有各自用途，由官员、书手准备，侧用人帮助呈入。这份工作把将军府程序与行政连接起来。

1769年，意次任老中格，地位相当于老中；1772年才正式任老中。部分机构概述从1769年起就称他为老中，但前者提升身份，后者让他进入常设老中议政，两步有别。

老中是将军任命的一组高级官员，分工、商议处理政务，结构不同于现代首相领导的内阁。意次可以支持提案、举荐人选，财政官员审核条件，奉行管理辖区，地方官执行命令。与他有关的一项政策，可能有数名提出者与许多执行者。

相良城1768年开工，1780年建成，城镇布局随之调整，道路也接入更广的交通网。原码头的石材与仙台领主伊达重村的捐赠有关，再用城石上还留有营建家臣姓名。新近升迁的家族以城显示地位，工程则依靠家族以外的资源、服务。

中央施政同样依赖他人。幕府无法处处自行提供资金、专门知识，商人承包商因而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官员掌握贸易、开发许可，这既可能促成合作，也可能让人谋取私利。

意次1772年正式任老中，1786年被免。“田沼时代”包含不同阶段形成的政策：部分货币试验早于1772年，北方调查则在任期后段加快。他对这一施政方向负有官职责任，同时仍依赖家治继续信任。

5. 商业收入与经营特权

幕府可以向耕作者增加征收，或开垦新田，但两种办法均有限度。商业提供另一条收入途径：商品、付款集中到可辨认的经营组织，比逐笔监督小额交易更便利。

株仲间是获准组成的同行商人、工匠团体，意次崛起前已经存在。政府认可其独占或受保护的买卖权，商户则缴纳冥加金等费用，酬谢官方给予的许可与保护；运上则是另一类经营或资源使用征款。安排因行业、地方而异。

商品座与株仲间并不相同。牧之原市年表记1764年江户神田设人参座，官方将特定商品经营集中于受认可机构，而未对所有商业收入一律征同一种税。

官员可以通过团体发令、征款，成员维持规则、担保，也减少政府直接管理工作。但受保护地位可能排除竞争者，缴入国库的钱又可能通过更差的交易条件、较高价格，转由生产者、顾客承担，结果取决于具体商品、安排。

赠礼与经济好处因此成为政治问题。武家服务有送礼习惯，买通任命、经营许可的付款则有别。习惯性赠礼可以遮掩不当交易，敌对记述也可能把每件礼物都称为贿赂。森山反复拜访权贵，显示求见可能代价不小，却未记明所有后来归于意次的交易。

旧解释把他当作向商人出卖政府的典型，近期日本机构重评更重视米税收入的局限。税务大学校以财政约束解释商业缴款，厚木市乡土博物馆2025年解说也提到财政改革重新受到关注。经营特权是否有益、私人付款是否合法，仍须具体判断。

商业收入没有替代农业，新田方案、稻米石高继续存在。田沼政府在土地、许可、私人关系并存的制度中寻找额外收入，认真采用商业组织作为治理办法，却也容易使公共许可与私人收益混在一起。

6. 长崎贸易与按枚计值的银币

中国商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受官方监督交易，长崎会所居中处理买卖，通译协助谈判与文书往来。受管制的外贸为幕府带来收入。

银、金出口相继受限后，铜成为主要出口品。铜在不同地区开采，主要在大阪精炼，再运长崎，国内制造也需要同一金属，扩大出口因此牵涉供应分配。

中国清朝市场重视俵物，即海参、鲍鱼等干制海产。沿海生产者通过商人、官方采购供应，1785年的改变是长崎会所直接收购，取代早先承包商制度，并非从头建立新贸易。

菅原庆郎2015年研究讨论北方生产、收购安排。政府需求未必使渔民生活容易，收购价低、采购资金不足，可以降低供应意愿。商人、地方官仍有重要作用，贸易总量也无法单独说明收益如何分配。

国内金货按面额计值，许多银货则按重量使用。1765年，幕府发行明和五匁银，1767年才规定十二枚兑一两金货。两是金货的主要计价单位。这种新币流通不理想，小林2017年货币史研究指出，相比已有银货，发行量很小。

1772年发行的南镣二朱银则按金货单位标值，八枚可兑换一枚面额一两的小判金币。高纯度、固定小面额使它更易流通，成为便利的辅助币，金货、称量银、铜钱仍共存。

兑换商、商人需要在原有各地计账习惯中接受新币，铸币、财政官员也提供专业知识并执行。小林把这些发行放在小额货币需求增长的背景中理解。

意次支持在受管制机构内采用新组合：海产出口减少对贵金属的依赖，按枚计值的银币便利既有货币体系中的交易。贸易管制与不同货币并行，并未因此结束。

7. 虾夷地调查与俄国联系

虾夷地以今北海道为中心，是当地及邻近岛屿阿伊努原住民的生活区域。松前藩、商人承包者掌握重要贸易途径，江户之外的人提供官员尚不掌握的知识。

驻江户的仙台藩医生工藤平助，整理俄国、北方信息，写成通称《赤虾夷风说考》的著作。1783年，提案传入田沼执政圈，将调查、可能的贸易与幕府扩大影响的目标联系起来。

1785—1786年调查队包括最上德内，他后来成为重要北方地理调查者。地图使虾夷地、岛链轮廓更接近实际形状，旅行者仍依靠当地叙述、路线及已有知识。

吉田2026年注释研究区分了工藤的采矿、贸易方案与官员重视的农业。他们批评松前限制阿伊努耕作，1786年呈给意次的报告提出供应工具、种子。这些仍是提案，未构成已实施的完整计划。

有人强调松前限制之外的另一条商贸途径与失去的机会，也有人强调中央扩张对阿伊努土地、劳动的控制。吉田讨论前一种可能，同时保留国家扩张的视角。两种解释各有重点，提案与实际行动的差别尤其重要。

书名也有分歧。吉田转述岩崎奈绪子认为原名以堪察加为中心的论证，自己仍沿用熟悉的后起书名。术语变化怎样反映著作目的，是这一具体争议的内容。

意次倒台打断当时调查，后来的勘察、直辖管理由其他大臣在不同环境下发展。此时搜集的信息留存，但后来的政策不宜归作他预先设计的整套方案。他将学者提案接入有资金支持的调查，而可能受方案影响的人，仍远离江户决策。

8. 印旛、手贺排水工程

印旛、手贺是江户以东、今千叶的沼泽，与利根川水系相连。早先河工改变了水流、运输，洪水却仍可能倒灌低地。新田、改善排水可以带来收入与保护，水道也可能便利航运。

官员1781年勘察，印旛工程1782年开始，计划连通检见川沿岸，把水排入江户湾。村长也曾提交建议，政府采纳前已有实地调查。

商人资金是工程的重要条件。印旛沼环境基金的历史说明，工程若成功，新垦土地八成归投资者、两成归地方组织者，这种分配承诺促使人们先出资。土地当时尚未垦成，邻村所得也未必一样。

1783年喷发改变利根川流域条件，印旛工程暂停，1784年恢复并有显著进展，基金称已完成计划约三分之二。这个比例指印旛工程进度，不是实际收益，更不属于手贺工程。

手贺另有经过。千叶县历史将田沼联合排水提案记为1783年，叙述至1786年完成部分工程，随后洪灾、废弃，整体尚未完工。两沼方案相连，日期、进度却不同。

1786年大洪水损毁设施、挖掘工程，投资者收回收益前还须投入修复。家治随后去世，意次被免官，政治支持消失，环境破坏与政府更替共同使工程停摆。

损失超出国库：投资者已垫款，村民贡献知识、劳动，未完的排水工程也留下流域难题。后来的工程采用了不同的勘察方法、工具和维护办法，成功并不足以证明十八世纪设计也会取得同样效果。

这项工程把商人资金用于增加土地收入和农业生产，将商业与农业联系起来；预期收益能否实现，却受水患与政权更替左右。

9. 天明饥荒

天明饥荒从反复歉收中展开。1782年已有恶劣条件，翌年浅间山才发生大喷发，冷夏、久雨尤其损害东北稻作。天明年号为1781—1789年，本文所述饥荒则为1782—1788年。

各户在歉收后无法取得食物，死亡危机便随之出现。藩仓、商人仓库可能有粮，家庭却没有购买能力或可求取的社会关系。接连短缺耗尽储备，吃掉种粮、卖掉农具，也会削弱来年恢复能力。

各藩依靠卖米取得偿债、承担义务的钱，储存、外运决定因而影响当地余粮。国立公文书馆的饥荒解说，同时强调恶劣天气与东北统治者判断失误，各藩结果并不相同。

粮食往往随市场价格流向出价更高的地区，饥饿的人却未必有钱买粮。富裕顾客可能获得穷户买不起的供应；若人们认为受保护商户赚钱，食物却遥不可及，经营特权便尤其损害政府信誉。

饥饿伴随疾病、迁徙。营养不良者容易患病，流动又使人进入拥挤环境。饥荒与疫病研究尝试区分饿死、病死，但登记不全、人口迁移使全国精确总数难以确定，损失也不能只按米产减少衡量。

冷夏不是田沼商业政策造成，政府仍须为救济的成效负责。镰原个案显示地方帮助与政府付费重建可以合作，但东北各地环境、行政有别，不能以一村恢复代表普遍救济充分。

饥荒也削弱增加未来收入的工程。政府须先应付紧急需求，未完工程筹资余地减少，投资回报也更无把握。意次1786年被免后，危机仍持续，后任大臣无法立刻修复。

10. 浅间山喷发与镰原重建

浅间山1783年的活动持续数月，最大喷发发生在公历8月5日，即当时日本历法七月初八，两种日期指同一事件。

快速流动的火山物质掩埋山北镰原村，碎屑进入吾妻川，沿利根川水系扩散，破坏远超山坡。沉积物埋没田地、道路，火山灰损坏已受短缺影响地区的作物，加重既有饥荒，全国歉收、死亡却还有其他原因。

日本气象厅列遇难者1,151人，内阁府灾害报告引用1,624人，并讨论传世记述差异。两者属于不同的历史重建，确切总数仍有争议。

幸存者先依靠邻人。内阁府2006年重建说明记当地有实力的农户在官方援助前提供住宿、食物、工具，政府于日本旧历1783年八月发食粮钱，九月开始付费重建。

政府出资恢复部分被埋农田、道路，附近村长黑岩长左卫门承包，周边村工人与幸存者一起工作，领工资度过困难冬季。1784年旧历闰正月，提交了这一阶段的完工报告。

第一阶段只恢复部分受灾土地，后续还须新计划，包括外来移民。付费劳动既支持生活，又重建生产土地，比短期口粮多承担一项恢复工作。

当地先行、政府随后支出的经过发生在田沼任内，文书未确认由意次亲自下令，也不能以一村工程说明整个饥荒已获充分救济。

沉积物使流域仍面临后续洪水，包括1786年的大洪灾。救济、重建、未完开发多年争用资源，人们通过能够取得的食粮、工资及重新耕作的田地，实际感受政府。

11. 意知在江户城遇刺

天明四年，即1784年日本旧历三月二十四日，佐野政言在江户城攻击田沼之子意知。佐野是将军直臣旗本，任职新番警卫；意知则是若年寄。袭击违反政府中心对武器、人员行动的规定。

国立公文书馆解说称，松平家的大目付制住佐野。意知受伤数日后，四月二日去世；佐野被囚，次日奉命切腹，即割腹自杀，由官方监察官监督处罚。

事件顺序比动机解释更可靠。记述将袭击归于家族积怨、升迁不满或反田沼情绪，原因均未确证。后来有人将佐野赞为复仇者，借此表达对田沼一家的不满，却没有证明凶手当时为何出手。

牧之原市纪念解说进一步指控松平定信等保守对手。档案馆展览记袭击、处罚，未提供定信组织行刺的证据。政治竞争与后来的获益，本身不足以确认谋杀安排。

意知早已身居高位，父子升迁已成为批评意次的理由，失子也影响家族未来、施政关系。期望通过意知继续获益的家臣、求见者，必须重新考虑依靠谁。意次失去成年儿子，详细内心反应则没有可靠叙述。

意次仍在职两年，任内继续北方调查、垦殖，也面对饥荒，家治的信任仍保护他。1786年将军之死，才成为倒台的决定性条件。

公众称赞发生在江户城内的袭击，也说明官职、商业特权积累的怨恨，容易集中到田沼一家。即使凶手自身怨恨范围更窄，这种反应也可能损伤意次权力。

12. 家治去世与意次失势

意次的权力既来自正式官职，也来自家治持续信任。1786年将军去世，使追随者怀疑他还能否促成决策。一桥支系的年轻家齐接任，又改变了将军府的影响力平衡。

意次1786年被免老中，领地、收入随后削减，1787年又受幽禁及进一步处罚，与其时期相关的机构，也没有全部停办。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保存的1787年处罚文书，指控他近身服务时处理事务不当。这份文书确认官方曾提出指控，却未证实后来归于他的每笔交易。处罚意次符合继任者的政治利益，但也不能据此否认指控，或官员与受保护求见者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

1780年建成的相良城被没收、拆毁，城镇更换领主、行政，田沼家失去新近建立的领地基础。借意次求见将军的商人、官员，也须寻找新靠山或维护已有安排。

饥荒、洪灾、未完工程围绕这次失势。对手可以将失败归于腐败政府，天气与河流破坏则各有原因。舞弊指控与具体政策成效，是不同问题。

意次仍在世时，他的执政时期已受到谴责，幽禁限制行动与辩护机会。家治死后，长期服务、正式位阶不再提供足够保护，使他升迁的私人信任也随统治者去世而失效。

13. 宽政改革中的延续与改变

松平定信1787年成为领衔老中，任至1793年。他是吉宗外孙、白河藩领主，在饥荒、财政压力中推动宽政改革，强调节俭、农业恢复、纪律，仍在既有政府体系内施政。

田沼凭近身服务升迁，与商人特权相连，容易被描述为过度奢靡，改革则显得是恢复正道。定信家世又把新方向与吉宗早先声誉联系起来。

政府仍需商人集中、分配商品，市场组织也仍有用。南镣二朱银在意次倒台后暂时停铸，宽政改革确认其继续有效，1800年又有新发行。

这种延续影响后世解释。旧有道德评价将两届政府分别描写为腐败的商业政治与清正的秩序恢复，货币研究则显示有用工具的连续性，具体政策并没有因意次失势而全被弃用。

出版呈现另一种结果。江户书商茑屋重三郎在田沼时期，为插图小说、讽刺作品建立市场，1788、1789年又以田沼倒台、定信改革为讽刺内容。1791年，山东京传的三本书使作者、出版者受罚，国立国会图书馆记述此后茑屋的讽刺作品出版减少。

茑屋改换出版品类，后来又发行重要彩色版画。早先文化兴盛也来自城市市场中的作者、画师、商家，未由意次个人创造。

14. 去世后的相良与后世评价

意次1788年在免职、幽禁后去世。官方处罚构成一种生涯记述，其领地则留下另一类联系：城虽已拆，材料又取得新用途。

1791年，相良大泽寺本堂以拆城木材兴建，牧之原市解说称地板下仍有痕迹，别处再用城石则留有营建家臣姓名。这些遗存既留下藩政工程的痕迹，也留下参与营建者的姓名。

1823年，意正重返相良，领地仅一万石，比先前小得多。失势大幅削弱了田沼家的势力，却没有使它消失；这属于后裔经历，意次本人并未恢复官职。

当地居民可以通过城、道路记住田沼，全国叙述则重视经营特权、赠礼、免职，地方印象因而可能不同。物件联系不表示全体居民感恩，官方指控也没有决定每项政策的结果。

辻善之助《田沼时代》1915年问世，已经超过本文明治时期的界线，不属于1912年前完成的平反。吉田2026年研究提到，大石慎三郎批评辻的著作帮助传播田沼恶名。这本有影响的现代书，也可能强化腐败形象。

当代日本机构更重视他用商业应付财政约束的尝试，旧腐败解释则仍指出实际风险：公共权力经由私人求见、受保护商业运作。商业缴款有财政理由，不代表每项特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