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福与母方的稻叶家

后来称为春日局的福，生于1579年。父亲斋藤利三侍奉明智光秀；1582年光秀袭击主君织田信长，随后败亡，利三也死去。福转而依靠母方的稻叶亲属，成为稻叶重通的养女，嫁给他的养子正成，生下正胜等孩子，后来婚姻结束。[1]

进入德川家以前，她已经历父亲所属势力的覆灭、收养与婚姻。母方亲属提供的家庭联系，在她后来侍奉将军及孩子进入幕府时继续发挥作用。[1]

2. 照护竹千代，继承故事后来流传

1604年，福成为竹千代的乳母，这个孩子后来名为德川家光。父亲秀忠1605年继任第二代将军，即武家政府幕府的首领；祖父家康退居以后仍掌权。照护未来继承人，使福长期接近德川家的核心成员。[1][2]

著名故事说，家光的弟弟忠长较受父母喜爱，福便向家康求助，争取家光的继承地位。国立公文书馆以传述介绍此事；展出的兄弟受不同对待的故事，出自1709年成稿的《武野烛谈》。家光1623年成为第三代将军，福继续在他身边活动，后世故事却不足以完整解释这次继承的过程。[1][2]

3. 从城内家政到领主书信

1626年，秀忠正室阿江去世后，福主持江户城女性居所的内务，这一组织后来称为大奥。她既接近将军，又与亲属、地方领主保持联系，影响从内宅伸向幕府事务。[1]

书信留下几件具体工作：1632年，九州领主细川忠利通过她和其他联系人打听赴江户的时机；另一封信答复了家光女儿婚礼送礼的咨询；一封未标年份的信则感谢藤堂高次赠鹤。信息、仪礼和礼品往来，都需要她维持与各家的关系。[3][4][8]

4. 在京都获得春日局之名

1629年，福在退休将军秀忠的支持下赴京都。当时后水尾天皇与幕府关系紧张，秀忠的女儿和子又已嫁给天皇，两家也有婚姻联系。福被认作公家三条西实条的妹妹，取得朝廷认可的交往身份；这是经社会认可而结成的亲属关系，两人并非同胞兄妹。[1]

她由此觐见天皇，获赐春日局之名。朝廷的认可，进一步扩大了她在将军家之外的地位。[1]

5. 儿子的寄管与家族责任

春日局的儿子正胜在家光手下担任老中，这是幕府的高级政务职位；另一子正利却侍奉家光的弟弟忠长。忠长被夺去领地并于1633年死亡，正利1634年被交给九州的细川忠利监督安置。春日局与正胜曾请求忠利协助。[1][5]

后来的书信记下正利因行为和出行限制产生的冲突，也记春日局示意他应当自尽，未证明他照办。她的关系可以为儿子争取安置，管束和处分却仍由幕府及受托者掌握。[5]

6. 墓寺与后世的春日局

春日局在江户汤岛、今东京创办寺院，后来称麟祥院。据寺院沿革，家光提供土地和房舍，又给寺院三百石的稻米供养，石是衡量稻米的单位。她1643年去世，葬于寺内。[6][7]

寺院传说记她为家光祈愿，答应他病愈后自己不再服药，也将墓石上的孔洞解释为死后继续守护政务的愿望。这些故事留下忠诚虔敬的形象。肖像和塑像另有年代及作者归属的差别；她生前的实际活动，则可从照护关系、朝廷认可、家族安排和书信往来追索。[1][3][4][5][6][7][9]

1. 父亲败亡以后，进入母方家族

福后来以春日局之名为人熟知。她1579年出生，父亲斋藤利三是明智光秀的重臣，光秀则为织田信长服务。1582年光秀袭击信长，随后被秀吉一方击败，利三也在这一势力崩溃时死去。福此后的生活转向父家以外的亲属，后来再进入另一位统治者的家庭。[1]

母方稻叶家为她提供了安置。她成为稻叶重通的养女，嫁给重通的养子正成；收养与婚姻，也把她纳入稻叶家的继承和家庭关系。她生下正胜、正利等孩子，后来与正成分开，孩子的仕途则继续将这个家庭与德川家相连。[1][5]

家庭年表为何有不同记法

北原章男的传记条目记她生有四子，并把与正成的离别置于乳母任职之前；《不列颠国际大百科事典》的简传记有三个孩子，把离婚与成为家光乳母相连。有关出生地的条目也不一致。她与正成的婚姻及其后分开，有共同记述支持，孩子总数和任职前后的具体先后则存在差别。[1][11]

父亲败亡后，福借母方亲属得到新的家庭联系；这些关系形成于江户城任职之前。后来孩子们进入德川家服务，母亲、儿子与旧有武家亲属的往来也成为她活动的一部分。[1]

2. 乳母与将军家的继承人

1604年，竹千代出生于德川家的江户居所。辞典记福经板仓胜重推荐，成为他的乳母；胜重是负责京都事务的幕府高级官员。福承担哺育和日常照护，得以长期接近这个可能继承将军职位的孩子，他后来取名家光。[1]

1605年，家光父亲秀忠成为第二代将军，祖父家康退休以后仍参与统治。家光还有弟弟忠长，两人在同一个统治家族中成长。照护孩子也让福置身于主家的继承安排之中。[1][2]

向家康求助的后世故事

辞典常把这段故事放在1615年，说福以伊势参拜为行程，前往向家康求助：父母偏爱弟弟，竹千代的继承地位受到威胁。国立公文书馆以传述介绍，所展《武野烛谈》则记家康分给兄弟点心时区别嫡子待遇。该书1709年才成稿，属于事后叙事，未提供当时德川家决定继承的完整记录。[1][2]

1623年，家光得到朝廷任命，成为第三代德川将军，秀忠退休以后仍掌握相当权力。继承涉及父亲、祖父、官员与朝廷的决定和资源；福与孩子长期保持的关系，也让她继续接近成年后的将军。向家康求助的故事使后人将她视为保护继承人的乳母，生前持续侍奉和后来影响则另见任职与交往记载。[1][2]

3. 大奥与1632年的信息往来

秀忠正室阿江1626年去世后，福成为江户城女性居所内务的主要负责人。这一组织后来称大奥，职责和制度在后继将军时代还有发展。与她有关系的人进入幕府任职，儿子正胜成为老中，其他亲属也得到职位；内宅里形成的联系，由此影响政府中的任用。[1]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对《细川家史料》的介绍，保存了几次具体的信息往来。九州领主细川忠利1632年在秀忠去世后，从江户回到小仓。他一边收集家光新政的消息，一边通过福、正胜及其他官员，打听自己何时应再赴江户侍奉将军。母子关系是他使用的几个信息渠道之一。[4]

同年五月，幕府剥夺加藤忠广的肥后领地，正胜奉命前往接收熊本城。忠利整修沿途道路、准备粮食，并把正胜入城的消息迅速告知福。夏天，幕府老中回函，记正胜已将忠利的准备工作报告家光，予以肯定。十月忠利自己获封肥后。书信可以连起准备、报告与评价，却没有证明这次获封由福替他争取而来。[4]

另一类往来涉及将军家的仪礼。熊本大学的目录收录福给忠利的回信，答复1639年家光女儿千代姬嫁入尾张德川家时的礼品咨询。地方领主参与统治家族的婚礼，需要知道怎样履行送礼义务；接近将军的福，成为可咨询的人。[8]

伊贺市所藏一封信，则反复感谢赠鹤。目录依据包纸将收信人推定为藤堂高次，年份未详，范围列为1630—1643；鹤似乎经过盐渍送来。赴江户的时机、婚礼礼品和谢信，是不同事务，却都让领主与将军近侍保持交往。福处理这些事时，与内宅以外的幕府人员和领主相互联络。[3][4][8]

4. 朝廷认可与1629年的觐见

1629年，福在秀忠支持下赴京都。当时朝廷与幕府因僧侣许可等问题发生冲突；辞典把她的上京放在紫衣事件期间。秀忠还是后水尾天皇的岳父，女儿和子已嫁给天皇。朝廷与幕府既有权力争执，也有婚姻联系；福此次上京，要借助朝廷认可的身份。[1]

公家三条西实条参与朝廷与幕府的联络。福取得他的犹妹身份，即结为妹妹的社会身份，并借此觐见天皇，获赐春日局之名。犹妹身份让她以公家亲属的关系进入朝廷，两人并非血缘兄妹。她1604年开始担任乳母时，还没有这个后来熟悉的名号。[1]

觐见让她同时具有将军家信任与天皇认可。朝廷和幕府之间原有的紧张关系仍在，同年后水尾天皇退位，也常与此次见面一同叙述。[1]

觐见是否足以解释天皇退位

觐见与退位同年发生，现有记述却不足以据此解释天皇受到的全部压力及其私人决定。对于福，较能确认的结果是获得名字和朝廷身份，她的地位由将军家进一步伸向京都朝廷。[1]

5. 正利受到监督安置

福的两个儿子曾服务于不同的德川兄弟。正胜在家光手下担任老中，正利则为忠长服务。忠长失去领地、于1633年死亡后，正利也受到处分。正胜自己于1634年初去世，正利此后进入另一位领主的监督之下。[1][5]

1634年，正利从高崎、今群马一带移往肥后、今熊本，由细川忠利监督安置。东京大学的编纂介绍指出，福与正胜曾请求忠利协助；介绍认为家光似乎也曾私下同意这一安排。正利先住寺院，再到菊池郡的住宅。亲属与领主的联系为他提供了安置，行动与行为仍受到限制。[5]

随后几年，正利要求自由出行，忠利拒绝，两人又因行为发生争执。忠利警告，传到江户的坏名声会损害他的处境。书信还记福在听说后来的事件后，示意正利应当自尽；并未证明他照办。曾帮他得到安置的亲属与领主，如今也向他提出批评、施加严厉压力，福要承担受约束的亲属带来的责任。[5]

6. 寺院供养与身后形象

据东京麟祥院的沿革，福1624年请求创立天泽寺，家光提供土地，以及原与秀忠相关的一处房舍。1630年新住持到来，1634年福获得佛教法名，寺院又得到三百石的稻米供养。土地、建筑和供养支持持续的宗教生活，寺院也成为她和家族的纪念场所。[6][1]

福1643年去世，葬于江户汤岛的寺内，后来这座寺以麟祥院之名为人熟知。[6][7]

寺院如何讲述她的忠诚

寺院保存一段祈愿故事：她求家光病愈，答应此后自己不再服药；墓石上的孔洞，又被解释为她希望死后仍能看护国家政务。寺方以虔敬传统讲述这些事，乳母对将军的保护，在这些记忆里从幼年一直延伸到身后。[6][7]

京都另有与福相关的麟祥院，与东京墓寺是两座寺院。2025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列出京都寺院的十七世纪春日局坐像、一幅传为狩野探幽所画的肖像，以及传为她所书的和歌短册；另列家光肖像的年代则为1746年。塑像、画作和书迹各有年代与归属，展览目录中的“传”字也保留了作者不确定的含义。[9]

东京地名也保存了春日局的名字。后人以寺院、肖像和故事纪念她，生前书信则留下她与当时各家的实际往来：照护、探询消息、送礼、帮助任用，也为受到管束的亲属协调。这些事情组成了她在将军家庭和幕府事务中的实际影响。[1][3][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