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京都的童年与原来的婚约

和宫1846年7月3日生于京都，是仁孝天皇的女儿。父亲已去世，母亲桥本经子、后称观行院，在桥本家养育她；同父异母的兄长是孝明天皇。1851年，朝廷让她与皇族旁支的有栖川宫熾仁亲王订婚，等她长大后成婚。这个安排原本让她继续生活在熟悉的京都。后来婚约被解除，和宫被送往将军统治的江户。后世常把原婚约写成失去的爱情，现存材料对订婚本身的记述比两人的私人感情更明确。[1][4][7]

2. 朝廷为何要她嫁给将军

1858年，由将军领导的武家政府幕府，未经天皇批准便签订对外通商条约，孝明反对开放。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安政大狱中镇压反对者，1860年遇刺。此后，老中安藤信正、久世广周继续推动和宫与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的婚事，希望以两家结亲修复朝廷与幕府的关系。这就是公武合体的一项安排。[11][12]

孝明起初以妹妹已有婚约为由拒绝，和宫也反对放弃婚约、离开京都。交涉最终解除了旧婚约，保留她的皇族身份、侍从与宫廷礼俗。孝明还要求幕府承诺改变对外政策；有关文件的措辞和期限并不一致。1860年旧历十月，朝廷许可婚事，外交分歧却仍未解决。下文明治改历前的月日，除注明公历者外，均按当时日本历法。[2][4][11][12]

3. 皇女东行前的准备

1861年四月，孝明正式授予和宫内亲王称号，赐名“亲子”。母亲观行院与资深宫廷女官庭田嗣子准备随行，后者为她提供建议并记录事务。京都礼俗由这些熟悉它们的人带到江户。官员安排沿途住宿、婚嫁器物，以及抵达后先住清水德川家宅邸、再入江户城的次序。器物上的菊纹、桐纹与德川葵纹呈现两家的结合。和宫一行走内陆中山道，主要婚嫁物品另走沿海的东海道，两路各有运输安排。[2][4][9]

4. 二十五天的旅程，谁承担劳役

1861年十月二十日，和宫离开京都，十一月十五日抵达江户，25天走了约544公里。宿场负责住宿、供应和换班运输，附近村庄承担助乡役，调出人马。中津川的搬运者住在无顶围所，雨夜里有人生病、受困。婚姻由朝廷和幕府商议，沿途许多不曾参与交涉的人却须为它停下日常劳作。[6][8]

行列人数有不同估计：本庄方面约一万人，包含警卫；中津川方面记当地通过的本队约一万八千人。警卫沿路换班，两种数字也有不同范围，不能据此认定全程始终同行多少人。和宫抵达时，母亲与京都侍从仍在身边，接下来要适应江户城的生活。[6][8]

5. 进入大奥与成婚

和宫先住清水宅邸，1861年十二月进入江户城的大奥。这里既是女性住处，也有等级、职务和庞大的服务工作。天璋院是前代将军家定的遗孀，拥有家内权威；实成院是家茂生母；和宫则带着皇族的尊位。三人的地位，须在日常礼仪和事务中协调。[2][4][10]

婚礼在1862年二月十一日举行，日期按当时日本历法，并非公历2月11日。夫妇都满15岁，按出生即一岁、每逢新年添一岁的算法则为17岁。随后江户发布通知，称和宫为将军正室“御台所”，她仍保有皇族身份和京都礼俗。孝明则期待新妹夫履行对外承诺，婚礼没有替幕府解决怎样兑现的问题。[2][4][11]

6. 短暂婚姻中的书信与祈愿

和宫与家茂结婚四年多。家茂西行时，两人靠书信、礼物和和歌表达关心；这类和歌为31个日语音拍，并非31个汉字。和宫请冰川神社祈祷，又向德川家相关的增上寺黑本尊、即黑色阿弥陀佛像祈愿，侍从和僧人负责具体安排。这些往来显示婚后的相互关照；和宫当初却曾反对这门婚事。[2][4][10]

夫妇没有子女。孝明仍要求攘夷，幕府却要履行条约，并面对外国海军的实力。和宫可以关心丈夫的安危，兄长与丈夫所代表的两方政府，仍然各有难以调和的要求。[4][11]

7. 家茂西行，和宫留在江户

1863年家茂赴京都，这是自1634年以来将军首次上京。他1864年再去，1865年又离开江户，后来驻在大坂，指挥对本州西部长州藩的征讨。京都政争与战事让夫妻长久分离，1865年的离别成为最后一次。[11]

和宫留在江户，与天璋院共同维持大奥的供应、服务和礼仪，下层女侍承担许多日常劳动。两人的尊位和习俗仍有差异，事务上的合作却逐渐增加。京都、大坂的消息经过官员与侍从传来，和宫据此通信、祈愿，现存记录则未显示她指挥外交谈判或战役。[4][10][11]

8. 家茂去世之后，谁来继承

1866年七月，家茂死于大坂，和宫当时在江户。庭田嗣子的记录留下她参与哀悼、消息往来和丧葬事务的痕迹。北上真生2009年的研究讨论该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的记载：天璋院援引据称来自家茂的指示，提出让幼童田安龟之助继承；和宫担忧幼主难以执政、须有能承担职责的监护者，后来接受天璋院坚持的意见。这些是家内讨论，不能当成两份分别得到证实的临终遗诏。[4]

德川庆喜在1866年成为第十五代将军。龟之助后来改名德川家达，1868年继承的是德川家的家主之位，届时幕府已废。和宫剃发，采用静宽院的佛教院号，仍保有侍从和家政。孝明于公历1867年1月去世，侄儿明治继位；静宽院与朝廷联系的人事也随之改变。[3][7][13][15]

9. 幕府覆亡，两家的关系还在

1867年，庆喜把执政权交还朝廷，随后朝廷政变废除幕府，德川家将保留多少权力仍有争议。1868年公历一月，鸟羽伏见之战爆发。九州南部的萨摩与本州西部的长州等藩军站在新政府一方，奉锦旗与朝廷命令，把德川军列为朝敌。庆喜退回江户。[11][13]

静宽院仍在江户城。明治是她的侄儿，面临惩处的德川家则是亡夫的家族，其家属、家臣也会受到波及。她通过朝廷亲属寻求宽大处理，天璋院另有萨摩关系。新政府军东进时，两人都希望把庆喜的行为与德川家所有人的命运区分开。[3][5][10]

10. 请愿与江户交城

1868年正月二十日的一封现存书信表明，静宽院向亲属桥本实梁请愿。实梁参与新政府军的东进，她请求洗清德川家的朝敌污名，表示愿以自身性命担保。其他亲属和侍从也协助传递请求，天璋院则从自己的关系网求情。[5]

胜海舟代表德川方面，与新政府军的西乡隆盛谈判军事条件。四月，江户城未遭预定总攻便交出，庆喜获准保全性命；家达继承减封后的德川家，移往骏府，即今静冈。静宽院的请愿是争取保全的一路，军事交涉和新政府的决定共同落实了处理方案。[3][5][11][13]

11. 离开江户城，重建生活

1868年四月九日，静宽院与家茂生母实成院离开江户城，回到清水宅邸，距交城还有两天。她暂缓返京，等德川家移往骏府的事务取得进展。1869年，她到京都居住约五年。日记记下礼佛、拜访亲友和游览岚山红叶等活动。宫内机构负责经费与管理，部分旧德川人员继续在重新安排的家政中任职。[3]

静宽院曾为天璋院求取住处，也接受预防天花的接种，1873年获授皇族品位“二品”。1874年七月，她移居东京。明治、德川家达、天璋院和家茂在增上寺的墓，都与她在东都的生活相连。[2][3][7]

12. 东京往来、病逝与留下的藏书

静宽院住在东京麻布，拜访家达与增上寺，继续同天璋院往来，也参加宫廷活动。1875年，她向宫廷诗会献诗。明治天皇及其皇后到过她的住处，这位皇后后来被称为昭宪皇太后。[2][3]

1877年八月，她去箱根塔之泽疗养，住在当时称元汤、后来称环翠楼的旅馆。机构记述把病情称为脚气病，并记有致命的心脏危象；这里所指是与维生素B1缺乏相关的疾病，非足癣。她9月2日去世，终年31岁。宫内官员办理许多丧葬事务；家达在英国留学，松平确堂代表德川家。她葬在家茂墓旁。[3][7][14]

1878年的藏书目录登记178部、1361册，1879—1880年部分书籍进入宫内收藏，其余许多书的去向尚不清楚。这些文学与武家书籍，连同她的请愿和宫廷活动，留下了早早守寡之后继续生活的记录。[3]

1. 京都的童年与原来的婚约

1846年7月3日，和宫生于京都。按当时日本历法，这一天是弘化三年闰五月初十。她是仁孝天皇的第八女，父亲已在此前去世。母亲桥本经子后来称观行院，在娘家的桥本家养育女儿。她同父异母的兄长即位为孝明天皇，给她幼称“和宫”。[1][7]

和宫在外祖父桥本实久家所联系的公家圈子中长大，这些家庭为朝廷服务。母亲和其他女性照料衣食，安排会面、书信与宫廷礼仪。皇族身份给她带来保护、侍从和亲属关系，婚姻的决定仍掌握在长辈手中。孝明既是兄长，也是有权批准婚事的天皇。[4][7]

1851年，和宫与有栖川宫熾仁亲王订婚。有栖川宫是皇族旁支的宫家，熾仁比她年长许多；婚礼尚待和宫长大，两个家庭已据此安排未来。若按原计划成婚，她仍会留在京都的皇族关系网里，母家容易往来，侍从也可以沿用熟悉的服侍方式。这些具体条件，后来都成为反对另一桩婚事的理由。[4][7]

原婚约与后世的爱情故事

后来的叙述常把熾仁写成和宫失去的恋人。订婚及解除婚约有较清楚的依据，两人幼年时私人感情的深浅则难以确知。即使不把它写成爱情，解除婚约也意味着撤去一项由朝廷认可、两家已承担的承诺。有栖川宫家同样是这一改变的当事者。[4][7]

原先的安排让和宫继续留在京都，孝明作为兄长与天皇的职责尚可相容。把她送往远处的武家家庭，是朝廷与幕府发生冲突之后才提出的另一种选择。[4][11]

2. 朝廷为何要她嫁给将军

1858年，幕府未经天皇批准便与外国签订通商条约。孝明反对开放，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则推进既定政策，在1858—1859年的安政大狱中处罚反对者。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860年井伊在江户城外遇刺。[11][12]

用皇族婚姻修复关系的提议，在井伊执政末期已经提出。老中安藤信正与久世广周在他死后继续推进，希望让和宫嫁给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所谓公武合体，是朝廷与幕府合作；两家若结成亲戚，或许能缓和公文往返和政治镇压未能解决的对立。[11][12]

朝廷与幕府所期待的合作并不相同。江户希望获得更强的合法性，以处理已经签订的条约；孝明却希望改变开放政策，让幕府服从朝廷的攘夷要求。九条尚忠、岩仓具视等朝廷人士参与斡旋，也各有立场。婚事可以把两家连起来，至于对外应当怎样行动，仍须另外交涉。[4][11][12]

孝明起初以妹妹已有婚约为由拒绝，和宫本人也反对。她要放弃朝廷先前安排的婚姻，离开从小生活的京都，搬进陌生的武家家庭。这些意见经母亲、侍从和亲属传达，是当时上层女性表达异议的常见渠道。最终谈出的条款涉及许多人，不能把每一项都认作和宫个人争得。[4]

朝廷解除了有栖川宫的婚约，后续交涉保留和宫的皇族尊位、京都侍从和宫廷礼俗。东行因此不必撤去她原有的全部生活安排，德川家却也需要容纳一批继续按皇族服侍规则办事的人。[2][4]

孝明还要求幕府作出对外政策承诺。有关文件中的措辞、期限与实施途径有变化：朝廷攘夷派可能将其理解为必须排斥外国势力的约束，幕府官员则面对实力更强的外国，需要筹备并继续谈判。1860年旧历十月十八日，朝廷许可婚事。此时原婚约已被撤去，和宫的反对使迁居的代价与所需保障进入交涉，最终安排仍主要由成年人作出，两位少年男女将生活在其中。[4][11][12]

3. 皇女东行前的准备

1861年四月十九日，孝明正式授予和宫内亲王称号，赐名“亲子”。亲子是正式名字，日常仍可称和宫。她以得到正式认可的皇族身份进入德川家。上述日期及下文明治改历前未转换的月日，均按当时日本历法。[2]

孝明亲笔写下的“亲子”由参与下嫁安排的官员叶室长顺保存。手书留下了正式赐名的实物痕迹，保存者则是实际负责东行的人员之一。[2]

母亲观行院将与女儿同行，资深宫廷女官庭田嗣子也成为重要的顾问与记录者。保留京都礼俗，不只是婚议中的条款：到江户后，必须有人懂得怎样安排衣着、会面和祭礼，并能在发生争执时说明皇女原来的做法。[2][4]

朝廷与幕府官员分阶段准备出行、住宿和入城。和宫抵达江户后，将先住清水德川家宅邸，等江户城内的安排完成再迁入。人和婚嫁物品分别编排，器具装入指定容器，侍从也各有负责的路段和事务。[2][6][9]

婚嫁器物同时使用菊、桐以及德川葵纹。两家的结合因此可以出现在日用器具上，分别准备的套组又照顾不同场合与习俗。人走内陆中山道，主要婚嫁物品另沿东海道运输，两路各有日程、人手和需要。清单显示了准备的规模；至于后来收藏的器物哪些曾随行，还须依据各件的流传记录判断。[2][9]

4. 二十五天的旅程，谁承担劳役

文久元年十月二十日，和宫一行离开京都，十一月十五日抵达江户。25天走了约136里，相当于544公里；这里的“里”是日本当时的距离单位。中山道穿越山口与宿场，政治局势不稳，是选择内陆路线的考虑之一。婚嫁物品仍可另走东海道，人员与物品所需的警戒、运输条件各不相同。[6]

沿路宿场负责换班运输、住宿和供应。附近村庄依助乡役调出人马，农民和搬运者因此离开平常的劳动。各藩承担指定路段的警卫，到了交界处便换人。行列得以向东推进，靠的是一站接一站重新集中的劳力与物资。[6][8]

中津川留下的一幅搬运者围所图，把这一层劳动具体记录下来。围所没有屋顶，其中一处标明容纳1500人，人们的行李和炊事设施也占用空间。当地资料馆介绍的记载称，夜间下雨，有搬运者生病、受困。皇女有专门安排的住处，搬运行列的人却要在这样的地方过夜。[8]

行列到底有多少人

本庄方面的复原估计约一万人，包含警卫；中津川方面记当地通过的本队约一万八千人。两种数字指向不同范围。警卫按路段交替，人和物又分批移动，不能把它们合成一支全程人数固定的队伍。[6][8]

行列也吸引了不在沿路的观众。江户、大坂发行的图绘列出人员，描画东行，使公武合体成为可见的景象。沿途村庄则实际提供劳力，虽不曾参与决定这门婚事，也要承受它的成本。观行院和宫廷侍从一直陪着和宫抵达江户；旅程结束后，他们将把京都的做法带进已有德川家等级秩序的生活。[6][8][9]

5. 进入大奥与成婚

和宫十一月抵达江户，先进入清水德川家宅邸，十二月十一日迁入江户城。宫内档案保存了一张入城路线图，显示这是一段事先安排好的行程。她将住进大奥，即城内女性居住、处理内务的院落。[2]

大奥有分等的职务，掌管会见，也有庞大的家政工作；文书与供应把它同将军及城外相连。观行院、庭田嗣子和其他宫廷侍从随和宫而来，让婚议承诺的京都习俗在日常生活中有人执行，也有人维护。[2][4][10]

这里已有天璋院，她是前代将军家定的遗孀，在主要家内事务中拥有权威。家茂生母实成院的地位来自母子关系，和宫则有皇族尊位。妻子、母亲和前代遗孀的称谓，无法直接排出所有场合的先后；礼仪与家务还要逐项协调。[4][10]

文久二年二月十一日，即1862年按当时日本历法所记的这一天，和宫与家茂成婚，并非公历2月11日。两人都满15岁，按出生即一岁、每逢新年再添一岁的传统算法则为17岁。次日，江户发布町触，准许称和宫为“御台所”，也就是将军正室。这个称号确认了她在德川家的位置，亲子之名和皇族身份仍继续使用。[2][4]

怎样问候、穿什么服饰，都可能涉及朝廷或武家应得的尊重。庭田的记录从京都侍从的立场记述这些争执，保留了服务皇女者对礼仪的关切。其中所见的和宫言行，经过了庭田的记录。相互协调与摩擦可以同时发生，两边人员仍须安排仪式、传递消息，即使上位者对先后尊卑有不同看法。[4]

婚礼使家茂成为天皇的妹夫，幕府得到了公开的皇族联系。孝明期待他履行对外承诺，仪式却没有规定幕府怎样实施。城内的夫妻与侍从开始共同生活，城外的政治问题仍在等待答案。[4][11]

6. 短暂婚姻中的书信与祈愿

和宫与家茂的婚姻延续四年多。家茂几次西行，两人通过书信维持联系。和歌和礼物提供了宫廷与武家上层都熟悉的表达方式；这类短歌通常为31音拍，不能按31个汉字理解。[2][4][10]

与夫妇相关的收藏中，保存着发饰和织物。年代、流传经过能帮助辨认赠答，今日所见的材料，也受后来的家族与博物馆收藏选择影响。一件礼物可以同时包含关心与礼仪，留下的物品并不能记尽赠送和收取时的感受。[2][10]

家茂出行时，和宫请冰川神社祈祷，也向增上寺的黑本尊、即黑色阿弥陀佛像祈愿。增上寺与德川家关系密切，侍从安排仪式，僧人收到指示，完成后又传回消息。丈夫远在西方，她的关心通过这些具体工作表达出来。[4][10][14]

婚后的赠答与祈愿，留下了夫妇关照彼此的记录。当初反对婚事与此后关心丈夫，属于两个不同阶段；后来的照料不会使原来的迁居变成自由选择，也无法倒推她解除原婚约时的心情。外交联盟未能达到预期，家内关系却仍可继续发展。[4][11]

两人没有子女，这将影响1866年再次展开的继承讨论。婚姻期间，家政还须应对家茂不断出行。现存记录尤以正式礼物、书面消息较清楚，平常的交谈和共同生活的日子留下得少。与此同时，孝明继续要求攘夷，幕府则要履行条约、应对外国海军。和宫联系着兄长与丈夫，亲情与夫妇间的关心，仍未能改变两方政府难以调和的要求。[4][11]

7. 家茂西行，和宫留在江户

1863年，家茂成为自1634年以来第一位赴京都的将军，1864年再次西行，1865年又离开江户，后来留驻大坂。和宫始终留在江户。幕府越来越需要到天皇所在的京都处理政治事务；和宫的婚姻联系着两家，家茂却又须反复西行。[11]

将军不在，大奥的供应、服侍与仪式仍要继续。和宫与天璋院都有维持家政的责任，下层女侍承担许多日常工作。两位上位女性的来历和尊位仍有差别，事务上的合作逐渐增多。两人虽有摩擦，仍共同维持大奥的日常生活。[4][10]

京都、大坂的消息经过官员与侍从才能到达江户，并不即时。和宫根据消息写信、祈愿，侍从在她和天璋院能通过家内关系联系的机构间传递消息、安排仪式。现存往来主要涉及家茂安危与家内事务，未显示和宫掌握攘夷期限、条约谈判或战役指挥。[4][11]

京都派系争斗，继而发生宫门附近的战斗，幕府又出兵征讨本州西部的长州藩。战事让家茂远离江户，夫妻相处的时间随之减少。1865年，他在大坂城驻扎，准备再次征讨长州。这成为夫妇最后一次分别。此后大坂的指挥机构作出决策，消息传回江户，战事的后果也波及和宫与侍从们的生活。[11]

8. 家茂去世之后，谁来继承

庆应二年七月二十日，即1866年当时日本历法所记的这一天，家茂死于大坂。和宫在江户，没有守在临终床前。第二次征长州战事正陷入败局，官员处理死讯传递，继承问题也尚未确定。[11][13][15]

哀悼除了个人礼拜，还有消息与丧葬工作。庭田嗣子的记录留下和宫参与这些事务的痕迹。作为服侍皇女的人，庭田也在维护和宫的尊严；记录可以说明她做了什么，至于内心如何，留下的材料并不完整。[4]

家内讨论与“遗命”的证据

北上真生2009年的研究，讨论庭田记于七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的内容。前一条称，天璋院提出让幼童田安龟之助继承，并援引据称来自家茂的指示。和宫提出幼童难以执政、需要能承担职责的监护者等疑问；后一条则记她接受天璋院仍坚持的意见。[4]

两条记录保存的是家内意见的变化，来源是同一位侍从，并未分别认证两份临终遗诏。和宫能够提出政治判断，也会接受另一位上位女性的坚持。大奥的意见还须经过家外的决策，才能决定由谁成为将军。[4][13][15]

1866年，成年、曾为家茂监护者的德川庆喜接掌家主之位，随后成为第十五代将军。龟之助后来改名德川家达，1868年接掌德川家；幕府届时已被废除，家主与将军不再是同一个职位。大奥曾表达的继承意见，与此后家主和将军职位的分合，是这两年间不同的决策。[13][15]

家茂以昭德院的院号葬在增上寺。和宫十二月剃发，采用静宽院的院号；寡居与佛教身份并未要求她放弃侍从、财产或政治联系。同月二十五日，孝明去世，换算为公历是1867年1月30日。批准婚事的兄长与丈夫相继离世，侄儿明治登上皇位；此后向朝廷申诉，也须联系新的一批官员。[3][7][14]

9. 幕府覆亡，两家的关系还在

1867年，庆喜把执政权交还朝廷。大政奉还尚未决定德川家此后的地位，朝廷人士与各强藩对土地、武力和政务机构应如何安排，仍有分歧。同年十二月的朝廷政变废除幕府，以明治天皇为中心重组官职。[11][13]

静宽院留在江户城。支撑大奥地位的政府正在被拆解，城内的人仍需要供应、服侍与消息。1868年公历一月，鸟羽伏见一带开战，萨摩、长州等藩提供新政府一方的兵力。萨摩位于九州南部，长州位于本州西部；锦旗与朝廷命令让庆喜的对手得以把德川军列为朝敌。[10][11]

庆喜从大坂退回江户。静宽院没有参加战场上的军议，后果却已进入她的生活：若整个德川家受到惩罚，亡夫的家属与家臣都会受影响；新政府军继续东进，江户还可能遭遇破坏性的战斗。[3][5][11]

明治是她的侄儿，德川家是亡夫的家族。向朝廷请求保全夫家，并不要求她否认天皇的权威。桥本亲属和宫廷侍从提供了请愿渠道，天璋院则可通过包括萨摩出身关系在内的另一组往来求情。两人希望说服新政府，把庆喜的行为与所有依附德川家者的命运区分开。[3][5][10]

10. 请愿与江户交城

鸟羽伏见战后，静宽院向朝廷相关的人寻求帮助。现存一封书信的日期是1868年正月二十日，收信者桥本实梁是她的亲属，也承担新政府军东进的职责。静宽院请求洗清德川家的朝敌污名，表明愿以自身性命担保这一请求。[5]

其他请求经过桥本亲属与侍从传递，包括土御门藤子。她的皇族身份，使朝廷亲属能够接到德川家的诉求，再向她未曾直接会见的官员转陈。天璋院通过另外的通信对象求情，借重自己在武家和萨摩的关系。两人各有侍从与往来，求保全的目标相同，也延续了家茂不在江户时逐渐形成的合作。[3][5][10]

与此同时，德川方面的胜海舟与新政府军重要人物西乡隆盛交涉。他们处理江户是否遭总攻、军队与武器及舰船怎样交接等条件。请愿可以争取宽大处理，落实到兵力如何进退、城如何交出，还要靠军事代表商定。[11]

总攻的危险不只在江户城内。火灾与巷战可能毁掉居民的住处和店铺，许多人对谈判毫无发言权。避免总攻，需要德川方面服从处理、双方约束部队，也需要足以使这些约束可信的力量。家内女性的求情、军事交涉和新政府的裁决，处理的是相连而不同的问题。[5][11]

四月十一日，江户城交出，预定的总攻没有发生。静宽院已在两天前离开。庆喜得到宽免，却没有继续统治；原称龟之助、此时名为家达的幼童，继承减封后的德川家，移往骏府，即今静冈。保留下来的是德川家，而非重新设立的幕府。[3][11][13]

静宽院在江户保全中的作用

婚姻未能解决朝廷与幕府的外交矛盾，留下的亲缘却仍可用来反对连带惩处。静宽院通过皇族关系申诉，天璋院使用自己的渠道，胜与西乡谈定军事条件，新政府批准处理方案。这几路行动共同促成了保全德川家的处理；静宽院的请愿是其中凭借皇族关系发挥作用的一路。[3][5][11]

11. 离开江户城，重建生活

1868年四月九日，静宽院与家茂生母实成院离开江户城，住进清水德川家宅邸。两日后城被交出。1861年接待新娘的地方，如今又成为遗孀离开将军旧都的住处。[3]

她的日记记下返京的愿望，也记下暂缓动身，等待德川家移往骏府的事务取得进展。她曾为家族请愿，接下来还要顾及这个家能否在新处境中安顿。1869年初，她终于回到京都，先住圣护院，后来迁入一处旧宫家宅邸，前后约五年。[3]

京都仍有母家的关系和熟悉的宗教活动，孝明却已不在，宫廷的政治中心也逐渐转向东京。她无法回到少女东行前的生活。1868—1873年的五册亲笔日记，留下所选活动的记录：拜谒皇陵和与皇室密切相关的泉涌寺，拜访皇族女性与桥本亲属，观看节庆，到岚山赏红叶。礼仪事务之外，也有交游和游览。[3]

维持这份生活，需要重新安排经费和人员。宫内机构负责供给与管理，旧德川家或静冈方面的人员继续在重组后的家政中服务。家令管理事务，家扶协助，官员须确定谁任职、怎样支出。政府变化并未使原来服侍她的人全部被替换。[3]

静宽院接受预防天花的接种，1873年获授皇族品位二品。此前觐见明治时，她还曾为天璋院求取住处。江户城交出后，两人的合作并未结束。[3][7]

1874年七月，静宽院移居东京。增上寺与家茂墓是她的重要联系，但明治、宫内机构、家达与天璋院也都在东都。她在东都同时维持着皇室与德川家的关系，迁居的背景远不止与亡夫墓地的联系。[2][3]

12. 东京往来、病逝与留下的藏书

1874年七月以后，静宽院住在东京麻布。天皇与新政府各部已迁驻这座城市，家茂留下的家属与侍从也在这里继续生活。她拜访家达与增上寺，同天璋院往来，参加皇族社会的活动。寡居并未使她同这两个圈子隔绝。[3]

1875年一月，她向宫廷诗会献诗。留存的诗笺表达了希望明治朝长久的意思，收藏中又有她原订婚对象有栖川宫熾仁的作品。同处一组材料，显示的是两人参与相同的宫廷文化，无法由此断定私人感情重新发展。[2][9]

明治天皇及其皇后曾到她的住处，这位皇后后来被称为昭宪皇太后，英照皇太后也来过。家政官员安排这些正式会见。她通过正式拜访与书信，继续参与皇室与德川家的社会生活。[2][3]

健康逐渐限制了她的活动。1877年八月，她到箱根塔之泽接受温泉疗养，住进当时名为元汤、后来称环翠楼的旅馆。机构记述称她患脚气病，并发生脚气冲心，即致命的心脏危象。脚气病与维生素B1缺乏相关，和现代中文俗称“脚气”的足癣不同。9月2日，静宽院去世，终年31岁，传统计龄为32岁。[3][7]

9月13日，葬礼在增上寺举行。家达在英国留学，由松平确堂代表德川家，宫内官员办理许多手续、承担费用。按照她的意愿，静宽院葬于家茂墓旁；宫内经费与德川家的墓地管理，继续交织在身后事务之中。[3][7][14]

她的书籍也经历了移交。1878年分阶段送交宫内官员，十月编成目录，共178部、1361册。1879—1880年的记录显示部分书籍进入宫内收藏，许多书的最终去向尚不清楚。[3]

目录中既有文学，也有武家相关著作，藏书并不等于每册都已读过、每项内容都赞同。它保存了她的家庭收藏不同类型书籍的痕迹。请愿、日记与后来参加宫廷活动的记录，也记录了她在被迫东行、短暂婚姻和早早守寡之后，怎样维持关系、重建生活。[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