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将军之子走上僧侣道路

义教1394年出生，是京都将军足利义满的儿子，也是后来继任的义持的同母弟。他1403年进入青莲院，1408年出家，法名义圆。青莲院是由高门出身僧人主持的天台宗寺院。义圆1419年升任天台座主，即天台宗的高级领导职位，1421年辞职。他已有自己的宗教职务和人脉，而足利家的血缘身份，后来又把他带回幕府政务之中。[S01、S02、S15、S06]

2. 抽签选中，朝廷任命

1428年义持去世，没有指定继承人。重臣决定在他的兄弟中抽签，地点是受到武家赞助的石清水八幡宫。义圆被选中后还俗，改名义宣，继承足利家。1429年，他获得朝廷的将军任命，改名义教。抽签、重臣承认和朝廷授官，共同完成了这次继承；新将军最初也须与促成继位的资深官员合作。[S01、S02]

3. 把决定权收回将军身边

义教起初与重臣商议政务，后来越来越要求由自己决定。他恢复裁判机构引付，限制京都幕府高级协调官员管领的权限，并加强直属行政官员和武士，以执行自己的命令。他也干预地方守护的家族继承，安排亲近者接掌。守护掌军警事务，又能取得地方收入；换掉一家之主，可能连带改变这个家族供养家臣的资源。到1440年，有力守护遭到杀害，其他武家也愈发担忧自己的前途。[S02、S01、S03]

4. 皇位、妻族与和歌

1428年称光天皇去世，没有儿子。义教支持伏见宫出身的后花园继位，自己则升至最高官阶，并于1432年任左大臣。朝廷地位与将军家的亲属联系互相加强，不顺从的朝臣也可能受罚。义教废黜日野家出身的妻子，抬高正亲町三条家一名女子的地位。他还推动朝廷于1433年下令编纂和歌集，由飞鸟井雅世主持，1439年完成。诗人和编者使宫廷文学得以汇集，但能否获得赞助，也影响谁的作品有机会入选。[S01、S02、S13、S14]

5. 寺院既受镇压，也寻求庇护

义教曾任天台座主，却在1433年出兵攻击抗拒幕府的延历寺僧众。寺院拥有土地和僧职层级，各以不同群体和代表与幕府交涉。将军家的亲属关系也能帮助僧人取得地位：有些贵族僧侣被正式认作义教之子，以适合继承高级僧职。髙鸟廉的研究发现，部分寺院和公家会主动寻求这种关系及其庇护。因此，义教的宗教政策中，镇压、赞助与协商同时存在，具体安排因寺院而异。[S01、S06、S11]

6. 恢复遣明使船

1432年，义教恢复了义持时期中断的对明交往。五艘船出发，1433年使团抵达明朝京城。在朝贡框架内，使团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帝进贡，勘合凭证则用来验证正式使船的身份。幕府、寺院、大名和商人共同提供船只与货物，把铜、刀剑等带去中国，再带回中国产品。经营者可从自营货物及向商人征收的费用中获利。幕府因而取得海上收益，但船队的组织仍倚赖这些合作方。[S07、S08、S09、S01]

7. 京都联军讨灭持氏

足利持氏在镰仓以公方身份领导东国政权；关东管领上杉宪实是其高级协调官员，主张与京都相处。1438年两人决裂，持氏进攻宪实。义教支持宪实，命地方诸军讨伐持氏。战败与部下倒戈迫使持氏投降出家。宪实请求饶他一命，义教拒绝，持氏和儿子义久于1439年死去。京都的权力伸入东国，但持氏家族的继承要求仍吸引当地武士继续争战。[S04、S05、S03]

8. 宴会遇害，幼子继承

义教偏爱赤松家的另一支，又没收满祐弟弟的土地，满祐的地位日益不稳。关于将被夺去守护职的传言，更加重了这种压力。1441年，满祐邀义教到京都自宅赴宴，将他杀害，随后返回播磨。细川和山名军队组成的联军最终击败满祐，山名家取得赤松家的守护职及相应收益。义教幼子义胜1441年继承家族，1442年获任将军，1443年去世。有力大名再次主持继承与政务，幕府也仍须依靠他们合作。[S03、S02、S12]

1. 将军家与青莲院

义教1394年出生，父亲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义满。母亲出身于醍醐寺三宝院的寺官家族，也是义持的母亲。兄弟两人与宗教机构的联系，因而不只来自父系的将军家。1403年，义教进入青莲院；这所天台宗寺院由高门出身的僧人主持。他1408年出家，法名义圆，此后的升迁循着僧职层级进行。[S01、S02、S06、S15]

1419年，义圆升任天台座主，1421年辞去此职。将军家子弟有机会进入这样的高级宗教职位，寺院也需要身份足够高贵的继承者。髙鸟廉研究贵族寺院的入室安排时指出，继承人选往往须经几家权势家族协商。足利家的地位上升后，其子弟能够补充寺院所需的人选。双方的联系，既关乎武家地位，也关乎寺院能否延续自己的领导层。[S01、S06]

义圆已在僧职体系中取得了受认可的地位。但出家并未取消他的足利家身份。后来还俗执政时，他带回幕府的，除了血缘资格，还有在宗教机构中的经历与联系。[S01、S06、S02]

2. 从义圆到义教

1428年，义持去世时没有留下继承人选，重臣便决定在他的兄弟中抽签，在石清水八幡宫举行。神社的仪式为无人指定继承者的局面提供了大家能够接受的办法，结果选中义圆。重臣不仅安排了程序，也承认结果；宗教仪式与政治同意在这次继承中结合起来。[S01、S02]

义圆还俗后先改名义宣，1428年继承家族，1429年才正式接受朝廷的将军任命。家族继承与授予军事官职是两个步骤，也与他原来的僧职不同。任官时，他又改名义教。据说，“义宣”的日语读音近于“隐世”一词，这种令人不快的联想被认为是改名的原因。[S01、S02]

义教最初征询重臣意见，沿用先例处理政务。新家主、新将军接任后，负责执行政令的行政组织仍然存在，他也须通过这些人办事。日后把决策权收拢到自己身边的尝试，是从这套既有政务关系中逐渐展开的。[S02、S03、S01]

3. 裁判、家臣与守护继承

义教起初与高级官员协商，后来逐渐坚持自行决定。1428年，他恢复参与案件审议的引付制度，并限制管领的权限。管领协调幕府事务，而幕府的运转又有赖于有力的地方武家。义教加强直属行政官员，使他们在政务与裁判中承担更大职责。案件交给谁审议、决定由谁执行，都因此发生变化。将军的意志，须由这些人写成文书、传达为命令，才能落实。[S02、S01、S03]

直属武士提供了另一种支持。幕府仍需要守护及其军队，但义教也有不经守护直接听命于自己的武士。他将亲近侍从安排为今川、京极、富樫等家支系的首领；在畠山家，则以持国的弟弟持永取代持国。与将军亲近的人一旦接掌武家，就有机会掌握该家地方职务所提供的兵力。京都宅邸中的人事选择，由此影响到远方的军事力量。[S03、S01]

1440年，一色义贯和土岐持赖被杀，义教的亲近者从随后的职位变动中获益。守护职也带来管理庄园等土地的收入，失去官职的家族，可能同时失去供养家臣的财源。义教干预的既是武家的政治地位，也是它们赖以维持军队的资源。赤松家后来遭遇另一支受宠、族内土地被没收的局面，正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幕府需要这些武家的武装合作，却又使它们的前途受制于将军的人事决定。[S01、S03]

4. 皇位继承与敕撰和歌集

1428年称光天皇去世，没有儿子，皇位继承须在皇族内部另作安排。义教支持伏见宫贞成亲王之子后花园。后花园以已退位的后小松天皇正式承认的儿子身份继位，接续后小松一系失去继承者的皇统。他的出生家系属于伏见宫，继位身份则系于后小松，两者各有作用。义教支持的安排，仍通过皇室自身的继承形式完成。[S01、S18]

义教的朝廷地位也在上升。1431年，他迁入义满曾使用的室町宅邸，1432年任左大臣。官职和居所使他的权威在京都政治层级中有了明确位置，妻族关系则把一些公家带到将军身边。义教废黜日野家出身的妻子，抬高正亲町三条家一名女子的地位，还惩罚原妻的兄长。这使原妻家族失去部分接近将军的优势，但日野家并未就此断绝联系：后来的将军义胜与义政，母亲都是日野重子。同属日野家，婚姻、生育和将军家的承认却会带来不同的地位。[S01、S02、S12、S16]

1433年，义教向后花园推荐编纂《新续古今和歌集》，天皇遂下令编纂。飞鸟井雅世受命主持，是飞鸟井家第一位独自承担敕撰和歌集主编职务的人。这项荣誉落入了新的家族，但飞鸟井家积累的藏书和编纂先例知识，还不足以独力完成工作。雅世需要朝臣和博学僧侣的帮助。[S19、S13]

僧侣歌人尧孝负责编纂机构的文书，全面协助雅世，一条兼良则撰写序言。1439年，歌集完成，成为最后一部完成的敕撰和歌集。现藏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的一部抄本，还留下了编纂后的另一阶段：1440年的卷末题记说明，正式歌集完成后，有人利用保留的中间稿本抄录，从全书2144首中选出649首。这部抄本是否尧孝亲笔，尚不能确定；它至少显示，完成后的草稿仍能成为新选本的材料。[S19、S13]

赞助也影响了入选资格。失宠于义教的僧侣歌人正彻，没有一首诗歌收入该集，还失去草庵地产的权利。雅世一家得到殊荣，其他学者参与编纂，失宠的歌人则可能同时失去文学认可和物质支持。义教能够推动敕撰，并影响接近这项事业的机会，而歌集真正编成，仍须倚赖将军家以外的学识与劳动。[S14、S19、S13]

5. 对寺院的武力与庇护

1433年，义教以武力攻击抗拒幕府的延历寺僧众。做过天台座主，并未使他与比叡山宗教机构之间的冲突消失。寺院有自己的收入和僧职层级，其中一些代表又纳入幕府监督的制度。寺院事务因此同时涉及政务、地方土地和武装力量；受到强制时，僧人可能失去财产，也可能遭到军事攻击。[S01、S06、S11]

将军家还有另一条进入寺院领导层的途径：亲生子弟入寺，或正式将僧人认作自己的儿子。后一种称为犹子，并不一定意味着在义教家中生活、由他养育。这种承认可以给予僧人高级宗教职位所需要的高贵出身。髙鸟廉认为，义教时期特别积极地采用这类安排。他的研究也发现，寺院和公家会提出请求。寺院需要合适的继承者，或希望获得政治庇护，便可能主动建立联系；联系形成后，又反过来加强将军的影响。[S06]

后代留下的一份文书，还能帮助看清土地与僧职的关系。1463年，义教之子义政将几项庄园权利归还一名比叡山僧人。京都橘大学档案馆解释，这些权利可能曾在义教时期被没收。归还发生在义政统治时，先前没收的归属则是档案馆的推断。文书措辞和格式也显示，幕府通过指定寺院代表进行监督。把它与髙鸟廉研究的协商关系合看，可以辨认出寺院内部不同人物与幕府的具体联系，而非只以“镇压寺院”概括所有情形。[S11、S06]

6. 遣明船如何组织与获利

义持时期中断的对明交往，于1432年恢复。五艘船从日本出发，使团1433年进入明朝京城，1434年又有六艘船启航。明廷以朝贡关系接待使团，将军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取得政治承认和海上交流的机会。勘合凭证验证使船身份，但货物交易本身还有不同的办法。[S07、S08、S09]

1432年的船队，汇集了幕府、相国寺、山名家及其他大名、寺院的力量。使团以将军名义代表日本，船只和货物却来自不同经营者。商人提供了外交礼物之外的大量货物：有的由明政府按其规定价格买下，有的通过获准的商人交易，或沿途出售。日本输出铜、硫黄、刀剑和扇子，带回丝绸、铜钱、书籍等。寺院与政治人物的联系，加上商人对运输、市场和货物的知识，才使这样的航行与交换成为可能。[S09、S07、S08]

船只经营者从自营货物及向商人进口货物征收的费用中获利，义教的幕府也从有组织的海上交流中取得资源。收益既要靠合作方，也受明朝境内的交易条件影响；外交承认因此与日本国内的财源直接相关。这种交往在义教死后仍继续，经营安排则更多由有力武家和寺院掌握。[S08、S01、S07、S09]

**所谓1434年条约的限度。** 后世汇编记载了一项据称订于1434年的“永享条约”，但研究者质疑它的史实依据。理解义教恢复的交往，可依据较明确的使团航行和经营机构，不能把这项存疑条约当作已经确立的制度起点。[S10、S09]

7. 东国的决裂与联军

镰仓的足利分支以公方身份领导东国，持氏任公方，上杉宪实任关东管领，协调高级政务。持氏与京都的关系并非始终敌对：1416—1417年上杉禅秀反叛时，京都的援助曾帮助他恢复统治。此后，持氏进攻地方对手，京都又与其他东国武士建立联系，双方及其支持者之间的紧张逐渐加深。宪实主张协调，夹在持氏与京都之间，处境也越发困难。[S04、S05]

1438年，持氏之子义久的成年礼引起争执，促成持氏与宪实决裂。持氏出兵攻击宪实，义教便命各地军队援助宪实。今川、武田、小笠原等军队参与讨伐镰仓，东国武士的倒戈也削弱了持氏。这支联军的成员各有地方利益，与两地足利政权的关系也不相同。义教的影响靠动员他们实现，这次行动并不是将军亲征。[S04、S05]

持氏投降出家，被限制在镰仓永安寺活动。宪实请求饶他一命，义教不允。1439年，军队逼近寺院，持氏自尽，义久则另在报国寺自尽。持氏的其他儿子尚存，以结城家为中心的武士又拥护这些继承者，幕府于1441年击败这股抵抗。义教死后，持氏的儿子成氏在1440年代后期重新领导东国。联军除掉了持氏，但当地的继承要求和武家阵营，并未随着胜利消失。[S04、S05、S03、S17]

8. 嘉吉之乱与幼主

1440年一色义贯、土岐持赖被杀，地方武家已看到将军干预的严厉后果。赤松家又面临另一支受宠、满祐弟弟土地被没收的压力，还有满祐可能失去守护职的传言。1441年，满祐以庆祝东国胜利的宴会邀义教赴京都自宅，在演出时将他杀害。义教曾把朝廷官阶、军事命令和地方继承越来越集中于自己，统治却在这场宴会上突然结束。[S01、S03、S02]

满祐退回播磨，还为义教举行葬礼。幕府迟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讨伐，行动仍须倚靠有力地方武家的军队。细川、山名军击败赤松，满祐于1441年自尽。山名家取得播磨、备前、美作的守护职，也有了管理土地、征收收入的机会。为将军报仇的战事，也使那些能够提供军队的家族获得更多政治与经济资源。[S03]

义教与日野重子的儿子义胜生于1434年，父亲死后以幼年之身继承家族，1442年正式出任将军，1443年去世。义教另一子义政随后继承足利家，后来才接受将军任命。重臣辅佐幼主，也处理暗杀之后要求免除债务的骚动。义教的权力虽已触及许多机构，其运用始终需要他人的合作；这些人的军队、财源和组织，在将军遇害后仍然存在。[S12、S16、S03、S06、S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