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足利家的次子

足利尊氏1305年出生，是足利贞氏与上杉清子之子。他上有同父异母的兄长，清子也不是贞氏的正室，起初并非家族首位继承人。同母弟弟直义后来是他最亲近的合作者，也成为对手。不同来源及传统对出生地有不同说法，尚无法确定唯一地点。

足利氏是镰仓幕府的重要家臣，自称清和源氏后裔，拥有土地、婚姻、分支家族和军事追随者。家族的位阶部分来自侍奉北条氏掌权的幕府，清子的上杉关系也提供资源。维护居所、庄园、马匹、文书与宗教仪式的人，共同支撑这个家庭的力量。

2. 位阶、婚姻与镰仓任职

尊氏1319年获得朝廷位阶，逐渐领导仍属于镰仓秩序的家族。起初姓名写作“高氏”，其中“高”通常被认为与北条高时有关。他娶北条久时之女、最后一位执权北条守时的妹妹赤桥登子，婚姻将足利家继承与北条权力网络直接相连。两人的孩子包括后来分别在京都、镰仓发挥作用的义诠、基氏。

登子主持家政、养育继承人，后来也承受丈夫倒戈带来的危险。1331年，贞氏的丧礼尚未结束，幕府便命尊氏向西出征后醍醐的起兵，他服从了。1333年以前，足利氏通过幕府官职、北条婚姻与军事服务取得地位，同时保有自己的资源与利益。

3. 1333年的倒戈

1333年，后醍醐一方的反幕府行动扩大，幕府再次派尊氏向西。他宣布支持天皇，将所能指挥的军队转向幕府京都总部，成为元弘之乱中的决定性变化之一。

北条政府的军事处境正在恶化，朝廷文书、位阶可以使倒戈获得正当名义，足利家的声望和对幕府的不满，也有助于尊氏召集追随者；身边武士各有风险与期望。登子与幼子仍与东方北条中心相连，倒戈使整个家庭面临危险。准备与政治联络有迹可循，尊氏心中如何衡量各项动机，则无完整自述。他在胜负未定的危机中选择，转用幕府交给自己的力量攻击其西部指挥机构。

4. 六波罗陷落

尊氏首先攻击六波罗探题，这个幕府机构监督京都与朝廷、处理争讼，并协调西部治安。1333年五月，他与其他反幕府军队共同进攻。六波罗指挥者带着北条人员、士兵及原有继承秩序中的皇族向东逃离，途中战败，发生大规模死亡。

六波罗陷落后，镰仓失去了在西部的主要指挥机构，天皇一方得以进入京都的行政与象征中心，接触原先维持幕府权力的档案、住宅、仓库与道路。赤松军等此前已使都城承压，新田义贞另攻镰仓，也决定了幕府整体的败亡。尊氏的关键贡献，是把幕府派出的军队转为攻破其京都机构的力量。

5. 建武政府中的合作

幕府倒台后，后醍醐赏赐尊氏位阶、官职，并赐“尊”字，将“高氏”改为“尊氏”。他是建武政府的重要军事受益者，却未直接成为其首席大臣。建武政府设置官职和临时裁判机构，任命地方官员、分配奖赏，试图协调贵族、武士、寺院与皇子的不同诉求。

直义随成良亲王前往镰仓，发展东方行政。足利家臣取得官职，登子及儿子的安危也与新政权相连。曾指挥反幕府战争的护良亲王成为竞争者，被撤去军事官职、逮捕，送交直义看管。尊氏需要朝廷承认，后醍醐需要武士执行命令；双方也各自建立能够独立行动的关系网络，合作因此逐渐生出冲突。

6. 中先代之乱与镰仓新中心

1335年，北条时行召集支持者，击败建武军并夺取镰仓，直义撤退。他看管的护良亲王在退却时被杀，直义承担直接的看管责任；尊氏是否亲自下令，现存证据尚不足以确定。

尊氏请求东征授权与军事官职，未取得后醍醐给予的全部许可便出发。他击败时行，夺回镰仓，没有立即回京，而是自行奖赏、组织武士，形成能够认可军功、执行决定的另一中心。当足利家据点与东方追随者受到攻击，尊氏以实际行动表明，家族存续不能等候完整的朝廷程序。这也使建武政府能否控制其最强将领的问题公开化。

7. 与后醍醐开战

后醍醐命新田义贞与尊良亲王率军，攻击尊氏、直义，同时代文书也将兄弟列为敌人。尊氏军在竹之下、箱根击败朝廷军，向西推进，1336年初短暂进入京都。

部分军记写尊氏退出指挥、剪发或不愿与天皇交战，后来又回到战场。这些叙述表现了作者如何理解忠诚冲突，具体场景、对白却不能直接还原私人心理。战争牵涉赏赐制度、东方控制、家庭生存、天皇命令，以及尊氏、新田之间的军事竞争。双方各自组织混合联盟，尊氏第一次占领京都很快失败，军事胜利尚未建立稳定的政治名义。

8. 从九州重返京都

尊氏被逐出京都，经濑户内海退往九州。西部武士关系、海运，以及持明院统光严上皇的授权，使他能够重建力量。他在多多良滨击败更大的敌方联盟，召集军队向东返回。

1336年七月，足利军在凑川附近与后醍醐一方交战，楠木正成战死，新田义贞退却，尊氏再入京都。后世文学把此役写成正成忠诚与尊氏叛逆的道德戏剧，其中对白与战术争论的细节，可靠程度随来源而异。陆军、船队、地方家族、朝廷授权与迅速变化的归属，共同决定战争。尊氏的关系网络未因战败消失，西部与九州盟友提供运输和补给，帮助他重组军队；重返京都打开另立朝廷的道路，全国争夺仍继续。

9. 两朝并立与建武式目

尊氏支持持明院统的光明天皇在京都即位，光严上皇给予重要支持。后醍醐后来离开京都，在吉野继续主张正统统治，两朝分别依靠皇室家族、文书、对神器的主张、寺院、地方盟友与武力，各地势力仍可能改换归属。

尊氏也寻求治理纲领。二阶堂兄弟等熟悉法律的人，回应他的问题，拟成十七条《建武式目》。它常被视为室町幕府的基本法，也有学者强调它首先是咨询意见。尊氏1336年八月的亲笔愿文，则直接留下他在政治危机中的宗教行动。法律咨询与佛教约束，共同参与了新秩序的建立。

10. 1338年成为将军

1338年，北朝任命尊氏为征夷大将军，公开承认足利的武士领导地位。官署、司法、收入、地方执行，以及与强大守护的关系，仍在战争中逐渐发展。

直义负责大量司法、行政，朝廷官员维持皇室政府，地方将领落实权利主张，登子与义诠等家人维系继承。后来义满时期成熟的制度与室町居所，尚未出现。尊氏已有京都与将军官职，南朝仍活跃，地方战争不断。任官让联盟领袖成为京都朝廷认可的官员，是制度上的重要节点，整个军事政权则还需继续建设。

11. 守护与地方治理

尊氏任命守护及其他将领，在中央没有常设行政组织的地方召军、维持道路治安、追敌并执行权利主张。他们尚非后世完整的领国领主，战时权限与庄园领主、地方武士、国司、寺院及南朝命令相互重叠。

紧急征收，以及观应时期起将部分庄园收入用于供养武士的措施，支持了政权，也可能减少寺院、贵族、耕作者所得。各地执行有别，“半济”并非一次永久全国没收。尊氏、直义还支持安国寺与遍布各地的战争死者纪念机构。将军文书要生效，须有地方代理人确认产业、应对竞争主张，并向耕作者征收；早期政权须逐层协商，才能落实命令。

12. 兄弟分工及其矛盾

早期政权中，直义负责大量司法、行政，尊氏保护追随自己的武士，并掌握奖赏的最终批准权，高师直则是极有权力的将领、执行者。这种安排常称为“二头政治”，职能却没有固定、整齐的边界。

文书显示权限随时间改变，有签署重叠、委托决定，也有书手、家臣落实命令。清子、登子管理产业、维持家族，义诠准备继承，基氏后来代表足利家在镰仓统治。直义另有支持者，并收养尊氏之子直冬，使他走向军事领导。请求裁判的人可能更信赖直义主持的司法程序，求赏的武士则更愿意找尊氏、师直。分工扩大处理事务的能力，司法、服务与人事争议也可能逐渐凝成敌对网络。

13. 观应扰乱

1349年，直义与高师直冲突，师直施压使直义离开政府，义诠承担更多行政。直义逃离后与南朝联合，击败尊氏军。1351年和解之后，师直与弟弟师泰被直义一方的相关人员杀死。

兄弟很快再战。尊氏暂与南朝妥协，孤立直义，击败后接受其投降。直义1352年突然去世，后来的中毒怀疑，包括尊氏下令的指控，尚未证实。南朝趁足利内战进入京都，扣押皇族、取回神器，内战因此也改变了皇统的政治条件。观应扰乱改变了地方联盟，提高了义诠的地位，也打断了司法事务的延续，足利政权能够分裂成争夺权力的阵营，远未完成稳定统治。

14. 天龙寺与战争纪念

后醍醐1339年去世后，尊氏支持梦窗疏石营建禅寺纪念他。天龙寺由尊氏、直义及光严上皇支持，庄园收入不足时，赴元朝贸易帮助筹措建设费用，主要建筑群1345年举行落成仪式。宗教、海外贸易、土地、劳力与旧敌的纪念，在同一寺院汇合。

尊氏也支持各地纪念机构，1354年又资助京都、奈良、镰仓僧人共同手抄大型佛经。留存物件纪念后醍醐、尊氏父母与战争死者，并祈求和平。中世纪追荐可同时涉及亡者威胁、因果责任、公共秩序与悲伤，赞助本身却不足以确定每一次政治行动的动机。今天的天龙寺、等持院包含后世重建，并非完整留存的十四世纪建筑。

15. 1358年的去世与后世评价

尊氏1358年在京都去世，当时历法记为四月三十日，周岁五十二，日本传统计龄五十四。现存记录不足以支持精确的现代病因诊断。他葬于与梦窗疏石、足利支持有关的等持院，寺院多次火灾、重建，今天建筑晚于其生前。

义诠继任将军，基氏支撑镰仓足利权力，南朝、直冬仍反对新政府，强大守护也保有自己的基础。尊氏留下可继承的官职与联盟，义满时期的成熟体系仍在后来形成。他的声誉同样分裂：忠君历史将他视为背弃后醍醐的人，明治后期部分史家重新讨论治政及背景。1911年官方肯定南朝正统，使这一评价具有更鲜明的公共政治意义；后世选择重视什么证据，随之改变。

1. 足利家的次子

足利氏自称清和源氏后裔，谱系影响婚姻、位阶、仪式先后，也为日后的军事领导提供名义。尊氏1305年出生于这个地位显赫的家庭，但家族地位起初并不保证由他继承。

父亲贞氏是镰仓幕府的重要世袭家臣，侍奉北条氏获得官职、机会，并保护家族产业。这也使拥有丰厚资源的足利氏与中央权力建立密切联系，能够积累自己的追随者。足利家依靠幕府，同时又拥有自己的家臣和资源，其实力已超出一名普通家臣。

母亲上杉清子来自上杉氏，这个武家与朝廷有渊源，在东方也有重要关系。她留存的记录显示，她能管理财产、支持宗教、保持书信联系，帮助儿子维持与上杉娘家的联系。材料不能完整还原她的家政，却留下了实际的政治与经济活动。

贞氏另有家庭地位更高的正室，尊氏上有兄长。中世继承并非自动按出生次序，母亲的地位与认可仍很重要，死亡、收养、健康、联盟及父亲决定，都可改变继承顺位。直义与尊氏同母，后来发展出自己的支持者和司法权力；兄弟童年记载有限，成年分工则清楚得多。

出生地有争议，下野足利、与上杉氏有关的丹波地区及其他地点，都见于不同传说与研究论述。地方纪念、现代遗产也重视这一身份，现有材料尚未确定唯一地点。

家族力量依靠许多不见于编年史的人：庄园官员把权利变为米、钱，马夫照料马匹，铁匠与甲胄工匠提供装备，乳母、侍从照顾孩子，僧人举行仪式，使者联络分布东西各地的家族产业。

后来的部分说法认为，足利氏早已秘密谋划恢复源氏将军统治。这些说法从尊氏1338年成为将军的结果出发，难以证明贞氏或幼年尊氏几十年前已有同一计划。父母的关系网络、家政资源与继承变化，较清楚地说明了他后来能够行动的条件。

2. 位阶、婚姻与镰仓任职

尊氏通过既有机构进入公共生活。朝廷位阶使他在京都、镰仓都有可辨认的荣誉，幕府职务把他纳入军事指挥链，家族继承则依靠亲属、家臣与庄园管理者的支持。

早年的“高氏”，通常与北条高时的赐字关系相连，姓名可表示庇护与上下关系。后来后醍醐赐“尊”字，又公开显示新的政治联系。这样的名义关系仍给持有者留下自己的行动空间。

正室赤桥登子是北条久时之女、守时之妹。守时成为镰仓幕府最后一位执权，登子因此接近北条政治家族中心。她是义诠、基氏等多个孩子的母亲，两人后来分别支撑京都与镰仓的足利统治。抚养、保护、家政人员和孩子未来的婚姻，都与家族建设相连。

1333年尊氏倒戈后，东方近亲可能成为人质或攻击目标。来源对具体叙述有所差别，危险则十分明确：他攻击的政府，与自己的家庭有血缘联系。

贞氏去世时，尊氏继承领导权，丧礼和家族调整还在进行。1331年，据记述，葬礼仪式尚未结束，幕府便命他向西出征后醍醐。他服从，召集分支、骑马家臣，准备装备、粮食和路线。家臣侍奉足利，足利侍奉幕府，层层关系使命令成为军队；日后领袖倒戈，这支军队也可能先追随家族。

实力雄厚的家臣可能不满决定、争取赏赐、保护地方权利或衡量未来利益，但尊氏在1333年前的意图，证据远少于他实际参与幕府服务的记录。1331年后醍醐起兵失败、被流放，支持者仍活动，尊氏返回东方，北条政府当时看来还可能继续统治。

早期服务使尊氏了解幕府如何召军、京都指挥何在、哪些家族可能改换立场、消息如何传递。到1331年，他已有位阶、北条婚姻、继承人、显赫家族与作战经验，这些能力说明后来选择为何重要，却不能确定他何时决定倒戈。

3. 1333年的倒戈

1333年初，反镰仓活动已经分布多地。后醍醐逃离流放，护良亲王与地方武士维持抵抗，赤松则村等威胁京都附近路线。反对者尚未成为完全由中央指挥的一支朝廷军，镇压却已经失败。

幕府按熟悉的程序召集家臣、派尊氏西进，仍相信能够调动足利的服务。人手与授权，恰使尊氏处于足以让倒戈产生重大影响的位置。

改换阵营需要重写命令、通知盟友、说服或强迫追随者，并选择目标。武士可能出于对足利家的忠诚，也可能因为反对北条、期待赏赐，或判断镰仓已逐渐失去控制而追随他。后醍醐一方能够授予位阶、承认土地权利，使尊氏得以宣称自己是在侍奉受到不当对抗的天皇，从而摆脱单纯背叛家主的名义。

代价也很现实。登子生于北条家，儿子尚幼，镰仓的亲族与同伴处于可以因将领叛逆而惩罚家属的政府控制之下。

来源及后出的军记，记有积怨、征兆、秘密承诺与计算，可信程度各异。军事机会、家族声望、怨恨、朝廷联络和未来风险，都能从材料中讨论，尊氏私下如何给它们排序，则无法直接得知。北条幕府曾挺过起兵，东方资源仍多；若其他家臣忠于幕府，京都可能被夺回。尊氏不能预知新田义贞即将攻入镰仓。

幕府召集的军队转而执行足利领袖的新命令，说明中央军力依靠中间家族，其追随者可能先服从家族。后醍醐需要能够摧毁幕府机构的武士联盟，尊氏则需要把反叛重新界定为忠诚服务的名义，两人的目的部分重合。

胜利后，朝廷记忆可以讲述大武士承认正统，足利记忆也可以强调响应天皇命令。较清楚的事实是，尊氏于1333年四月组织倒戈，改变了西部战局，也使家人面临报复的危险。其他行动者随后实际击败幕府，这次选择才成为决定性转折。

4. 六波罗陷落

六波罗从京都监督皇室、贵族政治，管理军事治安，与镰仓联络，并处理西部争讼。六波罗的官署、官员、使者、档案与武装家臣，使远在东方的幕府得以在京都行使权力。

后醍醐一方要稳定控制朝廷，必须移除附近的镰仓指挥机构；尊氏的倒戈，也须通过军事行动落实。赤松则村等此前已在京都一带作战，寺院与贵族网络传递情报。居民面对征发、军队流动、失火风险，以及城门、道路究竟由谁控制的不确定。

尊氏带来的军队具有幕府大规模远征的组织、装备、人数与指挥人员，改变了力量对比。各支队伍从不同路线接近，依靠地方知识；守方则须判断还能否获得援军、能否安全撤退。

六波罗指挥者带着家臣及镰仓所承认皇位继承秩序中的皇族向东退却，随行皇族以及对神器的主张，也让这支撤退队伍能够继续宣称自身统治的正当性。队伍在离京道路附近覆灭，六波罗难以搬到另一地点继续指挥。

逃亡与死亡叙述既来自机构记录，也见于有戏剧惯例的编年、军记。放弃京都、遭到追击、战败及指挥机构消失的顺序较可靠，具体人数、对白和安排整齐的临终场景，则须保留来源边界。

控制京都带来实际资源：接触或更换官员、截获文书、占据仓库居所，以及颁布位阶与诏令。此前观望的朝廷家族能更公开选边。驻军同时需要粮食与纪律，没收产业引起竞争主张，旧官员掌握的知识还为胜者所需；六波罗被摧毁后，争讼和人员供给等事务仍待新政府处理。

攻下京都使尊氏更受瞩目，可以要求奖赏、吸引寻找庇护的武士，后醍醐则仍有权将其行动界定为忠诚服务。双方继续互相需要。

镰仓是在另一战场由新田义贞等攻破，地方家族改换阵营，北条领导者死亡。六波罗陷落属于这场共同胜利的一部分，也揭示了委托强大家臣远征的风险：同一军队可以转向，并把行政知识带给新的统治者。当连接命令与服从的人不再相信中央能保护、奖赏自己，机构便会失去赖以运作的支持。

5. 建武政府中的合作

胜利之后，武士请求战功奖赏，原北条氏土地的归属须确认，旧权利重新出现，寺院、贵族要求恢复产业，地方官职须任命，参加者又可能各有不相容的功劳叙述。建武政府设立、调整机构，处理这批事务；留存记录显示了试行办法，难处在工作规模、权利冲突、执行能力和优先次序。

后醍醐赐“尊”字，授尊氏高位与要职，公开将军事胜者与复位天皇联系起来。但朝廷同时依靠贵族官员、皇族、僧人、地方任命者和其他武士。尊氏未参与某些中央机构，有时被解释为刻意排除，也反映了新政府多方参与、临时组织的形态。

足利家臣进入官署、取得权利，申请者找尊氏推荐、保护、调动武力，宅邸与书信因而成为武士争取战后利益的另一条途径。

直义随年幼的成良亲王前往镰仓，皇族身份为东方行政提供王朝名义，足利将领则负责实际工作。这里尚非公开独立的幕府，却让直义积累裁判、治安与东方家臣管理的经验，也使足利在远离京都朝廷之处拥有据点。

护良亲王曾通过宗教与地方网络反对幕府，自有军事领导地位，与尊氏代表不同的武士组织途径。后醍醐撤去他的将军官职，准许逮捕，随后把他送交直义在镰仓看管。后出叙述分配责任、描写阴谋的方式不同，天皇参与罢免、逮捕这一点也属于经过。

登子、义诠与基氏的安危及未来地位，也影响着足利家的安排。1334—1335年，他们日后在京都、东方的角色尚未固定，但保护孩子、侍从和产业收入，已影响家庭安排。

许多武士不满赏赐拖延或削减，他们却没有统一利益：有利于一家之裁判，可能损害地方对手；寺院恢复庄园，也可能夺走军事地头控制的收益。后醍醐给予尊氏正当身份与旧幕府已无法提供的官职，尊氏提供朝廷难以直接调动的武力。合作确实存在，也使双方逐渐建立不同的治理网络。1335年东方危机，将朝廷许可与足利存续之间的矛盾推到了眼前。

6. 中先代之乱与镰仓新中心

1333年以后，北条高时虽死、幕府虽废，亲族、旧家臣、地方支持者与对旧秩序的记忆仍存在。北条时行把这些力量组织成迅速推进的军事挑战。

镰仓仍是道路汇聚之地，保有武家居所与文书、寺社产业，以及幕府留下的补给设施。旧日政治中心的声望与这些资源，都使夺城具有实际价值。直义未能守住，撤退时，护良亲王仍是具有政治危险的囚犯：他可能被盟友救回、成为号召中心，也可能暴露皇子与足利将领之间的未解冲突。

亲王在拘禁中被杀，直义的看管责任较清楚。军记对动机与场景的叙述不同，尚无法可靠确定尊氏曾亲自下令；后醍醐此前准许逮捕，也属于事件的因果经过。

镰仓陷落的消息到京都后，尊氏请求官职、东征授权，在未获得所求全部正式许可时离开。他认为军事紧急情况足以支持先行动，朝廷程序尚未完成。足利分支与盟友迅速出兵，道路、驿站为行军提供便利，武士期待奖赏而加入，家族把远征组织起来。

尊氏联盟击败时行军，恢复镰仓，既保护家族利益，也移除了对新秩序的威胁，胜利又使他更有资格决定军功。确认土地、官职，意味着裁定哪种战功叙述有效、谁的旧权利可以被取代、谁应以未来服务获得保障。尊氏在东方颁发、支持奖赏，由此建立实际裁判权限。

若立即回京，这些决定会受到更直接的朝廷审查；留在镰仓，则让追随者留在自己争取土地和官职的地方，以足利文书维护所得。朝廷可能视之为擅权，武士却可能认为是应得的报酬。后醍醐同样依赖武力，尊氏仍寻求朝廷称号，争议在于哪一个朝廷与武家结合的网络，有权决定并执行权利主张。

时行起兵、地方家族改换阵营、直义失城与处置囚犯、尊氏未获完整许可便出发、后醍醐试图维持指挥，各方都有作用。镰仓收复后，天皇面对能在京都之外行动、奖赏、驻留的将领，尊氏则面对可能否定其东方自主安排的朝廷，互不信任增长。紧急军事行动由此留下行政先例，形成天皇难以完整监督的中心。

7. 与后醍醐开战

后醍醐若容许尊氏长期据镰仓、自行奖赏并不应召回，其他地方领袖也可能仿效，恢复的政府将难以延伸权力。天皇颁布讨伐尊氏、直义的命令，同时代文书明确留下公开决裂。

新田义贞曾攻破镰仓，自有追随者，也与足利声望竞争，是能够承担统军任务的人选；尊良亲王又为军队提供皇族名义。尊氏一方则结合足利亲族、中先代战后受赏的东方武士、地方家族，以及担忧权利受复核的人。追随者可能忠于尊氏，也可能防备新田对手或朝廷审查。

箱根、竹之下战斗打开西行道路，地形、冬季移动、倒戈、情报与向导，都影响战果。胜利吸引观望家族，能够保护盟友的联盟因此扩大。

军记描述尊氏退隐、宗教避居或犹豫向天皇举兵，各文本安排不同，试图解释受天皇赐名、奖赏的武士为何转而交战。他可能确有迟疑，宗教行动和暂时退避也可兼有政治用途；后人整理的完整对白不能直接说明他当时的内心，所记剃发也不足以单独解释重新掌兵。

直义与家臣可以提出军事风险：战败将毁掉家族、暴露追随者。军队利益并非只由尊氏个人决定，即使他一时退出指挥，联盟仍有自己的诉求。

1336年初进入京都，尚不等于控制都城。后醍醐能迁移、发令、动员外地将领，寺院、城区可以支持或阻碍占领者，粮食、纪律也成为问题。尊氏还没有完全稳固的替代朝廷，谁来任命他、确认没收、决定皇位继承，尚未解决。

北畠显家从东北进军，新田继续活动，其他天皇支持者汇合，尊氏被逐出京都。第一次占领太短，未能形成政府。他可以击败最初讨伐军，却仍失去政治中心，只能退却、寻求新授权，组织更广的西部联盟。

朝廷对任命、奖赏的最高权利，足利对追随者的责任，新田与足利之争，以及双方不信任对方的执行能力，共同促成决裂。个人的背弃成为大规模历史转折，是因为机构和许多依附者也随之行动。

8. 从九州重返京都

失去京都后，尊氏面临军队战败、盟友动摇、朝廷合法追讨，必须保住将领、联络和可以到达的退路。濑户内海成为政治交通走廊，船只运输武士、在条件允许时运马、运送粮食与消息，沿海家族、寺院帮助通行。水路让他避开部分朝廷军，抵达西部支持者。

光严上皇属于被后醍醐新秩序排除的持明院统，他的授权，在北朝完全建立前，便使足利一方有了皇室联系。尊氏可以主张，自己依据另一皇命反对后醍醐政府，而非否认皇统本身。

九州少贰、菊池等家族各有地方争端、庄园利益与旧归属，尊氏须介入这些关系，通过承诺、联系招募。军记中的多多良滨兵力数字须谨慎使用，较清楚的结果是，他起初较弱、规模较小的联盟击败对手，促使更多家族相信他仍能保护、奖赏追随者。

向东返回时，陆路纵队与船队共同推进，需要粮食、马匹、箭、修理、向导及协调时间。后醍醐一方也重组，新田担重任，楠木正成凭此前抵抗成为可靠将领，其他武士、皇子提供军力。

凑川位于海路、陆路接近都城之处。后出叙述强调正成建议避战、服从不智皇命及与弟弟最后交谈，这些内容后来尤其进入忠君记忆；不同文本层次须与确定战果区分。正成战死，新田退却，防线失败，京都道路开放。

尊氏指挥的是直义、地方盟友、海运者与家政官员共同维持的联盟。再入京都时，他已有西部关系、光严授权及此前失城的经验，开始建立更持久的朝廷、法律安排。后醍醐仍有支持者、神器主张、皇子、宗教网络与迁移能力，新田也继续作战，一场胜利未能解决统治权。

尊氏从真实战败中逃脱，运用地理、另一皇统名义、地方冲突与未来奖赏的可信承诺，在这几个月间重组力量。第二次进入京都，是多方条件汇合的成果。

9. 两朝并立与建武式目

光严曾在镰仓的继承安排下即位，后醍醐恢复统治后使其失位，他仍保有家政影响。持明院统有自己的谱系、支持者，可以成为另一支皇室权力。光明在京都即位，形成能授官、授位，日后任命尊氏的中心。

足利军保护京都、限制政治选择，光严与光明则提供将军不能仅凭武力制造的正当身份。北朝还有贵族官署、仪式、庄园利益与皇室自己的行动空间，双方相互需要，关系又不平等。

后醍醐一度在战败后协商，随后逃离安排，在吉野设立朝廷，以神器、继承、持续的统治权及忠诚服务支持自己的主张。南朝眼前的都城资源较少，却仍积极活动。“南”“北”表示朝廷地点及后来的分类，地方家族可以改换归属、有选择承认文书，或利用两朝分裂处理地方竞争。

尊氏1336年八月的亲笔愿文，作为文化遗产留存。书写、日期、宗教形式与传承，直接留下他在暴力转折中作佛教承诺的证据。

尊氏还向熟悉镰仓法律行政的人咨询治理问题。二阶堂兄弟等以十七条回应，形成《建武式目》，讨论政府所在、行政行为，运用旧武家统治的经验、眼前混乱与纪律理想。

史学分歧：《建武式目》是颁布的法令，还是咨询意见？

一些史家认可它作为颁行法律的作用；另一些强调，留存文本的形式更像向尊氏提交的咨询意见。

两种理解分别重视正式立法与治理咨询。即使是意见书，选取先例、指出失序、提供纲领，也能帮助官员把新政府说明为依法修复秩序。

尊氏摧毁了镰仓幕府，新政府却继续使用其法律知识、人员、申请格式与政治期待。京都提供朝廷、工匠、寺院、市场、居所与档案，也带来城市暴力、昂贵仪式与贵族权利竞争，定都需要持续协商。

此时一朝据京都，另一朝继续抵抗。光明即位、光严支持、后醍醐另立朝廷，以及尊氏立愿、咨询法律和争取地方服从的行动，共同影响着新幕府的建立。

10. 1338年成为将军

1338年前，尊氏已掌兵、奖赏、指挥将领，并帮助建立京都朝廷。征夷大将军任命的价值，在于赋予这些力量一个有先例、可传承的官职形式。

称号承接早期军事将领，尤其镰仓幕府将源氏及后来的将军置于武家政府正式中心的惯例。足利谱系使源氏先例具有政治用途，联系仍须主动建立。

北朝授予称号，足利保护北朝，两方互相依赖。强大守护与足利亲族各有军队、领地利益，将军为位阶、奖赏、命令协商提供共同中心，服从仍可能附带条件。官职也帮助继承：义诠需要家臣、朝廷认可与实际经验，但父亲的任命使继承不只涉及私人产业。

将军官职本身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全部开支。政府依靠土地分配、征发、设施控制、赠礼与地方配合，无法从单一中央金库支付所有人。直义与专业官员办争讼、裁判，书手拟文，用印章和笔迹确认文书真伪，使者传令，地方武士决定能否执行，官僚体系也须通过这些劳动逐渐形成。

南朝继续任命将领、发布竞争主张，地方武士可能持有双方文书，随战局改变归属。京都同样需要协商，尊氏要接触皇室仪式、大寺院、工匠、放贷者与贵族知识，也要准备居所、守卫、补给、防火，并与并非足利家臣的社区相处。

后来几代才发展更成熟的官署、仪式和室町居所，早期政府部分职能仍随行移动，并受战时需要支配。尊氏建立以京都为中心的足利联盟，也继承镰仓、朝廷的人员、法律记忆与位阶惯例。1338年的任命使其力量获得正式身份，地方协商、收入、内部纪律和家族和平，则仍待解决。

11. 守护与地方治理

守护的权限涉及一国治安、军事动员、追捕指定敌人及监督武士。镰仓时代已有此职，内战使介入范围扩大。尊氏依靠这些任命、文书、人员和武力，将政权伸向地方。

任命并不赋予整国土地所有权。一国之内还有贵族、寺院庄园，皇室主张，国司、地头、村落及持敌对朝廷文书的武士，权限彼此重叠。足利无法在全国常驻中央军，守护能迅速募兵、因地应对，也积累自己的追随者与收入，日后可能反对京都。

书手采用文书格式，印章、签名说明来源，使者传递，当地见证人辨认边界。没有执行盟友，胜诉文书也可能难以落实。军队持续需要米、饲料、布、武器、运输、住宿，地方指挥者因而争取庄园收入。

通常归入“半济”的措施，使军事机构在特定战时条件下转用部分庄园产物。开始时间、地域范围、例外及后来发展各不相同。贵族、寺院收入支撑家政、仪式、维修、雇员，转用会威胁这些事务；武士需要它维持军役，耕作者则可能面对不同文书支持的多重收取。

村落会协商、隐瞒、请愿、逃离、抵抗，或与能保护自己的势力结盟。庄园管理者依季节、边界解释命令。档案更易保存上层主张，较少记下使支付成为可能的劳动。

尊氏、直义与梦窗疏石推动安国寺及战争死者纪念，祈求和平，同时涉及庄园赞助、僧人任命与地方足利势力。一项与尊氏有关的早期捐赠，也纪念北条高时等死者；他政治上推翻旧政府，仍可为败者举行仪式，而不恢复其统治或交还其土地。

寺院需要地点、建筑、木材、田地、劳力、僧人和持续收入，追荐兼有宗教意义与政治主张。南朝也通过地方关系承认军功、动员对手，一家若见地方竞争者获任守护，可能改换朝廷归属。

地方将领的实力让尊氏能扩张统治，却也限制集权。后来守护领国由战时安排发展，早期形态仍不均匀、可变化。京都提供政治名义，地方的执行则决定一份文书能否变成实际治理。

12. 兄弟分工及其矛盾

留存文书显示，直义在早期政府中处理争端、指挥官员并拥有广泛权力。尊氏1336年愿文的文化遗产说明，概括了一段时期内直义掌握几乎全部事务、尊氏在奖赏问题上保留最终批准权的安排。

奖赏把土地、地位、军役与个人归属联系起来，尊氏最终认可指挥者的服务，让足利家既能从法律上确认联盟成员的权利，也能维系他们对家族的归属。直义则强调司法与镰仓先例，申请者希望稳定程序处理没收、重复授予和乘机侵占，他的官员也据此将足利政权塑造为主持裁判的政府。

高师直兼为重要家臣、军事将领，执行政策、统军、管理家臣，在尊氏身边影响很大。他的支持者不完全落在“尊氏管战、直义管法”的分工中。土地诉讼会影响军役能力，军功奖赏可能推翻领主权利，守护任命又兼涉治安、税收，重大决定常跨越这些领域。

权限随缺席、出征、疾病、政治压力及义诠作用增长而改变，一组文书中的签署安排，不适用于整个1336—1349年。清子拥有产业，并以文书安排财产处置，以宗教、庄园事务联系母系亲族；登子保护嫡系及儿子的利益。材料较少记录女性行动，仍留下实际作用。

义诠作为继承者，学习处理京都朝廷与军事人员的关系；基氏在东方形成第二据点。直义收养尊氏之子直冬，尤其影响深远。直冬的身份和父子关系在政治上颇为棘手，直义的支持使他得以统率军队、招纳追随者，后来得以反对尊氏。

有人求见受阻，对任命生疑，或发现某位家臣受到偏爱，都可能改变哪群官员信任哪个兄弟。个人不满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各自已掌握文书、追随者和权利。一人难以同时出征、听取诉求、管理京都、任命地方官、安排继承，分工确实提高行政能力，但最终由谁决定，仍有不清楚之处：直义的裁判与尊氏给不服裁判武士的奖赏，谁优先？直义能否处分帮助政权获胜的师直？

史学分歧：足利兄弟的权限分得有多清楚？

后来的研究修正了把两人看作各自主权部门的解释，强调权限变化、交叠及不同关系网络。

“二头政治”可以说明领导分散、支持者有别，却不能据此认为双方职能边界固定、人人接受。

兄弟、继承人、家族女性、法律人员与将领之间的协调，共同维持政府。原先参与共同治理的各方，后来各自组织军队争夺权力，观应扰乱由此展开。

13. 观应扰乱

1349年，直义与师直各代表一批支持者。直义依靠裁判、有经验的官员，以及担心军功庇护损害合法权利的人；师直则凭借战功和在尊氏身边执行政令的地位，获得一批武士的支持；这些武士认为，政府只有奖赏实际出力的人，才能继续存在。

师直在将军中心附近施加军事压力，直义被迫退出实际政务、出家退隐，义诠接替部分重要行政，冲突也改变继承训练。直义的不满未消，仍能联络支持者，也仍有机会逃离京都，养子直冬在西部发展势力，虽遭尊氏反对，仍形成另一条指挥关系。

直义与南朝结盟，吉野为反对尊氏提供名义，直义提供有经验的军力，双方利用彼此需要。战局迅速转变，他在摄津击败尊氏联盟，1351年迫使协商。战前、免职期间、和解后的文书是否仍有效，成为官员、武士要判断的问题。

兄弟和解没有保住师直、师泰，两人在直义盟友一方的势力看管或控制下被杀。军记附有对白、道德评价，政治结果较确定：逼走直义的将领被消灭。

兄弟和解仍不稳定。直义在东西各地仍有支持者，义诠已获权力，彼此恐惧使妥协困难，战事又在各地开始。尊氏随后与南朝谈判，暂时取代或中止北朝地位，借南朝的名义孤立直义。朝廷归属在幕府内争中也成了手段。

尊氏击败直义，接受投降，直义1352年不久后去世。时间引起怀疑，后来的来源、研究讨论中毒，却没有足够证据确定尊氏下令杀弟。可以明确的是，尊氏选择联盟、继续支持师直，直到冲突失控、与直义交战，并从另一权力中心的消失中受益；具体死因仍未确定。

南朝也利用自己的机会，军队进入京都，扣押退位的北朝天皇及神器。尊氏借吉野对付兄弟，由此打开的皇统危机，难以在军事目的达成后立即关闭。

地方影响继续。直义、直冬一方不能由一纸赦免全部和解，守护任命与土地分配发生变化，各家记得哪一支曾保护其权利，直冬仍是对手。敌对领袖各发裁判、奖赏，档案留下互相冲突的决定，后继官员须判断哪些有效。

尊氏保住了将军之位，但直义去世、师直和师泰被杀、南朝介入以及义诠掌权，共同改变了他创立的政权。

14. 天龙寺与战争纪念

1339年后醍醐去世，儿子在吉野继位，支持者仍活动。纪念寺院无法消除南朝抵抗，却可在跨越政治边界的佛教仪式中，为死去的天皇追荐。

梦窗疏石是连接朝廷支持者、武家、寺院、弟子与大陆宗教声望的重要禅僧。天龙寺建在岚山旧皇室别业遗址，地点联系皇室记忆、宗教实践及京都附近新的足利支持机构，命名、供养与仪式赋予政治意义。

光严上皇参与支持，尊氏、直义提供庄园与资助，北朝、足利资源因此纪念他们曾反对的天皇。庄园收入仍不足以负担木材、屋顶、运输、工匠、劳工的食物、佛像、钟与经卷及持续维护。

直义与梦窗支持赴元贸易船，通常称天龙寺船，利润帮助筹款。海上风险、商人、港口官员、翻译与大陆交流，共同参与寺院营造。中世宗教事业经常结合祈祷、财产、声望和商业经营。

1345年寺院举行落成仪式，建筑后来多次烧毁，今天的殿堂与园林包含多次重建的结果。地方安国寺计划把对战争死者的追荐扩展到各国，也将足利资助纳入地方宗教环境，执行因旧寺、庄园及区域政治而异。

尊氏1354年资助抄写的成套佛经仍有留存，京都、奈良、镰仓僧人共同手抄，纪念后醍醐、尊氏父母及元弘以来大量死者，祈求天下和平。纸、墨、底本、熟练抄手、校勘、保管与运输，是这一规模工作所必需；尊氏资助，许多人实际制作。

赞助不能单独衡量私人诚意，政治计算与宗教信奉可以同在。他有平息后醍醐记忆、维持禅宗机构、纪念父母、面对战争责任的理由。抄经发生在师直、直义去世之后，战争仍继续，祈求死者安宁可以与新作战命令同时存在。寺院、船、庄园、书法、抄页、僧侣与皇室支持，共同使追荐跨越仍未消失的政治分裂。

15. 1358年的去世与后世评价

尊氏1358年在京都去世，记为当时阴阳历四月三十日；传统计龄五十四，按实际年数计五十二。来源对晚年疾病有描述，仍不足以作精确现代诊断。

等持院成为葬地与纪念寺院，尊氏曾在与梦窗疏石的关系中支持它，寺名也与其身后佛教身份有关。多次火灾、重建，使今日院境包含后来层次。

登子仍是创立政权家庭中的核心成员。北条出身、孩子、侍从、产业与长期经验，把已毁的镰仓上层家族连接到新的足利嫡系。义诠继任将军，观应扰乱已使他承担重要责任，继承官职和文书时，也须安抚各方支持者，处理相互冲突的奖赏承诺。

基氏在镰仓建立足利东方支系，扩大了足利家的统治范围，也使京都与镰仓逐渐形成两个难以完全协调的权力中心。直冬仍未与足利政府和解，其与尊氏的血缘、直义的收养、西部追随者，使家族冲突延续到两兄弟死后。

南朝在吉野及地方盟友之间继续活动，北朝皇族、神器曾在观应危机中被夺，正统之争仍未结束。守护已有战时权限和地方支持，对政权延续不可缺少，又限制中央命令。后来政府通过官职、婚姻、居住、仪式、强制及选择性打击管理他们，这些方法尚未形成义满时期的体系。

尊氏留下了京都附近的足利将军、武士任命、司法传统、地方守护与宗教支持相结合的政治安排。各方仍有争执，继承人却不必重新从零建立。

史学分歧：尊氏的声誉如何变化？

南朝忠臣叙事及楠木正成后来的道德声望，使尊氏成为背弃正统天皇的典型。这个解释保留了真实倒戈，却常简化皇位继承争端、北朝自身行动与后醍醐的政治选择。

明治后期，史家开始重新讨论尊氏的政治作用，山路爱山1909年的论述是一个标志。

这种重评也反映对国家、政权形成与历史行动者的新争论，并不自动等于中立。1911年，日本国家在教科书争论中肯定南朝正统，当时的天皇政治也使官方更加强调尊氏背叛天皇。北朝文书及十四世纪留下的争议，并未因此消失。

1358年，尊氏留下可继承而分裂的政权。到1911年，后世机构又把这段争议生涯编成忠诚教育，两者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