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解体新书》的翻译与刊行

1774年，江户出版者须原屋市兵卫刊行《解体新书》，正文四卷，第五卷收录序言等材料及插图。杉田玄白、前野良泽主持翻译，中川淳庵、桂川甫周等人参与合作。不懂荷兰语的读者，由此也能阅读欧洲解剖学的说明与图像。

这项工作起于1771年江户小塚原刑场的一次解剖。玄白、良泽、淳庵将所见人体与一本荷兰文书的图像对照，觉得十分吻合，因而决定翻译。那本书通常称为《塔赫尔解剖书》，译自约翰·亚当·库尔姆斯的德文著作。不过，认得图中器官以后，他们还要设法读懂荷兰文。

小组掌握的语言材料有限，解读原书主要依靠良泽的荷兰语知识，玄白则推动译文逐渐定稿，以便刊行。他们使用日本医学读者熟悉的学术汉文，既要决定器官名称，也要把相关说明译成完整句子。

1773年，他们先刊行《解体约图》，共五张纸，收录说明及三幅解剖图，绘图者姓熊谷。次年的《解体新书》内容更多，由秋田画家小田野直武绘图。这是两次不同的出版，插图也出自不同画家。

1774年的全书使译文得以在小组之外流传。他们译出了原书正文，却省略了注释，荷兰文的理解、转译也仍有错误。大槻玄泽后来重新翻译、修订，1826年出版修订本。

玄白1815年写下后称《兰学事始》的回忆录，记述翻译经过，距当年的工作已经数十年。1773年的预告、1774年的全书则是当时的出版物，保留了荷兰文医学知识如何经不同刊印阶段，成为日本学者阅读材料的证据。

1. 对照人体与荷兰文图书

《解体新书》的翻译，从取得一本进口解剖书、亲眼观看人体解剖开始。荷兰文书籍通过以长崎为中心、受管制的贸易和译员渠道进入日本，医生也经由这些渠道接触知识。书可以买到，阅读所需的语言却还要学习。

杉田玄白等人使用的书，通常称为《塔赫尔解剖书》，是约翰·亚当·库尔姆斯德文解剖著作的荷兰文译本。他们还没读懂全部文字，就可以先研究插图。这部著作先由德文译成荷兰文，再为日本读者翻译、刊行，经过了几次语言转换。

1771年，玄白、前野良泽、中川淳庵在江户小塚原刑场观看解剖，将被处死者的人体与荷兰书中的解剖图对照。图像与身体十分吻合，鼓励他们着手翻译。

良泽运用荷兰语知识解读，玄白及其他医生判断医学内容，整理译文。他们需要让解剖说明成为读者能理解、使用的学术文字：图上认得一个器官，还须读懂句子怎样说明它的结构、功能。

玄白1815年才写下那篇著名回忆，距解剖、刊行已过去多年。他记下翻译聚会、学习原文的艰辛，保留了参与者对这段经历的回顾。

这几位医生合作之前，取得书籍、学习语言的渠道已逐渐发展。吉宗1720年放宽与基督教无关的书籍进口限制，长崎译员向荷兰商馆医生学习医学，良泽则曾跟青木昆阳学荷兰语，也在长崎请教译员。书籍和语言知识沿着相关渠道流传；一本解剖书能运到江户，读懂它却还部分依赖在其他地方学来的知识。

这些医生日常所学、所用的医学，仍以中国传来的文字和方法为基础。对照人体与解剖图，检验的是具体身体结构，原有医学中的各种诊断、治疗方法并未因此全被检验。翻译时采用汉文，也让读者可以用熟悉的学术语言，理解原本陌生的著作。

2. 从翻译到预告与全书

1771年解剖后，小组开始翻译。前野良泽主要解读荷兰文，杉田玄白推动译文达到可以刊印的程度，中川淳庵、桂川甫周也参与合作、审阅。

译文以学术汉文写给日本读者，要选定合适的解剖术语，也要使文字说明与图像一致。他们译出正文，省略原书注释；在为新读者整理的过程中，既选择了名称，也决定保留哪些内容。

1773年，全书尚未出版，玄白、淳庵先刊行《解体约图》。它以木版印刷，五张散页外有封套，先列序言、说明，再列三幅解剖图。封套预告了计划出版的五卷本《解体新书》，让读者在全书问世前一年，先看到部分成果及出版安排。

预告中的图由熊谷绘制，次年《解体新书》则采用秋田画家小田野直武的插图。两种出版物的篇幅、图像都有区别。

1774年，须原屋市兵卫在江户刊行全书，正文四卷，另有一卷序言等材料与插图。翻译、审阅后的文字成为其他人可以取得、研究的书。出版者、制作图像及印刷书页的人，也参与了将小组的工作成果做成流通书籍的过程。

即使面对认得的身体部位，他们也会遇到语言困难。玄白后来回忆，小组曾不懂荷兰文怎样描述鼻子，他将那个词的读音记作furuhehhendo。大家认得鼻子，却不知道句子对它作了什么说明。这段记述来自多年后的回忆，其中对白无法视为1771年的逐字记录。翻译必须反复对照词语、解剖说明和插图，逐步弄清含义。

从预告到全书，这些工作在不同篇幅的出版物中印行。熊谷的三幅图展示了部分内容，小田野的插图则与较完整的解剖说明配合；小田野受过西方绘画方法的训练，也将这些方法带入刊行工作。解读荷兰文以后，还要审阅、绘图、雕版印刷。书上署名记下其中一些分工，却没有列出所有曾帮助理解原文的人。

3. 刊行、署名与译文错误

刊行后，不懂荷兰文的读者也能研究这部解剖著作。文字、图像提供了可以比较、教授、质疑的说明；装订成五卷的全书，比前一年的五张预告散页规模更大。

有关项目的历史记述，记录了良泽解读荷兰文的关键贡献，刊行本却没有署他的名字。玄白的名字见于印本，后来的回忆录也使他在这段历史的记忆中占据显著位置。印本署名与合作记述，分别保留了项目的不同部分。

译文仍有错误，省略注释也减少了原书内容。后来学者继续研究、修订，大槻玄泽重新翻译，处理初版的不足。

原有医学继续存在，欧洲医学著作的学习也通过图书流通、教学、后续翻译逐渐发展。进口书经多人解读，先刊行预告，再出版图文较完整的全书，各阶段扩展了能够分享的材料，也留下需要后来学者解决的问题。

Mitani Kōki的《解体发蒙》结合了1802年在京都亲见的解剖，试图协调解剖观察与原有解释。这类作品表明，日本医生重视解剖学，也可能继续采用其他源自中国的医学观念。新的著作扩充了讨论、行医所需的材料，各医生的取舍却未必相同。

1841年，一份京都书商目录在兰学类书籍中，同时列出《解体新书》及其修订本。读者可以通过国内书业买到印本，无须亲自取得进口原书。存世版本、目录具体显示了译作继续流通的渠道，至于多少医生采用其术语、改变治疗方法，这些材料没有给出人数。

4. 传播、修订与兰学的记忆

《解体新书》成为兰学的重要著作。兰学通过荷兰文材料及相关渠道学习知识，书中的解剖术语、图像为后续医学研究、翻译提供了材料；刊印又使著作传到当初解剖、翻译聚会的参与者之外。

大槻玄泽后来重新翻译、扩充，1826年以《重订解体新书》刊行，补充了大量术语说明和新的插图。他沿着1774年著作继续学习，也修正了文字、内容。

翻译经过也因回忆录而广为人知。玄白1815年写下后称《兰学事始》的记述，福泽谕吉1869年将其刊行，在明治初期让读者看到参与者的回顾。这篇回忆录的传播，帮助人们认识学习外国图书所付出的劳动。

存世《解体约图》《解体新书》的散页、卷册、署名、图像，直接来自当时的出版物，清楚区分1773年预告、1774年全书两个阶段。译者、审阅者、画家、出版者合作，将进口解剖书译成日本学者可以阅读的文字；预告、全书、玄泽修订本则保留了逐步刊行、传播、改订的经过。

教学将这批译者与下一代联系起来。玄泽1778年到江户后，师从玄白、良泽，也赴长崎求学。1786年，他在担任仙台藩驻江户医生期间开办芝兰堂，稻村三伯、宇田川玄真等学生继续从事翻译、教学。从长崎港口到江户学术圈，再到藩的任职关系，这些联系为讨论、改进解剖著作提供了教学场所与支持。

玄泽的修订本还改变了图像的印制方法。1826年图册以铜版代替小田野早先的木版图，由Minagaki Yasukazu绘制、中井伊三郎雕刻。另编的术语著作，将解剖条目、原文读音转写、解释、译者评论汇集在一起。修订因而涉及文字、辅助说明和图像。《解体新书》是这段取得知识、医学讨论、反复刊印的历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起点；欧洲医学知识在此前也已传入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