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天保改革

饥荒、财政困难、乡村抗争、外国压力，是水野忠邦升任老中时面对的问题。幕府推行节用与管制，把物价高涨、享特权的商业组织、城市消费视为秩序衰弱的表现。

水野忠邦1794年生于江户、今东京的家族宅邸，父亲水野忠明统治今日佐贺的唐津，母亲淳是忠明的妾。1805年，日本武家政府幕府正式承认他为继承人，1812年他继任藩主。家族继承因而与幕府对诸侯的权威相连；忠邦早期改革宣言也强调藩主直接决策。他进入政府时，已有管理所授领地的经验，家中收入、人员、政策都依赖这种经营。

政府解散获许可的商人组织，限制娱乐、炫耀消费，要求没有获准在城里谋生的人返回乡村。上知令则拟将江户、大坂周边领地转归幕府直接控制，受威胁的大名等土地持有者反对。

降价政策未能达到预期，上知令撤回，忠邦于1843年失去职务。在条约港口危机之前，幕府愿意广泛干预，却难以充分控制市场、诸藩及城市生活。

1. 忠邦仕途与改革背景

天保饥荒暴露了歉收、市场失调、救济不足对民生的伤害。忠邦进入政府时，幕府面对债务与防务忧虑。改革者用较传统的节俭、各守身份来解释这场复杂危机。物价高涨、享特权的商人组织、城市消费，也被幕府视为秩序衰弱的表现。

忠邦1794年生于江户、今东京的家族宅邸。父亲水野忠明统治今日佐贺的唐津，母亲淳是忠明的妾。日本武家政府幕府1805年正式承认他为继承人，1812年他继任藩主。家族继承与幕府对诸侯的权威由此相连。他早期改革宣言强调藩主直接决策，日后进入政府，也带着管理领地的经验，家中收入、人员、政策都与这种经营相关。

1817年，忠邦争取从唐津转封滨松、今静冈，家臣却担心收入下降，强烈反对。两藩以稻米计算的名义石高相同，实际收入却不相等。滨松有利于能在幕府任职的藩主升迁，忠邦接受财政上的不利，出任寺社奉行，处理宗教机构及相关事务。取得官职的选择，也决定了家中资源怎样使用。

1825年任大坂城代、1826年任京都所司代，使忠邦在两个重要行政中心任职。京都所司代在天皇朝廷附近代表幕府，大坂城代负责幕府城池及当地幕府事务。在大坂，他也随村田春门学习和歌、古典。行政工作与这些学问兴趣同时进行，其后赴江户加入老中，继承、提携关系及财政压力，都影响他能推行哪些改革。

1828年，忠邦任江户城西丸老中，服务当时住在西丸的将军继承人德川家庆。1834年，他进入在任将军的中央老中班子，1839年成为首席。老中负责幕府重大事务，通过奉行、监察官、各藩领主处理政务；服务继承人与参与在任将军政府，是不同职位。这些任命扩大了忠邦的权力，却未使他能独自命令所有诸侯。

德川家齐与老中水野忠成，曾支持忠邦升迁。家齐1837年让出将军名号给家庆，退任后仍有很大影响，忠邦借以升迁的关系，也限制他改变旧有做法。1841年家齐去世，才有机会撤换其亲近者，在家庆支持下聚集改革力量。首席老中推行计划，还需要将军支持及官员合作。

饥荒、骚动已显示民生与行政的脆弱，1837年大坂大盐平八郎起事尤其突出这种压力。外国船只也带来防务与应对问题。1841年，忠邦政府援引享保、宽政改革，主张纪律、节俭、恢复秩序，措施涉及官员行为、城市消费、贸易、乡村人口流动及领地。各项措施须由官员、町组织或藩政府执行。

2. 商业、城市与土地管制

改革命令涉及商业、戏剧、服饰、迁移与土地。幕府解散获许可的商人组织，意在打破垄断特权、降低物价，却也打乱了既有流通。

政府限制娱乐、炫耀消费，并要求没有获准在城里谋生的人返回乡村。忠邦本人穿着朴素，也支持抑制奢侈、不当行为的运动，规则同时针对官员、城市居民。

政府把这些管制视为纠正家齐时期过度消费、恢复纪律的一部分。对依赖顾客消费谋生的町人而言，规范体面生活的命令也限制了生意。执行时，官员须决定禁止哪些活动、处罚多严。节俭的主张把家中行为与国家困难相联系，依靠受管制行业谋生的人，却承受了不均等的后果。

上知令拟把江户、大坂周边领地转归幕府直辖，是最具野心的土地措施。大名及其他土地持有者的权利受到威胁，反对者因而联合抵制计划。

3. 上知令撤回，忠邦失势

价格政策未按预期发挥作用，幕府撤回上知令，忠邦于1843年被免职，许多措施随后放宽。

迅速撤回说明，幕府能从江户发布广泛命令，却难以持续取得诸藩、官员、商人及城市居民的合作。在条约港口危机前夕，控制市场、诸藩及城市生活的能力，未能达到改革所要求的程度。

4. 改革暴露的政治限度

在通常划分的德川改革时期中，天保改革是最后一次。改革在建立持久制度上的成效有限，却显出中央广泛制定政策，与实际执行条件之间的距离。

经济管制、道德纪律、领地集中一起推进，又迅速退却，成为幕府晚期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改革失败没有独自导致幕府覆亡，却在对外压力加剧时削弱了人们对中央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