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棱郭：星形防垒里的政府

五棱郭一处废弃堆积中出土的两个茶壶盖，分别刻有1864、1865年的年代，并写出奉行所的一个部门。函馆考古介绍，将它们与杯、壶、砚台等物件，一起列为防垒内行政机构的遗留物。^[1]

它们属于奉行所最初几年，早于后来使五棱郭闻名的战争。五角围界内，官员须记事、办事，防垒就是围绕这些工作而建。中心是地方行政总部，不是地方领主的天守。^[2]

星形工事原先要保护什么？中心机构更换时，它的用途又怎样改变？五棱郭先供德川幕府使用，移交明治政府，随后被反对新政府的部队占据。防垒留在原处，里面行使的权力却数次更替。

1854年《神奈川条约》要求向美国船只开放函馆。德川家统治下的幕府，同年重新设置函馆奉行所。其工作包括与外国代表交涉、海防，以及管辖北方领土。对外交涉开始进入地方治理的日常。^[3]

奉行所最初在函馆山脚、港口上方。官员可俯看港口，港内船只也能看见衙署。函馆山又在允许外国人通行的区域内，官府担心从山上窥察。将总部向内陆迁移，可以减少岸边位置带来的暴露。^[4]

新址选在龟田，与城镇仍可保持联系，又远离港口。龟田川可以供水，地形与进路也列入考虑。项目最初按用途称作龟田奉行所土垒。^[4]

防御也有分工。幕府在岸边建设弁天等炮台，负责应对港口附近船只；内陆围垒则保护总部。这是两个位置、两种任务。^[5]

即使准备可能发生的战斗，官员仍须治理、谈判。能庇护管理港口的机构，与能向港内射击，不是同一种选址要求。五棱郭迁入内陆，正与这种分工有关。

奉行所聘用的西学者武田绫三郎设计围垒。他的准备工作包括1855年从法国海军来访者取得的信息，工程于1857年开始。明治政治变动之前，德川机构已在使用欧洲军事知识。^[4][5]

伸出的尖角，是棱堡。它们的用途须看相邻墙面：站在笔直墙后，守军难覆盖其他墙段紧邻的地面；向外突出的棱堡，则可从侧面向邻段进路射击，使一段支援另一段。^[10]

主入口外另有独立三角工事，在五棱郭常称半月堡，用于屏蔽入口进路。它与主星形分开，阻断直达入口的路线。城门之外，还有一连串障碍与守备位置。^[6]

完成的设施少于初案。原计划五座这类外围工事，缩减后只建一座。今天的不对称，来自施工取舍，并非主星形少了一角。^[4]

当地气候也改变施工。市方建造史记录，冬季冻害损伤土坡，后来加做石砌坡面。既要防守，也要让土垒经得住北方冬天；外国几何设计仍须配合土质、天气与预算。^[5]

棱堡掩护邻段，外围工事屏蔽入口，内陆围垒又与港口炮台配合。五棱郭的每一部分，各有具体任务。

中心衙署1862年开建，秋田、能代一带加工的木材，经海运来组装。1864年开始办公，相关工程继续到1866年。常见的1864年完成说，指的是衙署投入使用，并非所有构筑同时完工。^[7]

保存的平面图，显示房间、通道与庭院组成的建筑群。后来的考古发现建筑遗迹与基础设施，可与文书比较。外围星形醒目，治理工作却分散在内部不同空间。^[8]

砚台与调墨用的小盛水容器，是书写办公所用的物件。有年代、部门铭文的茶壶盖，则使这些陶瓷用具能够与具体机构对应。市方将杯、壶解释为官员工作间或休息区的用具，指出了这些陶器与衙署生活的具体关系。^[1]

防垒也保护记录、人员、会议与维持办公的日常。陶器无法交代某场谈判结果，却记录了反复工作、书写与为人提供用品的环境。

港口关系仍不可缺。木料经海运抵达，外国代表也是奉行所交涉对象。迁向内陆，未使总部与海路分开。^[3][7] 战争后来改变城镇与港口的控制者，这种依赖便格外重要。

1868年，最后一任函馆奉行杉浦诚，把机构交给明治政府代表。新地方行政随即在同一围垒内办公。其初名含“裁判所”，这里指较广的行政机构，并非今天的法院。^[9]

新政府接收场所与办事权力，便能沿用原总部，无须先重建防垒。这是星形围界内一度发生的过渡。

同年稍后，另一支军队抵达。旧幕府海军军官榎本武扬带船北上，与其他反对新政府者会合。他们进入虾夷南部，在通往函馆的路上发生战斗。虾夷是当时对包括北海道在内的北方地区的称呼。新行政机构撤离，榎本军占据腾空的五棱郭。^[9]

这里先移交新政府，再被攻来的对手占据，其间有机构移交与撤离，并非同一守军从幕府结束起一直驻守。防垒属于谁，取决于谁占据、怎样使用。

占据者也改建所需设施。函馆策展人野村祐一根据考古介绍，认为棱堡内运炮坡道属于榎本军时期增设。遗迹因此同时包含最初工程与后来战备。^[10]

戊辰战争伴随幕府被明治政府取代，榎本军在最后阶段以五棱郭作主要总部。其地位也依赖船只、其他据点及周边通路。^[11]

重要军舰开阳丸在新政府反攻前损失，使海上力量受到削弱。1869年，政府军在乙部登陆，穿过北海道南部推进。榎本军随后失去市区与港内余下海军位置，其他据点先后失陷或投降，最后才交出五棱郭。^[11]

内陆位置也未使总部完全避开敌火。市方记录，港内舰炮轰击可以到达五棱郭。周边据点丧失，又影响增援、移动与继续抵抗；围垒仍厚实，并不意味着这些条件仍在。^[11]

棱堡可以掩护附近进路，却无法夺回港口或扭转别处败局。1869年的防御体系，远超今天史迹公园的界线。

五棱郭于1869年投降，主围垒未在最后被强攻突破。难以攻打的防垒，仍可能因占据者整体处境无法维持而交出。这是区域陆海战役的结局。^[10][11]

战后，明治官府没有在旧奉行所恢复办公。1871年拆掉主要建筑，原拟将木材用于札幌开拓使新总部。奉行所馆史却记载，木材未运往札幌，而以包括私人出售在内的其他方式处置。^[12]

计划与实际去向不同。实际发生的是行政建筑从保护它的围垒中拆除，并未形成“用旧函馆衙署的材料建成新札幌总部”的实物延续。

军事用途继续。1873年起，土地作陆军练兵场。1913年市方申请设公园，获准条件包括保留防垒形状，1914年向公众开放。1922年指定国家史迹，1952年指定特别史迹。^[12]

这些用途，使中心机构消失后，外围仍能辨认。人们入内休闲，未恢复奉行所；对游客而言，围界可能成了全部历史对象，中心衙署只留下空处。

观景塔又带来另一种看法。第一座塔于1964年开放，纪念1864年这个节点的一百周年；替代塔2006年开放。运营方介绍从高处观看星形，现代塔本身也采用五边、星形构造。^[13]

这是现代观看安排，可以看清整体轮廓。中心为何曾有政府机构，却还须回到房间与地下遗迹。

1980年代的文书研究与发掘，使行政建筑群更加清楚。建筑遗迹、供水设施与边界，可与现存平面图比较。市方介绍记录了遗迹与布局文书之间的对应。^[8]

基础遗迹标出原有支承的位置，带有标注的图纸则说明房间用途，也能显示无法从地下基础直接得知的上层房间布局。相互比较，才能检验图纸的精确安排是否实际建成。馆方复原说明，把这种比较列为工程核心。^[14]

图纸提供地面遗迹没有的信息，地面遗迹又检验图纸所绘与实际施工的关系。两者相符，比单凭看似精确的图纸或零散基础更能支持复原。

不同占据者留下的废弃物，也能从堆积中辨认。与给人长屋遗址重叠的堆积，含欧洲玻璃瓶与各类日常器皿。市方考古人员认为，它较可能属于新政府行政或战争占据时期，而非原奉行所。^[1]

同一片设防土地，先后住过不同政府与群体，遗物也不全来自同一时刻。发掘区分了建造、使用、丢弃与后期改变，未把公园凝固成1864年的办公室。

奉行所2010年以部分复原建筑开放。旧建筑约三分之一重建，余下占地以地面标示呈现。这一范围，让人从实物空间理解部分机构，又不把整片新建筑说成十九世纪留存。^[2][7]

复原与遗迹之间，还有实际分隔。受保护考古遗存上方，二十五厘米厚的混凝土基础板支撑新楼，使建筑回到原址，也保留下面旧证据。接待公众的建筑，还须顾到现代使用要求。^[14]

通常称为兵粮库的土藏，则从奉行所使用年代留下。市方清单说，名称通过战争记忆形成。后来缺失的附属披屋，于2001—2002年依据文书与考古恢复。旧建筑也结合了原材料与后来复原的构件。^[7]

仓库保留历史材料，复原衙署找回失去总部的体量与空间，地面标示则交代未重建部分。不同处理分别呈现留存、证据与解释。

中心再次出现房间，五棱郭也能重新被理解为保护一个运作中的政府，而不仅是最后战场。1868年移交、后来占据与1869年投降，是同一设防土地的不同用途。后人可以沿用防垒，里面的政治权力却须另行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