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伊贺家中的次子：1644—1661年

芭蕉1644年生于伊贺，出生地与今伊贺上野城下町有关。他家可以使用姓氏，也有进入武家奉公的门路，所处街区却混居着农户、町人和下层武家。大阪市的介绍称其家庭从事农业，伊贺的介绍侧重这种混合街区。用今天“农民还是武士”的二选一，难以说明当时的土地权利与奉公关系。[S04、S05、S15]

父亲松尾与左卫门1656年去世，兄长半左卫门继承家宅。身为次子，芭蕉有机会通过家庭联系，进入领主家中奉公，并接触诗歌活动。他童年的记录有限，不能把后来的旅行生活当成幼年已经决定的志向。[S04、S05]

2. 侍奉良忠，学习接句：1662—1666年

到1662年，芭蕉已侍奉伊贺统治家族中的藤堂良忠。良忠用“蝉吟”作俳号，两人练习俳谐，并与京都诗人、古典文学教师北村季吟的圈子发生联系。俳谐由多人接续写成，起首的发句之后，每位作者都要回应前一句，同时给下一位留下发挥的余地。[S04、S05、S06]

这时的芭蕉仍参与流行的文字游戏与诙谐写作。1666年良忠去世，按当时虚岁算为二十五岁，芭蕉失去了直接支持者和创作伙伴。但他的迁居江户通常放在1672年前后，中间相隔数年；具体职责、两人的亲密程度及这几年行踪，都只能部分追寻。奉公的经历让他进入文艺圈，良忠之死则打破了原有的生活安排。[S04]

3. 在江户成为宗匠：1672—1680年

1672年，芭蕉把评判两两相对作品的诗集《贝覆》，献给家乡的上野天满宫。大约在这一时期，他在德川幕府所在地江户立足；也有年谱将迁居放得更晚，或视为分阶段完成。城市中的读者与出版者，让地方作者有了更大的活动范围。[S04]

1670年代中期，他开始使用“桃青”这一俳号，到1677年已成为俳谐宗匠，评判投稿、指导联句，通过聚会和印本维持门人的信任。东京都立图书馆还记有他1677年帮助藤堂家修缮神田水道的传说，但不能由此确立一段独立的水利工程师生涯。[S04、S06、S07]

1680年，芭蕉离开繁忙的宗匠日常，迁入深川小庵。较安静的住所改变了工作节奏，支持他的交往却继续存在。他创作的发句仍属于联句；今天独立的俳句形式，是更晚的变化。[S04、S06、S08]

4. 深川住所的赠礼、火灾与重建：1680—1683年

1680年，芭蕉移居江户东侧水道沿岸的深川。门人赠来一株芭蕉，其宽叶与小庵相联系，也给诗人带来了后世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住所、植物和赠礼者的关系。船只、信使、朋友与门人，使较安静的小庵仍与江户相连，并得到日常供应。[S04、S08]

1682年火灾烧毁小庵，芭蕉前往甲斐，即今山梨县一带，投靠支持者高山糜塒。1683年，门人帮他重建住所；同年母亲在伊贺去世。年谱留下这些损失，却没有完整的烧毁文稿清单或私人悲痛记录。[S04]

重要旅行开始之前，芭蕉已有了新的家，之后往返于住所和各地支持者之间。今天的纪念地保存的是芭蕉庵的关联，而非1680年原封不动的房间。江东区介绍将旧址的消失放在德川末期至1868年开始的明治时期之间。[S08]

5. 西行与多人写成的《冬日》：1684—1685年

1684年，芭蕉沿既有道路西行，回伊贺、访伊势，在名古屋与当地诗人聚会。这趟后来写入《野曝纪行》的旅行，包括为母亲墓参、接触宗教与文学名胜、承受旅途风险及恢复地方交往。在名古屋，多位作者共同写成与《冬日》相关的联句，将普通生活细节和诙谐典故结合起来。[S02、S03、S04]

旅行延续到1685年，旅记先以抄本流传，直到芭蕉死后的1698年才完整刊行。它为文学效果选择相遇和片段，并不记录每天的全部行程。旅行既给芭蕉带来修改作品的材料，也将交往扩展到江户以外。[S03]

6. 古池声响与新的旅行：1686—1688年

1686年，芭蕉写下古池与青蛙入水的发句，将注意力放在落水声上。次年，他先访江户以东的鹿岛神社，又开始西行。后来《笈之小文》所写的路线，经伊贺、伊势，向吉野、奈良、须磨、明石展开，古诗名胜与各地诗人的接待、创作相伴。[S02、S04]

门人河合乙州1709年整理出版这些旅行材料，距出行已逾二十年，芭蕉也已去世。作品保留了他的文字，却经过后人的编排。反复旅行已成为创作的重要部分，刊本顺序也不能直接当作未经整理的逐日日记。[S02、S03]

7. 北行出发：1689年

1689年旧历三月二十七日，芭蕉与河合曾良从深川乘船出发，由千住开始向本州北方旅行，约五个月后到达大垣。沿途合计约2400公里，包含陆路和水路。千住出发的具体河岸仍有争议。换成公历，足立区博物馆给出5月16日，大垣图书馆的参考答复给出5月17日；两者都保留旧历三月二十七日。[S09、S10、S13]

他们循着宗教地点和古诗记忆行进，十二世纪僧侣诗人西行是重要前辈。当地接待者、介绍关系及陆水交通，使旅行得以进行。后来《奥之细道》中的路线，既有诗人的文学选择，也有这些实际条件的支撑。[S09、S10、S14、S15]

8. 日光的绿叶与敬意：1689年

旧历四月初一，芭蕉与曾良到达江户以北的日光，不能将这个日期读作公历4月1日。祭祀德川家康的东照宫，位于更古老的佛教与神祇信仰交织的山岳宗教环境中。芭蕉的发句将敬畏、绿叶、嫩叶与阳光放在一起，也呼应了“日光”的字义。[S11、S12]

大垣市的解说将它读作对东照宫和德川权威的敬意。诗中确有公开表达的尊敬，但不能据此确定他赞同每项政策，也不能从细微措辞证明隐藏的反抗。僧侣、工匠和当地接待者，维持着旅人进入的建筑与宗教活动。[S13]

9. 松岛与平泉的旧记忆：1689年

芭蕉和曾良来到仙台附近、早已见于诗歌的群岛海湾松岛。它与天桥立、宫岛并称三景的说法，可追溯到学者林鹅峰1643年的记述，但名胜排名并不始终一致。在旧历五月十三日到访的平泉，他们接触的是1189年覆亡的奥州藤原氏，以及同年在其庇护下死去的武将源义经的记忆。[S16、S17、S18、S19]

中尊寺仍在运作，仙台领主伊达纲村还在1683年支持修建义经堂。夏草诗凝缩了武人志业消散的感受，所见之地却仍有人维护。流行的重复“松岛”名称之句并非芭蕉作品。关于三景，地方年表也有1643年与1714年的不同记述；较早的记载使我们不能把这一并称全当作芭蕉之后才出现的旅游说法。[S13、S16、S17、S19]

10. 山寺诗的修改与解释：1689年

当地人的建议使芭蕉与曾良向南前往立石寺，通称山寺。他们在旧历五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689年7月13日到访。山形市的解说比较了两种诗句意象：较早版本以山寺开头，写蝉声攀附岩石；定稿改以静寂开头，让声音渗入岩石。修改的痕迹保留了创作过程。[S01]

解释仍有分歧。山寺纪念馆认为蝉种以蟪蛄较有可能，仍不作定论；南阳子在2024年的讲座中，则强调古岩和中国诗歌意象，不要求证明当时一定有蝉鸣。这是具名的另一读法，尚不能当作取代其他解释的学界共识。寺内1748年、1853年所立诗碑，属于后来纪念。[S22、S23]

11. 出羽、酒田及后半程：1689年

离开山寺，两人经过出羽山岳，进入庄内，在旧历六月十三日抵达酒田。医师兼俳人伊藤不玉和其他当地人提供接待与介绍，沿途主人也安排船只、聚会和照料。他们继续向象潟，再沿日本海一侧穿过北陆。[S20]

道路、河海交通、马匹、住宿、天气和曾良的健康，都影响行程。后半程曾良与芭蕉分开，并非每一段始终同行。约五个月后，芭蕉在当地俳人的欢迎中到达大垣，停留后又乘船前往桑名。这结束了后来写成旅记的北行，却没有结束他的旅行。[S09、S13]

12. 晚期创作与《奥之细道》的成书：1689—1694年

北行之后，芭蕉继续旅行和修改。1690年他住进大津附近的幻住庵，1691年《猿蓑》出版，1692年又进入第三处深川芭蕉庵。《奥之细道》在这几年逐渐成形，1694年书家柏木素龙完成誊清本，书上有芭蕉亲笔题签，正式出版则在作者死后。[S03、S04、S09]

芭蕉晚期倡导“轻妙”，自然处理日常生活。早稻田的藏品解说以1690年樱花下的汤与鱼脍意象为早期例子，以1694年的《炭俵》说明后来的倾向。这种文风仍在多人创作中发展，并未使他离开联句。[S03]

向井去来继承了素龙清本，1702年初版尽量再现原本外观，却删去了抄写者的跋文。旅行、修改、誊清和刊印之间相隔多年。成书与曾良实用的旅行笔记相比较，可以看出文学安排；两者不同，并不意味着每一处差异都是谎言。[S03]

13. 病逝、弟子与后世批评：1694—1912年

1694年，芭蕉去大阪，部分原因是调解门人之间的矛盾。他住在南御堂附近，患重病，于旧历十月十二日去世，虚岁五十一。门人依其意愿，将他葬在大津义仲寺、木曾义仲的纪念地点旁，随后抄存作品、组织流派、争论解释，把他尊为俳谐大师。地方社会也留下纪念：山寺1748年和1853年的诗碑，平泉1769年的纪念碑，都超出单一流派的传承范围。[S03、S04、S15、S21]

1868年开始的明治时期，正冈子规挑战对芭蕉的无条件尊崇，评价具体作品，也帮助俳句成为现代独立短诗体。到1912年，芭蕉既受敬仰，也仍接受批评。图书馆的研究答复区分了改革和造词：“俳句”在子规时代成为通称，但并非由他突然创造。刊本、纪念地和文风争论，将昔日交往圈的作品带给了更广的读者。[S24、S25、S26]

1. 家宅、身份与次子的出路：1644—1661年

1644年，松尾芭蕉生于伊贺，即今三重县伊贺市一带，是松尾与左卫门的次子。他家与藤堂领主治下的下层奉公人员有关。伊贺上野和柘植各有出生地关联，伊贺这个较大的范围比具体出生地点更稳妥。这样的家庭联系，可以让次子进入领主家中，却不意味着他是富裕武家的继承人。[S04、S05、S15]

城下町中的下层武家，与耕地、农户和商业并存。松尾家的土地关系与为藤堂家奉公的联系，也处在这种环境中。大阪市的介绍说，他们有使用姓氏、佩刀的权利，家庭仍从事农业；伊贺的介绍则强调混合街区。今天将“农民”和“武士”视为互斥身份，反而难以说明次子有哪些出路。[S05、S15]

1656年父亲去世，半左卫门继承家宅。芭蕉后来仍回家参加祭祀，也把亲笔遗嘱寄给兄长；关于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工作的记载，却少得多。童年留下的空白，不能由晚年诗作补成一段早已决心旅行的故事。离家奉公，则确实让次子有机会进入统治家族及其文艺圈。[S04、S05]

2. 良忠身边的合作创作：1662—1666年

到1662年，芭蕉已侍奉藤堂良忠。良忠来自伊贺统治家族的支系，以“蝉吟”为俳号。主人与侍从的身份高下仍在，联句却让两人能够接续、回应彼此的作品。芭蕉由此进入一个有教师、规则和读者的创作环境，与京都诗人、古典文学教师北村季吟的圈子相联系。[S04、S05]

俳谐出自多人接续的连歌，更多运用诙谐和口语。起首的发句先设定季节、场景，后面的作者接住前一句，又转出新的联想。写作者要理解别人的意图，也要给下一位留下接续的空间。芭蕉学习的是这种需要共同约定、评判和配合的技艺；后世独立阅读的短诗，只呈现了它的一部分。[S06]

季吟的圈子提供指导、文本与认可，这些也可以带到伊贺以外。芭蕉起初用本名“宗房”作俳号，早期作品参与当时流行的机智用语。教师和同道的肯定，与他自己的作品一道，使名字得到承认。后世庄重大师的形象，尚不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写作趣味。[S04、S06]

1666年，良忠以虚岁二十五去世。芭蕉失去了直接支持者和一起写作的伙伴，生活也更不安定，但此前所得的技巧、师承和伊贺、京都联系没有随之消失。后人强调他的悲伤，迁往江户通常却要放到1672年前后，相隔数年，期间行踪未能完整复原。良忠之死打断了原来的安排，并不能证明芭蕉当即出走、开始独自流浪。[S04]

3. 江户的读者、教师与出版者：1672—1680年

江户是德川幕府所在地，有出版者、书商、其他教师，也有愿意为诗会花费的城市居民，读者范围远比伊贺大。1672年，芭蕉在家乡上野天满宫献上《贝覆》，在书中对成对列出的诗作加以评判。印成诗集，既显示评判者的地位，也使投稿者获得读者。[S04]

这部书的年份，比他在江户完全立足的时间明确。芭蕉翁显彰会年谱将迁居放在1672年前后，并记季吟1674年的认可；其他年谱允许更晚、分阶段的迁移。到1675年前后，他已使用“桃青”作俳号。迁移和联系的扩大，未必能化成一个有确切日期的离家事件。[S04]

谋生也可能包括诗会以外的工作。东京都立图书馆记有他1677年帮助藤堂家修缮神田水道的说法，明确将其作为传说处理。这提醒我们不要把文人生活理解为脱离实际工作，但现有记述没有确立他设计、指挥水道的工程履历。[S07]

到1677年，芭蕉已在江户担任俳谐宗匠：投稿者请他评判，门人向他求教，主人安排聚会。他的评价能使别人得到认可，活跃的门人圈也维持他的权威。有其他职业的门人提供时间、房间和金钱，印刷者则把选定文稿做成书，将作品带到聚会之外。教学、服务与商业，共同支撑了创作。[S04、S06]

有了可辨认的风格，日常指导也可能变得重复。1680年，芭蕉离开繁忙的宗匠生活，迁入深川小庵。他改变的是工作节奏，供给、探访和共同创作的联系仍在。[S04、S08]

4. 较安静的住所，仍靠交往维持：1680—1683年

1680年，芭蕉从江户中心的日本桥迁到深川，位于隅田水道东侧。这里离最繁忙的诗会较远，河渠和船运却使它仍与城市相通。门人赠来一株芭蕉，宽叶长在住所周围，人们于是称这里为芭蕉庵，植物也给了主人新的俳号。[S04、S08]

住所本身由朋友、门人支持，他们继续带着未完成的作品来访。粮食、燃料和纸张仍须供应，船只和信使维持往来。芭蕉可以减少固定教学，选择较少的来客；安静居住并不使他在经济上独立于这个圈子。[S08]

1682年江户大火烧毁了小庵。与木造城市里的其他居民一样，芭蕉失去日常起居和写作的住处，前往甲斐投靠高山糜塒。诗歌交往在灾时成为实际的住宿与援助，也说明支持者并不限于江户。[S04]

1683年，门人帮助重建，为写作、指导和筹划旅行恢复了据点。同年母亲在伊贺去世。年谱记下这两种失落，却没有完整的烧毁文稿目录或私人悲痛记录；不能仅因某作品不存，就认定它在火灾中损失。大旅行之前，芭蕉已有重新建好的住所，此后交替住在江户和地方支持者家中，并未因火灾永久无家可归。[S04]

第一处小庵也没有原封不动地留到今天。江东区的介绍说，旧址后来并入武家宅地，在德川末期至明治时期之间消失。今天的纪念地保留了与旧日住所的联系，不能当作1680年的原房间；不同时期的芭蕉庵，也各自属于不同的生活阶段。[S08]

5. 西行中的墓参、名胜与联句：1684—1685年

1684年，芭蕉离开江户西行，沿既有道路回到家乡，访问伊势的宗教地点，并与地方诗人创作。《野曝纪行》的题名带有身体暴露于风雨的意象，旅途确有风险。母亲前一年去世，回伊贺也有墓参的家族事务，文学活动与家庭责任共同构成这次旅行。[S02、S04]

介绍关系、旅店和当地主人，为旅人提供帮助。沿途道路早已为朝圣者、商人所用，伊势的祭祀与接待朝圣者的行业，也都先于芭蕉的到来。诗人进入的宗教环境，由目的各不相同的人们维持。[S02、S04]

名古屋是一次创作停留。芭蕉与当地作者接续写作，1684年结集为《冬日》。受过京都、江户训练的来访者，可以带领创作，但每个人仍须理解前一句并接下去。集子的成就属于多人实践，不能把整部作品都算作宗匠一个人的诗。[S02、S03]

其中芭蕉的发句，把受寒风吹打的身体，比作早期故事中的诙谐医师竹斋。日常身体感受与文学人物可以相接，幽默也没有随着新风格形成而消失。若将早期一概说成轻浮、成熟期一概说成庄严，就会漏掉这种连续性。[S03、S04]

旅行继续经过伊贺及西部城市，1685年回到江户。旅记先以抄本流传，1698年才在遗稿集《泊船集》中首次完整刊出。散文与诗选择了部分相遇来组织，保留真实旅行，也经过文学安排。西行扩展了江户以外的师承交往，带回的材料又继续进入修改。[S03]

6. 从古池落水声到再度西行：1686—1688年

1686年古池发句的中心，是一个简短动作：青蛙跃入旧池，传来水声。青蛙本是熟悉的诗歌题材，芭蕉在这里注意的却是落水声而非蛙鸣。发句让普通动作显现，不必详写旁观者的感受。次年，旅行又为他带来新的接触。[S03、S04]

1687年，他先与门人、同行者河合曾良及圈中另一人去江户以东的鹿岛神社，这是一次独立旅行；随后才开始西行。西行经过伊贺、伊势，向吉野、奈良、须磨、明石展开。旧诗中的名胜，与当时的主人、宗教机构共处一地，拜访使文学记忆和现存生活发生联系。[S02、S04]

1688年在伊贺停留时，良忠之子良长邀请芭蕉。樱花诗写到许多往事浮现，把旧主人家族的联系带入晚年的创作。他在各地支持者之间往来，既重新接续旧日的生活与文艺联系，也有机会参加新的聚会。[S04]

这些西行材料后来进入《笈之小文》。河合乙州在1709年整理刊印，此时芭蕉已经去世，无法再修改刊本。文字仍出自芭蕉，排列顺序却有门人的编辑参与，未必完整再现作者的意图。到1688年，反复旅行和整理旅行材料，已经成为他工作的常态。[S02、S03]

7. 有同行者、有道路的北行：1689年

1689年旧历三月二十七日，芭蕉与河合曾良从深川乘船前往千住，继而向本州北方行进。这趟旅行后来写成《奥之细道》。曾良参与大部分路途和交往，记录日期、住宿，留下了一份可以与芭蕉文艺旅记相对照的独立材料。[S09、S10]

诗人也须使用既有道路，按地形换用交通工具，经过关卡、办理旅行许可。介绍关系与宗教联系有助于进入目的地，旅店和主人提供食宿。芭蕉的声望使艰难路线较易安排，并不保证一路安全或身体无恙。[S09、S10]

十二世纪僧侣诗人西行，是这趟旅行的重要前辈。按包括逝世当年的回忌算法，1689年正值西行五百回忌，追访其诗和相关地点有这样的纪念背景。但不能把每个目的地都解释为同一动机，家庭拜访、宗教地点的开放和门人联系，同样影响选择。[S10、S14、S15]

通常所说约五个月、约2400公里，是依据路线重建的概数，包含陆路和水路，并非一条完整实测的步行轨迹。千住转入陆路的确切河岸也未定，图书馆参考研究保留南北两岸的可能。[S09、S10、S13]

日期换算也有分歧：足立区博物馆给出公历5月16日，本稿沿用；大垣图书馆的答复给出5月17日。两者都保留旧历三月二十七日。芭蕉后来选择、重排旅途片段，曾良记录则侧重日期、住宿，寺院及地方材料又可补充其他细节。它们各有所用，合起来才能看清一趟依靠多方支持的旅行。[S09、S10]

8. 日光的宗教环境与诗中的光：1689年

旧历四月初一，两人来到江户以北的日光。这是当时历法的日期，并非公历4月1日。在祭祀德川家康的东照宫建立以前，山中已有佛寺和对神祇的崇拜。到芭蕉来访时，家康的祭祀又使日光具有鲜明的德川家族色彩。[S12]

这里不是无人山野。工匠、僧侣及神社人员维持建筑、仪式，道路与住宿接待来客。曾良的宗教知识与笔记，也帮助两人接触当地。短短旅记压缩了访问经过，当地人却须全年承担这些工作。[S12、S13]

附在这次访问中的发句，从敬畏的感叹转到绿叶、嫩叶与阳光。“日光”的名字本身就有阳光之意，叶色的明亮和宗教地点因而在一句中相接。它先是一种具体的文学回应，未被写成政治论说。[S11]

大垣市解说将诗读作对东照宫、德川权威的直接尊敬。这种公开敬意在作品中可见，仍不足以确定芭蕉对每项政策的私人判断，也不能从微妙措辞中证明他隐藏反抗。仪式礼节与诗中光的联想，可以同时存在。[S13]

当时的宗教安排，也不同于后来将佛教与神道分离的制度。僧侣、建筑和道路联结出神佛交织的日光。芭蕉的访问，为持续的崇拜和权力纪念增添了一层文学记忆。[S12、S13]

9. 名胜与亡国记忆并存：1689年

松岛是今仙台附近遍布岛屿的海湾，早已见于诗歌与宗教旅行。船工和当地向导支持沿海移动，芭蕉来到的是一个已有声名和接待条件的地方。把松岛与天桥立、宫岛并称三景，也有十七世纪的记载：学者林鹅峰在1643年提到三处，贝原益轩又在1689年的旅行记述中使用三景说。名胜排行仍有不同，尚不能把它等同于今天固定的旅游分类。[S16、S17]

地方历史介绍的日期并不一致。天桥立的说明举出1643年，松岛的年表却把一项三景记述放在1714年。较早记载表明，这种并称并非全在芭蕉之后才出现；两处说明也都不能证明十七世纪所有排行与今日相同。[S16、S17]

旧历五月十三日，两人到达更内陆的平泉。这里曾是奥州藤原氏的中心，其政权1189年覆亡，受其庇护的源义经也在同年死去。约五百年后，芭蕉的夏草诗将生长的草木与武人的志业消散并置，将历史的兴亡凝聚在简短的意象中。[S18、S19]

所见环境却没有完全废弃。中尊寺仍举行佛教活动，仙台领主伊达纲村1683年还支持了纪念义经的堂宇。持续运作的寺院与较新的纪念建筑，使旧事留在芭蕉眼前。草木意象不意味着所有机构和居民都已消失。[S18、S19]

另一个广为流传、只重复松岛名称的诙谐句，并非芭蕉的作品，不能拿它补上访问中的诗。在他的旅记中，松岛的旧有名胜声誉与平泉的政治失落互相映照；当地社会也早在维护这些景观和记忆。[S13]

10. 山寺诗并非未经修改的现场记录：1689年

当地建议使芭蕉与曾良向南前往立石寺，通称山寺。他们在旧历五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689年7月13日到访。山路、堂宇与宗教人员共同维持这座寺院，蝉声渗入岩石的名句，后来与这次访问联系起来。[S01]

山形市的解说引用曾良记录，指出诗有较早状态：以“山寺”起首，写蝉声攀附岩石；定稿则以静寂起首，将动作改成声音渗入岩石。两处意象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整句所有字词都不同。地点名称让位于气氛，新的动词使声音向岩石深处进入。[S01]

曾良的记录使修改过程可见，因而不能把定稿说成登顶当刻脱口而出、再未改变的一句。声音可以加强诗中的静寂感，却不意味着整座有日常事务的寺院都无声无息。[S01]

**历史争议：山寺的蝉声诗该怎样理解？**

斋藤茂吉与小宫丰隆曾争论，诗中究竟是油蝉还是蟪蛄。山寺纪念馆的说明倾向后者，仍保留不确定性。南阳子在北海道大学2024年讲座中提出另一种读法：重点可以放在古岩和中国诗歌传下来的意象，不必先证明访问当时确有蝉鸣。这是具名学者的一种解释，不能当作已经取代其他读法的共识。[S22、S23]

1748年和1853年的诗碑，后来把这句诗安置在山寺环境中。碑刻记录的是后人的纪念，不能固定1689年听声的具体位置，或替争议确定蝉种。[S22、S23]

11. 港口接待与同行的结束：1689年

离开山寺，两人经过出羽山区，宗教人员与当地向导帮助进入山中，随后到达酒田所在的庄内地区。旧历六月十三日抵达酒田时，港口商业已支持当地俳人及来访旅客。[S20]

医师兼俳人伊藤不玉接待芭蕉，医学与文学交往为他提供介绍和住宿。其他主人安排船只、聚会，家人供应饭食与住处。继续沿海去象潟，同样需要熟悉水路、天气的当地知识。[S20]

之后他们沿本州日本海一侧，经过北陆的金泽、高冈等城镇。曾良所记日期、住宿，有助于定位移动；芭蕉的旅记则另有文学节奏。两者的差别留下选择和组织的痕迹，各自回答的问题也不相同。[S13]

病痛改变了同行。后半程曾良离开芭蕉，两人没有共同完成每一段。主人照料和计划调整是实际旅行的一部分，笔记留下分离，却没有保存他们当时的所有谈话。[S13]

芭蕉最终在当地俳人欢迎中抵达大垣，住了约两周，又乘船向桑名去。《奥之细道》后来把这次远行收束于大垣，门人与支持者之间的往来却继续发生。[S09、S13]

12. 旅后岁月、轻妙与刊本：1689—1694年

北行之后，芭蕉仍在各地交往圈中移动。1690年住大津附近幻住庵，1691年《猿蓑》出版，1692年进入第三处深川芭蕉庵。其间《奥之细道》反复修改：曾良笔记以住宿、日期为重，芭蕉则把散文和发句组织成文学次序，可以压缩或重排经过。[S03、S04、S09]

《猿蓑》由门人向井去来、野泽凡兆编辑。标题来自芭蕉的发句意象：初冬阵雨中，猴子似乎也想要一件小蓑衣。动物面对天气的寻常处境，带出温和的诙谐。集子又收入《幻住庵记》，把隐居住所与同道结集的作品接在一起。[S03]

晚年倡导的“轻妙”，自然处理熟悉的生活，避免刻意显示沉重。早稻田藏品解说将1690年樱花下的汤与鱼脍意象视作早期例子，1694年《炭俵》则代表后来的发展。幽默仍在，也继续由人们聚会、接句共同写成。[S03]

1694年，书家柏木素龙誊清《奥之细道》，芭蕉亲笔写了题签。向井去来继承此本，1702年初版尽量再现封面、字形、编排等外观，却省去素龙的跋文。作者修改、另一人的抄写和弟子的出版选择，可以在一部书的传递中分别追寻。[S03、S04]

旅行和出版之间相隔多年。芭蕉在整理、修改中，让一次短暂相遇与古诗或旧日政治记忆相呼应。曾良笔记保存的顺序，较少受这种文学设计控制。比较两者，能看见旅记如何写成，也须避免把所有偏离行程记录的地方一概说成虚假。[S03、S09]

13. 身后传承并不只有尊崇：1694—1912年

1694年，芭蕉去大阪，部分原因是调解门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住在南御堂附近、花屋仁左卫门租借的房间，病情加重，在旧历十月十二日去世，虚岁五十一。门人照料他，并遵从葬于琵琶湖畔大津义仲寺的意愿。墓地邻近木曾义仲的纪念地点，这位十二世纪武将的经历，长期为芭蕉所关注。[S03、S04、S15、S21]

照料者也保存了病中记述。宝井其角1694年编《枯尾花》，收临终前后描述及多人接续的悼诗；各务支考1695年编《笈日记》，从不同地方收集诗、散文和回忆。认识芭蕉的人，很快将他变成新出版物的主人公。[S03]

传承并没有形成一套无人争议的解释。弟子掌握文稿和记忆，可以声称自己得到特别教导，也会争论哪种风格更真实。“俳圣”这一尊称把芭蕉抬到普通教师之上，崇敬有助于保存作品，又可能把曾经变化的实践说成固定教条。[S03、S24、S26]

印本和纪念地使权威扩展到原有圈子之外。山寺1748年、1853年的碑，平泉1769年的纪念物，让诗句和访问成为地方记忆的一部分。碑刻年代标明某次纪念活动，并不自动认证被纪念事件的每项细节。[S01、S19]

1868年开始的明治时期，正冈子规挑战不加判断的尊崇。1892年，他进入《日本》报工作，参与短诗改革，评价具体作品，而不把大师名望当成佳作保证。芭蕉留下的作品，因而也成为公开争论的对象。[S24、S26]

独立短诗体普遍称作俳句，是子规时代的变化。埼玉图书馆的答复援引秋尾敏研究，反对“子规突然创造这个词”的说法；大型文学辞典则将名称的一般使用放在他的时代。词语和创作方法一起变化。到1912年，芭蕉的诗已经传向更广的公众，后世孤独俳句大师的形象，也不应抹去他的联句实践和合作交往。[S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