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成为养子，继承会津

松平容保出生在江户高须松平家的宅邸；江户即今天的东京。父亲统治位于今岐阜县的高须藩，这一家与尾张德川家相连。日本记录将他的生日记在通常标为1835年的天保六年，换算成公历则是1836年2月15日。他后来被另一领主家收为养子，才成为会津藩主。1846年，日本东北的会津藩主松平容敬收他为继承人，继续执政至1852年；容保随后成为第九代藩主。其间几年，家臣教他会津的传统与责任。继任时他仍在十几岁，治理还须依靠有经验的重臣。

2 · 接受京都守护职

1862年，武家政府幕府任命容保为京都守护职，加强皇都治安。会津家门传统支持同时服务将军与天皇，容保及重臣却担心远征的费用和危险。幕府高官力劝他接受。约一千名家臣在文久二年旧历十二月随他赴京都。他以京都东部的金戒光明寺为总部，开展治安工作并保护朝廷。这项任命使会津投入资源，参与幕府维护权力的斗争。

3 · 会津与新选组

留在京都的一群浪人，于1863年组成壬生浪士组，受到会津保护，后来改称新选组。他们获得支持和维持城市治安的权力，也保有自己的指挥者。容保对使其行动成为可能的治安制度，负有上级责任；具体突袭与拘捕由队伍首领指挥，并非全部由他亲自下令。

4 · 将长州排除出皇宫

在称为“八月十八日政变”的政治行动中，会津与九州南部的萨摩藩及朝廷盟友合作，将本州西部的长州藩，以及主张驱逐外国势力的公卿，排除出京都政治中心。事件发生于1863年，这个旧历日期不能当作公历8月18日。容保的部队协助控制宫门，执行朝廷新命令。会津与萨摩的合作，清楚说明1868年的敌人并非始终分属对立阵营。利益、接近朝廷的机会、对政治控制的判断一旦改变，联盟也随之改变。

5 · 池田屋突袭

1864年，新选组突袭京都池田屋旅店，杀伤并拘捕活动者。京都市的史迹介绍称会议涉及暗杀计划；灵山历史馆2024年的介绍，则着重说明与会者谋求营救被捕的古高俊太郎。更广为流传的纵火、绑架计划，仍须依具体来源判断。这次突袭提升了新选组声望，也加深了对资助这支治安队伍的会津的敌意。容保对这一制度负有上级责任，行动则由新选组首领指挥。

6 · 宫门前的战斗

1864年稍后，长州军向京都推进，试图重获接近朝廷的机会，扭转政治局面。他们在皇宫周围与包括会津、萨摩在内的守军交战，事件通常称禁门之变或蛤御门之变。长州战败，战斗与火灾摧毁了京都部分地区。容保的军队依既有的朝廷与幕府秩序守卫皇宫，当时获得更多皇室认可，后来也招致长州更深的敌意。会津此后被定为朝敌，并不意味着1864年的授权虚假；正当性的认可，随制度与胜负改变。

7 · 重新任职与失去支持者

1864年，容保短暂转任军务总裁职。前福井藩主、幕府高官春岳接手京都守护职，之后辞职，容保同年复任。他的弟弟、桑名藩主松平定敬担任京都所司代。孝明天皇的信任巩固了会津地位，但将军家茂于1866年去世，孝明天皇则在公历1867年初去世，按日本年号属于通常标为1866年的庆应二年。年轻的明治天皇继位，萨摩与长州同时联手反对德川的支配。先前的皇室信任，不再保证会津在执政联盟中的位置。

8 · 京都职务被废除

1867年，将军德川庆喜把统治权交还朝廷。公历1868年1月3日，即旧历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王政复古宣言公布，废除幕府；相关安排也结束了容保的京都守护职。会津失去了维持皇都治安所凭借的职务。长州重新获得影响力，将旧怨带入新政府；昔日盟友萨摩也反对德川的支配。庆喜的军队与土地仍有分量，正式复古并未解决军事权力之争。

9 · 鸟羽、伏见战败

1868年1月，会津军与旧幕府军在鸟羽、伏见作战。新政府一方取得军事与象征上的优势；朝廷授权，也改变了犹豫中的各藩对战争的理解。德川庆喜从大坂乘船撤回江户，容保等高层随行，留下部队自行应付战败与离散。容保既未指挥整场战斗，也未控制庆喜的策略。回到东方后，他向新政府寻求条件，而这个政府将会津与多年在京都的强制执法相联系。

10 · 在东北寻求和解

1868年，容保退出会津藩主之位，由养子松平喜德继任，并寻求归顺。仙台、米泽及其他东北藩，试图为会津与庄内调停。政府军推进时，横跨日本东北与越后的奥羽越列藩同盟，从请愿发展为武装抵抗。成员寻求不同的和解安排，并非一开始便共同计划另建北方国家。交涉失败后，会津开始准备在本土迎战。

11 · 围城与白虎队

1868年，政府军围攻鹤城，会津遭受炮击、短缺与流离失所。白虎队中一组成员在饭盛山自尽，饭沼贞吉自杀未遂，活了下来。后来的证言，把他们的判断与城下町上空烟雾，或是否继续抵抗的争论相连。通常纪念的十九名死者应如何归类，包括是否有人早已死于战斗，各种说法不同。他们的死亡，只是围城损失的一部分；家户与村庄也遭受损失。

12 · 惩罚与迁徙

会津投降后，容保及养嗣子松平喜德遭到幽禁，重臣萱野权兵卫作为承担责任的人被处死。容保尚在襁褓的儿子松平容大，1869年获准延续家系，1870年成为斗南知藩事。旧臣组织迁居本州北部，并非由这个孩子领导。封地缩小，物资不足，许多家庭陷入困境。容保的幽禁于1872年结束，却没有恢复他们原有的生计。

13 · 后来的职务与会津记忆

1880年，容保出任日光东照宫宫司，奉祀德川幕府创始人家康，并主持建筑保护协会。1883年，他的家人回到会津御药园。他于1893年12月5日在东京去世。山川浩有关京都守护职的著述于1911年出版；1912年，会津协会的会报在容保原来的东京宅邸创刊。这些活动传承了战败藩的历史，没有恢复旧日政府。

1 · 成为养子，继承会津

松平容保于1836年2月15日出生在江户高须松平家的宅邸；江户即今天的东京。父亲松平义建统治今岐阜县的小藩高须，与尾张德川家相连。日本记录将他的生日记为天保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年通常标为1835年。常见的1835、1836年差异，来自这一天在两种历法之间的换算。

在容保出身的领主家庭中，长子以外的儿子可以被其他领主家收为养子。这种转移，在领主需要继承人时延续其世系，也给养子一个在出生的家庭不能继承的职务。身份与亲缘使他有这种机会，却不保证他会成为会津藩主。

高须属于尾张德川家的关系网。日本东北会津的领主家，则追溯到保科正之；他是第二代将军、武家政府首脑德川秀忠之子。被收为养子，使容保加入后一支系，也置身于一群早在他到来之前便熟悉会津政务的家臣之间。后来著名的会津藩主，人生始于另一家庭。

1846年，会津藩主松平容敬收容保为继承人。容敬继续执政至1852年，容保随后成为第九代藩主。六年的间隔很重要：男孩先进入一个正在运转的政府，之后才取得最高职务。他须向已经管理政务的人，学习会津家门传统与行政责任。

大名家是以领地武士统治者为首的家庭，在其中收养继承人，延续的不只姓氏。家臣生计、藩在幕府中的地位，都依赖得到承认的继承。容敬指定的儿子，还须成长为能够治理的人。

重臣执行新藩主的命令、监督收入、维持军事组织，他们的合作使继承来的权力能够实际运转。成为养子改变了容保最主要的责任，却未抹去高须家关系。他可以属于多个亲属关系网，同时只在一个藩任职。

容保继任时仍在十几岁，重臣与已有程序限制了他独自决定的范围。外交危机很快又扩大他的责任：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抵达，要求进入日本，使幕府与各藩承受加强海防的压力。新职务把他与全国性问题相连，而这些问题的规模，直到他继任后才逐渐清晰。

2 · 接受京都守护职

与创始人保科正之相联系的会津家训，要求服务德川将军家。容保与家臣认为，这份责任解释了家门的优越地位。会津也尊崇天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领导者寻求朝廷与幕府这个武家政府更密切合作；赴京都服务，可以被理解为同时保护双方。

1862年，幕府设立京都守护职，任命容保。政治暗杀与相互竞争的皇室权威主张，使首都治安难以维持。新守护职地位高于原有的京都所司代与其他地方官员，为幕府在当地增添一支相当规模的常驻军队。

松平庆永，又称春岳，力劝容保接受。庆永曾是日本中部福井藩主，此时任幕府政事总裁职。他与时任将军德川家茂后见职的德川庆喜，共同推动任命。这是能够影响幕府政策的高官施压，并非只是一位亲属提出建议。

容保多次试图推辞。会津重臣担心长期在远方驻军的费用与危险；海防已消耗资源，保护本藩仍是他们的责任。援引祖训使拒绝更难，但异议说明，家训并未让讨论简单结束。容保接受了一份可以预见军事、财政代价的责任，虽然1868年的战败当时仍无法预知。

约一千名会津家臣，在文久二年十二月随他赴京都。这是日本旧历日期，不是公历12月。他在京都东部的金戒光明寺设总部，通过既有城市官员与会津军开展工作。驻地、食物、与本藩的通信，都需要持续支出。

有关这项决定，常见两种解释。会津忠诚传统强调祖先责任，着重政治压力的解释则更看重幕府要求；家门传统，帮助这些要求成为有说服力的压力。接受任命使容保在首都获得权力，也使会津投入资源，参与一个不能由本藩独自解决的冲突。

3 · 会津与新选组

1863年，幕府招募浪士组这支浪人队伍，随将军德川家茂赴京都。目的发生争执后，多数人返回东方；留下者组成壬生浪士组，以驻扎的京都村庄为名，得到会津保护。队伍后来改称新选组。

会津的支持给他们经费，也给予维持城市治安的公认权力。近藤勇、土方岁三等首领，在这种关系之内组织行动，保有一套与容保家臣不同的指挥体系。

这种区分也影响如何判断暴力责任。会津让队伍能够运作，指挥者选择目标、指挥突袭。容保对治安制度负有上级责任，但并非每项行动都由他下令。真正的威胁与派系传闻在城市中同时流传，告密者和指控协助引导治安行动。被捕者不能指望一个政治中立的机构判断案情。

新选组的成功，提高了会津维持秩序的声望，也使反对者更把会津与镇压相连。队伍后来以独特制服、剑客形象闻名，常掩盖了支持它的官员。对容保而言，其重要性在于给职务增加了可以运用的强制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带来的政治后果。

4 · 将长州排除出皇宫

1863年，会津与萨摩联合朝廷盟友，将长州影响力排除出皇室政治中心。本州西部的长州藩支持激进的驱逐外国势力运动，在积极参与政治的公卿之间取得影响。反对者担心，这个联盟正垄断接近天皇的机会。

容保的部队协助控制宫门，朝廷盟友执行命令，排除与长州相连的军队和公卿。行动被记为“八月十八日政变”；这是日本旧历日期，不能当作公历8月18日。

政变排除了长州在京都的影响力，却未废除其藩政府。遭放逐的公卿与长州领袖，仍寻求返回政治中心。这种排斥造成的怨恨，又成为他们组织行动的理由。

九州南部的萨摩，当时是会津盟友。到1866年，其领导者会与长州合作；1868年，这两个藩又成为对会津作战的核心力量。1863年的合作应对京都眼前的问题，并没有让成员永久绑定在一个全国联盟中。

在容保看来，朝廷命令与宫门合作，让这次行动中的服务天皇与服务将军能够并行；会津的武装驻军执行了这种安排。被拒绝接近朝廷的人，则把同一支力量视为政治变革的障碍。守住宫门巩固了会津地位，也帮助形成后来将与它对抗的阵营。

5 · 池田屋突袭

1864年，新选组突袭京都池田屋旅店内一场反幕府活动者的会议，有人死伤，也有人被捕。行动使这支组织以守卫首都而闻名。

史实争议 · 池田屋会议在谋划什么？

对于会议目的，各种描述不同。京都市史迹介绍称，他们计划暗杀容保与皇族中的一位高位人物；灵山历史馆2024年的介绍，则着重说明与会者试图营救当天较早被捕的活动者古高俊太郎。广为流传的纵火焚城、绑架领导者故事，比这两份简短介绍说得更多。

**两份概述强调不同目的，任何一份都不能单独证明每位参与者的意图。**

会津的支持使突袭得以实施，但战术决定属于新选组首领。旅店内的活动者各有政治目的，参与程度不同；所谓阴谋不能证明在场每个人都有同样意图。容保凭职务获得声誉，也因队伍行动招致敌意，尽管他不是街头指挥者。

攻击破坏了活动者关系网，加深对会津的愤怒，也成为当年稍后长州出兵京都、冲突升级的一个理由。长州此前被排除，以及更广泛的朝廷影响力之争，仍是起作用的原因。突袭的名声，把持续冲突凝成令人难忘的一夜，政治后果却传到了旅店之外。

6 · 宫门前的战斗

1864年，长州军逼近京都，试图改变被朝廷排除的局面。皇宫周围的战斗，后来称禁门之变或蛤御门之变；会津、萨摩军都在守军之中。与容保治安体系交战的人，试图以武装推进重获政治上的接近机会。

宫门成为争夺的中心。长州指挥者需要进入，或获得足以迫使对方重新考虑的筹码；守军则试图将他们挡在外面。皇宫既是设防地点，也是命令取得权威的地方。容保对会津防守负有上级责任，战场决定则由多位部队指挥者作出。

长州战败。被排除在朝廷外，又添上与宫门守军交战的后果，对该藩发动惩罚性征讨的压力因而加强。容保因维护既有的朝廷与幕府安排，可以得到认可，也更深地与惩罚长州相连。

火灾把战斗带入京都居民的生活。木造住宅与商铺焚毁，家户失去住所，也失去存货与工作场所。若要把每处火灾准确归于某一支军队，还需要超出战斗概述的证据；但破坏本身是事件后果，并非只是场景。

萨摩在这次危机中仍与会津并肩，后来对立属于另一种结盟。1864年守卫皇宫，支持着容保得到承认的职务；当朝廷执政联盟改变后，这段经历却不能再保护会津免被列为敌人。

7 · 重新任职与失去支持者

1864年，幕府短暂将容保从京都守护职调任新设军务总裁职，负责对长州作战，春岳接手京都守护职。福井县史描述了幕府官员抵制春岳政策，及他随后辞职的过程。容保在同年回到京都职务，这是重新任命，并非连续未中断的任期。

弟弟松平定敬，是位于今三重县的桑名藩主，成为京都所司代，即将军在首都的高级代理官员。会津守护职与桑名所司代，使两支有亲缘关系的藩军进入城市治理；配合既通过亲属关系，也通过实际职务安排，为容保提供支持。

孝明天皇的认可，让容保能够反驳把德川治安行动说成反皇室的人。朝廷恩宠使会津家臣相信，他们同时保护天皇与将军。但公卿在外交政策、惩罚长州方面存在分歧。皇室信任巩固容保在这个政治世界中的地位，并未消除其中的分裂。

1866年，德川家茂在长州征讨危机中去世。会津曾协助保护这位将军到访京都；继任的德川庆喜，则以不同策略谋求保住德川权力。

孝明天皇在公历1867年初去世，日本年号叙述则记于通常标为1866年的庆应二年。年幼的儿子继位，成为明治天皇。朝廷人员与强藩影响新朝决定，容保不能假设从前的关系仍会决定这些安排。

萨摩与长州合作，改变了联盟格局。1863、1864年曾与会津并肩作战的领导者，如今联合旧敌，试图削弱德川支配。更强的反对联盟形成时，容保又失去了两位高层支持者。

这些变化，削弱的不只是与天皇的个人关系。会津治安职责依靠可以改变的任命、朝廷接近机会与联盟。孝明从前的信任，仍是会津为自身经历辩护的重要依据，但新朝执政联盟没有义务保留容保的职务。

8 · 京都职务被废除

1867年，将军德川庆喜将统治权交还朝廷。这一行动仍未确定德川家能保留多少权力；军队与土地依然重要，朝廷领导者也对庆喜在新政府中的位置意见不一。

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即公历1868年1月3日，王政复古宣言废除幕府，设立新的中央职务。京都守护职也在这一复古安排中被废，容保失去了会津在首都行使权力所凭借的任命。

孝明朝的命令与荣誉，可以说明会津以前得到什么授权，却不能推翻新朝廷的决定。容保仍有武装随从和藩，先前在宫门前的地位，却已不再是得到承认的职务。

长州重新获得影响力，使妥协更难。会津曾协助排除其活动者、击败其武装进攻；以前的盟友萨摩，如今与长州合作，削弱德川支配。新的政治合作，既带有对容保的怨恨，也包含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

庆喜下一步的决定，限制会津选择。多年京都职责，使藩军与声誉同幕府政策紧紧相连。重臣可以寻求条件，家户可以期待支持继续，但会津不能只交出头衔，就退出这段历史。新朝廷政府宣示权威时，军事指挥仍未确定。

9 · 鸟羽、伏见战败

1868年1月，会津军在鸟羽、伏见，与旧幕府军一起对抗以萨摩、长州为中心的联盟。双方都有藩军，也提出相互竞争的朝廷授权主张。多年京都服务，使会津部队身处危机附近，也使该藩被认为是在维护德川权力。

炮火与枪械重要，指挥和其他藩是否愿意继续参战，也同样重要。朝廷授权新政府军，使继续支持庆喜看起来就是反对天皇。得到认可的权威改变，也影响了观望战局的盟友。

旧幕府一方逐渐败退，庆喜从大坂乘船撤回江户，容保随行。留下的部队失去原本围绕其集结的政治领导，必须应付战败与离散。这次撤离在关键时刻打断了指挥。容保参与离去，却未控制前将军的策略。

在江户，庆喜寻求归顺并保护德川家。会津更难脱离冲突，因为新政府支持者把它与多年的京都强制执法联系起来。战争的威胁随之逼近会津本土。这个曾为全国事务提供军队的藩，如今须为自己的城镇、村庄准备战争。

10 · 在东北寻求和解

1868年回到东方后，容保退出会津藩主之位，由养嗣子松平喜德继任。他以退任和接受幽禁表示归顺，新政府仍要求追究会津参与京都治安行动与战争的责任。争议在于，这些措施是否足以保护家门、结束军事行动。

邻近的东北藩仙台与米泽，试图为会津及同样面临惩罚的庄内调停。讨伐一旦展开，调停者可能夹在推进的政府军与地区邻藩之间。他们先寻求和解，之后才公开武装抵抗。

奥羽越列藩同盟横跨日本东北与日本海沿岸的越后，从协商、请愿发展成武装联盟。成员目标不同：有些着重保护会津，其他人则想保全自身权力，或改善进入新秩序的条件。

危机中出现了北方政治秩序的构想，但并非每位参与的藩主从一开始便认同同一计划。联盟能否行动，依赖各藩政府合作，而它们继续作战的意愿可能改变。追究责任的要求主要针对会津，使容保居于中心；许多请愿则由家臣与盟方谈判者传递。

抵抗不仅需要藩主同意，还需要物资与部队协调。村庄提供运输和食物，有时承受军事压力。联盟中会津仍有自己的准备；购买现代武器，也不保证每支盟军都能有效使用。

交涉在政府军推进时进行。指挥官把拖延视为军事危险，会津请愿者则寻求能够保护性命、保存家门的条件。调停失败使选择减少，联盟走向战争，来自这段谈判过程，并非自始不变的北方独立计划。

11 · 围城与白虎队

1868年，政府军进入会津，围攻鹤城。战斗延伸到通往城堡的道路与城下町，炮击和短缺威胁城中人。容保处于防御体系顶端，但各部队首领、重臣收到的消息并不均等，只能据此行动。

城外村庄遭征发，流离失所的居民寻找安全；城中守军除了弹药，还需要医疗和食物。战事给人们造成的损失，远超后来纪念活动中居于中心的藩主与具名士兵。

史实争议 · 白虎队少年为什么自尽？

白虎队包括会津的年轻士兵。其中一组撤退至饭盛山，成员自尽，饭沼贞吉自杀未遂，活了下来。熟悉的后世说法称，城下町上空的烟雾，使他们以为城堡已陷落；其他流传的解释，则强调是否回城、或攻击敌人的争论。

**城堡当时仍在抵抗，关于这组人如何判断的描述，来自后来的证言。**

史实争议 · 白虎队纪念人数如何计算？

通常纪念的十九人，并不能确定死亡的先后。神户中央图书馆的比较，引用中村彰彦2016年《白虎队》的说法：先有十六人尝试自尽，后来又有四人，一人幸存。星亮一2005年的历史著作，则把纪念者中的三名少年归为更早的战场死者。

**分歧涉及哪些死亡被计入纪念总数，不能因此把其中一组人的死亡当作整个白虎队的命运。**

女性参加防御、护理、维持家中供给，逃离危险，也活下来维系家人。农民与城镇居民承受军队要求、火灾损失和工作中断。这些经历在投降后仍继续。围城以忠诚、牺牲被记住，也留下受损的城镇，以及即将失去生计的家户。

12 · 惩罚与迁徙

1868年会津投降，容保及养嗣子松平喜德遭幽禁，藩失去政治、军事权力。饶过容保的性命，并没有保留他曾统治的政府。家臣失去职务与俸禄，其未来改由新当局决定。

会津重臣萱野权兵卫被选为承担责任的人，遭到处死，容保则在幽禁中活下来。将惩罚归于某位官员，是战后处置的一部分；社会后果却延伸到家属，他们既未接受京都守护职，也未指挥战争。

1869年，容保尚在襁褓的儿子松平容大获准延续家系。1870年，他被任命为本州北部新斗南藩的知藩事。恢复家系与任命到缩小后的领地，是两个步骤。组织迁徙的不是婴儿，而是包括山川浩在内的旧臣，他们带领家户北上。

许多人从会津迁到今青森县境内。更小的封地与陌生条件，不能重现失去的生计和支持。物资与住房不足，尤其使儿童及其他依赖家人者承受压力。他们迁入的地区，也已有居民生活。

容保于1871年在斗南短住，之后迁往东京，1872年结束幽禁。获释改变了他在新政府之下的个人处境，旧臣则继续重建被战败打乱的生活。藩主生还、家名恢复，都不等于会津社会复原。

13 · 后来的职务与会津记忆

1880年，容保成为日光东照宫宫司。这座神社奉祀德川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前藩主如今在击败会津的国家之下，从事得到认可的宗教工作。他还主持保晃会；这个保护协会在失去幕府支持后成立，保护日光的神社与寺院建筑。

1883年，他的家人回到会津，在旧藩庭园御药园住了几年。该园在围城中得以保全，部分因为曾用于医治政府军士兵。回到旧藩产业，让家人有了住所，却没有恢复他从前治理所凭借的职务和收入。

容保于1893年12月5日在东京去世。文京历史馆介绍了翌日《读卖新闻》的死亡报道，以及送葬队伍拟从其宅邸出发的安排。报道将最后的疾病与葬礼，与家人在东京维持日常事务的宅邸联系起来。

会津的历史记忆保留孝明的信任，以及与萨摩的早年合作，以反驳胜方加上的朝敌称号。忠诚藩主的解释，恢复了复古胜利叙事可能忽略的服务与苦难。不过，若把每个旧会津人都看成同样赞同容保政策，便会掩盖家臣与家属各自可以作出的不同选择。

山川浩记述京都守护职的《京都守护职始末》，于1911年出版。会津协会会报于1912年创刊，办公室设在容保原来的东京宅邸。这些是旧会津人组织起来、传承历史的具体办法。旧藩主宅邸由此成为人们的交会点；明治国家之下，他们仍保持与会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