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盛山：白虎队身后的纪念

1900年，饭盛山增设三十一座墓，纪念1868年战争中死在其他地方的白虎队成员。十年前，山坡上已经安排了十九人的墓。新增墓地将更多死者带到这里，白虎队的历史也因此超出那段最广为流传的共同赴死故事。^[1]

饭盛山位于会津若松东北，俯临鹤城周围发展起来的城镇。人们提到它，常想到会津战败时自尽的少年士兵。墓地建成以后，山上又陆续修路、扩建广场、增设石灯笼和纪念碑。未曾认识死者的人，也有了祭奠他们的场所，以及解释其死亡意义的机会。

这段后来的历史同样留在山上。死者家属、学生与海外捐赠者来到一处墓域，所怀的理解却未必相同。一场具体的损失，逐渐成为能够传到远方的教育故事；后世又会改变讲述的重点。

战争发生以前，饭盛山已有人来往。1796年建成的木制巡礼堂三匝堂，将西国三十三所观音巡礼浓缩在一座建筑中。观音是佛教中慈悲的菩萨，堂内原有观音像，标示这段缩短的巡礼路线。上行与下行坡道交错，让参拜者走完一圈而不必原路返回。^[2]

参拜者在这里围绕佛像行走，无须亲赴所代表的每座远方寺院，就能完成一次简化巡礼。这套动线早于白虎队纪念设施。明治初年的排佛运动移除了佛像，建筑则留了下来。

水道将山地与另一种日常活动相连。户之口堰从猪苗代湖引水至会津盆地，在山脊下穿过隧道。白虎队撤退时利用了这条隧道，使它后来与战争故事联系在一起；它原先承担的是灌溉用途。^[3]

士兵因此进入了一个早已有宗教与生产活动的地方。巡礼堂有参拜者，水道连着耕地。战争与这些用途相交，后来的纪念建设才又以死者为中心，重新组织山上的空间。

1868年，会津藩按年龄与家臣身份重新编组军队。白虎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类，通常记为按当时计龄方式十六、十七岁的少年，内含数个分队。饭盛山事件涉及士中第二队的一部分成员。^[4]

会津当时卷入戊辰战争，德川幕府正被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取代。藩主松平容保此前曾在京都为幕府任职，战事后来延伸到他的领地，鹤城成为围攻中心。年轻家臣也被派入这场已经超出其家庭与藩内生活的战争。^[5]

士中第二队部分成员在城东户之口原作战后，向鹤城撤退，经灌溉隧道来到饭盛山。最常见的故事说，他们看见城镇上空的烟，以为城池失守，遂自尽。会津若松的旅游机构今天仍这样介绍。鹤城实际上继续抵抗。^[1][6]

地方史研究者石田明夫提出另一种重建。他依据的材料包括与幸存者饭沼贞吉、后来名贞雄有关的叙述。按石田的解释，这些人讨论过返回城中或留在城外作战，也争论被俘以及对主君、祖先的责任。这一解释与单纯因误判烟雾而自尽的说法不同。有关争论来自后来流传的记载，每名少年的最后想法仍无从一一确定。^[7]

十九这个数字也有不同解释。石田计算，十六人死在山上，一人生还；另有三名同伴死在别处，后来被列入纪念的十九人。这与常见的“十九人在饭盛山自尽”说法并不相同。^[4]

从出征、作战到撤退，接着是死亡、幸存与后来的讲述，事件经历了数个阶段。饭沼生还，并成为后世叙述的来源之一。墓碑后来以一个群体排列，也赋予死者共同的纪念身份；这个身份的形成，同样属于需要解释的历史。

墓域逐步建成。1883年开始施工，1890年修建通路、削退山坡，为十九人的墓扩大空间；1900年再增设三十一座墓。1926年的扩建，在主要墓群前开辟了广场。^[1]

削坡让墓群可以一起呈现在来访者面前，也给集体祭奠留出位置。个人探访与共同仪式由此都能进行。后来人们聚集的地面，经过了专门开辟，已与士兵撤退时的山地有所不同。

另三十一名白虎队成员死在不同地点。将他们的墓带到同一墓域，扩大了这里的纪念范围，却没有抹去各自不同的经历。饭盛山以共同的军队名称，汇集了分散发生的损失。

纪念活动也形成自己的日期。1917年五十周年祭时增设四座石灯笼；碑文又记录了1926年的扩建。灯笼和碑文记下的都是后世工作。^[1]

扩建碑尤其说明，纪念场所的建设本身也开始被纪念。死者是墓域存在的原因，后人为他们安排公共祭奠空间的经过，则在墓旁留下了另一份记录。整齐的墓群将不同处境下死亡的人聚在一起，至于山上决定的具体经过，仍须面对彼此不同的记载。

负责维护墓域的会津弔灵义会，将奉献剑舞的起点追溯到1884年。那年，私立日新馆的学生在第十七次追悼仪式中表演。此后，传统经旧制会津中学传到福岛县立会津高中。^[8]

这是战后学校通过纪念活动与死者建立的联系。学生学习并表演奉献仪式，接续的是祭奠责任；私立学校与原先藩校的战时活动须分别理解。

弔灵义会同时以慰藉亡者与勉励生者解释这项活动。前者面向已经不在的人，后者将教诲传给在场的人。同一场仪式因此可以既有哀悼，也有教育的目的。

学生逐年更替，准备奉献的责任却能够传下去。道路和墓碑需要维护，仪式也需要有人学会如何参与。学校之间有记载的接续，为这份知识提供了传承路径；个别表演者与观众怎样理解白虎队，则未必相同。

印刷教学材料让从未登上饭盛山的人也能接触故事。历史学者Lee Se-yun指出，1904年起使用的国定高等小学国语读本收录了白虎队诗歌。同一时期的教学指导书，还将描绘饭盛山死亡场面的图像列为补充材料。文字与推荐图片，使这个故事进入课堂。^[9]

诗歌以死亡表现忠诚，选择的是学生可以阅读、辨认的一段故事。不同记载之间的比较、各分队的行动，以及会津政治冲突的细节，退到了教学叙述之后。

墓碑标识具体的人，简短课文则可以把几个人作为一种品格的共同例子。两者都使用白虎队这个名称，保留的信息却不同。在山上，来访者还会遇见另三十一人的墓；只读最后一幕的学生，则没有相同的机会接触这些人的经历。

Lee认为，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白虎队形象逐渐围绕武士道与国民精神定型。他的材料说明这种形象如何被制作和传播，至于每个孩子是否接受课文的教诲，材料没有给出统一答案。^[9]

田中悟又指出，纪念少年士兵可以与全面评判会津参与的政治斗争分开。对他们的同情，无须先复述所有涉及藩主的争端。这使故事能够容纳超出一个战败藩经历的意义。^[10]

教育用途后来仍在延续。田中举出1943年7月《日本教育》的一期特辑，介绍会津藩教育与白虎队记忆，作为当时教育实践的材料。后世成年人借历史上的学生，向自己时代的学生传递教诲。^[11]

1928年，罗马捐赠的纪念碑为墓域带来另一种语言与政治背景。花岗岩柱从那不勒斯海运至神户，随后经日本外务省、实业家大仓喜七郎参与安排，再由地方团体协助运上饭盛山。捐赠者的表达，经过运输与当地施工，才成为墓旁的纪念物。^[12]

题铭将白虎队同罗马的权威、碑上装饰的法西斯党标志联系起来。古罗马的声望被用于支持当时的赞颂，这是捐赠者通过纪念碑表达的政治含义。

人们一再说石柱来自庞贝。会津若松市的档案说明，这种说法缺少确凿证据，古代出土地仍不清楚。石材来源未定，捐赠者借用古代声望的题铭却有记录可循。^[12]

纪念碑既赞颂白虎队，也展示捐赠者的身份与象征。墓域提供了与死者的联系，题铭则带来死者未曾写下的话。这个物件记录了会津的纪念活动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治语言的一次相遇。

另一件海外赠物的身份有所不同。图书馆的一项文献咨询，将德国纪念碑的捐赠者确定为德国使馆秘书Hasso von Etzdorf。他访问饭盛山后，于1935年以私人身份捐赠。捐赠虽来自外交官，却不等于德国政府的声明。^[13]

两件赠物说明白虎队故事已传到远方。会津家臣家庭与军事责任之外的人，也来到墓前，加入自己认为值得纪念的内容。墓地旁因此增添了纪念物；理解它们，还须认识捐赠者各自的身份与目的。

另一场战争结束后，罗马碑又发生变化。1945年，占领当局命令移除斧头标志，并凿去题铭。1987年题铭恢复，标志则没有随之复原。留下的物件同时保存了战间期的赠礼与战后的改动历史。^[14]

移去文字与标志，切断了石柱上明确的政治表达；恢复题铭，又使过去的表达能够被阅读。今天的碑包含旧题铭及后来的改动，已经不是1928年未改动的原貌。阅读者也可以了解这段赠礼历史，而不赞同其中的政治主张。

墓域继续纪念主要墓群之外的死者。维护机构除十九人、另三十一人之外，还列出战争中阵亡的六十二名少年武士。这些是不同的纪念群体，不能直接相加得出一次事件的死亡总数。它们共同指向更广泛的少年参战经历。^[8]

2019年，墓域被列入日本的登记纪念物。文化厅说明其重要性时，既提到戊辰战争中的死亡，也提到后来纪念这些死者的历史。后世的几次建设因此也是保护理由的一部分。^[15]

隧道保留着士兵利用既有水道撤退的联系，墓群记录了后人怎样将死者共同纪念，学生奉献让仪式可以传授，海外纪念碑则保存了外来话语及其移除、部分恢复的经过。追悼、解释与教育在山上各有路径，少年士兵本人的经历，也应与后人赋予他们的教诲分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