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先是僧人，后来才是幕府顾问

1569年出生的金地院崇传，来自一色氏，另称以心崇传。他年幼时进入京都的南禅寺，师从玄圃灵三，后来承继金地院靖叔德林的法脉，也曾在京都其他宗教机构学习。1605年，他成为南禅寺住持，居住并帮助恢复寺内的金地院。

住持要教导僧众、管理寺产，也要处理仪礼、记录和往来文书。崇传先在这些较早形成的机构中积累学识与经验，才被正在巩固统治的德川家选中。

2. 到骏府写外交文书，也主持刊书

1608年，德川家康召崇传到骏府，即今静冈市一带。家康已把将军职位交给儿子秀忠，仍在这里处理重要政务。崇传负责起草对外书信，承接此前禅僧参与外交的工作；贸易许可和给外国统治者的答复，都帮助德川家管理海外贸易。

他还与儒者林罗山参与家康的刊书工程。日记中有印刷材料、支付报酬和校对的记录：书籍的完成，需要制作者、校书僧人和资金，而不只是下达刊印命令。写信与刊书，都让他的文字专长成为政权可以使用的能力。

3. 把旧典章用于新的法令

1612年起，崇传与幕府驻京都的高级官员板仓胜重共同管理寺院、处理争讼。家康同时搜集朝廷及寺院所藏记录，为新法令准备旧有典章。1615年，崇传奉命起草《武家诸法度》，他在伏见向大名宣读十三条规定，以将军秀忠的命令发布。

针对朝廷和宗教机构的规章也分别制定。整理旧例、撰写条文、决定发布和实际执行，需要不同的人承担。崇传掌握了起草的重要一环，命令大名和寺院服从的权力则属于幕府。

4. 禁教与钟铭争端

崇传的文字也用于排斥和指控。他奉家康之命，在旧历1613年撰写排斥基督教的文书，以秀忠名义发布，1614年随后发生了向海外的放逐。文书把基督教说成威胁日本宗教与统治秩序的力量，这是幕府为禁教提出的理由。

1614年，他又参与丰臣氏方广寺大钟铭文引起的争端。德川方面把祝愿安宁、繁荣的文字解释为诅咒家康和祝颂丰臣氏。仍有城池与军队的丰臣氏，由此与德川家发生公开冲突。所谓诅咒是德川方面的指控，不能据此确认铭文作者原本就有这样的意图。

5. 神号方案未被采纳，僧职仍在

1616年家康去世后，崇传主张以“明神”之号祭祀他。天台宗僧人天海则主张“权现”，即佛菩萨化现为神的称谓。秀忠采纳后者，经朝廷程序取得候选神号，最后选定东照大权现。崇传参加了讨论，却没有作出最终决定。

家康死后，他接近秀忠、参与核心政务的机会也有所减少，但并未失去全部职权。1619年出任僧录后，他仍能参与主要禅寺住持的任免和僧务处理。接近将军的机会减少，与在寺院领域继续行使职权，是同时存在的两种变化。

6. 紫衣为何成为权力争端

1626年，后水尾天皇授崇传圆照本光国师号，表彰他的宗教地位。次年，崇传与幕府高级官员土井利胜却质疑朝廷对大德寺、妙心寺僧人升任及穿紫衣的许可。紫衣是高僧地位的标志，许可由谁承认，关系到寺院人事究竟服从哪一方。

泽庵宗彭等僧人于1628年抗议，1629年不肯服从的僧人被流放，崇传主张严罚。这场冲突涉及幕府法令能否压过天皇的许可。崇传本人受到朝廷尊崇，并未妨碍他要求朝廷对其他僧人的认可受到幕府约束。

7. 金地院、茶会与留下的记录

晚年，崇传重建南禅寺的金地院，寺内设奉祀家康的东照宫，并营造枯山水庭园。庭园由小堀远州设计、贤庭参与施工；崇传还从事吉日选择和书画鉴定。1629年的记录中，第三代将军家光及其父秀忠先后到金地院，由崇传奉茶。这些往来说明，家康死后他并没有与德川家完全断绝联系。

1633年，崇传去世。他的日记及外交记录保留了撰文、管理与交涉的经过；有些自记十分简短，后世抄本也不能代替对原本的核查。寺院和文书中的崇传，既是以学识服务幕府的禅僧，也是参与排斥信徒、惩处同宗僧人的官僧。

1. 从寺院中学到的本领

1569年，崇传出生于与足利政权有关的一色氏，后来以以心崇传之名行世。他的早年教育始于京都南禅寺，师从玄圃灵三，也在醍醐及相国寺的宗教机构学习，最后承继金地院靖叔德林的法脉。读书、修行与师承关系，把他带入不止一处寺院，也为以后担任住持提供了条件。

据传记所列次序，1605年他先任建长寺住持，随后出任南禅寺住持，住在寺内的金地院。金地院此前经历毁损和衰落，他着手恢复寺院。住持要管理僧众和寺产，修复寺院则还需要施主支持、工匠施工和长期经营。到德川家康召见他时，他已经有了这些经验。

禅僧参与政治文书，并非始于德川幕府。汉籍学问与正式撰文的惯例，早已让他们在寺院之外承担事务，足利政权的外交文书也曾交给禅僧。高木昭作正是从这种传统解释崇传的任用：家康希望借旧有典章与学问巩固新政权，崇传能够把统治者的要求写成合乎正式文书惯例的文字。

2. 外交书信与书籍怎样完成

1608年，家康召崇传前往骏府。此前参与外交的禅僧西笑承兑已经去世，需要有人接续这项工作。家康虽已退下将军职位，儿子秀忠在江户掌权，重要对外事务仍由他处理。崇传因此进入家康身边，为对外交涉撰写文书。

海外贸易的管制比他的任职更早。1601年，家康给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回书，保证来日船只的安全，并要求对方禁止没有朱印许可的日本商船在当地交易。安全承诺与贸易限制写在同一封信中，还要得到另一政权的配合。崇传后来接手的，正是这种通过书信和许可证管理贸易的事务。与他有关的外交记录也保存前任的工作，不能把其中每一封信都认作他的作品。

在骏府，崇传还与林罗山参与家康主持的刊书。林罗山是一位研究中国古典的儒者，两人承担书籍编校等工作。国立公文书馆介绍《本光国师日记》时指出，日记不仅记下印刷工具的数量，还记录铸造铜活字的费用，以及僧人把印本与底本比对所获得的报酬。

这些记录留下了刊书中的具体工作：统治者支持工程，编校者处理文本，工匠制作活字与工具，校书僧人完成比对，并领取报酬。以家康之名传世的版本，实际依靠许多人合作。崇传既处理文字，也管理与文字生产有关的材料和资金；这两项本领随后又进入新法令的准备工作。

3. 从旧记录到《武家诸法度》

1612年起，崇传与板仓胜重共同处理寺院监督和争讼。板仓代表幕府管理京都事务，寺院问题因此由熟悉宗教机构的僧人与武家官员协作处理。家康又命人搜集朝廷、公家和寺院所藏旧记录。1614年的调查查明各家有什么典籍可以提交、抄录，这些资料也为制定朝廷和寺院规章提供了依据。

1615年大坂陷落、丰臣氏灭亡后，家康命人准备统制大名的法令。崇传起草首版《武家诸法度》，十三条规定涉及大名行为、城池修补及婚姻等事项。幕府把各地大名召集到伏见，由崇传宣读，以秀忠的命令发布。法令由此把文字要求转成大名必须遵守的限制，触及领主维持武力和安排家族关系的实际手段。

起草、发令和执行在这里有明确分工。家康提出制定要求，崇传组织条文，秀忠以在任将军身份发布；武家官员随后据此办事。针对朝廷和寺院的规章也各有对象，不能把所有机构都当作同一种大名家来管理。古老典章被新政权取来使用，目的也包括向原有机构提出新的服从要求。

史料辨析 · 金地院的草稿不是1615年原纸

金地院保存一卷崇传自笔的《武家诸法度》草稿，题有1616年旧历十月，全文为十一条。文化遗产数据库的藏品说明指出，第二条有擦去改正的痕迹，第九条有小字增补，各条后又说明其用意。它保存的是修订中的文本，而不是已经颁下、完全不能更改的定本。

同一藏品说明还援引崇传日记，记下他在这个月直接接到修改法令的命令。因此，1615年的十三条公布后，崇传在世时已经参与修订。现存这卷属于1616年改定，不能当作前一年向大名宣读的原纸。到了家光时期，1635年法令又制度化了大名赴江户的参勤交代；那是后来一次修订，也不能倒算为崇传首版条文已经完成的制度。

4. 文书也为排斥和战争铺路

外交文书有许可贸易、请求合作的用途，崇传也为另一种统治要求撰文。依家康指示，他在旧历1613年写成排斥基督教的文书，以秀忠名义发布。文书把日本说成神祇、儒学与佛教的国度，指责基督教扰乱应有的宗教和政治秩序。这是幕府说明禁教正当性的说法，随文书一起进入执行。

1614年，传教士和日本信徒被逐往澳门、马尼拉等地，其中包括信奉基督教的武将高山右近。命令的结果，是有人因信仰与交往关系而被迫离开日本。德川家并没有因此停止所有海外商业联系；管理贸易与排斥被认作威胁的宗教联系，成为同一政权采取的不同措施。崇传参与了两方面文书工作。

史料与争议 · 钟铭原本意在诅咒吗？

同年，京都方广寺的一口钟又引起争端。丰臣秀吉之子秀赖重建该寺大佛设施，家臣片桐且元到骏府与家康商议开眼供养等安排。德川方面却提出，钟铭中的“国家安康”“君臣丰乐”诅咒家康、祝颂丰臣氏，因而要求延期举行供养。崇传也参与了这场交涉和指控。

秀赖当时仍据有大坂城和武装家臣，寺院铭文遂成为两家武力与政治对峙中的焦点之一。德川家用诅咒的解释指责对手，争端后来通向两家的公开军事冲突。不过，这种解释只说明德川方面如何提出指控，尚不能确认铭文作者原本有意诅咒家康。

5. 家康死后，神号与职权各有结果

1616年，家康去世，继承者需要决定怎样奉祀他。崇传主张使用“明神”，天台宗僧人天海则主张“权现”，把神理解为佛菩萨的化现。秀忠裁定采用权现，幕府再向朝廷请定神号；朝廷提出数个候选，幕府最后选择东照大权现。僧人提供意见，将军裁决，朝廷参与授号，崇传在其中有发言权，却不是最后决策者。

史料与争议 · 天海的理由来自什么年代？

常见叙述说，天海以丰臣秀吉的神号为前车之鉴，反对明神之号。国立公文书馆展示这一说法时，所据的是1789年出版的《东叡山宽永寺元三大师缘起》。这部书比1616年的争论晚得多。它可以说明后世怎样解释天海的主张，不能当作辩论现场的逐字记录；神号最终采用权现，与每一句劝说理由是否原样传下，是不同的问题。

家康之死也改变了崇传的任用环境。高木昭作指出，他此后逐渐远离秀忠的核心近臣圈。失去家康这位直接支持者，意味着接近权力的方式有所变化。与此同时，他在江户设立金地院，1619年出任僧录，仍能参与主要禅寺住持任免和僧务管理。

主要禅寺有自己的等级、寺产与人事安排，僧录参与处理这些事务，不必每次都以亲见将军为前提。神号方案落选和接近秀忠的机会减少，没有使僧录管辖的事务停止。后来朝廷与幕府争执僧人地位，崇传正是凭着这些持续的寺院职责参与其中。

6. 从紫衣许可到僧人流放

1626年，后水尾天皇授崇传圆照本光国师号。“国师”是尊崇高僧的宗教称号，朝廷认可对这位服务幕府的僧人仍有意义。但到了次年，崇传与土井利胜却以幕府法令为依据，质疑大德寺、妙心寺僧人的入寺升任和穿紫衣许可。

两寺都位于京都，朝廷的许可承认僧人的地位，紫色法衣则把这种尊崇显现在服饰上。幕府方面认为相关许可违背1613年与1615年的规章。争端因此不限于穿什么衣服：僧人可以由谁升任，天皇的许可遇到幕府规定时以哪一方为准，都牵涉寺院人事的实际控制。

1628年，泽庵宗彭等僧人向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提交抗议书。抗议和交涉未使所有人服从，1629年幕府把坚持抵抗者流放到东北地区。崇传主张严厉处罚；具体僧人被逐离原有寺院，对寺院的管制由此落实为对人的惩罚。

高埜利彦把幕府的处理解释为两项相连的要求：明确幕府法令高于与之冲突的天皇许可，并把尚未充分受控的禅寺纳入监督。朝廷认可的宗教地位，也使僧人有理由反对幕府干涉。崇传的行政和撰文能力支持了幕府的要求，代价则由受到处分的其他僧人承担。他后来的严苛名声，与这些实际行动有关。

7. 寺院留下的记忆，日记留下的工作

1627年，京都金地院开始大规模改建。院内有奉祀家康的东照宫，方丈前又营造枯山水庭园。小堀远州设计庭园，贤庭参与施工；白砂、鹤岛、龟岛和中央礼拜石组成庭中景象。崇传主持寺院及其营造，具体设计和劳动则由相关专家承担。这座寺院因此同时容纳了僧众生活与德川创立者的记忆。

历史解释 · 家康死后，哪些联系继续存在？

崇传的晚年事务还包括挑选吉日、鉴定绘画和书法。石井智惠美把《本光国师日记》与后来的德川编年记录对读，考察他和家光的往来。她讨论的材料记载，1629年旧历十月十五日，家光到金地院，由崇传奉茶；两天后秀忠也到访。这些记录说明，家康死后他仍有机会接待秀忠与家光。与高木昭作所说接近秀忠减少的情形并不矛盾：联系尚在，不等于全部早年职责都已恢复。

1633年，崇传去世，日记所记的生涯也告结束。日记原本保存在京都金地院，国立公文书馆所藏则是抄本。书信、赠物、账目和撰写官方文书的经过，留下了事情怎样经手的细节。石井也指出，崇传谈到自己的文字常很简略，一些会面需要借其他记录补足，不能只凭一条短记还原所有过程。

“黑衣宰相”把僧人和政治影响浓缩成一个鲜明称呼，留下的记录却能将职责逐一分开：他编校书籍、写外交文书、主持寺务，也撰写禁教文书、支持惩处抗议僧人。传世画像表现他的僧人身份，文书则让人看到，他以这一身份为幕府效力之后实际做了什么。德川统治从他的学问与劳务中获益，被命令排斥或处罚的人也承受了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