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藤原南家的次子｜706—737

仲麻吕生于706年，父亲是藤原武智麻吕，母亲出自阿倍氏，兄长是丰成。祖父不比等的四个儿子的后裔，分别形成藤原氏四支，武智麻吕的后裔属于南家。这样的家世给了仲麻吕接近朝廷的机会，却不保证他在家族内取得领导地位。737年，父亲在通常认作天花的大疫中去世，仲麻吕已约三十一岁。

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在数月内全部病亡，橘诸兄随后成为首要大臣。仲麻吕已经在朝廷任职，此后与其他年轻藤原氏官员一起，在诸兄领导的政府中寻求晋升。

2 从户籍赋税到地方行政｜725—756

725年，仲麻吕以宫廷侍从内舍人开始仕途，随后任与官立大学有关的低级官职。734年，他由正六位下升至从五位下；741年任涉及户籍赋税的民部卿，743年任参议兼左京大夫，参与高级政务和京城行政，745年又任琵琶湖周边的近江守。746年任式部卿，涉及礼仪与人事；他还受命监督经过日本东部内陆的东山道军事事务。

737年以后，太政官这一高级政务机构由橘诸兄领导，仲麻吕在其中逐渐上升。姑母光明皇后是圣武的妻子，她又给了仲麻吕另一条通向权力的途径。有皇室联系的学者官员吉备真备在这段时期被调离中枢；756年诸兄退休，仲麻吕面前少了一位资深大臣，此时他已有官位、经验和皇室支持。

3 光明皇太后的机构｜749—757

749年圣武退位，圣武与光明的女儿孝谦即位，光明成为皇太后。仲麻吕任大纳言，并领导新设的紫微中台。这一机构服务皇太后，但事务包括佛教资助、救济、庄园、物资和人员，远不止生活起居。现存文书显示，光明的意旨可以先由紫微中台接收，再由兼任高级议政官的仲麻吕转为政府命令，交官员实施。他们的亲缘与信任因此能够影响公共政务，却不能据此断定每项决定都由仲麻吕提出，或光明只是供他借用名义的人。

749—757年现存五份注明宣官、即颁行官员的太政官文书，都写有仲麻吕的名字。这说明他多次参与传达决定，并非所有决定的唯一作者。757年，他又取得紫微内相这一特殊官职，兼有太后机构领导、大臣地位和军事职责；皇太后的影响通过正式官员与文书进入了政府。

4 橘奈良麻吕案｜757

757年，朝廷接到橘诸兄之子奈良麻吕等人谋划政变的报告。记载中的计划包括杀死仲麻吕、撤换皇太子大炊王、废黜孝谦，并夺取光明的印章和驿铃，以拥立另一位皇族。印章认证命令，驿铃可用于调用官府驿马。逮捕前已有多次告发，支持确有谋划的判断；但许多细节来自刑讯。后来赦免记录所计受牵连或处罚者达443人。

一些被告死于刑讯，奈良麻吕本人的结局却不能由这些集体记载直接推定。其他人被流放、贬官，或被逼自杀。仲麻吕的兄长丰成也遭贬，向九州北部的行政中心大宰府遣送；没收的财产重新分配，部分田地后来授给奈良的重要佛寺东大寺。谋划威胁仲麻吕，镇压的结果又摧毁了对手网络，使他的权势更大。

5 大炊王继位与惠美押胜｜757—760

大炊王757年成为皇太子以前，已经娶了仲麻吕亡子的遗孀，住在仲麻吕的田村第。宫殿改建期间，孝谦与这位新太子也曾住在那里。758年孝谦退位，大炊即位为淳仁，仲麻吕便与在位天皇有了家族、居住及政务上的紧密联系。他获赐惠美押胜之名，并得到铸钱、出借稻谷和使用惠美家印的特殊权利，家族由此能够承担带有公共性质的事务。淳仁高度依赖仲麻吕的政府，却仍是能够处理帝王事务的在位君主。

760年，仲麻吕升为大师，即改用新名称的太政大臣，位居大臣之首。这是官职，与个人位阶不同。

6 减轻负担与加强监督｜757—760

淳仁即位之前，政府已经开始调整民户义务。757年，部分青年男子开始承担较重赋税的年龄延后，每年劳役的法定上限由六十日降为三十日。758年初，朝廷派使者到各地调查困难，西部使团报告二十九项问题，交大宰府处理。同年，国司任期从四年延长至六年，任职三年后接受考察。

760年的巡察进一步调查地方状况与未登记田地，把减轻特定义务和维护收入结合起来。政府希望获得更准确的地方资料，延长行政的连续性，同时找出影响赋税的隐田。757年施行养老律令，759年还命令为侵攻朝鲜半岛的新罗作准备，但战争没有发生。唐朝的政治语言为官名等提供了范本。这些政策由天皇、大臣和各机构共同推行，不能全算作仲麻吕个人的发明；他的权势仍对执行人员的选择和政策推进有很大影响。

7 失去光明与资深同僚｜760—762

光明760年去世，仲麻吕失去了一位同时联系家族与皇室、支持紫微中台的关键人物。他仍是首要大臣，拥有高位阶和惠美家特权，淳仁与他的关系也没有立即消失。变化在于：光明已不能再授权办事、在他与孝谦之间沟通，或继续以个人信任支持他。

762年，曾在仲麻吕与太政官之间处理文书的资深官员石川年足去世。仲麻吕同年取得最高个人位阶正一位，却无法以晋升补回失去的支持者与办事同僚。

8 孝谦与淳仁的两处政务中心｜762—763

762年，孝谦与淳仁公开决裂。退位后的孝谦住到奈良附近尼寺法华寺，宣布出家、与淳仁分居，指责他不孝，并称重大政务及赏罚由自己掌握，淳仁只管日常仪式与一般事务。这没有划出清楚的权限分界。淳仁的政府仍在发布决定，研究也显示他保有实际办事权力。

孝谦762年生病时，僧人道镜在身边服侍。当年十二月的屏风借用记录，显示他已进入她的日常供给范围；763年，他任监督僧侣的少僧都，又从事有组织的写经工作。宗教服务逐渐使他获得官位，并通过孝谦参与办事，形成另一条权力途径。可靠证据没有确立两人存在性关系。

9 从军事委任到武装反抗｜764

764年，仲麻吕取得涉及京畿、重要关隘和近江等邻近各国的军事委任，可以合法征集人员；这项委任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一切准备都是叛乱。高丘比良麻吕与大津大浦向孝谦一方报告他的计划，危机迅速升级。日本历九月十一日，孝谦派人从淳仁所在处收回驿铃与内外印，仲麻吕之子训儒麻吕一度拦截夺取，随后被孝谦军杀死。孝谦剥夺仲麻吕的姓氏、位阶、官职和庄园，双方在数小时内进一步争夺兵器、动员追随者，冲突转为公开武装反抗。

东大寺库藏正仓院保存的兵器出库清单，记录了危机中武器投入使用，却不是完整参战名册，也不证明仲麻吕是领用者。

10 道路被截断后的败退｜764年九月

仲麻吕带亲属、追随者与盐烧王逃亡，淳仁没有同行。官修记载把盐烧王视为另立天皇的候选者。朝廷军沿田原道抢先前进，焚毁濑田桥，阻断前往近江国府的通路。仲麻吕转而沿琵琶湖向北，想进入由儿子辛加知任国司的越前。

朝廷军先到越前，杀死辛加知，并封住爱发关。仲麻吕一行强行通过或绕过关隘的尝试失败，乘船北行又受逆风阻碍，最后退向湖西，在高岛三尾崎附近战败。水陆追击继续，石村石楯俘获并斩杀仲麻吕，记载把这件事系于日本历764年九月十八日。盐烧王及约三十四名亲属、追随者也被杀。

爱发关的准确地点仍有争议，研究所提候选地分布在琵琶湖与越前之间的不同道路及交会处。追逐、封路和败退的次序，比现代地图上的某一确切坐标更有把握。

11 清洗与官修记载｜764年以后

仲麻吕败亡后，孝谦以称德天皇之号复位，淳仁被废黜、降格，流放濑户内海的淡路岛。仲麻吕一方的官员被剥夺官位，传世木简还记有把其党人从名籍中除去的处分。“除名”会影响受认可的身份、晋升与行政资格。仲麻吕以叛臣身份进入官修史书，既有武装反抗的事实依据，也反映胜利政权的判断。764年以前形成的文书，仍保存着他获政府认可时的官职和政策工作。

797年完成的官修史书《续日本纪》记载，淳仁765年试图越过围墙逃走，被阻拦带回，第二天死去。书中没有交代死因，不能据此确定他因病死亡或遭人杀害。

1 藤原南家内部的竞争｜706—737

仲麻吕706年出生，是藤原武智麻吕与阿倍氏女子所生的次子，哥哥叫丰成。武智麻吕是藤原不比等四子之一，其后裔属于南家；其他几支后裔也在朝廷争取地位。家世给仲麻吕提供了进入官场的支持，但南家还有年长的丰成，朝中又有其他藤原氏支系，他要取得领导地位，须面对家族内外的竞争。

737年，通常认作天花的大疫使武智麻吕及其三个兄弟在数月内全部去世。仲麻吕此时已成年并任官多年，这场疫病改变了他的仕途处境。橘诸兄随后领导太政官，成为高级政务机构的首要大臣，年轻藤原氏官员必须在父辈不再执政的朝廷里寻求晋升。

失去父亲的支持，同时遇到上层职位空缺，仲麻吕此后的上升要靠办事经验与变化中的皇室关系。丰成仍有自己的地位和追随者，南家也没有作为一个完全一致的集团行动。

2 在诸兄政府中积累经验｜725—756

仲麻吕725年以宫廷侍从内舍人入仕，后来任大学允这一与官立大学有关的低级官职。734年升至从五位下，跨入较高的位阶层次；741年任民部卿，处理户籍与收入事务，743年又任参议和左京大夫，参与议政及京城行政。朝廷依据刑律与行政法令运作，仍须由官员把中央规定变为地方簿籍、赋税和劳役；仲麻吕就在这些具体事务中任职。

745年，他任近江守，与京城东北、琵琶湖周边的地方行政发生联系。746年任式部卿，处理礼仪、人事与任官，又受命监督东山道的军事事务。这一行政区域沿内陆交通路线穿过日本东部。仲麻吕的任职经历，由此涉及赋税收入、人事分配和地方军事事务。

这些晋升发生在橘诸兄领导太政官的时候。仲麻吕在官僚等级中仍居诸兄和哥哥丰成之下，丰成并不会因为同属南家就成为弟弟的部属；仲麻吕也没有在大疫后立即取代执政政府。

光明皇后提供了另一种支持。她是仲麻吕的姑母、圣武天皇的妻子，可以给予来自皇室的信任。有皇室联系的学者官员吉备真备在仲麻吕上升期间被调离中枢，结果扩大了仲麻吕的活动空间，却不能单凭结果断定外调由他下令。到756年诸兄退休，仲麻吕已在其政府中积累了行政经验，同时得到光明的信任。

3 太后意旨怎样成为政府命令｜749—757

749年，圣武退位，圣武与光明的女儿孝谦继位。光明成为皇太后，既保有皇室身份，也有自己的人员和资财。资助宗教、举办救济，需要物资、庄园收入，以及与居处之外的官署沟通。新设的紫微中台负责组织这些事务。

仲麻吕升为大纳言，并领导紫微中台。部分太后机构文书由其本身的官员署名，太政官命令则经过担任公职的仲麻吕，以及负责中枢文书的官员。两处任职，使他经常与实施光明项目的官署往来，太后的事务由此进入公共行政程序。

749—757年现存五份注明宣官的太政官文书，都把仲麻吕列为颁行者。这组材料数量不大，不能推出每道命令都由他发布，却显示他反复参与了把决定传给其他官员的环节。光明的项目有其特定优先次序，实施时仍使用政府承认的文书与程序。

757年，仲麻吕取得紫微内相之职，把太后机构领导、大臣地位和军事职责结合起来。这是律令通常官职表之外另设的官职。法律史研究据相关材料复原其广泛军权，但没有完整职掌手册传下来，难以确定每项权限的边界。

光明有独立的皇室权威，也长期从事宗教资助。现存署名不能逐项揭示，究竟由谁首先提出决定。她需要能够使项目经政府实施的官员，仲麻吕则得到实际职责和持续保护，两人的利益在这些工作中彼此支持。

4 谋划被揭发，对手遭清洗｜757

757年，朝廷收到橘诸兄之子奈良麻吕等人谋划政变的告发。记载中的目标包括杀死仲麻吕、撤换已经指定的皇太子大炊王，以及更换君主。逮捕前已有几次告发，支持确有阴谋的判断；但后来供词中的细节，多在暴力审讯之下取得。有人死于拘押，官修史书保存的也是胜利政府的记述，不能把这些供词当作被告一方的独立证言。

后来的赦免记录把受牵连或处罚者计为443人，范围远超过被指参与集结武装者，并不等于443人被处死。一些被告死于刑讯，奈良麻吕本人的命运却不能由这些集体死亡记录稳妥判断。

仲麻吕既是谋划中的攻击目标，也从镇压结果中获益。奈良麻吕的网络被击溃，仲麻吕的哥哥丰成失去官职，被遣往九州北部的行政中心大宰府。这使南家内部另一个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的人也遭到削弱。

处罚还重新分配了财产。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资料记有奈良麻吕被没收的田地，数月后转授东大寺。朝廷在应对威胁的同时，也摧毁对手联系、转移其资源。确有谋划，并不能使取得证词时的暴力失去意义；刑讯和广泛清洗本来就是这件事的一部分。

5 大炊王、田村第与惠美家特权｜757—760

大炊王娶了仲麻吕亡子的遗孀，并住在仲麻吕的田村第。这些家庭联系早于757年立太子；立太子又早于同年奈良麻吕案，谋划要撤换的是已指定的继承人。宫殿改建期间，孝谦和新太子也住到田村第，使大臣的家庭与在位天皇及继承人异常接近。

758年，孝谦退位，大炊继位为淳仁。仲麻吕获赐惠美姓氏及押胜之名，并得到铸钱、出借稻谷和在公共行政中使用家印的特权，其家族能够承办通常与政府联系的事务。官署也改用仿唐名称，日常工作则继续通过原有的日本行政程序进行。

760年，仲麻吕升为大师，即太政大臣改用的官名，位于大臣体系顶端。官职决定他在政府中的职责与位置，个人位阶则另有升叙。

淳仁很大程度依靠仲麻吕安排的人员与施政项目，自己的家庭也与大臣交织在一起。但他仍在位，继续办理帝王事务。依赖支持自己登位的大臣，并不取消天皇的正式权威，也不证明每项决定都来自仲麻吕。

这一联盟把仲麻吕与在位天皇结合起来，淳仁却是由后来退位的孝谦选定。孝谦退位后仍保有皇室地位；一旦两位君主争论各自的政务权限，仲麻吕与淳仁的紧密联系，也会让他更难置身冲突之外。

6 减轻课役，查问民苦与隐田｜757—760

仲麻吕上升期间形成的施政项目，早于淳仁继位。757年，朝廷调整男子承担课役的年龄类别，延后部分青年承担完整成人义务的时间，又把每年向国家提供劳役的法定上限从六十日降为三十日。它改变的是一项规定的义务，并非整个赋税体系；每户实际供役多少，不能仅由法定上限推定。

758年初，使者分赴各行政交通区域调查民间困难。西部使团向大宰府交办了二十九项问题，记载的是报告及处理命令，并没有逐项证明二十九个问题已解决。同年，国司任期由四年延为六年，任职三年后考察，以检查官员表现。

较长任期可以使国司熟悉地方，也可能加强其地方追随关系。木本好信研究调查使者的人选，指出其中有仲麻吕及其同僚的亲属。派遣调查者除了宣示的查问任务，也具有吸纳、培养政治人员的作用；现存报告还不能证明各地取得相同成效。

759年末，朝廷得知本州东部的武藏和西部的备中有未登记田地，760年进一步扩大调查。隐田影响收入，也使仍在名籍内纳税的人户承担不均。仲麻吕领导的政府一面减轻若干规定负担，一面试图恢复可靠的田地与赋税资料。

757年，政府施行养老律令；759年又命九州的大宰府准备远征朝鲜半岛的新罗，侵攻最终没有发生。这些决定来自君主、议政大臣与具体执行官署，不能全看作仲麻吕个人的创意。他集中取得的职位，仍使他对施政与人员安排有很大影响。

7 支持者去世，官职仍在｜760—762

光明760年去世，仲麻吕保有资深官位、同僚与淳仁朝的政府，却失去授权他承担特殊太后机构职责的皇室人物。762年升至最高个人位阶，也无法恢复这一保护。机构可以留下人员与文书，特定两人之间的支持关系却不能靠保存旧程序重新建立，仲麻吕于是更加依靠淳仁。

光明同时是仲麻吕的姑母、圣武遗孀、孝谦母亲，以及淳仁面对的一位资深皇族。她在世时不能保证各方没有分歧，却让这些家庭有共同的联系。她去世以后，仲麻吕更多依赖淳仁，孝谦作为前任天皇、圣武之女的地位则仍独立于仲麻吕。

有经验的办事人员也相继离去。石川年足曾负责在仲麻吕与太政官之间传递、处理命令，762年去世。官署和程序可以继续，熟悉彼此、使几个机构顺利协作的人却已不在。

光明死后并没有立即发生叛乱，仲麻吕的高官与惠美特权仍在。但在两位君主公开争论权限的两年前，他已失去重要支持者；同样的官职，此后要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运作。

8 两位君主与道镜的上升｜762—763

762年，孝谦与淳仁公开决裂，迁居京城附近的尼寺法华寺。她指责淳仁不孝，宣布重大政务与赏罚由自己掌握，淳仁处理一般事务。出家、分居，并不表示退出政务。她是圣武与光明之女，曾选择淳仁为继承者，又保有自己的机构与追随者。

“大事”与“常事”的区别没有提供明确的命令边界。淳仁的大臣继续处理政务，孝谦却声称掌握决定官员地位的任免与处罚权。仲麻吕与淳仁正在运作的政府紧密相连，淳仁政府认可的一道指示，可能因孝谦主张保留相应权限而受到挑战。

印章认证命令，驿铃使持有者能够征用官府驿站的马匹，两方使用的仍是同一批官员及交通通信网络。地方官可能先收到淳仁大臣的指示，又被告知所涉事项属于孝谦掌握的重大政务。争论由此不仅存在于皇室名分，也影响命令怎样实施。

762年孝谦患病，僧人道镜在旁服侍。当年十二月借给他屏风的记录，使他在这一机构的物资供给中有了具体位置。763年，他升为少僧都，成为监督僧侣的高级僧官，材料又将他与有组织的写经工作联系起来。宗教服务逐渐为道镜带来位阶和参与行政事务的机会。

道镜能接近孝谦，格外重要，因为她宣称掌握重大任官与处罚权。两人有性关系的说法没有可靠证据支持，但这不影响任官与写经工作本身已有记录。仲麻吕之外，围绕孝谦运作的另一条任官与行政途径正在形成。

9 谁掌握驿铃与印章？｜764

764年，仲麻吕取得涉及四畿内、三关和近江等邻近各国的军事委任，既可依法征集人员，又能接近武装行动所需的道路与军力。高丘比良麻吕和大津大浦向孝谦一方报告其准备活动；在仲麻吕稳固掌握这些指挥凭证之前，冲突已进入危机。

日本历九月十一日，孝谦派人从淳仁所在处收回印章和驿铃。仲麻吕之子训儒麻吕拦截来人，一度夺回或试图夺回这些凭证，随后被孝谦军杀死。政务指挥权的争夺已演变为武装冲突，并使仲麻吕失去一个儿子。

孝谦下令剥夺仲麻吕的惠美之名、位阶、官职和庄园，直接打击他要求官员服从所依靠的公认身份。剥夺与武装回应发生在危机之中，并非等最后战败才施加的处罚。

正仓院保存着当天大刀、弓、甲与箭具等出库的清单，显示库藏兵器被投入应对危机。清单并非全部参战者及武器的名册，也没有证明仲麻吕领到这些兵器。指挥凭证遭争夺，正式官职被剥夺，仲麻吕转而逃亡、动员人员。

10 北逃道路逐一受阻｜764年九月

仲麻吕带亲属、武装追随者和盐烧王离开京畿，淳仁没有随行。官修记述将盐烧王视为另一位天皇候选者，其选择是否自主、拥立仪式究竟怎样，仍不明确。仲麻吕试图以另一位皇族人物建立新的指挥中心。

他们先往近江，仲麻吕过去曾在此任国司。孝谦一方的军队沿田原道先到，在仲麻吕渡河前往近江国府以前烧毁濑田桥。他所寻求的地方行政据点位于河对岸，渡口被截断，只能改变方向。

仲麻吕沿琵琶湖向北，想进入本州日本海一侧的越前，儿子辛加知正在那里任国司。朝廷军却先到越前，将辛加知杀死，又控制北方道路上的爱发关。仲麻吕派人强行入关，未能成功。

乘船前往湖泊北岸也被逆风阻断，随后走山路的尝试再次失败，一行人退回湖西。预期中的地方盟友已经死亡，关隘关闭，追兵又截住余下路线；几次改变方向，没有使他们找到可以重新组织的据点。

史料与地理：爱发关尚未确定的地点

爱发关的位置影响怎样复原这次逃亡。馆野和己在2006年整理的解释包括西侧进路、与盐津道路交会处、更西边白谷道路附近，以及进路进入平原的地点。馆野又提出，若狭通往越前的关附近可能有大关，直接从湖区北上的道口附近另有小关。这些假说把设施放在不同道路上，尚未由发掘确定。可以讲清被截断的路线与追逐次序，却不能把某一现代坐标当作已确认关址。

仲麻吕一行在高岛三尾崎附近战败，追兵随后从水陆两面继续追击。石村石楯俘获并斩杀仲麻吕，记载将其系于日本历764年九月十八日。盐烧王及约三十四名亲属、追随者也被杀。材料不能说明每个随行者具有同样责任，也没有留下可信的仲麻吕临终话语。

11 名籍被除去，文书仍留下｜764年以后

仲麻吕败亡后，孝谦以称德天皇之号复位，朝廷首先通过控制人员安排来稳定新局面。仲麻吕的同僚遭免职、贬官、流放，或以其他方式失去地位。其后留下的一枚行政木简，以简短文字记有将其党人除名的指示，显示处罚还通过办事人员和名册进行。

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对木简的说明，将除名与法律所规定六年失去位阶及功劳资格的制度联系起来。这是用制度解释木简用语，并不等于已查明每个党人都各自获判六年。名籍上的处分影响官员此后的资格，具有具体行政后果。

较早的命令、账目、财产转移及任命文书，仍保存仲麻吕原来的名号。一个人可以失去当前名籍中的资格，却不因此从所有档案消失。处罚文书给他定下身份，叛乱前的文书则保留了同一个国家仍承认他权威时所做的事。

史料限度：淳仁第二天为何去世？

淳仁被废黜，流放到濑户内海的淡路岛。《续日本纪》记载，他765年越过围墙企图逃走，被阻拦带回，第二天死亡。书中没有说明死因。这一经过引起怀疑，却不足以确证有人将他杀害。

《续日本纪》在桓武朝于797年完成，距离仲麻吕败亡已有三十多年。他武装反抗、拥立另一皇族的行动，支持了书中的叛乱定性；这一结局却不能使早先获政府承认的任命、命令与政策工作失去意义。

757年的镇压使用刑讯，并展开广泛清洗；仲麻吕集中官职和特权，又让家族与公共权力异常接近。764年的反抗使亲属和追随者身陷死亡。曾经由他协调运作的政府，在公认命令改由对手发出以后，仍能动员官员、军力和名籍制度，转而对付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