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藤原仲麻吕之乱

764年，藤原仲麻吕与退位天皇孝谦相争，权势逐渐衰退，于是试图调集军队。他曾帮助淳仁在758年即位，并担任朝廷最高的大臣职务。孝谦则已宣布重大政事由自己掌管，此时也有官员与军队准备为她效力。

争夺首先围绕命令及发布命令所需的凭证展开。孝谦派人从淳仁一方取走驿铃和印玺，仲麻吕之子试图夺回，遭到杀害。仲麻吕被剥夺官职与身份，携太政官印逃走。孝谦的政府随即告知北方诸国，不得服从盖有这枚被盗印章的文书。

仲麻吕经宇治逃向近江，希望到达儿子担任国司的越前。效忠孝谦的军队走另一条路，抢先烧毁濑田桥，仲麻吕只得转向琵琶湖西岸。另一路军队已赶到越前，杀死他的儿子，并封锁爱发关。仲麻吕拥立盐烧王为天皇，却没能据此在北方建立稳固的据点。

他试图乘船北上，遭遇逆风，改走陆路也被截住。仲麻吕军退向南方，在高岛一带的三尾崎附近与追兵交战。孝谦一方得到援军，击败了他们。仲麻吕试图乘船逃走时被擒，与家人一同遇害。这段经过来自胜方立场的《续日本纪》。

次月，淳仁被废黜，送往淡路；孝谦再次即位，成为称德天皇。此后，道镜在她支持下获得异乎寻常的高位，战事则由多位官员分头参与。孝谦阵营中既有其他藤原氏成员，也有出自别的家族的官员，仲麻吕失败后，藤原氏并未全族失势。

1. 两处发号施令的中心

藤原仲麻吕与皇太后光明关系密切，又支持大炊王在758年即位为淳仁天皇，借此步步高升。他获赐姓名惠美押胜，760年升任太师，这是当时仿照唐制、用于最高大臣职务的名称。他能影响官员任命、皇室事务和军事行政。

760年，光明去世。退位后的孝谦仍积极参与政治，越来越公开地挑战仲麻吕与淳仁。762年，她宣布重大政事与赏罚由自己负责，日常事务交给在位天皇。曾在她患病时照料她的僧人道镜，也获得了她的信任。

官员必须判断该执行谁的命令。地方军队、驿铃、印章和文书能否用于调兵，都取决于人们是否认可发令者。仲麻吕的亲族在地方任官，使他有可能在都城之外获得支持，尤其是越前。

764年，仲麻吕获得督管军事的职务，并试图扩大自己可以调动的兵力。官员将他的行动报告给孝谦。冲突先从行政上的军事准备开始，随后才演变为出逃和一连串战斗。

两方各有所凭。淳仁在位，仲麻吕主持了相当一部分政务；孝谦则凭借自己曾经在位的经历，以及在皇室中继承的权威。762年的宣言提出了政务划分，朝廷中是否人人接受，尚不能据此确定。官员执行一方的命令，日后可能受到另一方指控。道镜能直接接触孝谦，也使他在任官与发令的争夺中占有位置。

军事准备让这种分歧显露出来。《续日本纪》记载，仲麻吕扩大了督管职务所辖的兵力，并以太政官印发布指令。担任高级文书职务的高丘比良麻吕将此事报告出去。这部史书对仲麻吕意图的描述出自敌对立场，但仍交代了孝谦一方如何得知行动：命令经过一位官员之手，而这位官员没有替仲麻吕保密。

2. 印章、驿铃与逃向近江的道路

孝谦命支持者从淳仁一方取走驿铃与印玺。这些凭证关系到官员出行及命令的授权。仲麻吕之子训儒麻吕试图夺回，遭到杀害。孝谦剥夺仲麻吕的官职与特权，将政府内部的争夺定为叛乱。

仲麻吕出逃时带走了太政官印，它与先前被取走的驿铃、印玺并非同一件东西。孝谦的政府命北方诸国，不得服从盖有这枚被盗印章的文书。地方官员因此收到明确否定仲麻吕命令的指示，须判断该听从哪一方。

仲麻吕经宇治逃向近江。孝谦一方的将领走田原道，在他到达前烧毁濑田桥，截断了通往琵琶湖东岸的一处重要通道。仲麻吕于是转向西岸，仍想前往儿子任国司的越前。

孝谦一方抢先到达越前，杀死仲麻吕之子，封锁爱发关。仲麻吕拥立盐烧王，与孝谦一方对抗。有了皇族人选和印章，他可以为自己一方的命令提出依据，却仍无法重新打通前往地方据点的道路。

乘船北上的尝试因逆风失败，改走陆路也被截住，仲麻吕军被迫向南退至高岛一带的三尾崎。他们在那里与追兵交战，藤原藏下麻吕率援军赶到，帮助孝谦一方取胜。吉备真备等官员也提供了军事建议。

仲麻吕军溃败，他试图乘船逃走，却被擒获，与妻子及其他家人一同被杀。这些细节出自《续日本纪》及后来的宫廷记录。具体的路线与命令交代了他怎样一步步失去退路，最终战败。

3. 孝谦再次即位

仲麻吕失败后，失去了对政府与军队资源的控制。他拥立的盐烧王也死去。胜方奖赏忠于自己的官员，将败方成员免职或予以惩罚。现存记载未能说明这些人的每一位亲族是否承担了相同的角色。

战斗结束后，淳仁天皇的处置仍是另一个问题。764年旧历十月，他被废黜，在警卫押送下前往淡路。孝谦再次即位，成为称德天皇，重新兼有在位天皇的职位与退位时已掌握的权力。

官员受到怎样的处置，与各自的关系和行动有关。仲麻吕之兄丰成此前被免职，此时恢复为右大臣；藏下麻吕则曾在孝谦一方作战。同属藤原氏，立场和结局也各不相同。

连年旱灾与歉收之中，战争又增加了百姓的困苦。战后一道命令以饥荒和军事动员为由，免除当年的租。这承认了百姓遭受的损失，却没有记下全国准确的战斗伤亡，也未能说明各种负担是否都已消除。

即使仲麻吕的直系家人，也受到不同处置。史书记载，他的第六子刷雄获免死刑，流放隐岐，并将这一例外归因于刷雄此前修习佛教。这个理由来自胜方的记录，所能交代的是刷雄一人的处置。

政府还下令恢复仲麻吕任内改动之前的官名，公开撤去了他留下的行政印记。官员、地方官署和太政官继续运作。仲麻吕失去了控制，官职名称也被改回，两派此前借以行动的机构则仍然存在。

764年的处置并未结束淳仁的幽居。《续日本纪》记载，765年他试图离开淡路的住处，被地方官员的军队截住，次日死亡。其具体医学死因未得到独立证实。淳仁失位后处于看守之下，境遇与孝谦此前仍能参与政治的退位生活大不相同。

4. 大臣权势的限度

称德获胜后，得以任命新官员，并支持宗教工程。战后的764年，道镜被任命为大臣禅师，765年成为太政大臣禅师，766年获法王称号。这些特殊地位来自称德的支持；军中各项行动仍由不同人物负责，道镜也未因此取得世袭的皇位继承资格。

驿铃与印玺被夺，仲麻吕又携太政官印出逃，两方的争夺说明了命令如何生效：官员必须认可并传递它，盖印只是其中一环。撤销命令、任免地方官员，以及控制渡口，都影响了哪一方能调动政府机构。

战后也有宗教纪念工程。称德命人制作的一百万座小塔，内置佛教陀罗尼，于770年完成并分送寺院。它们是叛乱之后的宗教回应。

皇位继承的问题此后延续到769年的宇佐八幡神谕事件，以及770年称德去世时的继位。这两件事各有背景。764年，仲麻吕失败改变了掌权者的组合，朝廷、地方行政，以及确定合法继承人的需要则仍然存在。

道镜首次获得上述任命时，孝谦公开解释，受戒不妨碍自己治理国家，处于这种身份的天皇也可以任用出家的大臣。她以此说明这项特殊任命的理由。朝廷中是否人人认可，尚无定论；道镜后来的升迁和继位争议，在764年也尚未成为必然的结局。

淳仁的名号则要到千年之后才有变化。“淳仁”是1870年追赠的谥号。在此之前，记录多用他被废或幽居淡路的境遇称呼他，《续日本纪》便称他为废帝。今日使用熟悉的“淳仁”，容易辨认人物；当年的胜方朝廷却已将他贬为被废的天皇。相隔一千多年后的追谥，是另一次对其身份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