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镰仓覆亡后的建武政权

1333年镰仓幕府覆亡，后醍醐回到京都，推翻光严朝廷的任命、废除摄政关白职位，以自身权力主持战后安排。获胜武士、公卿家庭、寺院、原有权利持有者，分别要求确认不同权利。

起初，每项土地权利都须取得天皇个别确认，申请者因而涌向京都。政府很快放宽，允许地方确认当前占有，同时恢复记录所，设恩赏方、杂诉决断所，以武者所维护宫廷治安。旧政府的人员、惯例，帮助新机构运作。

地方信息、执行仍不可缺。1335年信浓Kurashina庄园的一份指令，记下Jōkōji寺代表未到杂诉决断所。决断所因此无法判案，命地方军事官署调查。程序虽在运作，却依赖地方合作。

皇子、将领在镰仓、陆奥设地方政府。尊氏获得官位、土地，也维持自己的追随者。重建宫殿、分派役务，又使政府需要更多资源。同时代《二条河原落书》讽刺伪造诏令、奔走请愿、身份骤变等现象。

1335年中先代之乱，使尊氏有机会出征东部、取得根据地。他收复镰仓后自行奖赏部下，拒绝天皇召回，战争随之发生。至1336年末，后醍醐、足利各维持朝廷。留存诏令、诉讼指令记录了一次真实的政府重组尝试，联盟破裂，使政府未能维持各方共同认可的统治中心。

1. 胜利之后，官职与土地仍待安排

1333年推翻镰仓的行动，将武士、天皇支持者联合起来，却未解决官职、土地要求。后醍醐以获胜天皇身份回到京都，公卿家庭要求确认地位，军事追随者寻求权利确认、奖赏，寺院则维护庄园收入、管辖权。

天皇推翻光严朝廷的任命、废除摄政关白职位，以天皇权力为战后行政中心。“纶旨”由官员代天皇传达决定，但申请者各自援引现有占有、赐予、军事功劳等不同根据。

后醍醐起初要求土地权利逐一取得天皇确认，1333年便放宽，允许地方确认当前占有。政府随实际办理调整程序，并未始终要求每项土地权利都重新呈报京都，由天皇亲自裁决。

一份留存纶旨确认了Terada Norinaga在播磨的当前占有。其家族又与东寺争夺矢野庄权益。天皇的认可可以加强申请者的地位，却未因此解决所有相互竞争的土地权利。

后醍醐使用的机构，各有历史。记录所在起兵前已为其亲政服务，朝廷、院政也曾用相关机构调查诉求，镰仓则另有武士诉讼程序。新政权既雇用公卿，也使用原幕府行政人员。受理请愿、查先例、制作文书，须由有经验者承担。

恢复旧权利、奖赏新支持者，可能指向不同的人。没收的北条领地可用作奖赏，旧产权持有者、当地占有者、继承人，却仍主张战前形成的权利。Terada文书确认当前控制，并未解决寺院相反的主张。因此裁决须说明认可何种权利，土地上的不同权益无法都作为一块完整土地的所有权处理。

2. 官署受理诉讼，地方调查与执行

政府恢复记录所，设恩赏方、杂诉决断所，以武者所维护宫廷附近治安。公卿、武士、旧行政人员共同办事，不同机构分担任务，最终权威仍归于天皇。

诉讼须有当事人、文书，以及取得地方信息的途径。1335年，Jōkōji寺代表未到庭，杂诉决断所无法决定Kurashina庄园争议，便命信浓守护官署调查、报告。缺席使案件延误，转交地方调查，则是下一道办理程序。

地方政府也使用武士行政惯例。北畠显家陪同义良亲王前往陆奥，足利直义陪同成良亲王前往镰仓，将皇子与地方军事网络相连。他们须在远离京都之处实际治理。

政府1334年宣布重建宫殿、分派收入供工程使用。同时代讽刺诗嘲弄携文书奔走的请愿者、伪诏令、骤然升迁，留下尖锐批评。诗歌选取弊病讽刺，未记录全部判决，也未代表每个人的意见。

各机构的分工逐步发展。一般土地诉讼转归杂诉决断所后，涉及寺院、权势家族的重要案件仍由记录所处理。恩赏方评定奖赏，武者所组织在天皇附近服役的武士，各司不同事务。

Kurashina争议在缺席审理之前已有过程。1334年六月，Jōkōji寺庄园代理人控诉当地掌有部分地头权益的人，扣留寺院应收款。杂诉决断所命信浓守护官署调查、制止被控者，1335年又在寺院代表未出庭后要求报告。收诉、发调查令、传唤、取得信息，是不同步骤；留存说明未确认初令执行，也未交代最终结果。

家庭继承也使事务复杂。原有武士法律允许女儿接受赐予、寡妇持有丈夫转让的土地，同时规定某些赐予可撤回，或附有条件；旁支也能在主要继承人以外保有权益。新赏赐因此须考虑早先转让、家族主张、寺院权利，迅速奖赏也可能引发新争议。这些属于理解诉讼的法律背景，未留下建武某位寡妇具体到庭的记录。

行政费用超出诉讼文书本身。申请者、追随者留在京都求确认，须有生活供给，宫殿工程又征收收入、劳役。《二条河原落书》还抱怨房屋被占、前一年火灾改变的地块上仍有未完建筑。这些细节记录具体处境中的指控，未构成迁离居民的全面统计。

3. 尊氏建立另一个军事中心

尊氏、义贞、正成等武士都取得官职、土地，政权确曾奖赏武士。问题还在于，哪一种权力有资格确认功劳、财产，以及地方是否配合执行。

护良亲王与足利争夺军事影响。他1334年被捕，拘禁于镰仓，天皇一方由此少了一名活跃的军事领袖。1335年，北条时行起兵，迫使直义撤离，将尊氏引向东部。收复镰仓后，尊氏便有机会独立奖赏部下。

天皇命他归来，未能恢复控制。新田义贞率军讨伐，双方在箱根、竹之下交战。尊氏先占京都，又退九州，湊川战后重返京都，建武政权核心的军事联盟由此破裂。

到1336年末，后醍醐离京赴吉野，京都则由足利支持的天皇统治，维持一个战后天皇中心的尝试结束。朝廷机构、支持者分属两方，先前诏令、任命并未全部消失。

尊氏独立奖赏，为武士提供另一条凭功劳取得认可的途径：可以申请由镰仓指挥网络支持的足利文书。义贞、正成仍为后醍醐作战，北畠家族的领袖则通过陆奥的地方组织，为天皇一方提供支持。这些部队、任命各不相同。不同网络不再接受同一套军事授权、奖赏程序，联盟因而破裂；武士并非同时一律拒绝朝廷统治。

4. 短暂政权留下的文书与人员

杂诉决断所留下的指令，记录短暂政权怎样办事：传唤当事人，确认未出庭，再向地方军事官署取信息。拥有既定权益的各方是否合作、落实命令，决定了政府的权力能够及于何处。

Terada家族在与东寺争夺失败之后，其文书进入东寺；其中一份天皇确认书后来经收藏者流转，进入皇室档案。1333年发给当事人的纶旨，随着政治形势变化，有了不同的保管经历。

足利领导人面对许多同样难题。1336年《建武式目》提出治理建议，包括首都治安、战时被占住房、公平裁决、适当地方官员；它与1232年的审判法典是不同纲领。有经验的法律人员，也跨越了政权变更。

后世既赞颂，也谴责建武新政。1934年，皇室博物馆以展览纪念建武改元六百年，目录记录了近代纪念活动。十四世纪行政的具体任命、政策调整、案件，则另有当时文书可查。

法务顾问Zeen连接了两届政府。他在建武杂诉决断所工作，后来参与足利纲领拟定。经验随统治者变化延续，首都裁决如何落实为地方占有，也仍是问题。《建武式目》关注地方官员、司法程序，在新的军事领导下继续处理这一难题。

建武留下的不只是失败评价。文书可被援引、继承，也可能交给获胜的对手，或保存供后人阅读；机构在处理诉求时调整政策，对立朝廷又继承人员、文件、争议权利。恢复天皇主导，改变了授权来源，但裁决仍须依赖有自身权益的家庭、寺院、地方官员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