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73年征兵令：地方官署如何招募士兵

1873年1月颁布的征兵令，意在建立招募范围超出世袭武士家庭的国家军队。政府此前公告批评军人、农民、商人相互分离，将服兵役称为对国家的义务。

地方官员确认二十岁男子的身份，审查资格，安排检查、选拔。入选者服现役三年，此后在紧急情况下仍须应召。特定官员、学生、户主可免役，缴纳270日元也能免服现役。政府虽宣称全民义务，规定却使一些家庭、有钱者免于入伍。

征募依赖地方记录。1874年今保村的一份表格，由家长向副村长申报儿子出生日期、年龄。军队、地方官员编制候选及免役名册。各地并非同时开始：大阪地区1873年准备记录，1874年才招募步兵、炮兵。

抵抗有不同原因。公告用“血税”比喻兵役，一些地方误以为真的要抽血。但1873年3月神内村留下的供述，显示村民怀疑收取免役费的官员是骗子。飞驒地方负责人用更平实的话解释，服役费用由政府支付，入伍也不等于立即上战场。

男子须向官员证明年龄、健康、家庭地位，入伍又可能使家里失去一名劳力。全国兵役制经由这些决定、反复修订逐步落实，为中央军队提供兵员、记录；最初的免役条件、各地实施时间，使负担并不均等。

1. 废藩后的军队与招募

废藩以后，政府希望通过国家机构招募、指挥军队。御亲兵仍主要依靠特定诸藩出身的兵力，要把招募扩大到武士家庭之外，就须另有办法确认、登记士兵。

政府先行公告援引古代军事安排、外国实例，批评武士与农民、商人之间的世袭区分，把服役解释为更广泛的国家义务，以此说明改变征募方式的理由。

地方行政提供必要记录。选兵之前，官员须知道年龄、住处、家庭地位，确认谁是户主、继承人，名册上的男子是否符合免役条件。家庭身份由此直接影响军事决定。

新义务还须向民众解释。部分读者难懂公文用语，“血税”又引起令人惊恐的误解。飞驒地方负责人写成较平易的说明。军队需要受训人员，招募过程同时也包括解释义务、确认家庭资格。

山县有朋从欧洲归国后，与西乡从道等同僚提出建议，希望参照欧美列强加强日本军力。此后的征兵令制定，也与他的海外军事规划有关，但当地招募仍须通过日本地方官署、家庭类别办理，并非照搬一套完整外国制度。

农商家庭在纳税之外，又须面对合格儿子可能离家服役的要求。政府反对武士、平民分离，既是为扩大兵源，也要求习惯民间职业的家庭证明家人是否须入伍。解释义务、核实资格，都是改革的实际工作。

2. 名册、检查、抽签与免役

征兵令1873年1月10日颁布。符合资格的二十岁男子接受检查、选拔，其中包括抽签，服现役三年。规定另登记十七至四十岁男子，承担更广泛的国民军事义务；这一登记不等于立刻进入兵营。

特定官员、学生、户主及其他家庭身份可获免役，缴纳270日元也可免服现役。所以，是否真正服役，还取决于资格、选拔与免役规定。

招募官员、医务人员与地方官合作设置临时征募所，编制候选、免役名册，记录检查、选拔结果，将资料送交陆军省、镇台。入选者随后由地方负责人护送至部队。

各地时间不同。大阪地区1873年编制名册，1874年开始征募步兵、炮兵。1873年调查合格男子的指令，还明说登记并非立即召集，资料准备与实际入伍是两个步骤。

今保村1874年的表格，记录家长申报儿子出生日期、计算年龄，加盖印章，交给列明姓名的副村长。家庭成员因此与办理国民兵役的官员建立联系。

村民并非全都接受。神内村有人怀疑官员骗取免役费，动员起来反对。飞驒的Ōmae Kurō等地方负责人，则解释政府承担服役费用，入伍与立即参战不同。各社区的不安各有原因，抵抗、解释也针对不同疑虑。

家庭类别提供了争取免役的办法。富田林记录的一宗收养提案，引起相关男子是否真为户主的争议。后来确认他此前已继承另立的家庭，姓名才进入免役名册。后续修订收紧规定，官员再与户籍核对。收养、分家会影响资格，但记载中的个别安排，未说明所有收养都是逃避兵役。

现役结束以后，还须承担后备义务。最初制度的四年后备役分为前后两个各两年的类别，服役既意味着第一次离家，也可能日后再次召回。十七至四十岁名册所涉及的义务，比立即入伍更广。

3. 不均等的资格与武士身份变化

政府通过府县、村庄官署，从普通家庭征募士兵。登记姓名以后，官员审核资格，进行体检、选拔，才能决定入伍。军队通过这一系列行政手续获得兵员。

初期免役规定使这条途径受到限制。家庭地位可决定儿子能否留家，金钱又提供免服现役的办法，同一种国家义务，因身份、财力而有不同负担。

1873年Ebitani村报告将两名二十岁男子列为继承人。其中一名本为次子，但哥哥已另立家庭，因此成为继承人。这份地方报告说明了具体资格，未记录所有家庭都采取同样办法。

原规定为士兵提供薪饷、其他供给，有能力者还可获选继续训练、晋升。军职开始由国家规则安排，不再只取决于是否世代担任某位领主的家臣。

名册上有姓名，也可能因免役、检查未过或未被选中而不服现役。反之，合格入选者须服役三年，家庭希望保留他的劳力，也不能据此让他留家。薪饷、口粮用于规定的军事需要，入伍不是自愿决定，各家庭损失是否都获补偿，资料未逐一交代。

政府还通过其他措施，继续消除武士身份与平民身份之间的区别。1876年秩禄处分以债券代替世袭俸禄，禁佩刀令限制公开佩刀这种武士身份标志，但按规定着礼服或穿制服服役者仍有例外。这些属于1876年措施，并非1873年征兵令条文。世袭身份、收入、公开佩武器的权利，与国家规则下的军职逐渐分离；维新支持者、原有反对者都受到影响。

4. 家庭、服役后果与持续的征兵事务

1873年以后，地方官署继续办理军事资格。村吏后来的日记抱怨收养、分家、付费问题不断有人询问，并强调不能变通规定。家庭资料须反复与军事规则核对。

1878年，富田林出身的士兵Tatsujirō因脚气病住院，后来去世。部队询问家属是否接回遗体，父亲呈请运回家乡办葬礼。征募之后，军队通知、家属申请仍把地方官、亲属与军队联系起来。文书未说明他离家期间由哪些女性、年长亲属承担各项事务，也未确认他的经历是否代表全体新兵。

制度继续扩大、修订。征募名册、免役决定、日后召集，长期连接地方官署与军队。最初免役条件、各地时间表只适用于当时，后来兵役及殖民地另行实施的安排须分别对待。

父母申报年龄，官员决定资格，军队接收候选者，家庭记录由此成为国家要求具体男子服役的依据。征募超出世袭身份，同时给免役机会不同的家庭带来新义务。

家庭须让出生、继承、收养的说明获得官员承认，官员又比对户籍、后续规定。因此，扩大兵源也带来档案、争执，以及地方官员确认资格的权力。同样的国家义务，因财力、家庭地位而使各家处境不同。军队以统一训练、指挥为目标，这些地方记录主要留下征募、免役、家属后果，对各地士兵归家后的生活习惯则未有同样充分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