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葡萄牙船禁令与德川海上管制

1639年，德川政府以违禁基督教活动、境内信徒获得支持为由，禁止葡萄牙船来航。此前1630年代已有一系列限制，新禁令切断了与传教士相联系的商业航路，保留政府能够许可、监督的渠道。

1633年的指令同时规定旅行许可、搜查基督教徒及贸易手续，限制海外日本居民返国，最初尚允许部分人经调查后例外返回。1635年，日本人出海、返国普遍被禁。1636年，长崎商人建成出岛，将已经在当地贸易的葡萄牙居民集中居住。

葡萄牙人被逐后，出岛空置，直到1641年荷兰商馆从平户迁来。荷兰人接受居住限制、官方监督，以继续贸易。日本译员处理交谈、文书，海外报告经翻译送交官员。中国商人仍使用长崎港，其单独的围设居住区到很久后的1689年才设立。

其他往来各有安排：对马居间接待朝鲜使节，萨摩监督琉球，琉球朝廷则在强制限制下继续对中国的朝贡关系。松前拥有获准的日本人与阿伊努社区贸易专营权。这些路线上的人们，并未接受同一种统治。

贸易带来丝绸、药物等货品，也传递海外消息，但流动仍受许可限制。在海外的日本航海者失去通常的返国机会，外国居民则被限制居所。后来“锁国”的名称，来自志筑忠雄1801年翻译肯普费尔著作中的一部分。十七世纪的实际安排，包括许可、禁令、商业指令，以及各自处理持续接触的机构。

1. 禁教与海事指令

葡萄牙航运将长崎接入亚洲贸易、基督教传教网络。德川政府逐渐禁止基督教活动，同时仍监督海上贸易，向港口官员发出指令，并陆续颁布针对船只、居民的命令。

1633年的新指令同时处理数类事务：管制日本人旅行，要求搜查传教士，并规定进口手续。丝价、分配、商人抵达日期及外国船离港，都由官方指挥。

禁教使海上旅行又添风险。海外日本居民返国可能被处死，不过1633年的文字，允许因不得已原因在外不足五年的部分人，经调查后获准返回。政府区分获准的出行、违禁返国与宗教活动。

1637—1638年的岛原、天草起义加重了官方忧虑。1639年禁令列举基督教渗入、集体抵抗，以及暗中信徒获得物资等问题。这些指控是政府排除葡萄牙航运的理由，各葡萄牙商人是否组织了起义，则未能据此逐一确定。

葡萄牙航路属于更广泛的亚洲贸易，船只、货物经过果阿、马六甲、澳门，日本海外聚居地也将生意、家庭与各港口相连。禁令切断了既有联系：与葡萄牙居民有家庭关系，可能成为被驱逐的理由，海外日本家庭则可能失去返国权。政府把商人、传教士及其相互联系视为安全风险，但这些人并不属于同一个组织。

关于传教活动、敌对外国势力的报告，由特定商人、译员递交官员。荷兰公司自身有在海外缔约、动武的权力，提供有用报告的同时，也是商业、帝国势力竞争的一方。官员从中取得消息，却未掌握欧洲、亚洲事务的全貌。

2. 旅行许可、贸易手续与出岛居民

1633年规定，赴海外的船须有官方授权文书。未经许可的日本乘客面临死刑，船及船主须拘留、报告。官员还要检查船内有无传教士，通过大村安排警戒或拘押。

货单送到江户，但既有贸易可以在答复到达前进行。生丝须确定官方议定价格，再分配给指定商人群体；其他货物则在丝价决定后交易。指令还规定支付期限、商人到达与船只离港的日期。

1635年，更广泛的禁令取代此前旅行许可、有限的返国例外，削弱了日本商人在海外生活所依靠的航海网络。港口官员在船只、旅客到达或试图离港时执行限制。

1636年，25名长崎商人出资修建人工岛出岛，供葡萄牙人居住，使这个外国社区集中于指定的滨水空间。设计者、施工主管是谁，仍不清楚。

1639年命令禁止葡萄牙船抵达，并威胁违禁来航者：船将被毁，船上人员将被处死。出岛失去了最初为之修建的居民。这是禁令所列惩罚，具体每次后来抵达怎样处理，仍须分别看待。

1640年，荷兰人奉命拆毁平户仓库，建筑标出的基督教纪年成为官方借口。商馆长弗朗索瓦·卡隆照办，次年商馆迁到出岛，接受长崎更严格的居住、检查安排。

出岛产权安排也与长崎经济相连。政府提供围护设施、桥梁，25名投资者修建房屋、仓库，分取外国居民的租金，负责维修各自建筑。受管制的贸易场所，由此成为地方家庭的财产、收入，建造、维护滨水设施的劳动也支撑着这种安排，尽管工程负责人的身份仍无法确定。

从平户迁来后，荷兰商馆依赖长崎官员、译员、供应者，人员活动则受限制。岛内还雇用厨师、木匠与亚洲仆役，包括从爪哇带来的人。这是与亚洲航运相连的工作聚落，涉及的人远多于荷兰商人与一名幕府官员。

进入岛内的许可，因性别、职业而不同。后来的告示禁止女性进入，归为游女者除外。获准者可以经营关系、交易，外国商人的许可却不自动扩及家人。1817年商馆长布洛姆霍夫带来妻子、孩子，为家属留居提出的请求未获准，两人被命令离开。这个较晚的例子显示家属限制持续存在，但十九世纪各项细则，仍与1641年的安排有别。

3. 被切断的航路与持续的区域往来

葡萄牙贸易被排除，荷兰、中国贸易则继续。荷兰商馆人员不能自由离开出岛，日本人进入也受管制。政府保留商业，同时限制从事商业的人。

海外日本居民返国受到更严格的限制，禁令前已经跨海经营、生活的企业与家庭也受影响。1636年的措施还按葡萄牙家庭关系分类，驱逐相关人员。

对马宗家继续居间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使团经过对马、濑户内海，沿途诸藩提供住宿、保护；在三之濑，浅野家官员准备接待设施。这些使节往来，在葡萄牙禁令之后仍继续。

萨摩监督琉球，琉球王府维持对中国的朝贡渠道。北方则有1604年授予松前家的文书，把日本人与阿伊努社区的贸易专营权保留给松前，并宣布阿伊努人可自由往来。贸易特权的范围，与幕府直接统治每个社区的权力并不相同。

历史学者将这些不同安排称为长崎、对马、萨摩、松前“四个口岸”，用以描述持续的对外接触；这是分析模型，非十七世纪某道命令、统一外交部门的名称。宗家、岛津家通过自己的官员提供外交、商业知识，长崎译员让政府能够理解贸易交涉与报告。监督往来，仍依赖熟悉各渠道语言、路线、惯例的人。

贸易许可也带来有价值的特权。货物、数量、价格限制，促使商馆长申请更有利的条件。官方交易之外，存在获准的私人货物、秘密销售，但居所限制与违禁乘客面临的惩罚仍有效。原城围攻属于镇压起义的行动，出岛则用于安置获准居留的外国人。两处承担不同功能，也体现了相互联系的管制政策。

4. 货物、海外消息与后来的“锁国”之名

长崎获准的贸易继续以日本出口品换取纺织品、药物等进口货物。官员管制交易，译员联系外国商人、相关机构，商业往来依靠这些中介。

荷兰报告也提供海外消息。译员取得商馆长提供的新闻，加以翻译；签署后的文书经长崎奉行送到江户。官员起初着重了解天主教势力、传教士渗入，后来报告被抄传，读者范围扩及最初少数收件者之外。语言专家影响官员能够读到什么，消息提供者、所问问题，也限制了报告所呈现的情况。商品、情报共用狭窄渠道，普通居民仍不能自由接触外国。

1689年设立的围设居住区，进一步管制中国商人。其他行政安排也随时间变化，1639年禁令只是连续管制中的一环，后来成熟的机构经历数十年才形成。

1801年，志筑忠雄从荷兰文翻译肯普费尔叙述的一部分，题为《锁国论》。这个后来熟悉的词，远晚于家光政府的命令。此前实际运行的是许可、货单规定、居住限制及保留的外交渠道，并未以这个后来的题名作为最初纲领。

货物、知识也通过不断变化的安排流通。荷兰渠道输入丝绸、药物，后来的禁令改变贸易，日本出口由贵金属逐渐转向铜。译员的语言工作支持医学等领域的学习，商馆人员在获准赴江户的旅程中，与感兴趣的读者见面。这些交流在长期许可、居所限制下逐步积累，时间不限于1639年，人们也并非同等享有接触机会。

后来“锁国”成为这个时代的名称，实际情况却同时有使节、贸易渠道，也有迫害、驱逐及对家属、返国者的限制。政府通过报告、专门知识积累海外接触经验，后来面对外国压力时，受到挑战的是长期管理这些接触的条件，并非第一次遇见外部世界。